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濡无沫—— 父亲严独鹤的最后岁月（下）
五
在以后的日子里，父亲不断地向我说起上海文化界一些朋友和熟人的情况。他说，最苦痛的是人称补白大王的郑逸梅先生。他长期担任中学副校长。中学生红卫兵年纪小，“革命热情”特别高。在批斗时，仿照某些小说中，日寇对待抗日志士的酷刑，用火烧烤郑先生，致使其遍体鳞伤。父亲又说，最平稳的是通俗文学研究专家陆澹庵先生，他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不在任何一家单位正式任职，也不领固定工资，唯一的收入是稿费。此外，就是依靠在联合国工作的女儿的国外汇款。因为没有单位归属，也就躲过了“冲击”和“批斗”。最倒霉的是复旦大学周予同教授。姚文元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本来与他无关，他却在一次座谈会上主动发言，表示不能苟同姚文元的观点，结果自己撞在枪口上，把一条老命也丢了。最惨烈的是李平心先生。他是性格十分刚烈的人，而且自认为对共产党一片真情。早在一九五七年，他的夫人被打成右派，他痛心疾首，竟举刀猛砍自己的头部，幸抢救及时，得以不死。一九六零年代初，父亲有一年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至火车站送行，在车厢中曾见到李平心先生，父亲还悄悄指给我看他头上的伤疤。此次，他和周予同教授一样，自己“往枪口上撞”，很早就被揪了出来，旋即自杀了。
我很惊异父亲的见闻。他年近八十，除接受“批斗”外，几乎足不出户，却对这些旧友的近况十分了然。我问父亲，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隐秘的渠道沟通。父亲惊恐地向四周的空间扫视了一圈，口中断断续续地说了些我听不清的话。
父亲还告诉我，居住在苏州的周瘦鹃伯伯，不久前陪同周伯母来上海治病，特意到我家来看望了父亲。父亲说，苏州地方比上海小，那里有名望的文人相对比上海也少得多。瘦鹃和范烟桥、程小青、蒋吟秋几个人，一直是被称作苏州文坛四大名人的。运动一起，他们首当其冲，吃的苦头比我多得多。这次据说是苏州两家造反派，最近相互打得不可开交，一时顾不上他们这几只死老虎。瘦鹃胆子大，就带夫人到上海走了一圈。他对我说，鹤兄，现在有人要我们死。我想想，活了这把年纪，死了也不亏了。不过，一定要阎王爷有帖子来叫我去，这才叫没办法。要我像有些朋友一样，自己去报到（指自杀），我是不肯的。
父亲接着说。我想想，瘦鹃的话不错。象傅雷、李平心那样，我不要说还舍不得，也没有这股勇气。我还想看看，这个世界，总不见得永远是这样吧。
周瘦鹃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之，。父亲原籍浙江桐乡乌镇，但他交往最深的几位文友，如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蒋吟秋等都是苏州人，或定居苏州的。故鲁迅当年曾有周瘦鹃等几位苏州文人组织“星社”，拉了不是苏州人的严独鹤参加云云。
周瘦鹃早年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和父亲主编的新闻报副刊《快活林》、《新园林》，是中国南方最负盛名的两家报纸副刊。二人又是至交，故时人有“一鹃一鹤”之称。抗日战争胜利后，周瘦鹃离开报界，定居苏州，在城中购置了一幢带花园的住宅。他移情园艺，成为国内有数的园林专家，将自己居住的这座私家花园布置得美仑美奂，成为苏州园林中的一绝。其规模虽远较拙政园、狮子林、沧浪亭等为小，但名声却浸浸然可与并驾齐驱。当时的党和国家要人，如周恩来、陈毅、上一代班禅大师以及一些往访的外国首脑、高官，都曾慕名来访。北京人民大会堂建造时，其中的盆景设置，就是专程请他去主持、安排的。
一九五五年冬，我曾随父母及大姐汝瑛、大姐夫朱烨一家人赴苏州作一日游，同时瞻仰周家花园。当时觉得最有趣的是看到好几只绿毛乌龟，都有脸盆那么大，龟盖上面以及四周，满是长长的绿色绒毛，在小水池中蠕蠕而动，使我留恋不舍。记得院子里还有一口盖上木盖的水井，据说，其中的井水很深也很清。但数年前，周伯伯的一个儿子在园中游玩时，失足落水溺毙。虽已时隔几年，但周伯伯说起此事时，依然脸现伤感之色。
还记得，周宅的客厅中有一个红木圆桌，桌上有一本硕大的签名册，以及现成的笔墨、砚台。凡来园的宾客，都须留下自己的大名。当我签名时，周伯伯笑着拍拍我的头说：你的大名，现在和国家总理的名字同在一个本子上了。他是职务最高的一位，你是年级最小的一位。
周瘦鹃比父亲略小几岁，是一位瘦削、挺拔的老人。使我奇怪的是，时值寒冬，他却戴了一副大墨镜。事后父亲告诉我，周伯伯幼时患病，须发、眉毛全脱，因此常年戴一副墨镜，以作遮掩。
一九五零年代至“文革”前，周伯伯同父亲的境遇大致相似。他在一九五四年当选为江苏省人大代表，一九五九年又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我又一次见到周瘦鹃伯伯是一九六三年夏天。他因事来沪，到我家看望父亲，还在我家吃了午饭。时值暑假，父亲让我作陪。座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周瘦鹃在高声谈笑。他兴奋地告诉父亲，上年，毛泽东写的一些诗词公开发表后，他就逐首步韵奉和，然后寄呈毛泽东，求毛“赐正”，并恳请毛“拨冗接见”。毛收到他的和诗后，就在他一次进京为人民大会堂布置盆景时，接见了他半个小时。
周瘦鹃对父亲说：鹤兄，我真激动呀！当时，周总理也在座，总理见了我还说，本家来了，本家来了。我听了真惶恐呀。
他还说，接见中，毛主席还敬了我一支香烟。我实在太激动了，接烟的时候，竟然连站都没有站起来，真是失礼。
过了不久，程小青伯父也从苏州来上海。据他告诉父亲，周瘦鹃接毛泽东给他的烟后，只吸了两口，就揿灭了。带回苏州，安放在一个玻璃罩内，摆在客厅中央的红木圆桌上，供每一位来客“瞻仰”。
后来父亲闲谈时问起我对周、程二位的印象。我因是晚辈，不便多讲，只是说了句：“周伯伯也算是一位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人，何以周恩来称一声本家，就使他连自己姓周都会觉得惶恐，也太过分了些。
父亲感叹地笑着说：你这是不了解他的为人。我同瘦鹃交往五十来年，深知他的为人率真，一喜一怒均形于色。因此有时为人所误会，连小青都对他一度有看法。其实，他完全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只是过于天真而已。
周瘦鹃和父亲都是在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去世的，他是自杀的。其时，张春桥对争斗不休的苏州两派造反组织发了话，说是放着周瘦鹃这样的黑线人物不批判，你们两派闹什么。于是两派在窝里斗的同时，都轮番将周瘦鹃拉出去不停地恶斗——罪状之一，就是玻璃罩中，毛泽东给他的那半支烟。说他借“伟大领袖”的名义“招摇撞骗”，罪大恶极。他被斗得实在吃不消，就在自己的花园里跳了井。
周瘦鹃曾对父亲说过，决计不愿自动向阎王报到，但结果还是自己去报了到。
周瘦鹃投井的那天，我的朋友董森林（著名作家、翻译家董鼎山、董乐山的侄子）正好路过周宅，眼见周的尸体被人放在一块门板上抬出来。他所投的那口井，正是早年他的爱子失足溺毙的那口井。
一九七八年秋，我从农场释放回沪后，同母亲一齐去苏州公墓为惠英表姐的骨灰盒落葬，顺便登门看望了周瘦鹃夫人。眼中的周园，已是一片凋残，不仅所有名树、异卉荡然无存，绿毛乌龟不知死活，而且园中房屋被阻隔得零落不堪。据周伯母说，前些日子，苏州有关方面已为周瘦鹃公开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还“落实”了“政策”。其中当年被抄走的，他以晚年全部心血，精心培植的二百几十盆国内顶级盆景，据说不拟发还实物，由有关部门折价补偿，每盆人民币二元五角。听人说，这些盆景后来都成为苏州某些领导人的私人收藏，现价每盆至少几万至十几万元；被抄去的字画同样也“折价补偿”，其中折价最高的是明代画家沈周的一幅中堂，人民币七百元。
近年，我从报刊文章中获知，苏州又出现了新兴暴发大款兴建的私家园林。感叹之余，不禁想起了破败的周园。不知那新建的园林，可有当年周园之文化底蕴否。
六
一九六七年，我托病在上海一共耽了近两个月。后农场中队部来信，严令我立即回场。即使有病，也要回农场医院治疗。我知道，按内部惯例，已到期的留场就业人员，在骨子里同犯人、劳教人员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如果擅自超假，农场随时都可以派人来，将你戴上手铐押走。为了不使父亲的处境雪上加霜，我接信三天后，就离开了上海。
一九六八年二月，我又获得了一次回上海探亲的机会，而且带上农场医院出具的医务证明，，可以到指定的上海市虹口区中心医院诊疗。
虹口区中心医院原来是英租界提篮桥监狱医院。一九五零年代后，分成两半，一半仍然是专门收治犯人的上海市监狱医院，另一半成为向社会开放的虹口区中心医院，兼具上海劳改部门职工医院的职能。凡上海市劳改部门所属单位的期满留场（厂）人员，患有较重疾病，也可由本单位医院出具转诊证明至该院就医。
这次，我在家中一共耽了三个来月。
二次回家，比之不到一年前，父亲更衰老、更虚弱了。走几步路，都要人搀扶。一天他由我陪同，到对马路的小理发店理发。刚出家门，就在人行道上一个趔趄，我疾忙一手将他扶住。回到家后，他对母亲说，阿添毕竟年青，刚才幸亏他一把搀住，要是换了你在旁边，肯定跌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过了一会，父亲又轻轻地说，只是，不知道他在家里能住多久。
从早到晚，父亲枯坐在破沙发上。一杯苦茶，一支烟——一九六六年春，他因早期肺癌，在华东医院动了手术。术后，遵医嘱戒了烟。受冲击后，心情郁闷，又抽起了烟——半天半天地发着呆。有时，我外出带回几张在街上买的各种“造反”小报，他每张必看，边看边叹气。我探亲期间，他最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同我聊天。往往可以从上午聊到天黑。只有这个时候，他苍老而全无表情的脸上，才会出现一抹生气，乃至一丝苦涩的笑容。
二次探亲，四个多月，我们父子的交流，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十多年。
回家不到一个星期，一天早饭后，我走进父亲卧室，见父亲正伏在写字桌上，一笔一笔地在一张纸上吃力地写着。
我问父亲写什么。父亲放下手中的笔，转过身，可怜巴巴地看着我说：写思想汇报。最近，图书馆那些人倒也没有来寻我什么事，只要我每星期交一篇思想汇报。我大概是老了，写起来真吃力呀。
我接过父亲写的那几张纸看去，心中顿时一阵酸楚。父亲写的字，端正、清秀，在他那一辈的文人中，是出名的。他不是职业书法家，但他写的对联、扇面，时至今日，还能在书画市场上卖到一定价位。然而，眼前这份思想汇报，上面每一个字都东倒西斜，跌跌撞撞，歪歪扭扭，既不成行，更难成句，如同满页蝌蚪，一纸散沙。
父亲不好意思地说：我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会这样。近一年来，也许是眼力、精力都退化了，我一拿起笔写思想汇报，心里就发慌，手就会发抖。写的字也歪了，句子也连贯不起来了。现在，为了写这每星期一篇的思想汇报，我几乎天天提心吊胆，睡不着觉。只有每星期一，你妈把检查书顺顺当当交上去，平平安安回来，这一天我才可以安下心来。但到了星期二，我又要为下一篇思想汇报担心了。
我当即安慰父亲，爸，你放心，今后这写思想汇报的事，就由我包下来。这些年，我从看守所到农场，写认罪书、思想检查，可说是驾轻就熟。写起来，就像撤尿一样，要多长有多长，你就不用费心了。
自此，父亲每星期一篇的思想汇报就由我越俎代庖。但父亲依然十分认真，每次我写好后，他都要逐字逐句仔细研读，并同我再三推敲、商量，然后再由他抖抖索索地抄录下来。
父亲虽然联句成篇的思维能力已经衰退，但个别遣词用语的功力仍相当深厚。记得有一次，在一篇思想汇报的末尾，我沿用劳改场所的惯用语，信手写上了“努力改造自己，早日成为一个新人”这样的语句。父亲反复看了几遍，摇头说，这句不好，要改。
我问为什么。父亲说。改造成为新人的说法是对犯人的。我看了不舒服，我毕竟还不是犯人。
父亲思考了许久。最后说：我打算加一个字：努力改造自己，早日成为一个新的人。
看到我表示同意，父亲居然咧开嘴笑了。
一九六八年上半年之前，父亲虽然属于被打倒之列，但工资还是照发。父亲每月的工资是二百十几元，他只领一百三十多元，表示自动按照退休标准，打六折领取。尽管每月领取时都提心吊胆，但生活还算过得去。一九六八年五月发工资那天，照例由母亲到图书馆去领。每当这时，父亲总是六神不安地坐在沙发上，眼巴巴地等她回来。这一次，她去的时间比前几次都长，回来时，母亲几乎连上楼都迈不开步子了。她脸色凝重，说图书馆的造反派头头宣布，自当月起，凡被打倒的“牛鬼蛇神”，一律只发十五元生活费。
从二百几十元，到一百三十元，再到十五元，维系家庭经济生活的纽带断裂了。
父亲怅然良久，默默无语。
为了不给父母增加负担（他们也已无力负担），我咬咬牙决定，尽快回农场。
听了我的决定，父亲睁着混浊而布满血丝的眼睛，无奈而又无助地望着我：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我知道，使父亲惴惴不安的，还是那每星期一篇，催命的思想汇报。于是我在离家前几天，将原来的思想汇报稿重新整理，从不同的角度，拟就了七、八篇适合不同时令，不同形势要求的范文，交给父亲。嘱他每星期抄一篇交上去。一个轮番后，再依次周而复始。
父亲接过这几张纸，神经质地紧紧攒着，就象沉船上的落水者，抓住仅有的一块小木板。
七
我返回农场不久，父亲就在直肠部位发现了癌肿转移，并很快进入危险状态。母亲数次将父亲送到医院，由于他的身份属于被打倒的反动文人，医院拒收。在得不到治疗的情况下，辗转病榻数月之后，于一九六八年八月病逝家中。
晚期直肠癌常伴随剧痛。听母亲和蕙英表姐说，父亲在极度痛苦之下，反复呼喊着：祖祺（大哥的名字），我痛杀了；阿添，我痛杀了。
呼叫数天後，母亲偶然发现，梳妆柜上有几盒复方氨基比林。那是我在虹口区中心医院门诊时，因患有坐骨神经痛，医生开给我的止痛药。情急之下，母亲将这几支针剂交托街坊中一位专职上门为病人注射的医士，请他为父亲姑且一试。按父亲的病情，即使注射强麻醉剂杜冷丁或阿托品，也未必能有效止痛。然而母亲告诉我，就是我留下的这几支疗效平平的复方氨基比林，每次为父亲注射后，父亲居然都表示，疼痛减轻了。
爸，你的疼痛真的减轻了么？
父亲直到临终，依然有着极强的求生欲望。为了不增加父亲的精神负担，母亲一直没有把癌症转移的真相告诉他。最后几天，父亲自知不起，问母亲，告诉我，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母亲不忍看着父亲过于痛苦地挣扎，含着泪对他说，你患的是肠癌转移。你就去吧，省得受苦。
父亲气绝的时候，还睁着双眼。当时，他最钟爱的孙儿建平（大哥祖祺的长子）在身旁喊着：爷爷，爷爷！
父亲最后流下了两行黄泪。
父亲去世前后，正是“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就在他临终前几天，一些“外调”人员还频繁地来到他的床前，逼着他“交待”一些熟人的“历史问题”。快要咽气的父亲，为了不被认定“同党和人民对抗到底”，弥留之际还苦苦地思索着当年的人和事，有问必答。但始终不能取得这些人的满意，每次都受到严词训斥。好几次，这些人走后，他痛苦而迷惘地对母亲说，我说的都是真话，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呢。难道要我说谎话，他们才相信么？
八．
一九七八年秋，我和母亲从苏州回上海后，全家人经过商量，一致决定，要求有关部门公开为父亲平反昭雪。并由我执笔写了一封长信，致全国政协及邓小平先生。不久，上海市文化局和上海图书馆派员告诉母亲，根据中央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指示，重新复查父亲在“文革”期间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并于数月后做出了平反昭雪的结论。
对于这个结论中的字字句句，家人同复查人员之间，还经历过多次激烈争论。如对父亲的以往历史，复查人员原先是这样写的：“严独鹤同志政治历史清楚”。家人要求改为“政治历史清白”。他们起初不肯，对母亲说，清楚就是清白，意思是一样的。我说：不一样。就说当年特赦的爱新觉罗*溥仪和溥杰这样的战犯，经过多年关押，他们的历史，也许可以说清楚了，但能说清白么？
于是，在父亲的结论中，“清楚”最终改成了“清白”。
那个年代，对于政治上获得平反昭雪而本人已亡故者，往往有一个对家人如何“落实政策”的“善后”过程。当时我们提出，我的侄女建华（大哥祖祺的幼女），中学毕业时原可留在上海工作，因受祖父株连，被安置在崇明农场已有多年。因而要求仿照“顶替”政策，将其调回上海市区，由上海图书馆安排工作（那几年，在“文革”中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批回城，为安排他们就业，其中凡父母申请退休者，可安排至父母单位工作，名为“顶替”）。起先，上海图书馆方面的答复是，顶替只涉及第二代，未有及第三代者。其时，我虽已释放回沪，但尚未安排工作，对方有人就对母亲说，如果你小儿子愿来图书馆，倒是可以考虑的，他大学念的是中文专业，到图书馆工作也很合适。母亲询问我的意见，我回答说，我已经回上海了，而且上海高级法院也承诺，尽快安排工作。我有我自己的一笔账，早晚要算。现在是算父亲的账，我抢在里面做什么？
多次磋商，对方坚持，人事安排未有涉及第三代者。其中有一位为加强说服力，举了同是文化系统的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家人的例子。说周信芳平反昭雪后，其子周少麟有一女，也没有安排工作。言下之意，周信芳的孙女不安排，严独鹤的孙女同样也不安排。
不料，这一说法反而被我抓住了把柄。我和周少麟先生虽不相识，但周少麟先生“文革”中也曾蒙冤入狱。熟人中有了解他情况者告诉我，周少麟的女儿，因家庭在“文革”中所遭受的摧残，长期得病，一直未愈，无法工作。我便向对方亮出了这个底牌说，你们把一位病人，同我身心正常、健康的侄女相提并论，这是存心蒙人。并扬言，要把这种“蒙人”的行为，上告中央。
就这样，对方终于松口了，同意接纳建华到上海图书馆工作。
在同上海图书馆方面协商“落实政策”事宜时，我始终扮演了“红脸”的角色。我对家人说，我反正刚从监狱放出来，什么都不怕。要吵架，由我来；说好话，你们来。
当对方就我家的最后一项要求，即由上海图书馆接纳建华表示同意后，我双手抱拳，向其中一位王女士作了个揖说：王同志，过去一段时间，我多有得罪。凡有言语不当之处，敬请包涵，我在这里向你道歉。
王女士也露出一脸笑容，连声说：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我也是有子女的人，下一代的工作，是他们的一生大事，是每一个做长辈的人最关心的。
一切停当，最后就是为父亲开追悼会。
然而，这件看来简单不过的事，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中国所有的事情，都是要讲究相应的规格的。按照父亲的地位和级别，他的追悼会应该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而且须有一定级别的领导主持。但龙华殡仪馆只有一个大厅，每天只能安排上、下午各一场追悼会。这在平常的年月，就符合这个级别、规格的人士的死亡速度而言，应该够用了。然而，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却是一个非常的岁月。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自一九六六年“文革”起始以来，众多遭受打击“迫害”的，具有相当级别的官员、，干部以及享受相应待遇的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各界人士纷纷获得了平反，其中不少人已然身故。换言之，十年里头死掉的人，都要挤在一年时间内开追悼会，龙华殡仪馆的大厅哪怕天天上下午连轴转，也无论如何安排不过来。
其中尤其是父亲生前所属的上海文化系统，在“文革”中是毛泽东夫人江青女士，及张春桥、姚文元二位格外关心的“重灾区”，因受迫害、打击而死的各方名流，至少不下千人。一朝平反，如何安排他们的追悼会，成了一大难题。
不知是哪一位天才（中国人从古到今，向来不乏这一类天才），终于想出了一个绝顶聪明的妙法。那就是几个人的追悼会，同时、同地放在一起举行，犹如早已有之的集体婚礼。而在中国人的习俗中，婚丧二仪一直是并列的（俗称虹、白喜事），既然可以有集体婚礼，当然也可以有集体丧仪。这样就大大减轻了龙华殡仪馆大厅的压力，也大大减少了追悼会的次数和频率。如此别开生面之举，实在是应该列入基尼斯纪录的。
父亲的追悼会是一九七九年春节过后举行的。和父亲同时同厅举行追悼会的还有四位，他们是原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先生，原韬奋纪念馆馆长毕云程先生，著名京剧演员言慧珠女士和原上海民族乐团副团长何无奇先生。这五个人，生前或是旧友，或素不相识。其中，言惠珠女士是不堪凌辱而悬梁自尽的。最惨的是何无奇先生，他死前正从被“隔离审查”的囚室中脱逃，又不敢回家，落得流浪街头。某日，正在铁道附近踯躅，为几名巡逻的铁路系统联防队员撞见，见其衣衫凌乱，形容憔悴，发生怀疑，上前拦住询问。何无奇转身就逃，后面的人紧追不舍。此时正有一列火车驶来，何无奇原打算在火车驶过之前穿越铁道，这样，追来者就会被火车拦住，他便可以脱身。讵料一步不及，竟丧命火车轮下，而且骨肉分离，尸体无剩。因而他的骨灰盒中其实并无骨灰，只有身前常戴的一副眼镜和几件杂物。
追悼会上，灵堂正中，一字排开五个人的照片。照片下面，是亲属的花圈。由于地方太挤，每位逝者的照片下，只能摆一个花圈，上款写上逝者的名字、称谓，下款一古脑儿写上所有亲属的名字。当时，言惠珠女士的花圈上系着两对绸带，一对的署名是她的丈夫昆曲大师俞正飞先生，另一对绸带署名的是她和前夫所生的儿子。那天，俞振飞未来，她儿子来了，他和俞振飞失和，一见就火了，嘴里嘟哝着，不理工作人员的阻拦，上前将署有自己名字的绸带取下，挂在另一只花圈上，放在言女士的灵前。就这样，五个人的灵前，一共放了六只花圈，其中言惠珠女士两只，其他各人一只。
直系亲属以外，其他人送的花圈，则杂放在大厅中。有的送花圈人，和五位逝者中的几位都认识，就在同一只花圈的绸带上，写上几个人的名字。如宋庆龄女士送的一只花圈上，就同时写上献给我父亲和毕云程先生。
通常，在追悼会上，二人或多人向逝者共送一个花圈，同时署上这几个人的名字，是常有的事。但一只花圈由一个人署名，却同时送给几个人，实在别开生面。
然后，在哀乐声中，由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局的五位部局级领导，先后分别宣读五份悼词。当时致词的，究竟是哪五位，我已经记不全了，依稀记得，其中有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的王致中先生和文化局副局长洪泽先生。至于究竟哪一位为父亲念的悼词，今天也忘却了。
附注：确切地说，我是2004年开始动笔撰写本书的。历经三年半时间，五十多万字的初稿于2007年底完稿。此后几年，一直奔走于各个出版社之间，希望能找到愿意接受我的书稿的单位，在屡屡碰壁，几近绝望之际，承蒙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大力援手，这才在今年初秋得以付梓。我已虚度七旬，此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如同我在《后记》中所说的，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使没有亲历过我们这一个时代的后来者能够知道，有过这样的年代，有过这样的一群人，在这样的处境下，过着这样的生活。让他们知道，是为了他们不再重复”。
《人曲》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12年9月第一次印刷。2012年9月底起，全国各地书店和京东、卓越亚马逊、当当等网站有售。
《人曲》简介
这是作者以自己的生命写就的一部书稿。
这也是六十多年来罕有的一本中国监狱生活全方位的实录。
作者严祖佑，男，1943年生。其父是中国新闻界元老，民国年间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闻报》副总编缉兼副刊《快活林》、《新园林》主笔严独鹤。
一九六四年秋，严祖佑在就读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四年级时，因“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捕。1978年获释，1980年宣判无罪。
严祖佑等人被捕后不久，当局曾在上海师范学院和上海邮电俱乐部等地，举办了由全市大学生和部分中学生轮流参观的，该“反革命集团案”的大型公开展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首次以学生作为主角的“反革命集团案”的公开展览。
自1964年至1978年，严祖佑先后关押于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第二看守所、上海提篮桥监狱、安徽军天湖劳改农场，历经了劳教、留场就业人员（场员）、劳改犯等不同身份的转换。这部书稿就是严祖佑在这十四年中的亲见亲历。
和通常的回忆录不同，严祖佑在这部书稿中所叙述的主要内容，并非他个人所经受的一切。而是通过他自己的一双眼睛，着重描述了他在十四年的监狱生活中，所看到的每一个人。看到这些不同的人，在匪夷所思的中国监狱生活中，其心灵如何变态、灵魂如何扭曲。严祖佑以自己的笔，描绘了在迥异于正常人间生活的环境下，苦苦挣扎的各种鲜活的生灵。
在这里，读者可以看到，年愈八旬的原汪精卫伪政府的大使，如何为了争当一名“掌握犯”（犯人小组长），而寝食俱废；同样高龄的汪伪“次长”，为何连续多日将一包屎保藏于自己床头铺板之下；大汉奸罗君强又是怎么死的；行将就木的国民党将军和他的同僚们，又是如何在小组学习会上勾心斗角、互斗互咬；一位昔日的帮会头子，为何希图在狱中收严祖佑为“关门弟子；一位手上沾染共产党员鲜血的还乡团头子，如何渴望刑满后不戴“四类分子”帽子，又因何在除夕夜，为一块肥肉而六神不安；一位被关押了近三十年的前国民党政府县长，又是如何在临近特赦前，离奇中风猝死；还有一位被打成“反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中风瘫痪，全身赤裸，蜷缩在一条破棉被中，还天天口齿不清地叨念：“四届人大召开了么？”。
此外，更有曾任国民党名将黄维部队军法处长，又是著名共产党人王孝和案件辩护律师的一位老法学家以及当年上海“大亨”黄金荣的孙子、“毛泽东选集”中点名最多的右派教授孙大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俘的台湾“国军”等各色人等的怪诞生活情态------
这其中，还描写了严祖佑的父亲严独鹤的最后岁月。以及他晚年虽位至全国政协委员，却一直在战战兢兢、心胆俱裂的状态中度日如年的情景。
（严祖佑笔下，重现了曾经那不堪回首的年代，以及在人性废墟中依旧坚守的信念与真情。若得其情，哀矜勿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