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暴力与颓废（1）

——苏童《罂粟之家》中的历史感与美学风格

作者：陈晓明    来源：《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说苏童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在20年前肯定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今天再说这样的话，可能就像在诉说一个古旧的童话。不过，中国人总是喜新厌旧，顽强的健忘症也容易使人们对曾经有过的经验变得淡漠。今天，苏童似乎稍逊风骚，那是与他自己相比。文坛正是有一批一批人前赴后继，与其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不如说风水轮流转。中国当代文学正是以这种简单古老的形式来结构它的历史。2006年，苏童出版了《碧奴》，虽然不是什么力作，苏童还是以它独特的语言方式在展开一种叙述，但人们的反应则显得勉强而有限，这也说明风水无情。

80年代后期，苏童写下《1934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罂粟之家》，无疑是当代小说中最精彩的篇章。尤其是《罂粟之家》，可以推为百年来中国中篇小说的首屈一指的作品之一。这篇小说把关于家乡的记忆写得如此凄楚，它真切地抓住了中国历史中的重要环节——土地革命，写出中国的地主与农民之间复杂的阶级关系，中国现代史的残酷转型获得了如此鲜明而又神秘的解释，历史的必然性与宿命、历史的颓败感与革命的前进性交织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辩而又有所领悟。那种暴力、欲望、穿行过艳丽的自然奇观，反倒散出一种华糜的气息，那种清峻舒畅的叙述，引领着故事走向凄绝的终局……。毫无疑问，这篇小说包含了异常丰富的小说元素，思想与情感、语言与叙述结合得如此恰当自然，一篇小说能给予这么多的东西而又始终保持纯净的面目，这样的手笔就非同一般了。这就是天成之作了，在这个意义上，苏童实在称得上是天生的小说家。

要解析这篇小说当然有很多角度和方法，在这里，我以为把“欲望”植入历史，并且用“欲望”的末世学去颠覆历史的辩证法是这篇小说最为独特之处，也正是因为对欲望与历史关系所作的如此大胆的揭示，《罂粟之家》给出了它对历史与文学的最有力的表达。

这样的欲望是末世的欲望，它不再只是单纯的身体性欲的满足，它是在历史中的纵欲，在历史中的性乱，它是历史的性乱。

一、乡土中国的最后书写：生殖与历史颓败

“欲望”这个词并没有特定的贬义或褒义的定义。在汉语中，欲的原初意义不过是“想要”的意思。《商君书·更法》：“今吾欲变法以治。”另一意义是指愿望：《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有“上下同欲者胜。”在汉以后魏晋就有“情欲”和“贪欲”的意思。刘伶《酒德颂》：“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在古汉语中这个意义又写作“慾”。但在现代汉语中，“欲望”这一词具有了比较明显的贬义，它主要用于指称人们超出规则界线的不正当的过分的愿望，那就是要获取过度利益的“占有欲”，那也就是“野心”了。但欲望在现代汉语中更经常的是指人的身体欲望，也就是情欲或性欲。

本文所说的“欲望”主要是二点，亦即“占有欲”和“情欲”，特别是后者。欲望的根本在于情欲，占有欲最突出体现在情欲上，也因为情欲不能满足或者满足（而永不厌足）转而占有其他的物质和利益。归根结蒂都与情欲有关。情欲是如此深地植根于人的精神和心理中，以至于它总是与人的理性进行博弈，它决定了人和人类到底是由什么驱动其行动。

但是欲望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只要人类身处历史中，人类的每一成员都被社会化因而也被历史化，它必然要打上社会集团、阶级和阶层的特征。人不能根本超越历史，因而对人的欲望的书写总是历史地被建构的，总是在其欲望的裂缝中看到历史在起作用。反过来，历史的某种状况，或者某种断裂和终结，也可以看到人类的欲望在其中推动或者挣扎。

其实不用进行历史理性的思辨，一个人的欲望可以是勃勃生机的，也可以颓靡不振的。可以是有建构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和颓废的。

福柯对欲望的探究无疑是迄今为止最为深入独到的，他的《性史》一书是他的系谱学研究最出色的成就。福柯探究的欲望被他更严格规定为“爱欲”或“性欲”，他用了一个词“aphrodisia”，这个词来自古希腊，即是爱神“阿芙洛蒂忒”的名字，以爱神之名表征的却是纯粹情欲（性欲）。情欲活动当然是自然的，正是通过这种活动，人类作为生灵才得繁衍，作为一个整体的物种才得以免于灭绝。但是情结显然有超出自然规定限定的快感，这种快感出自人的本能，其力量强大无比，它足以给人及人类身处其中的历史造成强烈的影响，甚至重新组织建构这种历史。福柯写道：“正是快感的这种自然强度，与它施加给欲望的魅力一道，才使性活动超出自然所规定的限度，因此，大自然就使aphrodisia的快感成了一种低级、从属而有条件的快感。也正因为这种强度，才致使人们推翻僧侣集团，把欲望以及欲望的满足放在首位，并给欲望以战胜心灵的绝对权。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人们超出对需要的满足，即使在身体恢复后还在寻求快感。性欲‘滞留’着的潜力导致反叛及暴乱；而性欲那‘放肆’的潜力则导致放肆和过度。大自然给人类注入了这种必需而又可怕的力量，这种力量随时都可能射中为其所设的目标。”很显然，福柯是在历史中来看欲望、情欲或性欲的。

文学作品当然首先是书写个人的生活史，给出个人的存在状况。而欲望，特别是内心隐秘的欲望则是个人的绝对的生活，个人绝对拥有的自我的生活。因而，从本质上来说，不书写人的内心欲望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想象的。至少是极其不全面，当然也不可能深入揭示人性。然而，在历史化的叙事中，特别是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占据主导地位的叙事中，个人的内心欲望只是文学叙事中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在中国十七年的文学作品中，甚至被排斥和贬抑对人的内心欲望进行书写。我们今天看来，尽管它有极为周全之处，但也不能说那就不是文学，甚至有些作品也有其独特的文学意义。当然，归根结蒂，细加分析这类作品，人的欲望不过采取了其他的表达方式，例如政治欲望的转化形式，或者暴力的转化形式。当然，在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传统中，民族国家寓言式的叙事占据主导地位，欲望也依然是在历史中的欲望，个人欲望也必然投射出历史的意义，历史意义终究要压抑和夺取个人欲望的意义。这一点正如杰姆逊所说的第三世界的寓言形式，那就是如杰姆逊所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的和利比多的文本，总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大众文化受到冲击的寓言。”而且，这种寓言亦非潜意识里的、“必须通过诠释机制来译码”的深层结构式的存在。因为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是“有意识的与公开的”。因此，杰姆逊告诫说：“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人类学所称的独立的或自主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这种文化搏斗的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或有时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的渗透。”

确实，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是如此深重地陷入了对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的结构中，试图逃脱它的那种叙事几乎是不想象的。但是苏童的《罂粟之家》却有着它的独特之处，它书写了欲望，并且是在历史深重的结构中来书写，但却因此颠覆了惯常的历史结构，给出对历史非常不同的解释。也因为此，小说叙事获得了一种强大的穿透历史的力量。

当然，小说的表层写了土地，那是关于土地的种植、得到与失去以及收获的故事小说的开篇就描写了一堆农具：“仓房里堆放着犁耙锄头一类的农具，齐齐整整倚在土墙上，就像一排人的形状。那股铁锹味就是从他们身上散出来的。这是我家的仓房，一个幽暗的深不可测的空间……。”农具与仓房，这是土地种植的也是地主阶级的基本生产资料。确实，小说中多处出现第一人称“我”，这个第一人称“我”在这篇小说中是个令人疑惑的叙述视点。开篇的第一人称只能解释为那个与祖父对话的孙子，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土改以后，地主刘老侠的仓房分给了“我家”，小说的视点是从“仓房”这个封闭的堆积粮食的空间出发的，我这个枫杨树乡的后代，现在，“这是我家的仓房”，从这个人称和视角和一跳到几十年代前演义的视角，虽然有点突兀，这是那个时期人们对时空变幻的强烈爱好，也并不为奇。后面的一句“你听见他的喊声震撼着1930年的刘家大宅……。”这个时空变幻穿越就可以理解了。

虽然小说开篇写到农具和仓房，并且穿插着关于土地种植和掠夺的叙事，但由此转入的则是生殖，这一生育却是并不正常的病态的生殖。八岁的白痴演义被关在仓房里，他嚷着要出去，女仆告诉他，他的母亲又生了一个孩子。小说的叙述呈现出地主刘老侠和长工陈茂坐在客厅里的场景，翠花花与长工陈茂偷情生下又一个儿子演义。这是地主家庭默许的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乡间对地主刘老侠有一种说法，说他血气极旺而乱，血乱没有好子孙。他与翠花花交合生下的演义是一个白痴，其他生下的孩子都长着鱼样的尾巴，只能扔河里顺水漂走。翠花花与长工陈茂的交媾就像借种一样，不过是一种生殖行为。长工陈茂就像公狗一样，爬上翠花花床以及其他妇女的床。这条公狗睡遍了村子里的女人，这也是一个生殖欲望的神话。地主阶级的欲望是状态的，生殖则出现困境，地主阶级的宗法制度以孝德为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地主阶级的血脉面临危机，不再有传宗接代的能力。这样的颓败腐朽是根本的和致命的。

关于生殖欲望的病态和腐朽，这是苏童对地主阶级的一种叙述，在他其他的作品中，如《1934年的逃亡》，地主陈文治也同样在生殖欲望上出了问题。《妻妾成群》中的陈佐迁身边三妻四妾，还要把18岁的颂莲弄进家来。但他已经雄风不再，几个女人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宗法制的家庭陷入困境，儿子飞浦却是同性恋，地主阶级没有坚强的传人，这是地主阶级颓败的根本象征。在《罂粟之家》里，地主刘老侠把父亲的姨太太翠花花弄到手，而翠花花原来是城里的妓女，是刘老侠的弟弟刘老信送给父亲的生日贺礼。刘老信这个浪荡子，在城里挥霍完所有的钱，带着妓女回到家乡，顺手就把女人送给父亲。这些与性有关的行为都陷入人伦道德败坏的严重状况，这种性的错乱与腐败，就是地主阶级的真正末日了。

小说的开始就是沉草的降生，白痴演义与沉草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沉草几乎是刘老侠的传接代的救命稻草，但这根稻草来自陈茂的野种，地主阶级气数已尽，但又死灰复燃，那就是在阶级的错合中地主阶级获得新的血脉。

欲望就在一个不合法的母亲的生殖行为中展开，这一展开就把不同阶级的人物结构在一起。地主刘老侠、翠花花、沉草、长工陈茂，因为一个不合法的通奸行为而把这些阶级对立结构中的人们都以血缘的方式重新凝结在一起，他们注定了以某种要超出历史必然性的方式去实践自己给定命运。

确实，从总体上来说，这是一篇讲述欲望的小说，小说开篇就触及到欲望，并且所有的人物的都是以欲望为轴心建立起连接关系。欲望既是轴心，又是嫁接，它使所有的人物都被编织进一张网。那是历史宿命之网。

在这里，欲望一直要僭越阶级。因为欲望的重新结构，使小说的人物结构关系发生变异，也就是那些原本属于阶级关系的结构被打乱了，人物按照欲望的关系重新建构。翠花花是一个底层妓女，她成为刘老侠的合法的老婆，而刘老侠的正房老婆也就是刘素子的生母死于非命。小说没有细写到底是谁害死了她，但无疑与翠花花的出现有关。翠花花轻而易举就篡夺了地主婆的地位，而且至死没有改变。她最后是和刘老侠死在一起的。她虽然与陈茂通奸，但她叫陈茂“狗”。翠花花的出现导致了一系列阶级关系的错位。陈茂作为长工奇怪地与刘老侠这个家联系在一起，小说写到陈茂多次出走，但最终都会回来。他是迷恋什么？雇农没有家，他把地主家当成自己的家，在这篇小说中，显然陈茂还是迷恋翠花花。甚至还有对刘老侠的那种恋父一样的感情，这正如他对沉草还有着一种父亲的惦念。小说并没有细写陈茂的这种感情，这是对的，小说的虚写恰恰当把陈茂的那种乡村无赖的性格写出来了。因为翠花花与陈茂的通奸，沉草的地主阶级身份也在血缘上陷入疑难。翠花花和陈茂的苟合就产生了沉草这个地主阶级的最后的传人，但他在血缘上已经上不是属于地主阶级。所有这些描写，在小说中都是一种象征的，艺术化的描写。沉草不是一个纯粹的地主的后代，他只具有名义上的，而没有血缘上的关系。在沉草的形象中，苏童给出了一个血缘与养育的之间的复杂关系。沉草按说也从长工和女佣的议论中得知陈茂是他的生父，他的长相也不难判定陈茂是他的父亲。但在地主刘老侠教育下，他还是顽强地认同刘老侠作为他的父亲。在他看来，陈茂就是一条狗，他望着在那里推麿劳动的陈茂，他总是想到那是一条狗。养育，特别是地主阶级的养育，超出了血缘关系。而农民阶级之间的血缘认同更为脆弱，没有地主阶级的那种血缘的和养育的关系来得更为牢固。这也说明，农民阶级只是想成为地主阶级，沉草成为地主阶级的后代，他不会认同陈茂。假定沉草生长于贫苦农民家庭，而有地主阶级的血缘，他或许也一样拒绝血缘。在所有的小说叙事中，这都是一种惯常模式，养育之恩永远要高于血缘。尽管也有例外，但更经常地在小说叙事看出的，是血缘关系退居其次。

在这里，每个人几乎都陷入欲望的困境中，刘老侠不用说，他血旺且乱，生育出的后代都是畸形儿，只能丢弃于河流中漂走。沉草作为欲望的产物（而不是合法的婚姻的产物，不是合乎宗法制社会伦理的产物），他所有的悲剧都被注定了。最后他只好掏出枪打死他的生父，并且对准他的生殖器射击，说明他内心多么仇恨又无法摆脱陈茂的那根生殖器。土匪姜龙为了报私愤抢劫刘宅，本来要把沉草劫持上山当土匪，却轻易就改变了初衷，让刘素子替代了沉草受过，被姜龙劫走数天。以刘素子的身体泄欲满足姜龙的仇恨，在这里，与其说性欲可以替代阶级仇恨，不如说性欲本来就是叙事的轴心装置，他隐藏于人物的行动的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动机中，它随时可以成为最初的目的。陈茂也同样，在他当上农会主席的日子，他还是想着如何以性欲的满足来完成阶级仇恨的渲泄。他对刘家的仇恨最后倾注在对刘素子的强暴上，阶级的仇恨也许并没有那么强大，只要采取性占有的形式象征性地报复也许就可以抹去阶级鸿沟与矛盾，并不需要采取更剧烈的暴力推翻一个阶级的形式，并不需要地主阶级付出生命的代价。不管怎么说，农民阶级出自他的简单的欲望，仇恨的和性欲的，它们无法上升为历史理性，更无法建立起一种关于社会的理念。陈茂的革命只是纯粹的欲望的体现，他并不知革命为何物，革命就像他的欲望需要满足一样，那是身体的暴力的形式。

欲望在这篇小说中如此活跃，如此具有重新结构的功能。尤其是欲望作为个人的身体行为，它把阶级的关系组合进来了，从而把个人的欲望改变为历史中的欲望，改变为一个历史欲望。个人的欲望表达因此具有阶级与历史的意识。陈茂、姜龙以及沉草对这种欲望的否定，都构成了一种历史的悲剧冲突。这样的欲望穿行过中国地主阶级最后的岁月，连接起中国现代性暴力革命的最初年代，这样的欲望就是一种历史宿命和终结；又是一种历史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