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女作家施玮和她的“灵性写作”

文/王红旗

一、施玮的“灵性写作”与宗教信仰

21世纪以来，海内外华人女作家的创作显示出一种超越性别自我、为人类寻觅精神家园、为灵魂构筑栖息圣地的新，成为其不约而同的写作主题。因为，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征服性，导致全球人文、生态环境的严重危机。当代人生活在理想与现实背离、灵魂与肉体分裂的双重困境之中，却并不全然自知。其实这一切都是人类现代“信仰危机”的表征。海外诸多女作家以深切的济世情怀与问题意识，书写并阐释这种“人类病症”的社会与心理原因，探究人类灵魂深处“同构性”的密码，以构建起疗救的大厦。

旅美女作家施玮，近年提出的“灵性写作”的创作理念，受到国内诸多批评家的关注。她的写作的“灵性”诗歌、小说，就是以独特的诗性语言表达，个性化的女性情感经验、神性的终极救赎与深刻的哲学洞识，为海外华文女性文学注入了“宗教信仰”的精神因子。引领世人在放逐的自审、自省与忏悔过程中，走出灵魂的黑夜，获得生命的尊严，回归爱与梦“原乡”乐园。在当代华文女性文学历史上，越来越显示出她的重要位置。

施玮的创作，从20世纪80年代末在《诗刊》发表诗歌，至今有诗集《大地上雪浴的女人》《被召唤的灵魂》《歌中雅歌》，宗教诗剧《创世纪》，长篇小说《柔情无限》《红墙白玉兰》《逐出伊甸园》，以及圣经中的女人系列诗体小说等等。丰盈的作品蕴含着对人类未来、对女性命运的深邃智慧。在她看来，“灵性写作”，就是走向真理与光明的“朝圣”之路，她在“灵性文学丛书总序”里这样写道：“古文中称‘灵’为‘福’，称‘灵’为‘善’。《大戴礼·曾子天园》谓，‘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灵性写作”就是为文字注入“神”与“灵”，使其成为“活的”文字，表达“活的”思想与形象。“灵性写作”的特质之一是“灵鉴洞照”、自省与忏悔。对于写作者而言，“是以活过来的‘灵’，认识体悟天地万物与自我。”以心灵的诚实敬拜赐予人物形象“神与灵”。对于阅读者而言，“让人看见繁琐平淡生活中的美善之光，让人从自己扭曲、污损的生命中看见人里面的‘神’的形象，看见人原初当有的尊严与荣美。”。

在我看来，“灵性写作”，犹如同“原型母神”女娲的“抟黄土造人”，是泥土和着“灵性”的远古雕塑，泥人体吹入“灵气”就成了一个有生命的活人。又如同“画龙点睛”，“睛”是“灵”之窗，“点睛”就是把“灵气”通过灵之窗注入龙体，龙就腾飞了。如《辞海》中“灵台”为“心”的说法，“灵性写作”就是以作家之笔点亮“文心”，点亮小说人物形象之精、气、神。从而使文学写作进入第三境界：（物质境界、精神境界、）灵魂境界。其实，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万物有灵”说的原始宗教，已经证明人与宇宙万物原本就是有“灵性”和“神性”的。只是人类在进化与文明的悖论中，由驱使万物匍匐在自己的脚下，转向自己匍匐在“物”的脚下爬行，而造成人性、灵性、神性的丧失，拜物性的泛滥。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以及作家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与创作观的多元化流变中，当代华文女性文学创作出现了失灵与失序、平面化与商业化的现象，忽略了对人物灵台深处声音的本真洞照与书写。如果说，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注入“灵性”或“神性”的艺术化方式是多样的。但就施玮而言，她是以基督信仰的精神，反世俗化与物质化为基本价值取向的，以生命关爱伦理完成对“堕落者”的灵魂拯救。这正是施玮“灵性写作”的本质意义。

因此，施玮笔下的人物形象，虽然携带着“60后”出生的一代人的疼痛记忆，有的滑向“堕落”，有的走向“虚无”，但最终会走向信仰而获得新生。获得“新生”者，因生出鲜活的“灵”而复活了人原初的“神性”之光，灿烂如炬，不仅能为迷途之人播撒宗教信仰之种子，而且，能照破被金钱物欲异化的“物性人”的灵魂病相，为疗救探寻一种可能性的途经。纵观施玮近三十年的文学创作，期间经历了两次本质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和她的个体生命遭际、1996年旅居美国、与1999年4月17日受洗成为基督徒、在神学院修习神学课程、研究圣经、攻读神学硕士和博士有着密切关系。

二、疼痛的绝望与漂流的寻觅

施玮20世纪80年代末的诗歌《走在阳光里》《晨醒》发表后，生命理想在阳光下化身为蝶，飞翔着青春与爱的旋律，有《桃花》《关于玫瑰》《窗》《蝴碟》《女性的自白》等诗作陆续问世，1993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地上雪浴的女人》。但是1990年她发表的第一首长诗《生命历程的呈现》，却表现出与此前迥然不同的“疼痛的绝望”心境。那如潮水汹涌奔流的生命长河，那如满怀激情向着理想奋进，而陡然坠入黑洞里的生命无措，那如太阳般的热恋爱人，突然从生命里消失的“空无”。诗人施玮如凤凰涅槃、啼血杜鹃的长吟，震撼心灵，促人自省与反思。个人、社会悲剧的叠加，垒成了那个时代的祭坛。诗的结尾：“它在召唤我走上祭坛——/在血泊中亲近真理。新近自然。亲近更纯粹的生命。”不仅表现出施玮浓厚的宗教意识，而且俨然是一位拯救者的姿态。

阅读施玮那个时期的诗歌《女人》，能够体会到其中清醒的女性意识，生命的苦难化为更理性的自我主体认知叙事。“女人们盛开在土地上/男人是空气，为云为风/随意的聚散漂流谈一些浮夸之事/茅屋柴门的微笑，平淡若水/缓缓蒸腾着滋润灯光和竹篱/一张暖床证明了所有的爱情/美丽的女人被爱埋在土里/成熟是根须的伸展，妙曼而艰辛/等到时光蚀去血肉/冰做的骨骼成了历史的饰品。”对男人、对女人、对爱情、对生活审视与自省，对那些“飞沫”与“碎片”的珍藏，“就仿佛怀抱着生命中屡屡不为人知的幽香，不由地思想创造万有的上帝”。这就是诗人在灵性写作的自我“灵鉴洞照”里，重生的新“我”。懂得了女人“成熟是根须的伸展，妙曼而艰辛”历程，就不会如传统心理的女人被生命的风雨雷电“击倒”。内在性灵的坚韧赋予生命的“神性”，令我遥想到郭沫若的《女神》。而这“神性”是上帝的恩赐，还是远古“原型母亲”世代传承的良性基因？记得德国女性神学家温德尔（Elisabeth Moltmann Wendel，1926-）在其《女性主义神学景观》中阐述说：最初圣经中耶稣的形象是一个女性的关怀者，他以绝对的伙伴身份与女性交往。就连他的十二个门徒也感到惊奇和不解的是，他甚至更偏爱女性。然而耶稣最终父权制化了，连同《圣经》一道，耶稣的光芒渐渐遮蔽了他身边的女性。不言而喻，诗人心中的“上帝”一定是那位“女性”关怀者的耶稣了。

这第一次本质的转变，源自于那个时代个人生存命运的坎坷转折。青春的红色理想破灭了，曾以为握在手中的“真理”、“爱情”仿佛已经死亡。施玮在诗歌全集《歌中雅歌》《以诗为证》中写到其缘由：“最后三年我住在北京，当时过的是一种泡沫似的生活。当我努力在诗歌中去聆听‘天籁’时，却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向上飞；当我渴望传递美与光明时，却深知自己里面的污浊与黑暗；当我在理念中持守超脱时，却深知自己正如蛆如蚁般在世俗中爬行；当我为祖国为民族大发热心时，自己真实的生命位置是一个‘边缘人’。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人与我并没有真实的连结，我也没有真实的爱。当时我对禅学相当喜爱，欣赏老庄思想，一心出世，但同时天天在世界里打滚，找不到自己。”“我最痛心的是‘真理’仿佛已经死亡，对光明的追求变得遥不可及。”失去了精神家园的“漂流”并不可怕，只要像黑鹰一样不停止寻觅。也许“疼痛”会使人在绝望中感受到自己的心灵还没有死，生命还存在，就像施玮说“那一份对爱和真理的‘相信’仍然在我的肉体生活之外存活着。”心里就会有一份希望存在。这就是施玮的“灵性写作”的第一次质的飞跃。她的文学思维之翼，与火热的青春、凌云的壮志、理性的激情为伴，正在飞向真正“信仰”。她的诗歌《信仰》里是这样写的，“牺牲——爱情——/在他的永恒中/寻找灵魂的藏身地/我的信仰是永世不绝的呼与应/不会跪拜在教堂里/却是飞翔的鹰/成为天空的微笑/向荆棘中的人传递爱与梦。”这一时期，施玮的诗歌是女性主体意识与宗教意识结合性的表达。但她的“信仰”是开放的，是飞翔的，是行动的。

三、肉体的迷失与灵魂的回归

施玮文学创作第二次本质性的转变，是1999年4月17日受洗成为基督徒。施玮从小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奶奶教她学习唐诗宋词，母亲给她讲西方童话故事。诗词歌赋是她的最爱，痴迷《红楼梦》《牡丹亭》《西厢记》里的凄美爱情故事。因而她对爱有自己的深刻理解。尤其是她的生存现实，对爱情、婚姻中的爱更有亲历的个性化体验。她说，在她“生命中最放纵、最纷乱、麻木的日子”，濒临痛苦“死亡”的时刻，“我的丈夫和清华园里的那间小屋救了我，那个宁静的家似乎与外面的世界毫无关系，成了我灵魂喘息、安存的地方。”“我的心灵仿佛被寄存在丈夫的怀中，被他用一种不常见的‘爱’保鲜着，那段时间中他是我生命里坚实的大地。我依靠在她的爱上，但我却付不出等价的回报。”正直、光明、宽容的丈夫如上帝耶稣似的话语，“从肉身生的仍是肉身，从灵生的仍是灵。肉身又岂能给予肉身灵魂的安慰与保障呢？唯有神的灵能为人里面胜过外面的生命力量。”让她在“死亡”之夜里张开灵魂的翅膀，继续飞翔。“我在孤独的热情中走向天空，走向抛开的太阳和云/寻找我的家园，寻找我的诞生，寻找我的喜乐和安息/谁肯重新将我孕育诞生？谁肯为我重造骨肉与心灵。”

肉体对信仰的坚守，灵魂在飞翔中寻觅生命的意义。在“活过来”的心境下，施玮于1999年复活节受洗皈依基督。从而焕发出内在的写作生命力，丰富多样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曾发表大型歌舞诗剧《创世记》，长诗《十字架上的耶稣》，散文诗《十架七言》，诗体系列小说《圣经中的女人》，长篇灵性小说《放逐伊甸》。特别是诗体系列小说《圣经中的女人》，她以满腔的宗教情怀和“非传统的目光”倾注于“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重新书写圣经中四位女人，即耶稣与伯大尼的马利亚、抹大拿的玛丽亚、驼背的女人以及在叙加井旁的妇人与耶稣之间故事。因为，她以对灵魂“原乡”里女性文化价值尺度的回忆，来求证女性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

2002年，施玮发表的长篇小说《放逐伊甸》，是一次“灵性写作”的文体实验。在小说的结构上，她有意在上部每一章的开始处引用圣经故事，以与小说故事和人物的生活形成呼应或比照，在下部则将圣经名句内化进人物的行动、语言与思考之中，使宗教信仰成为人物形象内在精神得以深化、变化与成长的动力来源。群体生命放逐的漂流与回归是小说的叙事核心。一群“60年代”出生的诗人、准诗人，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学潮运动、市场经济等等，社会转型的时代变革与动荡之后，被逐出以诗歌构筑的伊甸园，肉体迷失在物质、欲望现实泥沼之中，因灵魂无依托，精神失去方向，被宗教信仰拯救而回归的心路历程。如同施玮在博客上发表《放逐之途》的创作构思时讲到，“整个故事都以旧约放逐故事与现代新文人（代表着世人的灵魂）的堕落过程相叠映；以旧约中辉煌的人物衬映现代人的黯淡萎琐；以旧约中神所立的伦理与道德的纯净来光照现世代的混浊。小说以李亚与戴航的爱情及赵溟与王玲的婚姻为主线，来表述那放逐与回归。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分别有各自不同的精神回归之途。赵溟的线索是罪与赎罪，对应的旧约放逐过程是从人在伊甸园犯罪被逐，到洪水与巴别塔，到神对夏甲说他已经听见了童子的呼求声（创1-22）。戴航的回归主线是爱与纯洁，对应的旧约故事是以撒与利百加之间爱情与婚姻，以及父神在基拉耳对利百加的保护与对以撒的祝福（创24-26）。李亚的寻求主线是生与死，对应的是旧约雅各的故事，肉体所需的红豆汤与灵魂得救所需的天梯（创25，28）。这三条线连成了从神造人，人因罪而离开，到神的拯救，整个放逐与回归之途。小说对生与死、罪与良心、爱情与金钱、婚姻与伦理进行了描述、疑问、思索，并以神──万物之源的纯净之光光照。”这样的结构安排，施玮说是她修习十年《圣经》之后，“神以他的神性的智慧和爱，超自然地向我这等死的人启示了他自己，使我得到了重生，也为我笔下的人找到了回家的路。”因此，《放逐伊甸》中的人物才能够在绝望的“死亡”中获得重生。

2008年，施玮发表的长篇爱情小说《红墙白玉兰》，又表现出一种“灵性写作”的新高度。首先是小说并没有把人物形象放进社会现实与历史之中去，而是在一个自我意志构筑的的场景里，着重刻画人物心灵世界的涌动，把浓厚的宗教信仰情感，细密地编织在情节的字里行间，以及渗透在人物的心灵里。

在结构上，第一部分用“红墙”、隐喻追求纯粹的爱情如“天路”似的坎坷，红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第二部分用“白玉兰”象征爱的宽容，爱由“占有欲”的情欲之爱，转化为博爱与圣爱。而多次出现的“红杉树”意向隐喻女性人格独立和理想之爱的永恒。把女性意识、宗教意识与人类意识的巧妙的融合在一起。主人公秦小小与恋人杨修平，在爱情与婚姻，灵魂与肉体的道德樊篱轰然崩塌之后，秦小小感觉到自己的“负罪感”，而丈夫刘如海的出场使她的灵魂得到宽恕的拯救。潜藏在故事深层的基督救赎模式，不留痕迹。所以说，施玮以“灵性写作”建构的精神家园，其“上帝”已经不是一个超验的神，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灵性”、“神性”的人，象征着一种广义的美善、博爱与宽恕的精神信仰。

就施玮的长篇小说《柔情无限》《逐出伊甸》《红墙白玉兰》“女性生存命运三部曲”而言，她的“灵性写作”离人物形象的灵魂也越来越近。第一部是写生存，第二部是写精神，第三部是写灵魂。因此，施玮追求“灵性写作”的最高境界，是以“宗教信仰”情怀“修灵”与拯救灵魂的文学。

写于201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