暴风雨中的羔羊（节选）

《西门坡》这部长篇的出现，的确有惊艳的色彩，小说是以女作家辛格的离婚觉醒为开幕曲的，婚姻法的新规定让平静的生活在模拟财产分割中漏洞百出，辛格要鸣金收兵，转移战场，中止婚姻。于是，鸡飞狗跳的生活开始了，她和丈夫离婚，面临到何处去的问题，回到老家，遭遇了《狡猾的父亲》、《漫长的瞬间》里类似的局面，亲情在现实面前捉襟见肘，到处都是尴尬与偏离。丢掉了属于自己的家，老家无法待下去，无处可去的辛格联系上了比较赏识自己文章的编辑安旭，在安旭建议下，辛格远走耶市。在大都市中遭遇各种生计困难、前夫骚扰，辛格奔波流离，加上安旭背后有意识安排，辛格走到了一个“梦”一样的地方——西门坡。文革的极端化经验在前，经受了奥威尔《1984》、《动物庄园》的文学洗礼之后，当代文学中这样堂而皇之地写一个乌托邦的作品已属凤毛麟角，这种写法要承担诸多写作风险，俗套重复、平庸无奇、虎头蛇尾是最大的暗疾。

西门坡一号有一群奇怪的有故事的女人，她们群居在一起，过着公有制的集体生活，她们组织生产、经营保障财务自由，满足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基本要求，筹划自办教育养育孩子，与世隔绝又藕断丝连，看起来是幸福的桃花源又有不谐之音。西门坡的日常生活有一套规章：个人不得拥有私人财产，不得于异性交往，不得偷窃和破坏共同财产，不得开小灶，不得随意外出，不准拉帮结派，不准烫发、化妆，不得使用通讯工具，不得隐瞒不报违规事件。

西门坡一号主要管理者有三人，庄老太、白老师和安旭，具体分工为管理、财产支持、灵魂引导三位一体。白老师的妈妈和妈咪，两个被男人伤害的女人，她们选择一起生活，用自己的钱建起了这个大院子。白老师在欢迎作家辛格加入西门坡时发表过一次关于西门坡生活的演说。西门坡生活宗旨就是简单、洁净，我们不是被生活抛弃的人，我们是主动抛弃生活的人，这是我们调整心态的密码。西门坡的涵义，不仅仅是房子，还是我们女人的庇护所，她唯一的生命，就是救护困境中的女性，所以说，西门坡一号，是不幸女人的诺亚方舟，是幸运女人的桃花源。和所有类似乌托邦的地方一样，西门坡要解决的是现实的困境，物质和精神，衣食无忧、宁静而充实是终极目标，而且也的确安抚了众多伤痕累累的女人，辛格看到女人们听完白老师的演讲，交换高兴的眼神。

看到乌托邦我们就知道它必将倒塌，连光明的尾巴也被批评为意识形态文学的招数，这也是文学阅读所喂养给我们的一样必备点心，以至成为阅读的前意识。西门坡虽然是弱势者的主动选择，但有群体的地方必然有步调不一致者，最大的不谐之音就是阿玲和小福母子，这也是乌托邦倒塌的一个直接原因。阿玲在入户资金方面有绝对优势，她于是有特权，不用出去卖饭团，也不参加织毛活。她属于白老师所不满意的那种没有把自己清理干净的入户者，在这条道路上走得不专心。她对统一管理者的反抗是我没有钱，没法爱和照顾孩子。阿玲的儿子已经不满足于这所院子，他经常偷跑出去，在外面人的唆使下他要阿玲寄存在西门坡一号的房子。因为房子引发了纠纷，警察出动，西门坡一号被官方定性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非法组织，难以逃离被强行遣散的命运，在最后的关头，主要生意合作伙伴——商人季真落井下石，以做生意的人不希望打官司为借口拒绝伸出援手，趁火打劫剽窃设计专利权。以西门坡一号为世界尽头的女人们选择了自杀，做饭的女人放了砒霜在晚餐里，只有辛格母女和一个有病的女孩因故免遭于难。

关于这个乌托邦一样的地方，在姚鄂梅的笔下就这样和文学史上所有的乌托邦一样，在内部分裂和外部诱惑的双重夹击下土崩瓦解。所不同的是，这个乌托邦不是远离尘埃，而是毗邻世俗，渴望解决的不是思想和历史问题，而是一帮女人的现世生存问题——衣食住行，男人和孩子，就像中国人对宗教的功利化需求一样，要求现世回报，给予药方。作家辛格一直是个旁观者，首先她是一个作家，一个有权力讲述故事的人，对别人的故事和生活好奇胜过一切，她进入西门坡不能否认是基于作家对另一种生活体验、参与的需要。其次她并不是被逼上绝境，她有一技之长，这是心理优势。西门坡的主要人物安旭为辛格留下了一条退路，让她跟西门坡一号若即若离，签订试用期，使得她没有真正走到另外的世界去。旁观者辛格顺利进入，全身而退，于是关于西门坡，就更像是一个白日梦，一个身心憔悴的失家女性做了一场有血有泪的叛逆之梦，梦碎裂之后，她又回到原点上，多了一份集体主义英雄式的感伤，一次贪恋与清醒交加的旧梦重温。对于鸡零狗碎的现实主义的压迫，从叙事上一下子跳到乌托邦是一条终南捷径抑或是可供支持的形象与历史记忆太少？

张中行在《叶圣陶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提到他与叶圣陶谈文章的写法，叶圣陶不只一次地说：“写成文章，在这间房里念，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这个意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张中行先生以为这是作文的高境界，倍加推崇。倘若把这个尺度放置到五四以来的小说行文中，或许又能开启一条颇有趣味的观察小说和作家的路径。小说理论中与此接近的是小说的叙述语调，不过似乎还不能穷尽“念”小说的个中味道。姚鄂梅小说的可辨识性首先就体现在它的叙述语调，我以为她的小说是可以“念”的。从她的近作中随便摘抄出一段来，我们都能“念”出除了故事之外的东西来，比如情绪的疾走阔步，情节的停顿或转念，即使是看似平稳琐细的地方，也往往暗含了飞扬的眼神。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跟她使用的词语音节的搭配，长短句的频率，语速的节奏有关，另一方面也不难体会到作家在面对这些人物和故事时，对时刻维系着生活之维的困境之预感。

1960年代末出生的姚鄂梅，1992年开始文学创作，从出纳、文秘、银行办公室主任、作家几度转换身份，辗转居住在南方的数个城市——宜昌、武汉、南京、上海，游历与转换都潜伏到笔下。与之前的《向天一样高》、《雾落》、《秘密通道》、《在王村》、《罪与囚》等小说中包含的那种混合了理想、敏感、忧伤、荒诞、温暖、关切相比，近期的几篇小说倾向性更强，更极端而尖锐。基本都是中短篇小说，即使是长篇小说，无论是故事的容量还是思想含量，依然在中篇的范围之内，一种文体有时候也是一种潜在的态度，中短篇小说，有时候比一部长篇小说更充分地表现一个时代生活的丰富驳杂，就像巴尔扎克可能陀斯妥协夫斯基更能表现出那个时代的全貌。中短篇小说从各个细节出发，表达出作家各种面向的观察、在头脑中暂时不能明晰的概念、心灵中沉潜的情绪暗流，把一个荒蛮的时代切开一个个口子，深挖下去，直到观察到它的毛细血管，然后撕开伦理的面纱，打破各种笼罩的幻觉，不断用故事碰触情感的极限，告知你须抛弃廉价的抚慰，把七零八落、鸡飞狗跳的日常生活重演一遍给人看。在小说之外，读者容易获得一种体无完肤、破坏一切的快感。

我们再重复一遍狄更斯那段被过度消费了的名言：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被磨砺的感情，经过一番反刍回锅，能否产生更好的小说，永远是无解的话题，不过，耽溺于对人性的显微镜专注的使用，对于家庭社会以外的大问题缺少对话的欲望，容易导致对此类故事的餍足，产生阅读之后的空虚。关注当下的作家，往往难以逃避回答以下两个问题：我们是怎样生活的，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大多数作家都沉浸于第一个问题，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又容易走上主题先行的歧路。存而不议，敬而远之是捷径，尖锐是尖叫性的痛感，不是那种更宽阔意义上的刺痛我们神经的东西的呈现。更宽阔的东西在这个叙事节奏的情绪下，恐怕很难被妥帖地容纳进去，期待她在以后的长篇小说中，在优裕的时空里能带来更多让我们流连的人、物、景。

姚鄂梅早期写过一篇比较有个人印记的小说《单程车票》（《萌芽》1991年第12期），主角是三个时刻都有叛逆冲动女孩。其中一个叫皮啤，她厌倦了和男皮啤到处流浪的生活，想住到无人的神农架去换一种生活方式。但是男皮啤不理解她的感受。姚鄂梅将皮啤比成“暴雨中的羊羔”，表面上是压抑不住的声嘶力竭的喊叫，内心却无比的柔软脆弱，她不能像男性那样一酷到底，她需要休息和依靠。在这个高速发展、残酷竞争、迷失秩序的社会，人们在精神极度紧绷的状态中变得迷失，这个迷失不仅仅表现为文艺范儿的寻找，而且还是普罗大众没有目的的争斗，丛林原则横行。握有叙述权力的作家，不能停留在轻而易举地讲述完整的故事，但无论如何“暴风雨中的羔羊”也许是一个永恒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