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

宋晓英

摘  要：施玮的《放逐伊甸》再现了以人文复兴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面对时代裂变与商业大潮，如何试图维护其社会的良心、独立的精神个体以及理想坚守者的形象。小说探讨的是，社会向“现代性”演变历程中，“知识人”是否能够保住其精神“伊甸园”，实现主体的独立自由，或通过某种方式得到灵魂的救赎吗？其自省、拷问、批判的精神与与所谓的“大时代”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关键词：放逐伊甸；知识分子；现代语境；

Abstract: The novel “From Eden to Exile” represented the intellectual images who take human rejuvenation as their responsibility. The authoress Wei Shi explored how the intellectual tried to maintain their conscience to society, their independent spirit, and their renaissance dream when facing the Era Varying and the Commercial Tide. The novel attempted to probe into the following answer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st evolvement, can the intellectual class be kept in the Garden of Eden? Can they still implement their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How can they actualize the salvation of their soul? What kind of relations were between their self-reflexive, torturing in conscience, criticism to the society and the Modern Time.

Key Word: “From Eden to Exile”; the intellectual class; Modern Context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 －0000(2014)00－0000－00

依照中西方沿袭的“知识分子”角色定义，中国古代“士”的阶层自觉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是“社会良心”的守护者；在西方，特别是福柯等的“现代性”理论中，他们肩负着揭示、阐释“真理”的义务，也把握着对社会批判与警醒的权力。北美华人女作家施玮的小说《放逐伊甸》生动地描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受人文主义洗礼的一代人，怎样被九十年代的社会裂变所裹挟，在时代大潮中挣扎、失落及顿悟的过程。这些五六十年代生人已经形成了“重精神、轻物质、拷问灵魂、省问良心”的人格，不仅因为他们出生于“诗书鼎礼”的中国，而且因为他们在八十年代初经历了一个“启蒙时代”。经年之后，理想主义的光芒减弱，经济的大浪淘沙开始，他们“找不到出路”，无法判断是时代还是自我的错误，陷于困惑挣扎、漂泊无依、亟待救赎的存在状态。

一、挣扎

作品之初，这一群“知识人”似乎人人有自己的“坚守”：赵瞑坚守自己的“良知”，戴航坚守自己的“爱情”，李亚坚守自己的“自由”。但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知识分子迅速地失去了神圣经典的解释权和知识的垄断权。”[1]8其“精神导师”、“真理传播者”的桂冠被摘下来后，地位渐趋边缘化。这种边缘化导致了这一群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责任的人逐渐失去了话语特权，甚至面临着事业上的瓶颈。小说中的“作家”们要么纷纷下海，要么创作停滞。面对新的社会特征，他们已经无法运用既有的理念做出判断。小说中人物各异，精神类同，只是挣扎、幻灭，或救赎的阶段、程度不同而已。

作为“诗人”的李亚本来有其独特的精神富足，表象看，“整个人都找不到一点清爽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一无所有却仍拥有骄傲的人”[2]30。住破屋陋巷，一只馒头，西红柿可佐一餐，业余时间“往来皆鸿儒”，在酒坊茶肆“笑傲江湖”并不能破坏他内心的平静。他把严肃写作与商业写作分开，于前者不允许有任何“水份”，以创作实绩赢得行内的尊重。通俗写作是他用来养活自己的工具，内容也无伤大雅。李亚的自得其乐、“特立独行”印证出当代中国确实有过一个不以功利识人、“清贫”与“精神”存有一隅地位的时代。 

除了生活方式与创作上的坚守，作家还赋予李亚一种“你还有什么能不辜负的呢”的精神气质，敢于说自己“什么都不是”的勇气。李亚珍视自己的这种“独立不倚”：自己什么都没有，但谁也可以不靠，破帽遮颜，________________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美华人自传体写作发展史研究”( 编号: 11BZW113)。

作者简介: 宋晓英(1961-)，女，河北威县人，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爱尔兰科克大学、美国陶森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华人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躲进小楼独写作。而“思考”，是他“生命中的最奢侈品”。这种精神自由、人格独立使得“诗人李亚”高高在上，俯瞰众人，也使他获得友谊，吸引爱情，他似乎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知识分子”的代表了。穿过京城最繁华的路段，目睹朋友出国、发财、拍电影，众生喧哗，李亚并没有动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生活仿佛孔子的学生颜回，“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从人的存在的意义去看，李亚不过保有一种自然人格，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他的存在似乎说明，只要具备了基本生存能力，人就可以自为地生存；如果再有了身份的自觉，就能很好地与世俗，特别是浮华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更好地肩负使命：无论是“社会的啄木鸟”还是“世俗的良心”。

但什么时候起，他这种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灵魂”失去了意义？这群职业尚存，没有大的生存之虑的“知识人”，象牙塔中观望世相，不为所动的人坐不稳书斋了呢？

应该说，“重商抑士”的潮流席卷而来，太过凶猛，使得“士”的阶层对自己的坚守产生了深度的怀疑。九十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全民皆商”，人人像穿了红舞鞋，仿佛谁停止跑动了，歇一口气，就不能算是个“现代”人。“财富精英”逐渐取代了“知识精英”的地位，李亚、戴航、赵溟作为作家、编剧尚不至于穷困，且“君子固穷”，但他们的发声不再被重视，话语权遭到弱化，一时找不到归属感、存在感了。一向“独领风骚”的李亚要证明自己的存在，自己的重要，他也要到商场上搏一搏，大赚一笔后“以商养诗”。

“诗人李亚”变成了“书商李亚”，他认为自己不过到商海中溜一圈，将来出海，他还是他，商海还是商海。“对钱，我想我还是能保有一份无所谓的心态的。可我不认为我有权力鄙视它。对于一个你从未曾战胜过，也从未曾赢取过的事物，你是无权去鄙视的。”[2]86但他大大地低估了这个“商海”作为“资产染缸”的危害。

首先，“俯首从商”后，他尝到了劳动的快乐，对“商”有了刮目相看的认识：“一本书从输入到校对，从印刷到装帧，再运往各地，由人寒冬酷暑地守摊儿卖，其间有多少的辛苦？”“这是件多么‘严重’的事，恐怕绝大多数的写书人没想过这个问题。或是依着兴儿写着自己得意，或是高高在上地以为是赏赐了些真理给众人。依李亚这几天的见识，凡写书的人都该来做做书、卖卖书，方知那文字儿是不可‘玩’的。”[2]124“书商李亚”开始忽略，“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人类精神的提升有着自觉的义务，与“商品制造者”分工不同。靠“文学”获利的行为与文学的初衷应该是大相径庭的。“书商李亚”，此刻把“严肃写作”与“商业写作”弄混，他马不停蹄，努力敬业，乃至“业务”越来越熟练，“跑印刷、办发货、再征订、再加印”。当李亚在小旅馆过“数钱”的瘾的时，他的兴奋似乎可以理解，这不仅是他的“劳动成果”，还证明了他的“转型成功”，向一个“新我”迈进。从前朋友接济他，往他手里塞纸币的时候，他都“像触电似地立刻推了回去”。他对名利的态度曾经使戴航倾慕，“李亚裂嘴笑了笑，牙齿在黑暗中亮亮地闪了闪。”放浪形骸的李亚那时看金钱真地若粪土。现在，与他一起“数钱”的戴航感觉这个李亚很陌生，因为，他的价值观变了：认为从前的自己与现在的“知识精英”都是“过了时、长了绿霉毛的”，酸腐得可怜了。

时代的大潮就是大潮，势不可挡。商海里“浪遏飞舟”的李亚并没有因此爱上金钱，却被它所带来的“简单”规则所折服。在李亚眼里，“知识人”变成了“没用的闲人”；戴航的那种万里长征曲里拐弯的“爱”成了一种“奢侈的无聊”；而金钱买来的享受噼里啪啦，简洁明快，多“痛快”的买卖，这就是“金钱世界”的好处。小说借李亚“物极必反”的命运颠覆揭示了“现代性”的残酷：时代更迭后，社会的价值系统必经过被摧毁。或许它在一段时期后可以被重构。但重构以后的价值体系还是原来那个体系吗？答案是否定的。

二、悬浮

戴航是一个宽容平和的人。她成为一个作家，因为聪慧、虚心、敏感，善于汲取新知识，观察世相透辟。但她长存着纯朴之心，因为她有才华、够成就，有爱情，还有母亲的呵护。但走在大街上，她觉得传统的制约与现实的逼迫让她处于“失重”的“悬浮”之中，“那与肉体牢牢粘合的灵魂随着风中飘散的头发，向上腾飞……灵魂重新回到她身体中时，她的肉体正浮游在污浊、浑沌的空气里。”[2]1她被“时代”拔了头发，耳边生风，却脚不触地，手无所握，身体悬空的原因是多重的：“文明”的母亲天天以“关心”的名义对她精神监视，行为限制，“那么多年来，她没有自己的屋子，没有可锁的抽屉，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秘密”[2]24，她的整个世界对母亲来说是透明的，以至于在母亲眼里的她仍是一个需要给予引导和保护的“少女”。母亲的所谓“民主”与“教养”像是枷锁，禁锢了戴航的“自我”。戴航的生活代表了都市人的生存状态：没有独立的住房，生活空间逼仄，朋友们与自己一样困惑，渴望纯净的创作状态却跟不上飞速发展的时代，事业陷于瓶颈。

戴航的失望还在于“爱情”理想的破灭。起初，她与李亚的感情似乎纯粹无暇，二人都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处为对方着想。“浪子”李亚故意隐含的深切关怀增加了这种情爱的神秘与温雅，似乎是灰色天空下、风云变幻中尚存的诺亚方舟。她理解的李亚为坚守诗歌创作而退学，为不驱名利而离婚，醉酒时的真心，清醒时更是弃绝诱惑，“只取一瓢饮”。他们有诗意的浪漫回忆——凌晨三点时牵手过马路，分享劳动的艰辛与成果。但时代的浪潮就是要打碎一切虚妄的泡沫：岂不因为商品与文学交换，她的书才“待价而沽”；岂不因放弃了精神坚守，“书商”李亚才挣到了钱；岂不是目睹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一堆自己所挣的钱，李亚才有了表达与纵情的勇气？是商业旋风中的异域风光，罪恶城市的微醺夜色制造了这场浪漫，但也击碎了爱情的泡沫：这情爱和着钱的脏臭的味道。此前的关系反省起来很朦胧：相爱的两个人不愿意被婚姻捆绑，不敢于走向天长日久，那些欲迎还拒、万般回避，是真正的爱情吗？此刻男人脸上的得意倒显得非常真实：此番借财富来壮胆，借夜色来恣肆，对于她一向认为的真挚纯洁的关系，难道不是一种荒谬的讽刺？

清醒后的两人看到了情感的虚妄与自己的不敢承担：从前是怎样不负责任，借了一个“相互尊重”做幌子，妄言给对方选择的自由。自此，李亚躲到了更加放浪形骸的状态之中，戴航逃到了南方，自己的故乡，去追寻父母的婚姻秘密，她还有对生命中缺席的“父爱”的期待。可那个“幻想”里“慈爱而伟大”的父亲不但是一个沉浸于棋局、烟酒中的无赖，还是一个借助于时代的专政工具而公器私用的狭隘的复仇者。

爱情、亲情的破灭，给已经处于游离状态的戴航以沉重的打击。她认识到此前的自己自命清高地活在虚妄里，躲进梦想的“乐园”，看着那些跳进商海，跑到国外的浮躁的朋友，认为只要自己不走出去，致力于创作，这风雨中飘摇的“精神乐园”就不会垮塌。但对母亲、爱人、父亲的失望中她突然意识到：这“乐园”是与现实脱了节的，自己的存在状态看似是一种冷静旁观，实则是一种无处皈依的漂泊。多年来，她坚持以自己的原则创作，不媚俗，不图利，但现在，却因为主题不符合时代、大众的需求被出版社要求再三修改，终于改了书名，加了流行的内容，放进了以前被自己鄙夷的“商品”的行列。最后，她不得不把严肃主题改掉，借助于现代传媒拍成了“掺水”的电视剧，特别是阴差阳错地扮演了一回女主角，她从一个身怀责任的人文作家变为了“写而优则演”的时尚人物，内心里“失重”的感觉更严重了，她理想的自我形象——美丽纯净的“利百加”越来越远。

同样碰到“瓶颈”，在“现代”漩涡中“失重”的不止戴航一人。小说中赵溟、王玲、萧苇无不是进退维谷：赵溟活在自己假想的道德完善中，对现实的威胁惶惶不安；王玲为了梦想嫁给了“梦一样的男人”，却不得不为这个造梦的男人构建巢穴；萧苇看似潇洒，实则为了钱、利、名与各个阶层难解纠缠；兴安、熊兵、王京等，表象上的“文学梦”与虚妄的自尊心轮番上场，不知道钱重要还是“梦想”重要。“文学博士”王京在美国的大部分时候都是拼在美国的各种快餐店里，回国开的是“好一口”连锁饺子馆的“President”。“当初费尽心血、拼却性命追求得到的，竟然是自己当初最不屑最不甘心屈从的枷锁，而不是崇高的自由。”[3]曾经的“文学青年们”的灵魂游离于肉体之外，静静地观察着城市喧嚣中的醉生梦死，现实总是不能为他们的精神停泊与靠岸做好准备，他们就只好一直这样飘着，离“文学”、“真正的自我”、“心灵的彼岸”越来越远。

但他们离“现实”越来越近，“书、酒、女人这三样李亚最喜欢的东西，如今都和金钱做了最紧密、最简单、然而又最为‘真理’性的结合。” [2]157。与商业社会“合谋”后，李亚的精神不羁与灵魂自由就变了味儿。表相看，财富的自由使他更多了自信、力量，事实上他换了朋友、女人，也不过是在“堕落”的小圈子里难以自拔。“痛快的买卖”的另一面是你也免不了被别人“占有”。女书商王瑛喜欢李亚，从前真正的文化人都不正眼瞧她，现在“诗人李亚”“下凡”了，她抓住了这个突然落到地上的“天使”。“要想让‘天使’不再飞走，就只有剪掉他的翅膀”，女人王瑛宠着李亚，惯着李亚，不容他再有“思考“的空隙，使男人李亚突然感觉到“习惯于享受别人的服待和娇纵真是件很容易的事”。

应该说李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下海”行为，可以被解读为一种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勇气，正如李亚所想的：只有熟悉了商业社会的规则，尊重这种规则，才有资格挑战这种规则，这似乎是他们重新做回“时代代言人”的一条必经之路。李亚的行为还带有浓郁的存在主义、虚无主义色彩。为了精神上的一点坚守，他曾经从大学退学，离婚以及与家人疏远，家在北京却租住在陋巷。李亚“下海”的行为是一贯的“愤青”式反戈，也是对朋友们纷纷下海的回应，“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一种自负，他要让自己的钱包与朋友们的一样鼓起来，才有资格谈尊严，甚至爱情。   

但“转型”、“反抗”与“证实”自己的“知识人”在“现代”的铁律下失算了，认输了。“书商李亚”的眼里，“自由”变了内容，情爱也重新分了类，他抛撇了戴航那种纯粹的、斯文尔雅的“天上”的爱情，拒绝了王瑛的“地上”的情爱，将身体沦陷在“人钱两讫”的温柔乡里。这种“简单”的规则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向“堕落”甚至“罪恶”。是堕落与腐烂充斥了这座城市，孤零的生命陷入其中，并非今天才有，也不止李亚所有，其结果是，“知识人”的所谓“坚守”与“新生”被解构了，无论是“现代”行为还是“自由”的理念全都失去了本初的意义。

三、救赎

“书商李亚”的形象说明“全民皆商”的时代诱惑了象牙塔中观望世相的“知识分子”。小说中，“酒吧老板”兴安、“导演”王旗、“名媛”萧苇们像一只只“陀螺般被抽得乱转”。似乎只有作家赵溟能够老僧入定，“其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但时代的大潮是不容许赵溟的这种“恒定”存在的，“在神圣轰然倒塌的世俗化时代，原来以价值、理性、意义为核心的目的论宇宙观彻底解体了”，[4]，静坐于书桌前写不下反映时代的作品使他惶然，妻子王玲的长直发变为“大波浪”也使他不安，一个“恒定”的“贤妻良母”要走出“围城”，他的家庭结构出现“变化”在所难免。

如果说妻子王玲的变化代表着人们精神理念的渐变，那么北京小街道上的一场大火终于揭示出整个社会——知识分子 “伊甸园”之外的世界早已变化，社会的价值观早已颠覆。这场发生在赵溟饮酒的小饭馆隔街的“大火”成了一个杠杆，丈量出了“道德”、“良心”在“现代”社会中的比重。

赵瞑的第一感受是“不知烧着人没有？赶紧打火警电话吧”，说明他是以“人”的生命为第一关注点的。但只是一辆普通的出租车撞翻了自燃，应该有人报警偏偏大家都想着别人会报警，致使火警与120都没有及时赶到。人们不上前救火，各有各的“理由”：饭馆老板娘连“着火了”也不让说，因为她的“生意”不能被冷落；传话的小伙子衣袋里借了别人的钱，救火会烧着了衬衫；更多人认为全家都指着他养活，死不得的。大火吞蚀车里的女孩与滚出车外的火球一样的女人的时候，围观者上百，目光“只盯在她赤裸的胸前”。饭馆附近的街上，“一些兴奋的人群从他们敞开的门前经过，热烈地说着，就像电影院散场一样。”这里场景的描述语言充满了讽刺：“现代”人为整个群体的自私自利找到了充分的借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训早已不在。

赵溟看到了“现代社会”的真相：“对整个人类的不寒而栗。原来人的心中有着这样的冷漠，却又是这样地不以罪为罪，不以耻为耻，反倒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义地时常谴责着别人，以定他人的罪来满足自己。……人们竟凭着亲疏、贵贱、种族等等，把同样的生命分划成了不同的价值，并公开地把它写进法律，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精粹来骄傲着。”[2]57而“自以为义”的自己竟然与“上百的围观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一种谴责深深地击打着他，心灵深处的罪恶感一点点复苏，“坐在那里吃着喝着，高谈阔论着的他是对这个女孩、对这个母亲负罪的”。这种“罪性”的“复苏”使他万分惊恐，不堪负重：他不能忍受自己重新回到那冷漠、自义中去。为此，他将女孩的父亲带进摄制组，道出了自己的冷漠与忏悔。但内心的污秽并没有消退，反而被一种彻底的悲哀与茫然取而代之；他去探望了女孩的母亲，却为女人眼里的恶毒与诅咒感到厌恶，那一声尖叫在“他俩之间竖起了一片血淋淋的茅枪，一片不可逾越的‘恨’与不信任。”[2]261小说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当代社会，人们的道德意识还尚存吗？被人群淹没在小酒馆里的“知识人”赵溟能有什么“启蒙”的作用呢？他的灵魂的不安能够因忏悔而消除吗？见死不救的城市人能够得到救赎吗？当代人真地能够避开时代的裹挟，在精神上建构自己独立的“乐园”吗？

赵溟曾经将妻子、女儿都放在隔离的时空里，沉浸于诗歌小说的营造，没有意识到自己与家人越隔越远。因为住房紧张，女儿寄养在父母老家；因为京城消费太高，他力主回家乡创业，但这些都是没有与妻子充分沟通下的主观臆想。他以精神贵族的立场对观望社会的激变，并没有达到“不在此山中”的冷静。因为内心浮躁，他好久写不出东西来了，妻子为他摆好的稿子，放好的字纸篓纹丝未动。换一个角度去说。妻子与他同样有一份职业，为家庭分忧，凭什么他就认为自己的身份比妻子的职业更加高尚，凭什么妻子的长直发不能偶尔变为鬈发呢？脱离了时代的赵溟像《子夜》中的吴老夫子，动辄在大街上被急匆匆的赶路人撞个趔趄，得个白眼。他指责导演王旗换演员的行为像一个“无情无意的大骗子、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者、畏强凌弱的小人”，却不明白王旗的行为合情合理，那个在他面前一只表演“简单清纯”的“小女孩”事实上是一个“圆熟”的女人，圆熟到不能胜任那个小镇上“文化梦”尚存的角色。“长直发”成了一种隐喻，赵溟式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判断能力减弱了的一个象征。如果思想与技术不随着时代的演进，这一个“工程师”不会下岗吗？光有“敬业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赵溟的形象代表了不能及时与时代同步的人们必然在“现代化”浪潮中不断地“打旋儿”，而非“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一个居于商业大潮中、信息时代里的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超凡脱俗，遗世独立呢？应该必须有物质、技术、精神的种种保障。也就是说，单个的人可能有所坚守，但随着各种物质、精神的度量衡的更新，他的基本物质与精神安居必须得到保障。如此，即使他自己能独善其身，家人也必然遭裹挟，尊从于新的秩序、新的规则，如赵溟的坚守要以妻子王玲的突出重围为前提与保障。赵溟的形象较之于李亚，其社会意义在于：比堕落与毁灭更残酷的是信念的丧失：“心中的那座供奉‘梦想’的神殿也已坍塌了。只是他还处在祭奠的哀伤中，并没有甚至也绝不想另奉新神，另拜金殿。”[2]204转型中的中国正处于：千年的传统与现代的人文理念摧枯拉朽般被打破了，新的社会价值体系、远没有建构起来。

小说家“伊甸”这个意象探讨了人性的“流浪”“无依”“回归”与“救赎”。戴航在《圣经》中寻找答案，赵溟在古代“士”的责任里寻找精神力量。浪子回头、大病初愈的李亚回到了陋巷中的小屋。萧苇出国了，王玲在商业大潮中练就成自立，洪京涛的电视剧终于放映了，这一群“知识人”顺利在“现代”语境中“着陆”。赵溟在奋笔疾书着，书写着自己在这段漂泊、坠落过程中经历的不安与恐慌，倾诉着自己对灵魂复归的等待。李亚在经历了等待死亡之后，意识到“精神病院”这个作为自己“复乐园”理想之地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绝望，这种绝望带给心灵的是一种“死”的感觉，在面对这一感觉时，他竟然无比眷恋着生，冥冥中存在的超自然力量使他急需要得到拯救，病床前的父亲无疑变成了放下天梯的的“父亲”，他所带来的父爱已超出父亲个人的价值观，引导着他走向渴盼已久的回归。被放逐的人与“乐园”似的“家”并没有完全隔绝，最终“获得了一份渴求已久的平安，一份这个世界无法摇动的真平安”；而戴航，在看见父亲给母亲写的信的时候，才明白自己长期以来逃避的“恨”确确实实的存在。面对即将死亡的父亲，她终于放下了“憎恨”的包袱，让宽容在赞美诗的歌声里酝酿开来，那照耀着利百加的光正在她的头顶闪耀。小说的结尾，人物凭着亲情——血脉相连的父爱，爱情——两个人将要建立的“家”，灵魂似乎得到了回归，完成了浮游、隔岸、观望、到岸的历程。但细读这部2007年的小说，与2014年的现实语境中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存在相对照，不禁要问：“知识人”的种种精神的“回归”，灵魂的“救赎”，真地实现了吗？

许纪霖在《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中论及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先声者黄远生的命运，提到了他的双重焦虑：压抑的焦虑与道德的焦虑：一方面“本我”为“非我”所囚禁，另一方面“非我”对“本我”的冲动阻抗得愈厉害，后者对前者的良心审判也就愈严峻。[5]《放逐伊甸》中的这群“知识人”，在21世纪临近的大时代承受了同样的焦虑。他们与“金钱叫嚣着诗歌，名利浸染着文学”的现实狭路相逢。“上帝死了”，他们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被灵魂中那些非理性力量引导着”，在虚无中前行，经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不仅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参 考 文 献] 

[1] 何天云.论知识分子的“后现代性”命运 [N].人文杂志，2000年第5期.

[2] 施玮.《放逐伊甸》[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

[3] 张鹤.漂泊的宿命和回归的坦途——谈施玮的《放逐伊甸》[EB/OL].2007-3-27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11671010008c9.html.

[4] 孙谦.论转型期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EB/OL]. http://xuewen.cnki.net/CDFD-2007143189.nh.html.

[5] 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EB/OL].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1144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