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暴力与颓废（3）

——苏童《罂粟之家》中的历史感与美学风格

作者：陈晓明    来源：《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三、父与子：阶级与血缘的错位

小说的中心人物当然是沉草，他是所有的矛盾的聚集体，他就是轴心，是起源，也是结果。正如小说的开头就是他的出生一样，小说的结尾也是他的死亡。这是他的完整一生的故事。他建立起一张关系图谱，那是变异、倒错、嫁接和暴力完成的拼贴图谱：

1.他是刘老侠和翠花花的儿子，刘老侠不是他的生父，却是他名义上的父亲。是爱他如同爱自己未来。

2.他是陈茂偷情的产物，他把陈茂与刘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他亲手枪杀了陈茂。

3.他杀死了痴呆儿演义，他身上也被打上暴力的印记，而且是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这场杀戮改变传统兄弟争斗的酷烈形式，只是演变为一场模仿剧或梦游。

4.他与土匪姜龙有儿时同伴的关系，但那是阶级压迫的一种形式，他引入了阶级对立。

5.他与土改工作组长庐方是同窗好友，在这里，阶级斗争颠覆了一切传统关系，甚至包括同学与友情。

沉草的身上汇集了这么多的关系，一个人物具有如此强大的连接功能，足见苏童的构思很具匠心。而且在篇小说中，沉草这个人物显得如此自然，他所起的连接作用没有给人以任何勉强的感觉，这就显示出苏童把握小说叙事的能力。在所有人物关系中，沉草与陈茂的关系最为内在和致命。这是一种致命的关系，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绝望的关系。陈茂使沉草的地主阶级后裔身份变得不纯粹，他把地主阶级的名份与农村的流氓无产者联系起来。沉草一生都生活在陈茂的阴影中，那是一种弒父的焦虑所折射的阴影。沉草听见那人（陈茂）的声音就浑身奇痒，刘老侠从小就教育沉草把陈茂看成一条狗。他让沉草骑到陈茂的背上，让陈茂爬行，让他装狗叫。奇怪的是陈茂离开刘家大宅还是要回来。沉草看见拉驴的陈茂就像看到一条黑狗的虚影，“太阳升起来了，石磨微微发红，他发现陈茂困顿的表情也仿佛太阳地里的狗。”

确实，沉草在小说中起到贯穿全文的作用，因为通奸的行为，我们看到新一代的地主阶级在中国最后的历史视野中无法抹去他的阶级的和血液的双重耻辱——他的宿命。在这样一种笔墨中，苏童揭示得非常深刻：这个人承受历史和身体的双重压迫，而这两方面对于他来说都是耻辱。作为新生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他受过良好的现代启蒙教育，在学校他会打网球，温文而雅，已经不再是乡土土豪劣绅的形象，而是一个现代中国历史转型中的新型地主。沉草18岁回到乡村，他厌恶罂粟，在收割罂粟的时候，他在记日记，关着门，他爹一直敲他的门，喊，沉草沉草你出来。但他还在写他的日记。只是在那样一个瞬间，他才理解了罂粟与他们家的关系，理解了地主刘老侠种植罂粟养活了贫困的枫杨树乡的农民。他也做了一系列的改革，把土地以较低的租子租给农民（秋后只要一半收成），解除贫雇农与地主人身依附关系，给他们以更大的自由。这些改良可以说是挽救地主阶级命运的有效措施。但刘沉草并不是积极主动，怀着希望去做这样的改良，他是被动和被迫的，几乎是怀着绝望去做这样事。四面八方的农民都闻迅刘家新的政策，许多农民从刘沉草手上租到10亩地。有人跪在刘沉草面前说：“少爷这是真的吗？”刘沉草喊起来，别给我跪下，他说“我恨死你们这些人了，就像恨我自己一样。”

这样一个人被卷入了中国地主阶级最后的历史，要承担起一种历史的责任，刘老侠把那串白金钥匙交给他，要他进一步去打开地主阶级的财富之门，拯救地主阶级的命运。但这个历史对于他是一个严重错位的历史。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启蒙文化所产生出来的胚胎，却又再次被嫁接到地主阶级最后的历史中，他被卷入的这样一个绝望的历史中，他无法完成任何可能的事情，他和这个历史注定是悲剧性的。事实上，在那样一个年代，像沉草这样的年轻一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是非常多的，本来他们是中国社会一种更新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在那样一个历史的场景里出现，是显得那么脆弱、微不足道、错位、被蹂躏、被历史随便推着走。他们还未出现就被农民阶级侵占了，就像沉草一样，他是农村流氓无产者与他母亲通奸的产物，而他的母亲也曾经是一个下层的妓女。中国的地主阶级怎么了？历史发展到这里，最后一个地主，他甚至在血液中就被农村无产阶级侵占了。苏童的这一潜在的隐喻式的描写可能对历史的穿透和揭示是非常深刻的。这是最绝望的历史宿命论。最后的地主阶级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这真是一个绝境中的命题。在梨树下，陈茂摩梭着沉草的脸，叫他“狼崽子，小杂种”。这是不经意的命名，却道出了强大的历史困境。这一代的地主阶级被注定了要被农民阶级侵占，他们的身体、血液、财产、土地乃至于女人。最后沉草凝聚着强烈的怨恨，开枪把陈茂打死了，一枪打中陈茂的眼睛，另一枪打在陈茂的裤档上。眼珠子被他打下来了，但是生殖器却依然挺立在他身上。“打不下来。”沉草咕哝着，他觉得这很奇怪。小说写道：

在这个过程中沉草的嗅觉始终警醒，他闻见原野上永恒飘浮的罂粟气味倏而浓郁倏而消失殆尽了。沉草吐出一口浊气，心里有一种蓝天般透明的感觉。他看见陈茂的身体也像一棵老罂粟一样倾倒在地。他想我现在终于把那股霉烂的气味吐出来了，现在我也像姐姐一样轻松自如了。

但这是一个绝望的行为，这个行为是无济于事的，而且也是他本身对历史的非常大的误读。小说的叙事一直在二个层面展开，一个层面是沉草的心理感觉，那是先天性的预感、宿命式的通灵论，他知道他的命运与陈茂联系在一起，那是一种在血液里和在命运里隐藏的东西，沉草一直为它所困扰，他以为只要清除了它，他的历史就可以重新书写，他就拥有全新的历史开端。然而，小说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更为现实的层面，那是沉草及其地主阶级所不能理解的现实历史，沉草的那种预感只是对宿命的预感，他不知道那是对现实的预感，是现实即将展开的革命历史的暗示。这样的历史即早已植根于他的身体中，又远远超出他可把握的范围，那就是他们被注定的历史厄运。沉草作为一个最后的地主，他经历了现代性的启蒙教育，但也无力改变地主阶级的命运。就是说，地主阶级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重现生机，因为等待他们是更为酷烈的暴力革命。同时也表达了他接受的新式教育与地主阶级的生产方式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是苏童以一种下意识的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他让我们去思考那样一种历史，那样的存在，那样一个人的命运，那样一个人在历史中的可选择与无法选择的绝境。

陈茂作为一个乡村的流氓无产者，在苏童的这篇小说中第一次得到最充分的表现。这类形象其实构成是中国农村暴力革命的骨干，中国过去讲述土改的文学无疑都遮蔽了乡村中的这一典型形象。他们经受着苦难，蒙受生活的屈辱，但却对地主阶级有严重的依附关系。他们一无所有，懒惰、偷窃、搞女人、得过且过，在过去的土改文学中，这些流氓无产者都被塑造成苦大仇深的革命者，他们身上的弱点和谬误被轻而易举地描写成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结果。现在，苏童还原他们活生生的形象，并且写他们身上的独特品性和味道。

陈茂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乡村无赖，所谓乡村的采花大盗。他身上具有一些奇异之处，他的裤腰带上吊着的铜锁呐以及裤腰下方的那根长家伙，这二样东西显然是迷倒乡村妇女的致命武器，要不他何以有本事翻遍乡村妇女的窗户？连翠花花这样的地主太太他也能得手，虽然被当成公狗，但他还是有过人之处。陈茂痛快或不痛快就吹锁呐，锁呐声在罂粟地里回荡，那是肯定是枫杨树乡的一种独特韵味。陈茂兼具乡村流氓无赖和乡村自由主义以及虚无主义的多重特色，以至于他屡屡离开刘家又可以厚着脸皮回来。他靠在门边说“东家，我回来了”。如此轻易地化解了他的屈辱，这就是无赖、自由和虚无的混合体了。陈茂当然也有心理活动，“陈茂想起他的所有日子叠起来就是饲料堆，一些丢在女人们的身上，一些丢在刘家的大田里了，这也是生活，他必须照此活下去。”在革命发动以前，陈茂很容易平息自己的愤怒，革命发动以后，他的态度就复杂暧昧得多。苏童在一点上的描写并不明确，也含糊其辞。我们看不出陈茂到底是真恨地主刘老侠，还是依然模糊不清。他对庐方说，他只知道他恨地主一家，“要么我是狗，要么他们是狗，就这样，我跟他们一家就这么回事。”苏童一直采取描写性很强的句式，以至于他对修辞效果的追求，远远超过对人物心理态度的准确揭示。陈茂已经当上农会主任，他闯进刘家，看到刘素子，但欲望又从身体里发出，革命被放到了一边。他说：你们家劫数到了，谁也救不了你们，我就是你们家的菩萨。这是什么意思？他还怀着对刘素子的欲望，“我跟这家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想不透，想不透就只有吹唢呐了。陈茂最终还是把刘素子干了，对于他来说，把地主家的女人干了，就是他表达革命的一种方式。然而，这种方式并不需要以革命名义，不过是以革命为借口。

陈茂与刘家的关系就是一种性关系，性关系压倒了阶级关系，在阶级冲突的时刻，性总是如期而至，使阶级关系并变得暧昧不明。但陈茂深陷性关系中，他为这种关系所支配，他为之蒙受屈辱，他无法摆脱。只有在吹唢呐的那一时刻，他才能摆脱。而这样的摆脱没有任何实际力量。革命到来了，是他了断这种关系的时刻，他拿着枪到了刘家，但又一次陷入了对刘素子的欲望中。很显然，直接触动沉草杀死陈茂的动机，是来自刘素子的期望：“你如果是刘家的男人就去杀了陈茂。”这对沉草是一种抉择，他的抉择与其说是出自眼下的阶级对立，不如说是他深藏于内心的对血缘的恐惧，“你如果是刘家的男人……”，无疑隐含着他在血缘上对刘家的认同，对血缘关系的决断。他举起枪时，陈茂要争辩的并不是别的什么“我们没有深仇大恨……。”而是“我是你亲爹，儿子怎么能杀爹？”沉草的回答是“我不相信”。他不能相信，他要了结的正是这样的暧昧的血缘关系。

这篇小说因为隐藏着这样的一个暧昧的父子关系，特别是隐藏着最终的杀父的情节，因而具有了特别强大的力量。这个土改的故事，最终的惊人之处在于“弒父”的情节。革命是一种弒父，反革命也是一种弒父。

当然，对于小说叙事来说，弑父只是一种情节，重要的是这样的情节，与革命暴力相结合，从而写出人的存在的那种绝望境地。作为一个必然的、不得不如此行动的人，沉草注定了身处绝境中。小说一直把沉草写成一种病态的人，处于病态般的梦游状态。而他的病态来自绝望，绝望来自他作为地主阶级最后一个传人，他面临着弒兄、弑父隐秘愿望和恐惧，同时面临暴力革命到来对他的家庭的摧毁。沉草身处最后的绝望境地，姐姐刘素子自己的缢死了（直接原因是被陈茂强奸怀孕），刘老侠说：“好闺女，男人都不如你。”这对于刘沉草量个巨大的考验。沉草抬臂打了下垂在面前的那根姐姐刘素子上吊的绳子朝外走去，他要去杀陈茂。始终身处绝望之中，沉草的胸口堵着发霉的罂粟味。绝望是什么？克尔凯郭尔说：绝望是在自身同自身相关的综合关系中的错误关系。绝望就存在于人自身之中，就来自自身与自身发生关系的综合所处的关系中。沉草受过现代启蒙教育，只有他知道，他身处怎样的错误的关系中。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绝望是一种致死的疾病。对自身绝望，在经绝望中想摆脱自身——这是所有绝望的公式。克尔凯郭尔说，绝望的另一种形式，即在绝望中要是自身或要成为自身，这正如在绝望中不愿意是或成为自身一样。这就是刘沉草的命运，他要成为怎么的自身都不可能，其一是被父辈的血脉所决定，其二是被到来的革命暴力所决定了。他要摆脱自己，摆脱掉他所是的自我，以便成为他本人渴望成为的自我。克尔凯郭尔令人绝望地写道：

因此，正是这绝望，也就是在自我中的疾病，乃是致死的疾病。绝望的人患着濒死的病。在与任何能被适当地说是疾病状态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疾病袭击[人的]最好的那一部分，但这人却不能死。死亡不是这疾病的最终阶段，而是一个不断延续着的最终者。靠死亡从这疾病中解脱获救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疾病和它的折磨（及死亡）恰恰在于不能死去。

这就是在绝望中的形势。不管绝望中的人怎样尽力逃避它，不管这绝望者怎样成功地彻底抛弃了他自身（就如不意识到存在于绝望中的绝望那样），以一种完全没有被察觉的方式抛弃了他自身；尽管如此，永恒却要表明，他所处的形势是绝望，并且这永恒将他和他自身紧钉在一起，以使他仍然处于不能摆脱他的自我的折磨中。这表明，他认为自己成功地摆脱了他的自我只是一种想象罢了。这是永恒必须做的，因为去拥有一个自我，去是或去成为一个自我，乃是给予人的最大的承认，但这也同时是永恒对他的要求。

沉草杀了陈茂，在他打死陈茂的那一时刻，他体验到自己的生命的强大，他扬眉吐气了。他以为他从他的历史中摆脱出来了，同时他也知道他必然面对死亡，这样他就能吐出胸中的罂粟气味，那发霉的历史颓败之气。但这样的决断对他无济于事。他是真正的身处绝境中，他的死被苏童写得何等卑微，他被关押在刘家仓房里，并且在盛满罂粟粉末的大缸里沉睡。在那里，他的同班同学庐方代表新政权把他击毙。

沉草几乎是梦幻般地说：“我就要重新出世了”。他多么渴望重活一次。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读懂小说开头叙述的“这是我家的仓房……。”那是刘沉草被击毙之前看到情景呢？抑或是重新出世时看到的景象？可惜，即使刘沉草重新出世，他的叙述也是一个轮回，小说是从“这是我家的仓房……”开始叙述的，这是一个轮回，历史又重新开始，还是那样的历史。历史在永劫回归中不会死去，历史只会颓败，不会死亡。这就是历史的可怕之处。罂粟之气迎面扑来，沾满了庐方的身上，这幽灵之气附体于庐方这样的新生的革命者身上，历史将会以另一种景象在他身上重演。这真是历史的咒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