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折断了天使的翅膀——评施玮的小说《放逐伊甸》
作者简介：谭桂林，男，1959年生，湖南耒阳人，199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湖南师大《中国文学研究》主编，著作有《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百年文学与宗教》、《人与神的对话》、《宗教与女性》、《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等。
邓曾，女，1985年生，湖南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建构一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到了21世纪，随着世界文化频繁碰撞交流，世界文化语境的越加统一融合，基督教更是作为一种精神信仰走进了人们的心灵层面。圣经文学代表女作家施玮面对日趋混乱嘈杂的都市社会，感到现代人精神的堕落，创作了蕴含丰富基督教文化思想的小说《放逐伊甸》去启示现代人，并把基督教中人类的原罪意识和赎罪意识深深地烙在小说人物身上，向读者传递基督教文化的原罪与忏悔，宽恕与博爱，重生与救赎等教义，在作品中探求一种终极价值和神性关怀。
关键词：基督教；精神堕落；《放逐伊甸》；原罪；救赎
施玮的《放逐伊甸》具有显著的宗教文化内涵和深刻的哲理意蕴，作者想要表达现代人灵魂及生活的堕落及自我放逐最后被宗教救赎的还乡过程。主人公李亚自甘堕落放纵寻死，却死而得生；赵溟躲避生活拒绝变化，却终被良知唤醒；戴航游离于生活逃避爱情，却无法放弃对爱与纯洁的渴望。他们都绝望地感受着梦与“乐园”的远离以至消失，但最后他们都在宗教上的感悟和灵魂的忏悔赎罪获得了重生。
“五四”时期，在反思批判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语境中，基督教文化成为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拯救华夏民众重要的文化资源。“1941年老舍先生在题为《灵的文学与佛教》的演讲中，对西方有自但丁的神曲开始的‘灵的文学’的‘强有力的的传统’赞叹不已的同时，深为中国文学缺乏灵的感染力而遗憾” [ 陈鹤鸣.但丁神曲宗教灵魂观念探源.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3期]，他曾竭力呼唤用宗教精神开启中国“灵的文学”，渴望用一种虔诚崇高的宗教精神来注入中国文学。当时很多作家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许地山、冰心、林语堂等,在创作中都显现出对基督教文化的认同与接受，大力弘扬基督教的博爱、宽恕、牺牲、人道主义的精神。但鲁迅、冰心他们并没有真实的走进宗教，而只是把基督教精神作为改造国民性的一剂良药,表达对封建意识以及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与否定。现代中国文化基督文学的终极之思和神性之维的真正建立是在本世纪80年代末,在人们迫切地需要精神支柱以抵御“信仰危机”的寒风的历史背景下, “宗教信仰的回归” 成为人们选择精神寄托的家园。“上世纪80 年代末,诗人海子的诗歌作了重大的抒情转向,才使中国当代文学重新确立终极之思和神性之维,中国文学终于不再只向社会历史发问,也向人类的生存境遇、人的生命尊严、人的超越需求发问”,“到了当代作家北村笔下,耶稣更是作为圣子
和救赎者身份才被正式接受,被补上了神性。”[ 齐宏伟.论现当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9第3期.] 近年来，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愈加频繁、世界文化语境的融合愈加迅速，中国的一部份知识分子从民族文化的自恋中走出来。他们面对日趋混乱嘈杂的都市社会，感到现代人精神的堕落。儒学文化根基的动摇和民族信仰的苍白使他们努力的寻找新的精神出路，正是这时，基督教文化给在精神上东奔西突而又无法突围的中国文人提供了新的精神路径和灵性空间。作家们通过深刻的反省和忏悔，认识到进入上帝的生命里才能真正为人类寻求到精神的信仰、灵魂的依托。我国当前圣经文学的开创者施玮就是这样的一位代表作家，她在作品中一直汲汲探求一种终极价值和神性关怀, 以此远离那些形形色色、喧嚣尘上的都市情欲，用宗教的信仰之光启示现代人堕落的心灵，指引被放逐的人类找到回归之路。
一
1999年以前的施玮还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诗人。1997年她在美国创作灵性文学代表作长篇小说《放逐伊甸》初稿时，因为对人生终极命运的发问找不到答案，曾使她一度搁笔。1999年4月17日她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并从宗教中获得启示，经过四年痛苦而坚韧的探索终于完成了《放逐伊甸》。在基督教文化教育和圣经文学的影响下，具有很深宗教情结的她在创作《放逐伊甸》时自然而然地给她笔下的人物注入了或强或弱的具有寓意的圣经人物身份和基督教文化精神, 并在小说中大量引用圣经文学典故, 从而使《放逐伊甸》具有了显著的宗教文化内涵和深刻的哲理意蕴。
2008年3月12日，施玮在其博客“施玮心灵客厅”上发表了《放逐之途》，其中她这样谈到自己作品的创作构思，“整个故事都以旧约放逐故事与现代新文人（代表着世人的灵魂）的堕落过程相叠映；以旧约中辉煌的人物衬映现代人的黯淡萎琐；以旧约中神所立的伦理与道德的纯净来光照现世代的混浊。小说以李亚与戴航的爱情及赵溟与王玲的婚姻为主线，来表述那放逐与回归。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分别有各自不同的精神回归之途。赵溟的线索是罪与赎罪，对应的旧约放逐过程是从人在伊甸园犯罪被逐，到洪水与巴别塔，到神对夏甲说他已经听见了童子的呼求声（创1-22）。戴航的回归主线是爱与纯洁，对应的旧约故事是以撒与利百加之间爱情与婚姻，以及父神在基拉耳对利百加的保护与对以撒的祝福（创24-26）。李亚的寻求主线是生与死，对应的是旧约雅各的故事，肉体所需的红豆汤与灵魂得救所需的天梯（创25，28）。这三条线连成了从神造人，人因罪而离开，到神的拯救，整个放逐与回归之途。小说对生与死、罪与良心、爱情与金钱、婚姻与伦理进行了描述、疑问、思索，并以神──万物之源的纯净之光光照。”从这个构思中，我们领略到了小说鲜明的价值批判，看到了作者想要表达的现代人灵魂及生活的堕落及自我放逐最后被宗教救赎的还乡过程。
小说写的是一群文学爱好者，首先他们是“60年代人”，这个年代出生的人几乎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学潮运动、市场经济等等20世纪末期所有的惊心动魄的历史运动，但他们与50年代出生的人不一样的是，他们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需要承负，所以他们对于时代的应变敏感与能力都要强于50年代的人，这就注定了他们在这种时代的迅速变迁与动荡中心灵的飘浮游移与精神的失衡无依比任何年龄群体的人都要严重。其次他们是文学人，文学本来是灵性的事情，是寂寞与清寒的事情，从事这种事情需要精神的定力与心灵上的真正的爱，而他们现在恰恰缺乏的就是这种定力与爱。他们曾经作为文艺青年为文学沉迷过，呐喊过，激动。但在如今金钱至上的商业社会里，他们为情所乱，为钱所束缚，精神失衡，失去灵魂导向，丧失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现代社会发生的故事是与圣经旧约中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过程相叠映的。作者选择这样一个年龄群落的青年
们来作炼狱的挣扎者，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作者本人属于这样一个年龄群落，和主人公一样有着炼狱挣扎和精神还乡的共同的经历，一方面也是将自我救赎和还乡的希望寄托在这一个年龄群体，因为经历的复杂、心灵的敏感、精神追求层面的日趋强烈等等特点，也许决定了他们最有可能在一个缺乏宗教的国度里成为走向上帝之路的领头羊。
所以，在作家细腻的笔触下，这群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段长长的痛苦精神漂泊之路。在经济浪潮的侵袭下，在物欲世界的围困中，这些曾经坚守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置身于金钱至上浮躁不安的社会，他们挣扎，他们盼望，他们追求，他们失落，他们痛苦，他们回归。主人公李亚自甘堕落放纵寻死，却死而得生；赵溟躲避生活拒绝变化，却终被良知唤醒；戴航游离于生活逃避爱情，却无法放弃对爱与纯洁的渴望。他们都绝望地感受着梦与“乐园”的远离以至消失，但最后他们都在宗教上的感悟和灵魂的忏悔赎罪获得了重生。
二
救赎与回归首先来之于对自身原罪的感悟与忏悔。
原罪说是基督教的根本性特征之一, 《旧约》中说凡人皆有“原罪”。忏悔根源于人的原罪。何为基督教中的“原罪”?“‘原罪’它意指由圣经中所记载的人类最早的祖先亚当而来、每个人生而具有的罪。用神学的语言, 罪则意指背离了上帝的旨意。而且, 罪不仅仅指可见的行为, 人思想中的东西一样可以成为罪, 在《圣经》中罪的含义已经超越了伦理学的范畴, 而在较深的层次上是实存论的。《圣经·创世记》中记载, 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被安置在伊甸园中, 魔鬼撒旦化作蛇形引诱亚当和夏娃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 从此, 他们便有了智慧, 但却违背了上帝的禁令, 被上帝赶出了伊甸乐园。亚当和夏娃因为蛇的引诱而走上堕落之途, 这是人第一次违背上帝的命令, 因而犯下了必须世代救赎的罪孽, 即为原罪, 意即原初的, 与生俱来的罪。从此, 人为了悔罪, 得到上帝的原谅和信任, 便开始了永无尽头的忏悔与赎罪的生命历程, 人只能在赎罪中获得新生。”[ 白英丽.《雨王亨德森》的“负罪—救赎”母题[A].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2006年.第26卷第11期
]《放逐伊甸》从一开始就描写了戴航在城市行走犹如梦回了伊甸园一样，现实的叙述中混杂了大量对伊甸园的梦幻与想象，实则是象征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来自伊甸园，却被上帝逐出，自我流放。
在小说中，一向清高自守，不肯流俗的诗人赵溟得知一起车祸事件因和朋友喝酒被他们劝阻没有及时报警相救。当事后得知在那次车祸中一个小女孩爆炸引起的大火吞噬了，这个惨剧让他一直遭受良心的谴责备受煎熬，曾经标榜自我道德完美精神高洁的他，开始无情的审视自己，剖析自己，这种审视直达灵魂深处，不断折磨着他，让他得不到半点安宁。这不是单纯的自我反省与道德完善，而是清楚知道自己背负的罪恶，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接受痛苦的自我谴责，将自己最黑暗，污秽的人性内在暴露在阳光下检阅，不断受到灵魂的拷问。通过自省，赵溟认识到自己的生命本相并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忏悔之路，他向在车祸中失去女儿的父亲忏悔，通过各种方式去接近他帮助他，忏悔他的虚伪无情和冷漠；他向离家出走的妻子忏悔，忏悔他的胆小懦弱与自私，不再固执的坚持他生活的要求，开始体谅妻子艰辛和不易。在灵魂的煎熬中，最后他终于揭开自己这类知识分子虚伪完美人格的面纱，在不断的审视剖析与忏悔自己的原罪中，重新获得心灵的平静与解脱。
而李亚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他身上背负的沉重的原罪。他作为一个落魄诗人一直放任自己的感情，游戏人生，花天酒地的生活，保持多个性伴侣，事实上在精神上他无限孤独痛苦的，想纯洁的爱人却失去了爱人的能力，想坚守干净的精神家园却对自己堕落的现状无可奈可又极度不齿，只能通过自我麻痹来度日，内心深处背负着承重的道德精神的十字架。到了最后，李亚放下清高的姿态完全投身商海，获得了金钱和物质，但是他并没有从中感到满足，
而是陷入更大的精神的空虚和孤寂中。他便开始了自毁。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生命价值的无意思，越来越感到道德信念的迷惘，在罪恶感和羞耻感中他故意用生活糜烂去糟蹋自己，用酒精淫乱和病痛去毁坏自己的肉体进行自我惩罚。李亚在任凭自己滥用自由意志满足个人肉欲的放纵时,实际是妄图加重自身“原罪”所降临其身上的苦难，用肉体的痛苦去惩罚自己灵魂的失洁，放逐自己灵魂。
施玮谈到她的创作《放逐伊甸》时说道，“随着写作的进行，我又似乎回到了那片刚刚离开的土地与人群中，重又体会着那种生命的尴尬、失落、污秽与无奈；重又体会了那灵魂与肉体被世俗之潮、金钱之潮席卷的滋味。我无限悲哀地看着我的主人公一个个走向死亡，绝望地感受着梦与“乐园”的远离以至消失。我不能为笔下的人们及自己找到一条复乐园的路。”作品中他们面对金钱腐蚀道德迷乱的外在世界的的现状表现出的无所适从和痛苦不安其实正体现了作者施玮的心情，作为同样坚守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她面对现代社会现物欲金钱洪水猛兽般的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冲击，感到精神伊甸园的面目全非，不再是纯洁之地。于是在施玮的笔下，当代的知识分子因为自己的罪过开始了他们痛苦的灵魂漂泊之路。
早在80年代，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中就探讨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知识分子因为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而终身不安，终身忏悔。但这种原罪还是一种政治性的原罪，这种忏悔还是一种表层的忏悔。《放逐伊甸》中的原罪已经超越了政治性层面而进入到宗教性的层面。这种超越当然不只表现在小说不断地穿插圣经故事作为宗教性的提示，而且表现在小说挖掘的是人性的堕落，是欲望的沉沦，是存在的终极价值的丧失。在施玮看来,社会的罪过必须由组成这个社会的人去忏悔。人的负罪意识是拯救当代社会人性丧失、物欲横流、道德堕落的一种必然途径。当代社会,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物质财富的渴望和追逐,从而导致社会大众的负罪感普遍匮乏,这也正是施玮小说显现出的对人性原罪的理解,基督教文化中特有的忏悔意识,已经深深地渗透在作家对现实社会的忧患之中。施玮把人物放在精神的炼狱里,通过自我反省和忏悔来对人生终极一连串发问-在这个迷乱荒谬的物质时代究竟什么才是人类的最终追求？人类怎样才能得到精神的救赎?人类的出路在哪里？这种过程就是人类灵魂自我认识与发现的过程，人类通过自身罪恶而遭受深重的苦难，然后去顿悟出人生的真谛，获得灵魂的洗礼与拯救。有罪才有罚，才有苦，才有赎罪的欲望，由对永生的向往和对不朽的最求，只有摒弃现世罪恶，笃信基督信仰由得救的希望。拷问灵魂的终极之思最终还得回到作家的精神资源去寻找答案。
三
在施玮的《放逐伊甸》中一直反复出现一个圣洁美丽的《圣经》人物—“利百加”，作者至始至终用充满爱与诗意的笔调描写利百加的神圣与光明，她是书中人物精神世界“真善美”的象征。《圣经》中利百加是个美好贞洁的女子，是上帝赐予以撒的妻子，娴静美丽而且非常有美德，在以撒父亲亚伯拉罕仆人口渴时无私的及时给予水，并饮饱骆驼。当安排好她的婚事时，利百加也不辞辛苦远嫁到迦南地，恭良顺从命运的安排。尤其是田野中与以撒的第一次相遇，更是把她们之间美好圣洁的爱情的美好推到了高潮，最后引入以撒母亲的帐篷，开始了她和以撒幸福美好的婚姻。在《放逐伊甸》中，作者很多时候引入这个意象来衬托现实社会戴航的爱情。在关于戴航的故事的章节中，利百加的故事反复出现，尤其穿插在戴航与李亚的爱情中以及在戴航的梦境里。其实在戴航的潜意识中一直希望或者将自己当成圣洁的利百加，希望自己能摆脱俗世纤尘不染，并且能获得纯净无暇的爱情。
戴航在小说中算得上是俗世沙漠里的一股明澈的清泉，荒草乱从中散发芬芳的美丽雏菊，她是作者塑造的现实中的“利百加”，蕙质兰心，自尊自爱，心灵的纯净，对真理和爱
的执着，对自己精神家园的洁身自好，让书中无论是男人（李亚，兴安）还是女人（萧苇）都对她怀着一颗欣赏佩服尊重的心。戴航是唯一个在商品经济浪潮对文化冲击下坚持住自己阵地的文人，她不甘俗媚坚持自己原则，坚持对真爱的追寻，对精神家园的坚守。但即使“美丽的利百加”戴航的精神世界也并非完美无缺。因为父母婚姻的失败，从小缺少父爱，所以她内心对父亲充满怨恨，家庭的残缺让她一直不肯谈起父亲也不愿见父亲甚至不愿意原谅他。父亲就像她心中的一根刺，永远在隐隐作痛。戴航渴望单纯永恒真挚的爱情，但是她爱着的李亚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甚至私生活混乱，在物欲横流的世界戴航渴望的纯净感情世界早已失去了根基，在追求真爱中遭受的挫折与打击，让她不相信婚姻，对婚姻恐惧，不相信爱情，没有安全感，一直不结婚。戴航只有在梦里幻变成她才能感受利百加的圣洁以及爱情的甜蜜纯净。
面对精神的这些困境，人类怎样才能得到救赎呢？施玮的回答是，灵魂的救赎只能在基督教的大爱与宽恕中实现。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绝对爱人是上帝的本质,是上帝给人的根本准则。基督教文化强调“爱”是最大的律法,它同样具有救赎的意义。“你们要从心里彼此相爱;假如有人得罪你,你要心平气和地向他说话,你不可存诡诈的心。如果他忏悔和认错,你就要宽恕他。但如果他不承认错误,你不要和他动怒,以免他受到你的毒而开始咒骂。这样就要犯双重的罪⋯⋯如果他竟恬不知耻,坚持作罪,你也要从内心来饶恕他,并要把伸冤之事交给上帝。”[ 刘小枫. 拯救与逍遥[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与爱密切相关联的是赦免式的“宽恕”。博爱是基督教弘扬的伦理信条,是基督教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也许正基于此,宽恕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施玮并没有让《放逐伊甸》中人们的爱走向灭亡，“1999年神的救恩奇妙地临到了我，在我拥有圣经十年之后，在我只把它放在哲学与文学的思想领域，而拒之于生命之外长达十年之后，神以它神性的智慧和爱，超自然地向我这等死的人启示了他自己，使我得到了重生，也为我笔下的人找到了回家的路。”
小说中的主人公戴航就是在爱的指引下，宽恕和原谅了曾经抛弃她的父亲，用同样宽容的爱原谅和接受了自暴自弃后悔悟的爱人李亚，结束了爱的漂泊之路。她反复阅读的圣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故事读本而是人生的启示之书，给予她心灵的款份宽慰和医治，深受心灵漂泊之苦的她，在圣经宽恕大爱的教义中找到了自己的停泊地。不仅戴航是如此，在施玮的笔下，通过宗教的博爱与宽恕，所有的人都得到了解脱。李亚在获得商业成功后却在精神上感到失落和痛苦，一直自暴自弃，在妓女怀中和酒杯里糜烂度日，最后生患性病拒绝治疗准备等死。实际上他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发生了信仰危机，失去了精神寄托，精神世界的虚无让他失去了生存的动力。直到一场意外的车祸，让他在生与死之间，看到了神圣的“天梯”：“天梯以炫目的光芒忽然临到他，周遭的一切消失了，甚至包括他自己。这光芒带给他一个巨大的震动使他从沉重中脱出来，几乎是轻盈地沿着梯子向上爬。那座现在已经看不见的大楼仍在翻腾它尖啸的吼声，如一只只波浪中伸出的手索取他。梯子的光芒为他生出了巨大的翅膀，他无声地却又是坚定速疾的飞升，直到进入完全的宁静” 宗教的精神力量唤醒了他，启示了他，拯救了他，让他摆脱了人生价值虚无的感念，重新回到基督大爱的怀抱，找到生命的价值。赵溟更是通过对自己灵魂的批判忏悔反思获得了精神上的平静与安宁，两次在夜空下，在神谕的启发下，找到了回家的路。经过赵溟心灵经过漫长的自我的忏悔救赎和信笃上帝，在基督精神的启发下，他终于获得了渴望已久的平静，获得了女孩父亲的原谅—“你们的罪虽象朱红，必变成白雪：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也得到了妻子的谅解和好如初—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 [ 施玮.《放逐伊甸》，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第 261页, 第 190页, 第206 页]书中所有的原罪最后都通过人物自我的忏悔（赵溟），通过经历死亡获得对人生的感悟（李亚），
冲破积怨发自内心的宽恕原谅（戴航）一一得到化解和救赎，这契合了基督教博爱与宽恕、慈悲为怀、拯救苦难的精神。
基督文化强调“爱”最大的律法, 视“爱上帝和爱邻人”为信仰的全部真理和核心, 呼告人们“要终生爱主并真心彼此相爱”。这处“爱”是一种神圣的恩典, 同时又与“信”紧密相连, 惟有凭此, 人才有获救的希望与可能。“基督教信仰的起点是在于罪人对上帝的离弃, 而其落点则在于上帝对罪人的救赎。”[ 杨慧林.罪恶与救赎—基督教文化精神论[M] .东方出版社.1995.]因此, 基督哲学的终极指向不是原罪而是救赎, 是人类通过自己的救赎重沐上帝的神光,救赎之路就是还乡之途。”正是物欲，是原罪，折断了天使的翅膀，使人类缺乏救赎与还乡的指引，而信仰上帝皈依基督，这正是作者在小说中告诉我们的抗拒物欲横流的一种选择。这也许不是唯一的选择，但它却是值得去尝试的一种选择。因为“这个上帝不在天堂, 不在人类历史长河里, 而是深深扎根于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同时, 信仰这个上帝即信仰一种宗教精神, 因此并不意味着对现代科学与理性的反动,也不意味着对现代物质文明的颠覆。科学和文明都是有价值的存在, 人类离不开它, 但人类不能崇拜它, 因为它是有缺陷的存在, 它的缺陷性终究会把人类引向虚无。”[ 齐丹锋.至善、宽恕和爱的精神法则-兼析《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几个人物形象[A].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7卷第1期.2007年3月.] 施玮所建构的精神家园中，基督上帝已经不是一个人神，而是一种代表宽恕与爱的精神信仰，是支配现代世界由混乱回归宁静的信念法则。信仰这个上帝, 无限地靠近这个上帝, 人能够在苦难与邪恶的世界里从混乱中解脱, 灵魂得以拯救, 并找到生命的价值。
当代文坛产生了一大批以表现人生的悲凉、现实的荒诞为主旨的作品，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当代人面对严酷的人生充满了危机感、荒谬感，这些促使一些有责任感的作家去寻找现代人生的出路。施玮对人生终极的发问便是在基督教中获得了答案，基督教主张用宽恕，顺从，忍耐来消除罪恶，用仁慈博爱来拯救社会，就象她在《放逐之途》所说的，“我们的神是美的源头，是光明本身，基督徒应成为世上的盐与光。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对本民族及人类的文化、政治、经济各领域负有责任。”，“中国文化必须被洗涤、重生，才能成为全人类文化的祝福。以福音的大能，以神的光来重生我们的文化，是我们这一代基督徒对于救主、对于子孙、对于民族、对于人类、对于生命本身不可推却的责任。”实际上, 基督教的生命力历千百年而不衰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宗教信仰是深深植根于人类木性中的一种情感需要，是对人类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是人类精神最终的伊甸园。当作家使笔下人物的苦难与求索与宗教联系在一起时,就这样, 博爱融化了孤独, 宽恕稀释了怨恨, 忏悔战胜了原罪, 崇高超越了平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