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宿命与回归的坦途——谈施玮的《放逐伊甸》
张 鹤
基督教教义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基督教作为宗教信仰和神学思想在中国得到传播大约始自19世纪初，但基督教进入中国文坛，被中国作家写进文学作品的历史，算起来却未及百年。
从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运动到三四十年代的抗日与内战，二十多年里，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一群作家如冰心、许地山、苏雪林、张秀亚、沈从文、萧乾等，他们从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的角度创作了一批与基督教相关的文学作品，以文学形式表现基督教文化对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浸润与影响。总体来看，这段时期作家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学表达基本体现为正面描述和反向批判两种。前者更多地是从信仰的精神层面上表达对至高者的赞美、歌颂与对个人生命意义的反思，代表作家有冰心和苏雪林；后者更多地是从日常生活的现实层面对某些信教者知行相悖的质疑与讥讽，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和萧乾。不过，在大部分涉及基督教的小说作品中，基督教并非叙述的重点，而是叙述的背景，目的是突出时代风潮中启蒙精神的重要性或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
50年代至80年代，基督教文学在中国文坛上几乎毫无声息，处于沉寂状态。
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崛起，在这个写作具有相对自由度的时代，作家们开始重新关注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类宗教，并有意在作品的题头或章节、段落中引入《圣经》的词句与思想，一些诗歌、小说有保留地涉及到基督教文化对城市知识分子和乡村百姓的影响，但多数作家仍然把基督教作为突出主题观念的参照物或者情节线索的一个枝节，很少对信仰本身进行探讨、质疑或反思，很少对当代中国基督徒个体与群体的精神世界与生活形态进行描摹与反映。这种状况，直到北村出现方告结束。
前先锋作家北村自1992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后，发表了一系列从基督教信仰角度探讨人性的小说。北村的基督徒身份及其小说创作几乎成了所有以“基督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关系”为标题的各类论文、著作不可或缺的章节。当然，在当代文学广袤丰沃的土地上，偌大个中国并非只有北村一个基督徒作家在独力耕种，在他身边，在他身后，一直有一批同道者，曾以诗歌闻名文坛的女诗人施玮就是这当中的一个。
施玮自1999年受洗后，曾一度搁笔，她在一篇创作谈中自言已经无法适应先前熟识、认可的审美形式，她需要变化和超越。有四年的时间，她痛苦而坚韧地寻找着新的表达技艺，努力从旧有的审美定势中摆脱出来，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作之路，将信仰与艺术自由而有机地汇融在一起。
完稿于十年前的长篇小说《放逐伊甸》在这场蜕变中几易其稿，终于在十年后交到读者手中。作为一部极具宗教色彩的文学作品，《放逐伊甸》并没有一般宗教小说常见的说教与劝导，而是在洋溢的诗意中渗透着浓郁、深切的宗教情思。无论是小说叙述者的评论还是小说人物的内心独白，无论是小说结构上的引文插入还是情节线索的精致设计，处处都闪烁着基督教文化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影响。不可否认，在今日的中国小说中，这种影响、尤其是受到影响的人群通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屏蔽掉了。《放逐伊甸》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为那些试图从圣经文化中探求真理之路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自己的生命印记，这是迄今仍为少数人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群体一段不可被抹杀的共同经历，也是90年代中末期一群精神贵族由启蒙的精英成为庸碌的大众，而后成为谦卑的信徒的一段流血的心路历程。
漂泊与回归是这部小说的叙述核心，它的起点始于对光的寻觅，止于对光的见证。
一、枷锁与自由
在《放逐伊甸》中，一群曾经为诗所迷的热血青年已经步入人生中途，这其中，腰缠万贯者有之，事业有成者有之，清高自闭者有之，贫困潦倒者也有之。尽管人人都在或多或少地为情所乱、为钱所缚，但小说中每个人物竟然都对曾经付上过青春热情的文学有一种难舍的眷恋，甚至在情场和商场的角逐与争斗中，内心仍隐隐地燃着一缕为诗而动的情愫。
在如今金钱至上的声浪中，这种对艺术单纯的热爱与执着似乎很难让人相信，但在刚刚结束的世纪末，它却真真切切地在一群人——我们姑且称之为“60年代人”——身上发生过。这个群体虽然在文革的阴影中长大，却幸运地经历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冻期和繁盛期。当神州大地为一篇诗歌、一部小说而激动疯狂时，当饥渴的人们迫不及待地向文学索取营养与力量时，向来容易为诗动情的年轻一代毫不犹豫地成为诗的狂热追随者，甚至梦想着成为新诗、新新诗的开创人，诗人们将诗/文学当作生存的动力、生命的归宿，诗/文学之梦自然而然成为他们赖以栖身的精神家园。
可惜，仅仅过了10年左右，90年代的经济大潮就把诗人们精心营造的伊甸园冲击得面目全非，所谓的精神家园、诗意的栖居地不可避免地被推向遥远的地平线，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和梦幻般的蜃景。当金钱取代诗歌的位置时，所有曾经为诗欢喜为诗忧患的情感，霎时散发出古老破败的气息；所有的崇高理念和审美理想不断地受着市场的检验、嘲弄和淘汰；精神家园的大门缓缓地闭上，漂泊于此开始。
其实，这种漂泊还不是诗人们经历的真正的放逐，它只是对人类始祖被放逐于伊甸园外的一个表层次的模仿，作者有意要通过这种看似相同却有着本质差异的对比，表达她对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经历的反思。
表面上看，小说中的前诗人、准诗人们都在为金钱腐蚀了诗歌的美丽、为诗之乐园的丧失而痛苦、愤怒和无奈，甚至妄图以赚更多的钱以便有朝一日再领诗骚，或者固执地清高自守以待来日。越过这层表相，会发现，诗人们所经历的漂泊之苦并非源自诗之末落日，而早就从他们试图通过诗来追问自由、生死、爱恨、善恶之时开始了；因而，他们所丧失的并非只是诗所代表的崇高理念和审美理想，他们的被迫漂泊也并非仅仅因为钱所代表的商品社会的冲击与挤压。从根本上说，漂泊不只是失去诗之栖居地的诗人们的惟一选择，它一直是人类普遍的、无可逃脱的宿命。
落魄诗人李亚是个性格鲜明而复杂的人物。早在大学时代，他就把自己从大学校园和父亲的家中放逐出来了，他渴望不受约束、自由自在，于是选择在北京一所破旧的小平房里，一个人过着时而半饥半饱、时而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不再写诗，改写笑话以赚取稿费；他不情愿结婚，却有不少性伙伴；他恨恶钱对他的压迫，也恐惧钱成为他无能的证明，虽然最终他放下了清高的身架，与书商们打成一片，终日以赚钱为乐，但骨子里并不爱钱。想写诗却失去了写诗的激情，想爱人却没有爱的力量，不爱钱却终日游荡在钱河里，这种生活必然导致他内心的分裂，以至于到最后，他只能在妓女的怀中和酒杯里消磨度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一天天地糜烂下去。
对他来说，最大的痛苦并不是无法再写诗、无力再写诗了，而是他在追逐自由的过程中无可奈何地发现，他已经距离心灵的自由越来越远了，他一直渴望摆脱，也一直以为已然摆脱掉的外在束缚，毫不留情地将他捆锁起来，他根本动弹不得。先前的自由不过是他自己设计的幻像，真相一旦显露，骄傲如李亚者立刻变得不堪一击。身患性病之时，他拒绝治疗，但求一死。最终，让他得以重新开始新生活的契机源于一场意外的车祸。
在生与死之间，李亚明白了又一个真相——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比他更强大的力量，需要他谦卑地仰望而不是自以为义地与之对立。这种力量超然地存在着，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力量温柔地存在着，等待着以父亲的爱抚慰这个失丧者。在这个存在面前，李亚真切地看到自己的渺小、污浊和软弱，他不由自主地渴望拯救。奇妙的是，他一直寻找的回归之路，在他呼求的瞬间便在他的面前畅达地铺展开来。
《放逐伊甸》通过李亚这一人物的经历让我们看到，当人妄想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时，注定要失败。因为人的确活在“无往而不在非自由”之中，自己幻化出来的各类自由最终将显现为枷锁，在人世的旷野上漂泊自然就成了人的生存常态。同样，回归也并不会通过人自己的努力而实现，它只在一个时刻临到——当人需要上帝时。只有当人放弃自定的自由，承认身在不自由的重担之下，愿意向自由本身求取力量时，他才能由此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安。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耶稣会善意地提醒道：“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新约·马太福音11：28）
不可否认，李亚身上凝刻着当代知识分子共有的生命印迹，这种印迹，我们也可以从书中其他人物如萧苇、王京等人身上找到。他们曾经为心中的理想付出过极大的代价，进行过不屈的战斗和惨烈的坚守，许多人因此成了精神上的贵族、经济上的赤贫。终于有一天，他们以某种方式功成名就了，却在鲜花似锦、烈火烹油的盛况之中，寂寞地发现费尽心血、拼却性命追求得到的，竟然是自己当初最不屑、最不甘心屈从的枷锁，而不是崇高的自由。这个巨大的反讽让这其中的一部分人走向了功利——索性吃喝玩乐，放纵身体欲望；另一部分人走向了荒诞——索性以空对空，冷眼看世界；还有一部分人走向了信仰——以上帝的标准和视角来审视、认识自己，由此进入对罪的反思。
二、自省与知罪
中国文化中有较强的“恶”的意识，却基本没有“罪”感，大多数中国人愿意接受善恶共存的人性观念，却无法坦然面对“我是一个罪人”的真相。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日三省吾身”的清醒节制，但其目的是让人通过自省获得更为完善的人格，而不是因为知罪而生出忏悔之心。可以说，前者带来的谦逊体现得更多的是社会的伦理要求与个人的修养作为；而后者带来的谦卑却是在神性维度的观照下才可能实现的品格，正如惟有在神性的光照下人才可能认清罪与自己的关系。
在《放逐伊甸》中，不闻世事的诗人赵溟是众人公认的老古董式人物。他第一次出场，是坐在一向很少涉足的酒吧里郁闷地喝酒，他忧郁悲伤的惟一原因就是妻子王玲未经他同意，把留了多年的“清汤挂面”式长发烫成了大波浪。这个新形象让妻子自己兴奋至极，却让害怕变化的赵溟恐惧不已。在他看来，这个变化就是一个信息——外面那个动荡多变的世界正虎视眈眈地做着进攻的姿势，准备着随时把他从假想的、自足的诗之乐园里驱逐出去。
不过，让他最为恐惧的还不仅仅是失去这个由王玲的善意和他的懦弱共同搭建的诗乐园，而是——没有了假想的乐园，他能到哪儿去呢？在这个广大得令他困惑，躁动得令他不安的外部世界中，他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已经被这个世界当作局外人，放逐在他自己的自留地里了。在自己的园地里，赵溟似乎深得自由，每天在稿纸上涂抹着诗句或小说。尽管也曾一再地辉煌，从名诗人到名小说家，拥有了不少桂冠，但赵溟从未被荣誉冲昏过头脑，他对自己的作品总是异常苛求，轻易不肯示人。
他要求自己在艺术创作上精益求精，力求尽善尽美，所以作品极少，自然稿费也一样不多。在这方面，他有足够的自省意识和可堪赞赏的自我否定精神。甚至在阴差阳错地改写电视剧本时，他也仍然恪守着严格的艺术准则，对所谓的市场规则毫不妥协。在个人修养方面，他更是与风流的李亚完全相反，对妻子以外的女性一律彬彬有礼地敬而远之，不但行动上谨慎自洁，心里也从未有乘人之危的恶念。
但就是这么一个追求人格完善、艺术完美的好人、好诗人，却从来不知道为了让他尽享个人自由，周围的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妻子王玲一个人在外赚钱养家，房子太小，丈夫又要写作，她只好忍痛把女儿寄放到婆母处，一放就是五年。当妻子决定为了家庭多赚些钱准备辞职下海时，他却惟恐因此动摇了诗之乐园的根基，固执地拒绝改变，让妻子大为伤心。在这里，个人的自省与节制变成了一种惯性的自律，并由此滋生出自得，它们重重地遮蔽了赵溟这类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真实认识，他们已经习惯于通过自省，操练出一个自认完美的“我”来，却从不愿对这个完美自我解剖一下。
最终，赵溟从道德的完美中走了出来，开始对自己的本相有了一种更为深入、尖锐的认识，这个变化源于一场偶然的悲剧。
一天中午，一个小女孩被车祸引起的大火吞噬，当时有许多围观者，却无一人施救。赵溟那时正与李亚等人在车祸现场附近的一家小店里大吃大喝，他要打电话报警，但无人响应，大家认为肯定已经有人报警了，无须他们再费事麻烦警察了。但此后，赵溟却再也无法从这场事件中摆脱出来。他先是憎恶那些见死不救的路人，继而埋怨当时劝阻自己打电话报警的友人，最终他明白，其实真正冷漠的是他自己。他无法原谅自己当时的无所作为，他也无法再继续矫情地哀悼失去的诗之乐园。
由此，这个一向清高自守、不肯流俗的诗人开始无情地审视自己、剖析自己，直达灵魂深处。他愕然地发现，那么多年里，他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从未真正关心过身边的妻女，自然也从未真正在乎过陌生人，所以，他才会在听闻女孩遇祸时，仍坐在餐桌边吃喝。他不无惊恐地发现，这个写过无数爱之颂歌、自认深谙爱之三昧的自己竟是一个毫无爱的能力的人，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却从来不自知的人，一个地地道道的罪人。
这种从知罪入手进行的自我解剖，不是单纯的自省和试图通过个人努力以完善自我的励志活动，它是一场痛苦的手术，将灵魂中所有的肮脏与污秽坦然地陈列在明光之中，揭开所有自以为美的虚假面具，撕裂一切不自知的虚伪装饰，在一无所有、一无所是的实况中，看清人性的本相——一个罪人，一个自愿与公义和爱的上帝隔离的人，一个在人世的旷野上失丧、走迷、偏行己路找不到归途的人。
当赵溟如此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本相时，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忏悔，向在车祸中失去女儿的父亲忏悔，忏悔他的冷漠；向离家出走的妻子忏悔，忏悔他的自私；向至高者忏悔，忏悔他的自义。那么多年里，他害怕所有的变化，包括妻子的发型、私人空间中物品的变动，他以为依靠固执地坚守，他可以在动荡多变的世界上保持一份因不变带来的平安，但这种虚浮的平安根本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终于，在经历了一场心灵的大火之后，在单纯诚实的忏悔中，他获得了一份渴求已久的平安，一份这个世界无法摇动的真平安，它直接来自于最高处的应许——“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旧约·以赛亚书1：18）在忏悔中，他获得了赦免，找到了回家的路。
赵溟这位光的寻找者，最终成了光的见证人。
三、 怨恨与宽容
我相信作者施玮写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戴航时，是带着透明的喜悦和欣赏下笔的，她在这个性情单纯如水晶又锐利如刀锋的年轻女诗人身上赋予了浓郁的诗情与爱意。最终，在女主人公历经心灵磨难后，作者毫不犹豫地给了她所渴慕的幸福爱情。小说中，大部分与戴航相关的章节都散发着一股温暖清新的气息，仿佛新刈的草叶在暮春的风中留下的余香。
小说是从戴航在喧嚷的大街上恍惚地游走开始的，她一出场就以漂泊的姿态进入读者的视野，并不断地在现实世界和圣经历史中穿行，寻找着爱的真谛。
她渴望一场单纯美妙的恋爱，一份相契相守的婚约；她渴望成为旧约中的幸福女子利百加——一生只为一个男人而等候，勇敢地穿过长长的沙漠去做他命定的妻子；她渴望遇到一个男人能像旧约中的以撒那样，以深沉不变的爱珍惜、护守那个从旷野缓缓向他走来的命定的妻。但在现实生活中，她茫然四顾却看不到单纯至真的恋爱和相守始终的婚姻。母亲家族的每个女人都在重复着同一个哀怨的爱情主题——被男人抛弃；身边的每个女子也都在重复着同一个无奈的爱情主题——不敢结婚。
得到一份单纯不变的爱竟是一件困难到令人绝望的事，这让戴航甚感悲哀。她一直喜欢李亚，不在乎他的落魄与不羁。她喜欢与李亚相处的那些被诗意润染的瞬间，牵着手指，一同走过午夜的马路，一言不发却自有灵犀相通。但她知道李亚不敢娶她为妻，李亚害怕结婚，他宁愿与她保持忽远忽近的距离，以维持这份纯美可喜的情谊。戴航理解这种对婚姻的恐惧，她很早就从母亲对婚姻和男性的失望中，看到了婚姻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景况。倘若婚姻只是有可能成为个人自由的束缚，或者在婚姻中爱情会越磨越单薄脆弱，这些倒也罢了；最令人生畏的是，婚姻竟然会让两个原本相爱的人彼此成仇，并终生怀恨，至死不肯宽恕。这样的婚姻着实让人寒心，而这正是戴航父母的婚姻的真实写照。父亲年轻时为着所谓的事业有成，毫不留情地抛妻弃女，不辞而别。这个举动令戴母怨恨终生，以至于在前夫写过忏悔信之后，仍然不愿原谅，硬着心肠不肯到前夫的病床前做最后的告别。
其实，婚姻中的怨恨也只是人类喜欢记数他人之恶的一种表现而已，在充满纷争和不义的大地上，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无师自通地藏起了许多怨恨的种子。怨恨仿佛毒瘤，不动声色地侵袭、腐蚀着周边的健康肌体，其阴暗与恶意常在不经意间显露出来，并引动更多的怨恨滋生、蔓延。怨恨也如锁链，恨的人与被恨的人都被它紧紧地捆绑住，一日不得释放，就一日不得自由与平安。惟一能够让锁链自由脱落、让毒瘤自然化解的力量就是宽容之爱，但身受伤害的人往往不情愿以宽容之心对待伤害自己的人。
戴航曾一度对父亲充满企盼，希望有朝一日见到他，与他共诉父女之情。可是，当她在故乡的树下看到传说中的父亲，见他沉浸于打牌的游戏，对当年抛妻弃女的行为毫无悔恨之意时，戴航心里残存的一点亲情瞬间荡然无存，她胸中涌起与母亲同样的怨恨与恼怒，认为父亲不值得怜悯，不配接受她的亲情与关爱。
直到有一天，她偶然从母亲的枕下发现了父亲的忏悔书，才明白，在这场失败的婚姻中，没有哪个人是赢家，也没有哪个人是无辜的。每个人对自己的荒唐行为都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恨却是许多反常行为的最真实的推动力。也就是这一次，戴航对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角落才有了更真切的认识，她不得不承认，她的内心并不像她自己以为的那么纯真、善良、美好，怨恨的种子早就在那儿疯狂地生长，只是她从未注意过罢了。当她看清自己的本相时，她将关闭已久的爱父之心再次打开，在父亲临终的最后一刻，她赶去相认，向等候了一辈子的父亲喊出“爸爸”两字，在赞美诗的歌声中送走了因为得到宽恕而大得安慰的父亲。
纪伯伦曾写过一句诗：“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一颗心宽容。”是的，宽容是真正的爱，它向来建立在被伤害的、疼痛的根基上，但也因此，这样的爱才更纯粹、更贞坚、更广大、也更有力量。
当戴航学会了以宽容的爱对待曾经弃她不顾的父亲时，她也就学会了以同样宽容的爱对待李亚：那个对她的真情一逃再逃的男人；那个不断更换性伴侣的男人；那个当着她的面打车去找妓女的男人；那个身染梅毒、自暴自弃的男人。当她以宽容之心面对这个逼仄的世界时，她欣喜地发现，那从圣经文字中流溢出来的温暖再一次地包围了她，这一次，她已经不再把它当作可悦的文学读本，而是看作爱的泉源，从文字中涌流出来的清水具有医治和更新的作用。深受心灵漂泊之苦的她，终于在无边的大爱里找到了自己的停泊地。
如果说李亚是透过死亡窥见了生的意义，赵溟是穿过罪的浓雾认清了自我的本相，那么戴航则是冲破怨恨的混沌获得了爱的真谛。主人公们迷失在不同的小径上，在漂泊中挣扎，在挣扎中漂泊，最终却在同一个地方相遇，走向了共同的归宿。他们用尽半生的努力找到的这条回归之路，是一条通往光明自由之地的路，这是惟一的路，因为只有这条路才闪烁着真理、生命和爱的光彩。
《放逐伊甸》是施玮进行基督教文学创作的一次可贵的尝试，她将基督教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汇融到小说故事当中，记录了人物在圣经文化影响下的精神成长，她希望藉此述说她这一代知识分子对生死、自由、爱情、金钱以及罪恶等问题的困惑与反思。在小说的结构上，作者着意在上部每一章的开始处引用圣经故事，以与小说故事和人物的生活形成呼应或比照；下部则将圣经语句内化到人物的行动和思考当中，使信仰成为人物内在精神得以深化和变化的动力来源。
任何一种形态的文学，无论以什么定语来标注其所属范围，文学自身的规律和原则都不会因此改变，其艺术性和审美价值也不会因此受到削弱和降低。基督教文学也是这样。只是，从表现的内容上看，与其他被贯以**文学的作品相比，基督教文学的信仰属性及所关注和表现的信仰人群更应该成为创作的主体与重点，而不是仅仅成为故事背景甚或细节装饰。从审美情趣上来说，基督教文学不单单向人展示罪，尤其不是津津乐道于罪的种种情状，而是通过真实且节制的描述，让人更多地看到，在罪的捆绑中，人的痛苦与挣扎，人的软弱与无力自救的实况；基督教文学不单单宣扬爱，尤其不是说教式的灌输与居高临下的指点，而是在神性的维度下，鲜活生动地展现爱的自觉、牺牲、怜悯的力量。在这当中，耶稣提到的“舍己”——自我否定精神，将是文学走向自我更新的前提和原动力；同样，耶稣提倡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表达原则，也正是文学的生命核心——诚实，文学只能以诚实感染人，因诚实而具有感召力。
从这些方面来看，《放逐伊甸》的确为当代中国基督教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讲述的可能性。
2007年3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