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暴力与颓废（2）

——苏童《罂粟之家》中的历史感与美学风格

作者：陈晓明    来源：《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二、现代性历史的强有力穿透：革命与暴力

苏童的小说在历史叙事这点上从来都比较虚幻，这也是先锋小说普遍的特点，因为要为语言和主观化的叙述留下回旋的空间，历史总是年代不明的模糊区域。但苏童这篇小说却是抓住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具有实在性意义的某种症结，对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的变动与转型进行了强有力的书写，特别是写出乡土中国的统治阶级——地主阶级最后年月的命运。历史的实在性（鸦片）与历史的宿命（性的错乱）相混合，苏童在这部作品中，以他特有的方式解释了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转变的缘由。

枫杨树乡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枫杨树乡村绵延五十里，“几千年了，土地被人一遍遍垦植着从贫瘠走向丰厚。”土地上一直演义着饥饿、争夺与反抗的故事，乡村的故事是地主和农民的故事，归根结蒂是地主阶级的故事，那是中国乡村沉积了几千年的故事。农民是一成不变的，那是被压榨、贫困、掠夺的故事。而地主则是历经荣辱兴衰的故事，每一个地主的故事中总是包含着农民的故事，它是有深度背景的故事，就像地主阶级的那些深宅大院。“你总会看见地主刘老侠的黑色大宅。你总会听说黑色大宅里的衰荣历史，那是乡村的灵魂使你无法回避，这么多年了人们还在一遍遍地诉说那段历史。”

枫杨树乡绵延五十里的土地都属于刘老侠，地主对农民的剥夺已经是史前史的故事，最后的故事是在家族内部展开，那是地主兄弟之间的最后残杀。刘老侠从弟弟刘老信手中夺过最后一片土地，那是刘老信的一亩坟茔。刘老信作为地主阶级的败类，或许罪有应得。这个浪荡子到陌生的城市，妄想踩出土地之外的发财之路，结果一事无成染上满身的梅毒大疮。最后只好把坟地卖给哥哥刘老侠，才得以回到家乡。

地主阶级对土地怀有无限的占有欲望，那是由无止境的纯粹欲望所推动的欲望。掠夺土地的故事并无新奇之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那是恒久不息的故事。所有关于乡土中国的叙事，本质上都是土地的书写。但像苏童这样书写土地，却是写出中国的地主阶级最后的土地故事。对于苏童来说，土地的争夺只是地主阶级不断重复上演的故事，兄弟之间的争夺只是最后的争夺，土地汇集到一个人手中时，这并不意味着大圆满，而是象征着最后的结束。

这片最后的土地上种植罂粟，这是地主阶级最后的土地景象，那已经是艳丽、华美、奢靡与腐朽相混合的景象，这里面无疑有中国现代历史的真实悲剧。

土地上种植罂粟，这是一个阶级的病态欲望与历史颓败相混合的象征。罂粟(Papaver Somniferum)俗称鸦片，鸦片是Opium的音译，这个词应该是来自古希腊语的药用名称。古埃及人对罂粟花尊称为“神花”。罂粟原生于地中海东部山区及小亚细亚、埃及等地。青铜时代的人类已认识到它的药用价值，译自楔形文字的亚述医药文献就提到了罂粟。作为止痛、镇静和安眠药剂，生鸦片受到古希腊罗马医师们的高度重视。罂粟(以下简称罂粟)是两年生草本植物，每年初冬播种，春天开花。其花色艳丽，有红、粉红、紫、白等多种颜色，初夏罂粟花落，约半个月后果实接近完全成熟之时，用刀将罂粟果皮划破，渗出的乳白色汁液经自然风干凝聚成粘稠的膏状物，颜色也从乳白色变成深棕色，这些膏状物用烟刀刮下来就是生鸦片。

鸦片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构成强大的危害，民族衰朽、东亚病夫、社会颓靡，这些都与鸦片不无关系。那时中国人吸食鸦片不亚于现在西方人吸毒品的危害，从人口比例和社会危害来说有过之而不及。在苏童的这篇小说中，罂粟的最主要的象征首先是欲望的象征，它的鲜艳旺盛和病态就是地主阶级的欲望的象征。

这样一个土地生殖的故事并不是乡村生生不息的生活事相，它隐含的却是中国现代性历史的深重危机。苏童找一个象征物——“罂粟”来象征着乡村中国最后的绮丽和颓废，他也竭力去写出中国地主阶级最后的困境，那是一种咒语式的书写，那是一种劫数。生殖陷入了困境，血脉乱了，地主阶级作为一种血统已经无法维持和继续。恰恰是把欲望关系引入阶级关系中，这篇小说又颠覆了阶级关系，最终用欲望的法则压倒了阶级斗争的法则。但这一切，都是在罂粟的背景下展开的，都是在罂粟的颓靡的气息中展开的，那是注定了面向死亡的欲望。罂粟就是死亡之花，就是死亡的欲望之花。它肯定死亡，又嘲笑死亡，以它的无限美丽，嘲笑对死亡的迷恋与恐惧。土地上的罂粟迎风招展，这就是绚丽的死亡现场，也是乡土中国在半封建主义半殖民主义的历史的最后岁月中的死亡现场，那就是历史的恶之花。

但是罂粟又具有历史的实在性，谁都知道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与鸦片之间的丑恶联系，鸦片的历史无疑具有某种实在性，具有真实的历史性。但鸦片的历史确实又与欲望相联系，那是颓靡的堕落的与性的纵欲几乎重合的一种事物，甚至是那种历史的双面特征。鸦片与欲望构成了苏童对历史颓败的解释，这样的历史已经无法在理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层面上来解释，而是一种肉身化的历史，是历史的肉身的自我写照。历史本身呈现为身体的欲望，呈现为那些放纵和颓败的现场。这样的历史趋于死亡已经一览无余。

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那样，因为欲望的结构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使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还具有神秘的特征。这里的欲望结构与罂粟的混合在一起，而罂粟是一种神秘的妖邪的植物，这里的欲望也是妖邪和有毒的元素，这些人物被欲望强行结构在一起，他们诡秘地不可分开。在苏童这篇小说中，还是有着非常真切的阶级关系的描写，对于苏童来说，这种关系既是一种社会关系，又是一种神秘的欲望关系。但是革命降临了，这样一种人物关系需要被破解，那是借助历史之力，借助外在暴力促使其内在破裂。在小说叙事中，欲望关系是如此重地压抑住阶级关系，这是历史所难以容忍的状况。历史发展到1948年，一切都要改变，有一种历史暴力降临，乡土中国的历史要被颠覆。

但是，这样一种历史的到来却是带有宿命式的意味，它不是一种新的历史的开端，而是一种旧的历史的终结，一种历史颓败的预言。苏童在描写刘老侠把白金钥匙交给沉草的传家仪式时，就像在描写一场丧事。爹幽灵般扑进祠堂大门，白衫的后背闪着荧光。神龛上点着八支红烛，香烟缭绕。

他看见爹跪在祖宗的牌位前，身体绷紧像一块石碑。这是我们祠堂，这就是我们祖先藏身的地方，他们给予土地和生命，在冥冥中统治着我们的思想。沉草抱紧自己的身体跪在爹的身旁，听见某种灾难的声音吱吱叫着往他头顶上坠落。在悸冷中沉草的手摸遍先祖之地，地上冰凉，他又摸到了爹的手，爹的手也冰凉。他看见白金钥匙在神龛上有一圈月晕似的光泽，白金钥匙发出了田野植物的各种气息。

如果不是点着八支红烛，这就是丧葬才有的气氛了。刘沉草接过爹的钥匙，刘老侠要他起誓刘家的产业在他这一代更加兴旺发达，刘沉草起誓了，但他毫无信心，他内心空虚无比，看不到他们家庭乃至于整个地主阶级任何前途，在他的心中排遣不开的是那种阴郁的末日感：

白金钥匙像天外陨星落到沉草手心。他奇怪那把钥匙这么沉重，你简直掂不动它。沉草啊你的祖先在哪里？到底是谁给了我这把白金钥匙？黑暗中历史与人混沌一片，沉草依稀看见一些面呈菜色啃咬黑馍的人……。“我冷。”走出祠堂的时候沉草又缩起了肩膀。风快吹来了。他听见爹说，“挺起肩来。”但是我冷……。

沉草的形象让人想起哈姆莱特的“生存还是死亡”的选择，沉草别无选择，他是地主阶级的末日传人，他不接受谁接受？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中国的地主阶级已经是风雨飘摇。那是1948年，苏童的叙事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或宿命论的思想，沉草的预感不过表达了他的直觉，那是一种绝望式的临危受命，沉草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地主阶级的未来，没有信心没有光明，等待他的是不详的命运。那就是土改的降临，这样的降临都在预言中。这就是说，土地最后的聚集与生殖欲望的倒错，这二个宗法制社会的基石发生严重的矛盾。大地与生殖的丰饶不再，乡土中国劫数难逃，地主阶级的覆灭指日可待。

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苏童的小说是对土改这个中国近现代的重大历史主题进行了重新书写。对于苏童来说，对土改的书写显然也保持了经典革命历史叙事的惯有立场，但也有超出或非常不同于革命历史叙事之处。

就相同而言，这篇小说呈现出乡土中国旧有秩序必然死亡的命运。苏童对土改的书写并未写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剧烈的矛盾，他们之间的依附关系所建构起来的小农经济模式也没有什么特别剧烈的冲突，即使像陈茂这样可以与东家的主妇发生性关系，这本身说明中国农村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所建立起的那种复杂关系，远不是简单的阶级剥削和矛盾所能概括的。但土地的高度聚集，地主阶级无法满足的欲望，刘老侠为了获得超额利润，所有的土地都种植单一的作物罂粟，这本身说明中国农村的经济生产陷入某种疯狂的境地。对于苏童来说，土地高度聚集虽然只是一笔带过，但这也是共产革命发动土地改革的历史依据。乡村的贫困、疾病、土匪和仇恨都被苏童潜在地描写到，这就是革命必然发生的土壤。

就不同而言，苏童站在旧时代覆灭的立场来看土改，土改的发生乃是一种宿命式的降临。土改虽然是这部作品中重要的主题，甚至也是这部作品最有意义的具有真实历史穿透力的主题，但这个主题却是附属于历史颓败的神秘性之下。最重要的在于，苏童与前此所有的书写土改的故事不同，他是从地主阶级的覆灭去书写这种历史的到来，他不是从新的时代的开始来书写，而是旧的时代的终结来写。他站在地主阶级历史绝望感的立场来看一种深重古老历史的终结。正如沉草一直具有一种宿命的预感，不管是他回到乡村，接过爹给他的白金钥匙，还是小说中始终弥漫的那种历史颓败气息，这些都预示着地主阶级的末日，土改不过是乡土中国的末世学的一种暴力形式。它不具有革命的必然性和合法性，而是一种降临的宿命。它的到来，是历史末世学的到来。在小说的叙事中，虽然我们可以说作为中篇小说不可能去详尽描写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但在小说中几乎没有多少笔墨去表现直接的阶级压迫。刘老侠对陈茂几乎谈不上是阶级压迫，陈茂与翠花花通奸本身就是对阶级压迫的一种颠覆。它显然不是阶级反抗的一种方式，而是阶级错位的一种形式。因而土改的到来一直在一种宿命感中被注定，土改不过加速了本来就要灭亡的地主阶级的死亡而已。

在苏童的书写中，土改实际上寄生于于欲望的错位结构中。苏童对土改的叙述弥漫着强烈的反讽情绪，它把土改的场面描写和阶级冲突重新植入欲望的结构中。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远没有大到足以推翻一个阶级力量。就个人来说，农民的不满也很容易被改良主义所抹平。沉草把土地租给农民，只收一半的租子，农民就给沉草下跪。农民的革命并没有多少自主性，庐方启发陈茂革命，陈茂始终搞不清楚土地改革命的实质，对于他来说，他当上农会主席，手中有枪意味着他有权力，而这种权力被他简单地等同于性权力。他还是以他的惯性回到原来翻墙的那种生存方式，他终于把刘素子干了，这是他的阶级报复还是他由来已久的欲望梦想？土改斗争的场面也被苏童戏谑化了。1950年春天，三千枫杨树人参加了地主刘老侠的斗争会，这个场面演变为又哭又闹的喜剧场面。最荒谬的在于翠花花冲进会场与陈茂撕扯在一起，这个斗争的现场被欲望的关系给嘲弄了。随后哄抢帐本的场面，不过是这个最荒谬的现场的补充。

这是在末日发生的革命，这样的历史暴力如期而至，就像不速之客，本来地主阶级已经颓败，已经走向灭亡，这样的历史变故就显得是趁火打劫，这样的暴力就显得更加残酷。地主阶级陷入这样的境地就几乎是加速死亡。沉草坐在罂粟面上，大把呑吃罂粟，他已经接近疯狂，那是绝望的疯狂。1950年，土改工作组长庐方奉命镇压地主刘老侠的儿子刘沉草，庐方就在盛满罂粟的大缸里击毙了这个他昔日的同窗好友。枪击激起了罂粟猛烈散发的气味，那是经不息的历史气息。小说的结尾最后一句话如是写道：“直到如今，庐方还会在自己身上闻见罂粟的气味，怎么洗也洗不掉。”这句话意味深长，这样的气息何以会沾染在庐方这个共产党人身上？那是地主阶级覆灭的阴魂不散？还是这样的历史如此长远，以至于它的（最后一个地主）死亡也依然幽灵般附体于其他的身体上？或者，更具体些，更人性化些，庐方作为沉草的同学，亲手把他打死，那样的场面和情景令他永生难忘，甚至不寒而栗？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死亡，是死亡的历史化，当然也就是幽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