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的风范与魅力

——读《走近大家》

文/刘蔚

马信芳先生是媒体的资深记者，还做过某杂志的主编。由于工作关系，我和他从相识到相熟，近日，承蒙他惠赠新著《走近大家》，认真拜读了一遍，收获不小。

《走近大家》主要收录了作者对具有全国影响的上海知名作家、艺术家的三十二篇专访，其中既有人物生平、文艺生涯的专题访谈，也有从特定的历史事件切入的人物专访。但无论哪种写法，由于预案充分，提问得当，角度巧妙，而且作者善于和受访者互动，因此，这些专访的内容丰富多彩，既展现了名家们在文学艺术创造上的执着和艰辛、成功的奥秘，并穿插他们奋斗之路上的轶事趣闻，増强了可读性和趣味性，更是为上海现当代的文艺发展史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史料。

名家之所以成为名家，自有其不同的成功之道。但某些规律性的因素，如热爱与勤奋、贴近生活、好学多思、严谨精细，等等，还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能给后人以启迪。一代戏剧大师黄佐临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焦菊隐有“南黄北焦”之称，但黄佐临青年时代在英国留学时，最初学的是商科，是他在一次晚会上自编自演的两个幽默短剧，以及戏剧泰斗萧伯纳的回信勉励，促使他走上了戏剧之路。回囯不久，他又放弃了石油公司月薪六百两白银的优裕轻松的工作，再赴英国剑桥大学研究莎士比亚，然后随法国著名导演圣丹尼学习戏剧导演。正是这份对戏剧艺术的无比热爱，给了黄佐临无穷的动力，为他以后创立苦干剧团、构建“写意戏剧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漫画大家张乐平创作《三毛流浪记》之前，已经以《三毛从军记》成名，但他去上海流浪儿的集中地捜集创作素材时，那些流浪儿看他穿得像有钱人，根本不理他。于是，第二天张乐平换上旧衣服，买了几副大饼油条，再次来到流浪儿聚集区，把大饼油条分给他们，边吃边聊，慢慢交上了朋友。最终张乐平把流浪儿们告诉他的艰难求生的故事画进了《三毛流浪记》中，成就了这部中国现代漫画史上的不朽经典。而以电影《黑炮事件》闻名遐迩的刘子枫，之前是话剧演员，“文革”后期参加拍摄《火红的年代》 让他看到了自己在电影表演上的先天不足，因此买来世界知名影星的传记，找来相关电影学专著，一本本地啃读，面壁十年，勤奋钻研，从理论到实践逐步摸索和积累，终于在《黑炮事件》中实现质的飞跃，享誉海内外。谢晋导演《红色娘子军》，一个红军撤出椰林寨场景的拍摄，仅为表现“人声嘈杂”四个字，就专门写了几百字的台词，涵盖口号、点名、叮嘱、讯问、告别等各种状态，虽然在银幕上仅仅是一瞬间、一刹那，但通过一个个扎实的细节营造出了真实的“撤退”氛围。正如谢晋所说：“所谓艺术质量，就像万里长城一样，是一块砖、一块砖砌起来的。”

名家的成功自然离不开机遇，机遇之中也包含了伯乐的慧眼识才。该书收录的专访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部 《红色娘子军》红遍大江南北，一举拿下了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四项大奖。但读者有所不知，这部电影的原始脚本《琼岛英雄花》，是当时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编辑沈寂从一大堆来稿中发现的，而那时沈寂正经历着人生中突如其来的厄运的煎熬，由于在“反右”斗争前有“错误言论”，他即将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但目光敏锐、兢兢业业的沈寂依然在第一时间把 《琼岛英雄花》(后来在此基础上改编为《红色娘子军》)推荐给了导演谢晋。为此，“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该剧的编剧梁信再到上影厂出差时，特意通过谢晋找到沈寂，当面向他表达了由衷的谢意，感谢他的知遇之恩。六十年代初，著名电影演员、导演刘琼执导《五十一号兵站》，男主角“小老大”梁洪是集战士、地下工作者和帮会门徒于一身的人物，既要有英雄胆略，又必须是英俊机智、有江湖气概的人物，而且年龄要求在二十五岁以下。刘琼力排众议，果断起用刚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的梁波罗担任男主角，由此把梁波罗推上了“星光大道”。同样，知名导演岑范八十年代执导根据鲁迅名著改编的同名电影《阿Q　正传》时，力主由笑星严顺开饰演阿Q，面对有厂领导反对由滑稽演员出任主角，岑范坚定地表示，如果不让严顺开主演，他就不导了。事实证明，岑范的选择没有错，严顺开主演的《阿Q正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名家的艺术成就令人敬佩，他们中许多人的人格魅力更让人景仰。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座丰碑，他的提携后进、乐于助人也留下了不少佳话。翻译家朱雯、作家罗洪夫妇与巴金三十年代结识后，结下了真挚深厚的友谊。罗洪的第一本小说集《儿童节》就是在巴金的关心下，由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　朱雯在新中国诞生后想翻译阿·托尔斯泰的 《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但他手中只有英译本，走遍各家图书馆都未找到俄文本，无意中跟巴金谈起此事，不想巴金下次登门时把一本装帧精美的俄文版《苦难的历程》交到了朱雯手中，让他一时激动得无言以对。朱雯因此用俄文版和英文版两相对照，成功地翻译出版了《苦难的历程》，被译界公认为是最好的一个译本。罗洪后来从巴金夫人萧珊那里得知，他们家搬到武康路后，书还没来得及整理，为帮朱雯找那本书，巴金翻遍了藏书堆。周信芳尊重京剧艺术传统，但反对不分糟粕和精华地迷信传统，主张在尊重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反映生活的倾向性和真实性。当有人教授谭派戏，只教学生学谭鑫培晚年的“风度”，把戏教得死气沉沉时，周信芳站出来以大量的事实证明谭派表演艺术真实性的特点，严肃地批评歪曲、篡改谭派艺术的人是“胡闹”、“危险”；然而当有人盲目赞赏谭鑫培修改的某些唱词时，周信芳又实事求是地指出，谭鑫培把《文昭关》中伍员的唱词改为“伍员马上威风勇，那旁坐定一老翁”，不如原来的“伍员马上怒气冲，逃出龙潭虎穴中”好。以主演芭蕾舞剧《白毛女》成名的芭蕾舞演员石钟琴，与知名摄影家张元民是一对艺术伉俪。石钟琴成名于那个特殊的年代，就在有人向“四人帮”写效忠信时，张元民却提醒妻子，胜利时我们脑子一定要淸醒，这事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做的。清淸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搞艺术，虚的一套毫无意义。石钟琴十分赞成丈夫的意见，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保持了一个艺术家的操守与良知。

阅读该书，笔者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即一些艺术家或艺术作品成功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人的影子———周恩来总理。周恩来爱护艺术家、关心文艺的发展，在与周信芳的交往、为越剧《红楼梦》剧组送去富丽堂皇的凤冠、看了十七遍《白毛女》等故事中得到生动的体现。但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书中讲述的这样一件事：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成功问世后，周恩来有一次陪同外宾欣赏了这部作品。演出结束后，他对担任独奏的俞丽拿说，《梁祝》 二十六分钟的演出时间长了些，希望改短点。可俞丽拿认为，单乐章的《梁祝》是完整的艺术作品，改短就残缺了。因此，她并未向作曲家何占豪、陈钢去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后来，周恩来又看了《梁祝》的演出，发觉没改，但他尊重艺术家，大度地表示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不改就不改吧。周恩来关心艺术家，同时尊重艺术家的风范，值得今天文化团体的领军者和主管文艺的领导者很好地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