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美眷》一首乱世情缘谱写成的家族哀歌

——评施玮长篇情爱小说《柔情无限》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朱叶熔

【摘要】本文分析了当代华裔女作家施玮的长篇小说《柔情无限》在情节内容和叙事手法上的特点，认为该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是通过描绘一段因为迷恋爱情而衰败的家族历史，向读者展示了人的原欲与时代、个人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二是站在女性的视角上，表达了对于如何用文学的手段医治历经磨难的中国人心灵创伤的看法。

【关键字】施玮《柔情无限》爱情创伤叙事

近年来，华裔作家施玮由于提出了“灵性文学”这一理念而引起了大陆文坛越来越多批评家的注意。她因其自身的基督徒和神学硕士背景，倡导“灵性文学”要赋予读者一双灵性的眼睛，“让人看见繁琐平淡生活中的美善之光，让人从扭曲、污损的生命中看见人里面‘神’的形象，看见原初当有的尊严与荣美”。[i]她不仅在理论上对“灵性文学”作了界定，也在创作中努力实践相关原则，出版有长篇小说《红墙白玉兰》、《放逐伊甸》、中篇小说《斜阳下的河流》、短篇小说《躲藏》、系列诗体小说《圣经中的女人》等。然而，她于1996年出版的长篇婚恋小说《柔情无限》，因其重在描绘苏州状元府中三代人的爱恨情仇，而与前面提到的那些竭力表现至善至美的造物主的作品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柔情无限》作为施玮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20世纪初一直写到20世纪末，故事时间的前后跨度将近百年。由于该小说的情节顺着时间的推进而徐徐展开，因此在人物关系上呈现出一种伞状结构，每一个重要人物都必在作者描绘了他的上一辈年轻事迹之后，才姗姗出场。如果说上一辈的感情经历是产生下一代，并且成为下一代延续情爱故事的背景，那么下一代在属于他们自身的那个时代场域中的悲欢离合，则更成为小说文本中诠释人性在复杂社会中被撞击、被考验之状态的最生动注脚。在《柔情无限》中，作者主要刻画了从苏州状元府陆府里走出来的三代人，且主要以女性为主：第一代人以陆府大小姐陆文荫、陆文芯，以及丫鬟秋水为代表，第二代人以陆文荫的女儿方美彬、陆文芯的女儿王静梅为代表，第三代人陆文荫儿子方汉麟所生的女儿方佳瑜为代表，而她也就是小说的叙述者“我”。“我”带着一种回顾怀旧和见证者的口吻，娓娓讲述了20世纪的这一百年来自己家族的亲人在许多社会变革中所经历的爱怨纠葛、生死离合，似有一丝古典名著《红楼梦》那样的以爱情寄寓世事兴衰之无常的味道。

1.因情而续、因情而伤的家族史

《柔情无限》整部小说以三代女性为主角，且每一位重要女性的身上均连带出若干男性。这些男性是作者为展现女主角们的性格而设置的情景活道具和参照物。作者始终站在一个女性的女性角度来描述或乱伦或凄美的爱情和婚姻故事，并将女主角的悲欢离合推向家族史的中心。小说的开端始于陆文荫的祖父，也就是苏州状元府的状元郎陆元洪陆老太爷，与青春年少的丫鬟秋水之间的畸形恋。陆元洪是一个看似正派忠贞、光明磊落的新派人物，而实质上却是一个喜欢寻花问柳的风流种子。年过六旬的他看上了俊俏伶俐的秋水，便借着自己优越的社会地位暗中骚扰。他为了把待嫁之年的秋水留在府中，竟想出了将她嫁给自己儿子陆敬天做偏房的下等计策。秋水鉴于自己卑微的身份和寄人篱下的处境敢怒不敢言，无奈地隐忍着命运带来的不幸。然而，秋水毕竟是一个心中有爱、有激情的女子，当她和同在府中做事的廖玉青之间燃起熊熊爱情之火的时候，一股追求幸福的强大力量从天而降，她终于在新婚前夜和廖玉青享受了一次云雨之欢后，双双逃出了陆家。

秋水珍视真爱重于一切，在寻找爱、守护爱的道路上走得不屈不挠。姨太太的名份虽然可以让她锦衣玉食、不再为物质担忧，但却永久打碎了少女时代那个纯真的爱情之梦。所有人都以为逃婚以后的秋水应该会过上虽不富裕但很美满的家庭生活，然而，作者却让这个出身贫寒但又倔犟不屈的女子饱受打击。秋水到了廖家之后才发现，原来廖玉青早已有妻室。于是，她又一次向读者展现了自己惊人的承受力，短暂的痛苦过后，能与廖玉青的妻子赵氏和睦相处，同甘共苦抚养孩子，挑起养家重担。

相对于秋水的重情，朝秦暮楚的风流汉子廖玉青是作为她的反面和映衬出现的。他用风情捕获了纯洁少女秋水的心，却不能履行一个丈夫的职责，喜新厌旧是他的本性。他宁可流浪漂泊、吃尽苦头，也不愿停下离家追逐异性的殷勤脚步，待到年华老去、孤苦伶仃之时，终于翻然悔悟，拖着疲惫之身回到秋水身边。秋水宽容地接纳了他，几十年的守寡和苦难在她博大温暖的胸怀中融化成柔情之水，静静滋养着归来浪子的心灵。如果说廖玉青是一个任意播洒情种但不浇灌的游戏人生者，那么秋水则是一个为他默默牺牲、锄草施肥的耕耘者。在爱上秋水的两个男人中，陆元洪远没有廖玉青幸运，因为他为自己的畸形之恋付出了最后一丝生命，而廖玉青欠下的情债，秋水却用自己一生的等待和守望来偿还。

陆家大小姐陆文荫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核心人物，她从小和秋水一起长大，然而两人的性格却截然不同。相对于秋水的忠贞不二、爱情至上，陆文荫则显得用情不专、纵情于声色享乐。当她无意中偷窥到秋水和廖玉青的缠绵后，内心便“有一种失去贞操的感觉”[ii]。情窦初开的陆文荫仿佛一下子打开了通往成人世界的大门，门内生命原欲的火苗既绚烂又危险，时刻引诱着毫无抵抗力的她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她需要在情欲的不断消耗中维持生命，因此婚后才会耐不住寂寞，暗地里和评弹艺人薛云飞谈情说爱，薛死后她又成了廖玉青儿子廖思城的情妇。陆文荫没有给后代留下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有的只是无尽的思索和追问，正如小说中所写的那样：“性爱如死亡般因着注定的绝望而激动人心，然而是什么令人们要去反复品尝呢？她（笔者注：陆文荫）不能明白，而只是用一生满怀激情与崇拜地去与男人做爱，去死。然而，超越男人、超越死亡，她什么也没找到。”年轻时风情万种的陆文荫，也就是“我”的奶奶，最终情无所托，只能一个人凄凉地死去。当爱情堕落为一种享乐和生存的手段，那么它本身存在的价值也会瞬间灰飞烟灭。小说中的“我”没有用莫言《红高粱》中那样浓墨重彩的笔墨去描绘奶奶陆文荫的故事，而是用一种淡淡的感伤和旁观者的冷静去触碰过往的恩怨情长。

陆文芯与姐姐陆文荫一样，不满于乏味的婚姻生活，并和小叔子王福义产生了真情。他们之间的爱并不像陆文荫与廖思城的爱那样受到世俗的侵蚀，而是发自肺腑的两情相悦，不掺杂物质上的目的：抗日战争时期，若不是王福义冒死抵住日本人的刀口，陆文芯必不能安然活下来；解放战争结束时，陆文芯原本可以和丈夫一起到国外过富裕的生活，但是她为了王福义这样一个没有生计的残疾人坚决留了下来；当陆文芯最后在文革中冤死时，王福义用孱弱的身躯为她筑起一道尊严的壁垒，并陪她一同走向天国。陆文芯和王福义的爱情，若从道德的角度来评定，或许应该持否定态度，然而从人性的角度而论，则是感人至深、值得称颂的。他们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生命作为爱情的信物，在时代的汹涌浪潮中紧紧拥抱，至死不渝。

与小说中的第一代女性陆文荫、陆文芯比较起来，作者用在第二代和第三代女性身上的笔墨不算太重。在第二代女性中，方美彬继承了母亲身上的多情基因，从小暗恋叔叔廖思城，长大后尽管明知他是母亲的情夫，但仍然愿意与之共床。此外，她也继承了母亲重利轻义的一面。当丈夫廖思城在文革中被改造，她立刻转过身去另结新欢。王静梅是二代女主人公中最轻视人情的一个人物。为了自己的前途，她可以义无反顾地牺牲母女亲情，在文革中告发相依为命的母亲“私藏金条”，以至母亲绝望自杀；她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和事业心，为了所谓的扬眉吐气，她可以出卖爱情而和一个并不爱的外国老头结婚，一旦目的达到，便可以潇洒地走开。在王静梅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试图摆脱情感牢笼的形象，这一点是与小说中那些整日为情所缠的主人公们相异的地方。

作者对于第三代主人公们的情节设计是从政治风波过去之后开始的，因此这些人物的情感更多涉及的是纯粹私人的经验，而不带有诸多宏大背景的成份。他们被抛在自我感情的漩涡里等待着被救赎。以陆文荫的孙女方佳瑜为例，她和从陆家繁衍出来的许多女人一样，对婚姻不能忠心到底。她是一个完全被原欲控制住了的角色，会因为看到了一个风流倜傥的男人王骧而立即抛弃男友李柏；婚后的她由于不满于丈夫王骧的“潇洒只是给路上的女人看，却对付不了他床上的女人”，便和邻居肖平进行着柏拉图式的恋爱，并和同样有外遇的丈夫离了婚。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他自己选择的，当政治的洪流不再成为冲刷人们浪漫情怀的破坏力，那些源自自身的烦恼便开始浮出水面。方佳瑜和王骧最终的破镜重圆证明了彼此忠诚的婚姻乃是人类心灵最为渴望的归宿。

纵观从陆府里走出来的三代女性和他们的男人，我们发现他们的命运始终和“情”有关，虽然每个人物所处的时代以及命运有所不同，但是其行为方式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潜意识，这种潜意识来自于人追求爱的自然本能。小说勇于表现男女之爱的美好，但又不只是停留在身体层面，而是融合了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积淀、社会快速转型的精神压力、物质压榨下的人性异化等诸多因素。我们的文化历来对人类的潜意识关注太少，而将注意力过分聚焦在社会表面的纷争上。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性冲动是天生的，“无疑地新生儿性冲动的胚基是与生俱来的，它继续发展了一段时期，然后屈服于长期的压抑，直至性发展已有长足的进展，或个人体质十分与众不同，压抑才被突破。”[iii]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性本能是一个不应回避的问题。我们提倡“以人为本”，却往往只从人与社会的角度，而极少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角度上去深挖，甚至讳疾忌医。《柔情无限》的价值在于从人的性本能出发，对现代人的身体、精神和灵魂作了深刻的揭示，敢于袒露自我、直面病情，回到原生态，回到切肤感受而没有低俗、做作的痕迹。它将一个家族的没落史，缠绕在一张千姿百态的原欲和情爱之网上，随着这张网的被撕扯、被分割，家族的衰败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必然的结局。

2.创伤叙事：书写历史的另一种途经

王文胜教授曾用“创伤叙事”的角度，评论了施玮的中篇小说《斜阳下的河流》，认为该小说的意义在于能“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从‘信、望、爱’三个层面表达了她对如何医治经历了历史性灾难的中国国民心灵伤痛的观点”[iv]。事实上，笔者认为，若用“创伤叙事”的角度来分析《柔情无限》，或许同样具有某种合理性。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和政治动荡，它们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过去，却在国人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创伤。“假若一种经历在短期内给心理提供一种强有力的刺激，致使心理再也不能用正常的方法来应付抑或适应，并导致心理的能量分配方式受到永久性的干扰，我们称这种经历为创伤的经历。”[v]有了创伤就需要医治，因为创伤意味着潜在的危险，而这种危险便是使人停滞不前，一味沉溺于往事，而对现在和将来不感兴趣。此时，一个作家的存在价值就在于，用一种文学手法将创伤艺术地包扎起来，使之显得既直白又含蓄。“直白”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发自内心的共鸣，而“含蓄”的目的则在于彰显文学作品应有的艺术价值。如果说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用现实主义的笔调写出的反映近代中国动荡和人们内心不安的作品，是现代文学之林中的一颗颗璀璨明珠，那么文革结束后涌现的反映新近过去的苦难的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则由于过度的宣泄、在否定历史的同时又没能提供新的前进力量，而沦为一种肤浅。

让文学回答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将会使得文学不堪重负。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受尽了各种磨难，外强侵略、国内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等等，在国民心中留下了一道道伤痕。长篇小说书写历史是一种传统，如何将苦痛天衣无缝地融进文学作品，而不让人认为作者只是在一味地发泄心中积怨？塑造一个终身在苦难中劳作的悲剧人物是一个办法。然而，即使苦难、创伤再深重，如果总是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的审美情趣恐怕也要疲软下来，心肠变得僵硬，不再感触于悲惨的情节。小说《柔情无限》的独特之处在于，借用男女之间的情爱故事，使一段段充满创伤的、已经死去的历史复活，使得历史不再阴沉沉地躲在人类意识的角落里制造恐慌，而是带着鲜活的气息重新活跃在人们的眼前：就在陆文荫与薛云飞如胶似漆之时，日本飞机的轰炸让这一对情人阴阳两隔；新中国成立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陆文荫为了不让丈夫与旧情人相聚，而将他送进了监狱；随着反右斗争的加剧，陆文荫为了不受狱中丈夫的牵连，而主动和他划清界线离婚；文革中，王福义为了保护心上人陆文荫的含冤死去的尸体，不幸中弹身亡……在这里，所有的情爱都因为战争和动乱而出现了重大挫折，尽管爱情的双方费尽心机地想要维持这分爱，然而当不可阻挡的外力侵入时，再多的挣扎也无可挽救。

面对社会给人造成的种种不幸，作者没有将写作的重心转向乱世中的人们怎样惶惶不可终日地过日子，也没有没有刻意刻画人类之间的相互残杀怎样在土地上留下了触目惊心的鲜血和骸骨，而是始终不动声色地继续着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在他们尽情享用着爱情的甘露之时，冷不防地渗透几滴来自社会的刺骨冰水，从而使得读者沉醉迷离的心顿时清醒警觉，进而思考那些不堪的历史的伤痛。这是一种“一点而明”的高明手法，虽然小说中没有直接讲述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然而通过主人公们的爱情遭遇，我们看到了特殊时代的残酷性和黎民百姓命运的无常。另一方面，如果爱情只是和风细雨地进行着，没有更广阔的背景作为依托，那么这样的爱情很容易流于浅显和平淡，人们阅读作品时难免有种猎奇心理，希望在故事中发现某种引人深思的东西，以及某种在日常生活中被隐藏和忽视了的真相。倘若《柔情无限》的故事讲述的仅仅是太平盛世中的男欢女爱，或许就不能产生一种震动人心的力量。因此，小说中爱情与历史创伤的结合是使其本身的价值骤增。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男性在以往的社会中不仅掌握了基本的经济生产，而且将男女不平等的意识形态融入到所谓正统的文化教育观念中，致使男性具有决定、支配女性命运的权利。孔子的“女子与小人说”、“无才说”，封建社会所推崇的“三从四德”、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在民间的影响深远。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男权社会，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些思想，作品中为人称道的女子往往是一个从一而终、温柔闲静、对丈夫百依百顺的形象，以便于衬托男性独当一面的伟岸。而施玮《柔情无限》的特别之处在于，将自北伐战争时期以来的三代女性作为故事的主角，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以她们为中心的历史。她们摆脱了几千年来封建遗留思想的精神压抑，追求自我心中的快乐和自由体验，为此甚至能够将身边的男人沦为取乐的工具。这种女强男弱的男女关系与传统小说中的男尊女卑是截然相反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几千年来女性所受的精神创伤的一种情感补偿。

作家施玮最初是以诗人身份走上文坛的，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早期出版有诗集《大地上雪浴的女人》、《生命的长吟》等，2009年出版了个人诗歌总集《歌中雅歌》。她将一个女诗人纤细敏锐而又略带感伤怀旧的思维投射到了小说创作中，在《柔情无限》如流水般细细流淌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陆府这个显赫一方的苏州状元府，从一个气派的大宅院到沦为一个凄凉的小院落的全过程，昔日陆家的男人女人们因为情事和国势，一步步远离奢华而走向凡庸，直至还原为一个个生死全然听任于命运安排、淹没在时间里的无名者，等待着灵魂的救赎。尽管如此，作者仍然给予我们以希望的曙光，小说中那萦绕了陆文荫一辈子的冬青树的气味，不仅使整个故事首尾呼应、充满了一种诗情画意，同时也让人联想到人类的爱情像冬青树一样永不凋零、生机勃勃。观察施玮所有的小说创作，《柔情无限》作为施玮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与她后期的富有基督教色彩的小说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形式和内容上的差别，然而对于爱的关注却始终没有改变过。无论是凡人的爱还是上帝的爱，都是她创作的力量之源。《柔情无限》用朴实、真实的话语谱写了一首乱世情缘的家族哀歌，从而引发人们对于爱的方式和个人命运的深层思考。

[i]施玮《开拓华语文学的灵性空间——“灵性文学”的诠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ii]施玮《柔情无限》，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后文中有关于该作品的引用皆出于此，故不再标注。

[iii]弗洛伊德《性学三论·爱情心理学》，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iv]参见王文胜《《论施玮<斜阳下的河流>的基督教立场》，选自《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9月第3期。

[v]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