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白天来说，黑夜很可能是他的一束光照
——由孙甘露引发对先锋小说的思考
作者：程德培 来源：《文学报》
20多年前先锋小说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是一种反叛的姿态，纯文学、文学本体论的口号蕴含着诸多意识形态的无形资产。先锋小说不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包括精神)所需要的，但他绝对又是我们所缺乏的那一部分。这是悖论，又是一种极大的反差。
80年代后期的先锋小说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探索精神和反叛性
讨论孙甘露与先锋小说，那是对80年代的记忆，今天已是2007年岁末。对20年前的记忆，不可能不夹带着今日的思想、情绪、观点、立场，某种多少有些功利的价值判断。这20年间社会所经历的变化与剧烈动荡毋须多言，因为这已是我们在座大多数人的切身体验和亲身经历。曾几何时，革命的宏大构想曾对资本进行了整体收购和赎买，而如今，改革的幻象却再一次以其不可阻挡的现代性步伐，让资本对我们以往所有的一切，进行再一次的整体性的反收购。
就拿先锋小说而言，20多年前他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是一种反叛的姿态，纯文学、文学本体论的口号蕴含着诸多意识形态的无形资产。因为先锋小说在当时的走红，他也延伸许多副业，比如他会变得时尚，导致摹仿，以至于摹仿的摹仿，甚至抄袭等等。不管怎样，80年代后期的先锋小说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探索精神和反叛性。
先锋小说的时间不长，就那么几年功夫，自80年代末开始，他便流落街头、无人理睬、隐姓埋名、遭人唾弃，正如有人所说，先锋总是以失败作为他的胜利。最近有一篇创作谈，题为《先锋小说完蛋的几个理由》，写得很有意思。这是一篇以唱挽歌的形式为先锋小说摇旗呐喊的文章，充满着文学性的智慧。文章说到，先锋小说家们“孤独求败的勇气和堂吉诃德式的周旋，为文学扯出了一面风一样的大纛”。
小说的功能经常是把过去变成现在的记录，把死亡变成有生命的记忆，把记忆变成一种有用的行为，把延续变成有意义的时间。今日的讨论会何尝不是这样呢。对阿多诺来说，先锋艺术就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仅有的真诚的艺术。对我们来说，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又何尝不是晚期革命运动年代最后一次为小说艺术付出的真诚和激情呢。
说到孙甘露，讨论80年代的先锋运动我们自然绕不开孙甘露的小说。同样我们今天讨论孙甘露，自然而然地会涉及到先锋年代的孙甘露小说。但先锋小说中的孙甘露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案例，相比莫言、马原、余华等作家来说，孙甘露的批评研究文章就特别少，被人关注的程度远远不及同时代的其他作家。
我注意到谢有顺于2004年10月在台湾师范大学上的讲演“叙事也是一种权力”，其中大量篇幅讲到先锋小说，而涉及到孙甘露的也就是一句话:“数年如一日地在极端的语言实验里流连忘返。”
我也注意到郜元宝所写的“二十二今人志”其中有孙甘露一节，评价的也是“孙甘露的语言游戏”，当然作者也明白“语言游戏”这个术语其实也很暧昧不清。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孙甘露，称孙甘露是“在语言实验上走得最极端的”。孙甘露的极端让写史的人在线性的连续性颇感为难，于是“最接近超现实主义诗歌与绘画”的联想自然成了一种说法。
当然陈晓明在其“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中对孙甘露试图做出了更为详尽，更为全面的评价。此书的修订本获鲁迅文学奖，其实他的初版写得更早，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版。在充满激情地使用一系列评语，诸如“语言的迷宫、含混而纯净的咒语、远古的呼唤和明媚的梦想、病弱的诗性、破败的历史、贫困的哲学等等”之后，作者无不忧虑地指出:“孙甘露的语言实验打破了旧有小说语言范式，毫无疑问向它提示了一种新型的阅读经验，但是，当这种‘新经验’以及实验的革命性消失之后，孙甘露的叙述文体还剩下什么呢？这是值得忧虑的。”忧虑之后，作者更明确地说:“创造一个远离世俗的，并且否定生活世界常规秩序的语言幻想世界，这是孙甘露的梦想，这也是整个先锋小说家的梦想，只不过孙甘露断然拒绝了一切世俗生活的规范，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孤独的语言梦游症患者，孙甘露无可救药，毫无障碍地走向小说墓地。”
先锋小说已经成为昨天、成了我们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
简单回顾对孙甘露小说的评价之后，谈一点个人重读的感受。总的来说，孙甘露的小说始终保持对时间和情节的高度敌意，并让故事在仿佛根本不是故事的情况下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我爱的是语言、叙事只是附带而已”(这是英国小说家温特森的追求，也可以看作是孙甘露的)。重读孙甘露的小说，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的是，他始终在用其前后移动、颠三倒四、移花接木、重新组合的语言，对诗、音乐、图画做出反应，在反应中清理出孙甘露小说可以生根的空间。有意义的是故事则经常未被邀请加入其中。
在其长篇小说《呼吸》中，随便翻阅，你就能感受到那种密不透风，纸上密密麻麻，许多章节很少换行，长的段落可多达1500字以上，长句子长达30个字以上的不在少?，此中的意味和效用今天仍然值得玩味。他的小说即是书写者、又是阅读者，语言实验制造的障碍对两者都是存在的，他的故事脱离世俗，但却让我们进入的是广阔的俗世，即无时无刻都在伴随我们个人的意识和梦幻的世界。创造一个语言的世界，是为了摆脱或者拒绝现实的世界，语言的不及物，明明白白的自我指涉实际是排他性的。所以晦涩和难以相处是必然的。语言的世界真的可能存在吗！要么他是隐语、象征，否则我们很难进入，如果我们很容易地进入了，很明白地领会了，孙甘露小说的意义便会荡然无存了。难以进入和到达的去处并不一定复杂，比如伊甸园、天堂，人人都不会在不经意之时一闪而过的那个别处等。这些在当代小说不时会出现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孙甘露小说的意义并不只是语言的实验，对语言世界的情有独钟和一头扎入正是对之外的物质世界的排斥和拒绝。所以尝试用现世的精神去解读孙甘露小说，就等于进入了永远无法摆脱的陷阱和泥潭之中。我们不可能一个脚踩在现世，另一个脚却在“呼吸”之中，那是一种永远无法行动，而只能撕裂身体的举措。
孙甘露的先锋小说是一种离经叛道，充满着暴力倾向，但他的书写又是那么的儒雅，充满着书卷气。我读他的小说，甚至有时感到自己就是一个乡巴佬。他以全面地而又非比寻常的视角推动着小说“向内转”，而不是只停留在拙劣的意识的流动，梦的书写。
爱情是一种疾病，文明是一种病痛，语言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语言总是背着我们。”(还是温特森的话)“我们想撒谎时它说实话，我们非常希望精确时它却乱七八糟。”这种双重的背叛也许正意味着我们难以精确表达的小说的概念，小说对真真假假，难以言说，无时不在的诺言欲望却做出了回应。
还是在1989年初，先锋小说作为运动临近其尾声时，孙甘露写下了一篇短文，名为《一堵墙向另一堵墙说什么？》这篇意味深长的短文一改孙甘露的儒雅之风，语调依旧，但其对文学现状的不满、讽刺、失望乃至温文尔雅的愤怒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怎样，80年代的先锋小说已经成为昨天、前天或者是更遥远的过去，成了我们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记忆让我想起有这样一个故事，也许不足为信。讲一个罐头厂的一名工人，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每隔几秒钟扳动一下杠杆。日后发现，几十年来这个杠杆不跟任何机械相连接。听到这事，这名工人的精神严重崩溃。这名工人的精神状态并不重要，最让人难受的一点是它温和的滑稽性，或者我们经常讲的有没有搞错。弗洛伊德毫不费力地如此论证原因，我们之所以微笑是因为从我的精神能量的节省与工人过度精神的投入之间的反差迷宫中得到快感。
孙甘露80年代的先锋小说，或者说80年代先锋小说最激进的先锋孙甘露，为晚期革命运动年代的文学所付出的最后的激情和真诚。或许在今天的某些眼光看来是一场空白，一文不值。这种反差还包含着另一层意思，孙甘露的小说肯定不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包括精神)所需要的，但他绝对又是我们所缺乏的那一部分。这是悖论，又是一种极大的反差，他使我想起陈晓明文章中所提到的临界感和墓地效应。我们将从这二十年前后的反差获取快感，一种温和的幽默，即便是墓地也没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去，他的名字叫清明。因为对白天来说，黑夜很可能是他的一束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