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写作的意义及其局限性━━以《放逐伊甸》为例

作者简介：郑崇选，男，1977年生，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著有《镜中之舞：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叙事》、《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合著），参编教材多种，在《文艺理论研究》、《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华东师大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内容提要：神性写作的出现用不同的审美观照方式一定程度上唤回了文学对彼岸世界的向往，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建构起一种能够穿越现实表象、直抵人类精神质地、具有充沛想象力的文学审美形态，表征着一种新的深度叙事模式的建立，为当代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敞开了新的向度。然而，神性写作对宗教信仰的无条件接受，很容易使文本沦为宣教的载体，以另外一种方式重蹈文学工具论的覆辙。

关键词：神性写作;隐喻叙事;想象力;放逐伊甸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新写实”以来，就日益跌入日常生活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对现实生活的表象描摹成为作家们共同的文学实践。特别是随着中国逐步走入消费社会以来，很多作家相信，当下的现实已足够丰富，只要能把它描绘下来就可称为很好的文学。一些年轻的作家显然深谙此道，由酒吧、网络、派对、名牌、小资等时尚符号所构成的现实生活成为他们乐此不疲的写作主题，而年龄比较大的作家则直接选取生活中的“传奇故事”，大肆演绎进而达到畅销的效果，以上两类作品几乎充斥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坛。我当然赞成文学应该取材于现实，然而当我们把文学叙事变成对现实生活的模仿或直接移植时，不仅无助于对现实的认识，反而有可能营造通向真实的迷雾。而本应该属于文学的想象、超越、信仰、终极关怀等审美品格则会遭到巨大的损伤。

在此背景下，神性写作的出现用不同的审美观照方式一定程度上唤回了文学对彼岸世界的向往。神性写作并不是一个明晰的术语，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当代文坛有“神性写作”称谓的作家无一例外都是在作品中进行宗教信仰叙事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含纳着充盈的宗教情怀或者彼岸性的理想主义价值诉求，并且常常以理想和信仰之光彻照人类人性和精神内部的黑暗，形成对宗教及相关超验世界的意义叩问。这种神性写作不仅在审美层面为当代中国文学引入神性维度，还凭藉对理想或信仰的价值确信，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建构起一种能够穿越现实表象、直抵人类精神质地的、具有升腾之美的文学审美形态。对长期遭受社会政治学浸润，以及90年代以来平面化、消费化、欲望化的中国文学来说，这种神性写作立场的确立，无疑表征着一种新的深度模式的建立。

 然而，神性写作又不是每个作家都可以承担的，它必须基于作家与自己的灵魂在信仰层面的相遇。作家施玮就用自己充满曲折的写作实践找到了信仰与文学有机融汇的道路，数易其稿的长篇小说《放逐伊甸》可以视为其神性写作的代表。从《放逐伊甸》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性写作的审美特质及其局限性。

《放逐伊甸》写作的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时，中国的社会特征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型，市场经济得以初步建立，物质的欲望逐步战胜了精神的需要，成为人们主要的追

求目标。90年代以来的中国，商业文化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一种社会现实，它的必然衍生物——欲望，开始深入人心。而一旦欲望滋生，就势必要寻求将其释放的出口。欲望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它使无根的欲望主体的存在出现巨大的虚空，因而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将这虚空填满。然而当欲望被满足，被物质性欲望遮目的欲望主体又会感到新的虚空，它必须去寻找新的满足。就这样，周而复始，作为主体的个人被欲望所劫获，不停的奔走在欲望和欲望之间。他们失去了对于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历史延续性的一切感觉，始终处于一种价值判断、理想追求、终极关怀缺失的漂流不定的状态中。没有对超越的渴望，没有对到达彼岸的想象，只有永远的漂泊，“一种无端的消耗感、隔阂感，是无法立定、停住、站住、守望、宁静、稳住的苦恼。”[[1] 葛红兵：《世纪末中国的审美处境》，《当代文坛》1999年第3期。][1]《放逐伊甸》中的人物就身处这样的时代氛围，李亚、兴安、赵溟、戴航等主要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为诗歌而痴迷的文学青年。仅仅过了10年左右，90年代的经济大潮就把诗人们精心营造的伊甸园冲击得面目全非，所谓的精神家园、诗意的栖居地被无情地放逐，变成了一个空洞的符号和梦幻般的海市蜃楼。他们所借以安身立命的崇高事业一下子就被推向了社会的边缘，而他们自身也在这样的时代中失去了灵魂的栖居地，像孤魂野鬼一样飘来飘去。

与那些被物质欲望所淹没的知识分子有所不同，《放逐心灵》中的人物似乎并没有对文学丧失信心，无论他们身处何种地位和角色，在内心深处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那一份热情和信心。如果我们把这种精神上的固守认为是他们某种崇高的品质和执着于理想的表现，那就大错特错了。李亚们对于文学道路的坚持，不是出于他们内心的渴望和与世俗的抵抗，而是，除此方式之外，他们已经找不到生存的借口，对于他们来说，文学只不过一棵救命的稻草，借以掩饰他们虚弱的灵魂。我们可以看看在文学的名义下，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李亚选择在北京一所破旧的小平房里一个人过着时而半饥半饱时而花天酒地的生活。他已不再写诗，改写笑话以赚取稿费；他明明深爱着戴航，却又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爱，而是把他们的关系故意世俗化，从而麻痹自己的情感，甚至在众多的性伙伴中驱逐对爱的向往。他厌恶钱对他的压迫，也恐惧钱成为他无能的证明。他最终放下清高的架子，与书商们打成一片，终日以赚钱为乐，但他骨子里又不爱钱，只不过以此来填充空虚的心灵。想写诗却失去了写诗的激情，想爱人却又没有爱人的力量，不爱钱却终日游荡在钱河中，这种生活必然导致他内心的分裂，以至于到了最后，他只能在妓女的怀中和酒杯里消磨度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一天天地糜烂下去。赵溟是一个老古董式的人物，面对外界的变化，他拒绝去接受，个人的自省与节制变成了一种迂腐的习惯，他甚至不能容忍自己妻子发型的改变。当他的妻子把“清汤挂面”式长发烫成了大波浪，他恐怖不已，以为外部世界正随时要把他从假想的、自足的诗之乐园丢弃，他封闭自己，拒绝交流。尽管他一直在书写，却难以在书写中平静，找到自己的位置。为了个人的所谓自足，他甚至难以承担为人父为人夫的责任，无法养家糊口，把女儿寄放到婆母处，一放就是五年。这个写过无数爱之颂歌、自认对爱有很深理解的诗人其实是一个毫无爱的能力的人，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却从来不自知的人，一个地地道道的罪人。女作家戴航渴望一份简单而永恒的爱情，因为母亲的前车之鉴，却又对爱情充满恐惧。对父亲抛弃妻女的怨恨使她的心灵难以平和，用层层的包裹掩饰自己的情感，伤害着自己也伤害着别人。对于文学的热情并没有为李亚、赵溟、戴航们找到一条可以回家的路，反而加剧了他们精神的漂泊，文学也被异化为一种与物质毫无二致的工具。《放逐伊甸》还描写了另外一类人，他们以萧苇、王京、熊兵为代表，他们曾经为心中的理想付出过极大的代价，但在物质上一无所获，沦为经济上的赤贫，巨大的落差使他们彻底放弃理想去追逐金钱，而当他们物质丰裕之时却又感觉不到内心的自由，索性吃喝玩乐，放纵欲望。

所有的人都在无根的虚空中漂泊，《放逐伊甸》清晰地为我们呈现了这样的生存图景。

究竟哪里出错了，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才导致了如此荒诞的境况？是信仰出了问题，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必然是荒诞的，施玮开出了这样的药方。不是说有了信仰人就不再被生存的困境所苦，而是说信仰让存在获得内在的柔韧性，人因为信仰而具有生命的张力。而这点也是神性写作和日常写作关乎存在想象的重要区别，许多日常写作的作家都被生命的意义感所苦，很多作家只是写出生存的困境，却难以进入怎样走出困境的思考。《放逐伊甸》没有对生活的困境进行丝毫的掩饰，而是使他充分的暴露，所有人犯的罪都被淋漓尽致的表现。当信仰缺失的时候，尽管他们把诗歌与文学挂在嘴边，貌似清高地排斥真实的日常生活，却又纵容自己的肉身一再的“犯罪”。李亚吃喝玩乐，妄图再挣到大钱后安心写作，却在“罪恶”的生活中迷失了方向。赵溟为了一厢情愿的清高，置家庭与孩子于不顾，甚至可以在一次火灾现场附近的饭馆里吃吃喝喝，坐视一个美丽的小女孩被活活烧死。戴航的内心并不像她自己以为得那么纯真、善良与美好，怨恨的种子早已在内心疯狂的生长，直到父亲临终的最后一刻才去相认。熊兵、萧苇、王京等人则沉醉于物质欲望的追逐，心灵在欲望的磨损下破烂不堪。每个人都在灵魂的飘荡中犯下了无数的“罪”。但施玮并没有止于对罪的揭露，而是在对罪的书写当中无处不渗透对信仰的思考，让我们看到人的软弱与无力自求的实况，进而自觉生发出对信仰的追求。在小说的结构上，作者着意在上部的每一章的开始都引用圣经故事，与小说人物的现实生存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下部则把圣经的语句内化到人物的行动和思考当中，使信仰成为人物精神、情感得以深化和变化的内在动力。[[1] 张鹤：《飘泊的宿命与回归的坦途》，《放逐伊甸》第279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1]我们可以发现，《放逐伊甸》中随处都有人物对自己内心的审视和反思，内心深处那束神圣之光一直隐蔽在神秘的角落，等待“犯罪”之人的寻找。最终，李亚透过死亡窥见了生的意义，赵溟通过罪的反省认清了自我的本相，戴航则是冲破怨恨的心结获得了爱的真谛，神圣之光普照大地，回家的道路自然延展开去。

神性写作不是对真实生活经验的遮蔽，而是以一种隐喻的叙事形态呈现审美对象， 这首先是因为神性写作的审美对象是对超验神灵的信仰。信仰不在感知式的日常审美范围之内，对它我们无法如实地描述出经我们的各感觉器官综合后所形成的印象，像再现日常审美对象那样将它从现实状态转化为叙事话语。不可言说性由信仰的本质特征所决定，但是由此来否认超验神灵的存在，讥笑信仰行为的愚妄却是更加愚妄的行为。人对信仰的不竭冲动不会因为理性的日渐昌隆而有丝毫消减，人类欲把个人的信仰体验转化为可为他人认同的精神体验的愿望也从未熄灭过。借用文学艺术的隐喻和象征手法言说不可言说之物就成为宗教信仰的选择。但即便这样，对宗教信仰的呈现也依然是隐约模糊的，超验的神灵只能存在于人的想象中。因此神性写作中的审美活动被赋予幻想的特点。《放逐伊甸》中每个人都同时生活在真实和幻想之中，无处不在对内心的审视以及对神圣之光的渴望，使文本充盈着丰沛的想象力。“远处的乐园”、“彩虹在天”、“飘荡在地上”、“旋风中的城市”等一个个空灵的标题提醒我们神圣之光不是被欲望吞噬了，而是从来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只是我们在物质的遮蔽中丧失了想象的能力。摩罗在谈到想象力的问题时，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想象力或者想象， 就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方式。人类最神秘的精神存在方式， 我认为就是内在的一种想象，一种感应， 一种领悟。而一个人生命力的强弱， 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我认为就是看他想象力活跃的程度如何。一个人的想象力强， 就说明这个人的精神生命强大； 一个人的想象力弱， 那么就说明这个人的精神生命弱小。”这里的一个人也可以代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借这种理解， 摩罗指出，我们艺术想象力的贫乏， 是我们内在生机贫乏的表征， 我们“非常缺乏审视和展现人类内部生活的资源， 非常缺乏宗教信仰的资源。”[[2] 摩罗：《不死的火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页。][2]文学作品的神秘意蕴同作家的艺术想象力直接相关，神秘意味着超越了日常想象。神性写

作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文学的想象力，同时也使人在自由的想象中重新审视自己的物质生存，找到一条形而上的道路。也许这样的道路不能适用于每一个个体，但在物质喧嚣的尘世当中起码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向度。仅此一点，就比那些醉心于罗列欲望的所谓经验写作有价值的多。

从本质上来讲，各种形式的写作其实都是在一种隐喻叙事，这并不因为叙事主题的不同而有例外。但在神性和想象缺席的情况，文学更多的时候被当作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从新时期文学的思潮演变来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一直到“现实主义冲击波”、“新写实”等无不致力于社会现实问题的暴露。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后的诸多写作潮流，虽然名目繁多，难以判断，但也普遍存在着漠视灵魂、精神，回避终极追问的倾向。先锋小说以回到文学自身，专心语言和叙事实验为己任，虽然不再把反映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重担扛在肩上，但同时也放弃了文学的精神内核。所以北村大声呼吁作家要绕到日常性背后去审视生存的真相，“让日常生活的难处从小说中出去：点灯不亮去请个电工就得了，缺钱就去赚钱，嫌豆腐太贵另找一家试试看。把小说打扫干净， 因为有更重要的东西要进去。”[[2] 转引自谢有顺：《活在真实中》，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页。][2]这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关乎存在终极意义的精神信仰。当圣灵降临作家的审美视域，文学叙事就不再仅仅停留在反映形态，而是转向了隐喻形态。从这个角度讲，神性写作不仅仅是某几个宗教作家为了自己内心的信仰而进行的叙事试验，而是用另外一种迥异于日常生活写作的审美形态丰富了当下文学的写作模式，也为当代文学的进一步的发展敞开了更多的可能性。

当然，神性写作从其诞生就伴随了不可避免的问题，如何处理生活、审美、叙事和信仰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一大写作难题。由于对某种神圣信仰的追求，神性写作不愿对信仰和宗教有丝毫的怀疑。他们往往为宗教激情所左右，将某一宗教信仰对象审美化，而没有细察在信仰过程中的复杂心灵状态，致使作品只有仪式化的庄严，却没有达到宗教信仰叙事所应有的深邃，这些作品在人、神对话中一味宣扬神对人的救赎和启示，却遮蔽了人质疑神、与神辩难的声音。神性或者被处理为特殊题材，或者被当作抵抗庸俗的文学武器，这就很容易使神性写作仅仅呈现出某种神圣的姿态，而没有深入其精神内核，没能为文学审美拓展出神性的维度。这是当前尝试神性写作的作家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的问题。在《放逐伊甸》中，人物的命运展开都可以简化为对于宗教信仰的寻找，所有的日常生活都是不真实的，你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像是漂浮于空中，只待与神圣之光相遇的那一刻。宣扬宗教信仰在文本中带有某种使命的意味，作家对神性启示的领悟要远远超出对艺术审美性的追求。为了达到宣教的目的，作家不惜借每一个人物来大段大段的发表自己对神性的领悟，很多时候这些领悟是游离于人物本身的。由此，作家笔下的人物成为感悟神性的工具和符号，忽略了人性的丰富与立体。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与崇高的宗教信仰之间呈现为敌对的状态，在引领我们进入神性世界、感受神性之美的同时，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去人性化的倾向。小说的结尾，当人物形象与神性之光相遇，一切的矛盾顷刻化解，本应该复杂的现实生活被作家人为的进行了概念化和平面化的处理。如果说在前面的叙事中，我们能够体验到人物形象激烈的心灵搏斗，那么，这种理念化的处理方式则让我们对文本的审美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如果把这些人物的探寻之路进一步放置于无神语境的当代中国，就更加难以承担与知识分子话语传统和大众意识形态有效对接的任务，由此，神性写作的存在合理性就大可怀疑。当然，这是由中国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同时与神性写作的不成熟也息息相关。

归根结底，文学就是人学，它必然要以书写不同时代人性的丰富为最终目的。文学永远是以审美为前提的，所以，文学只能以审美的方式去履践神圣价值关怀，神性写作如果忘却了审美的职能而偏重于宣教，那是文学的悲哀，同时也降低了神性写作的品格，很容易以另外一种方式重蹈文学工具论的覆辙，这是刚刚起步的神性写作应该引以为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