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凝视

[加拿大] 吴华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

摘要：本文以四部文学作品为主要案例，讨论加拿大华文书写中的身份建构问题。这四部作品是原志的《不一样的天空：陪读十年纪事》和《生个加拿大》，曾晓文的《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和《遣送》。原志和曾晓文的故事都描述了华裔移民跨域经历里不同阶段的生活，思考了时间的推移和社会身份的改变所引发的不同的身份认知。这四个故事也勾勒出华裔移民身份建构的一条变动的曲线，从聚焦于中国人的自我注视，到新移民对居住国的游移的观看，再到华人和白人之间平等的对视和白人对华裔族群及其成员的审视。“流动”的凝视揭示出身份建构是一个视域不断拓宽的寻找和发现自我的过程。

关键词：身份建构；他者；凝视；曾晓文；原志

作者简介：吴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大学学院法语和亚洲学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斯图亚特.霍尔在他的《文化身份与离散族群》一文里提出了建构文化身份的两个途径。“本质论” (essentialist position) 将文化身份定义为“一个共享的文化，即某个集合的、‘真正的自我’。这一‘真正的自我’隐匿在众多表象的或外加的‘自我’之后。‘真正的自我’是所有有着同一历史和同一祖籍的人群共同拥有的。以‘本质论’定义而言，我们的文化身份折射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享的文化密码，它们为‘同一族群’的我们提供了实际历史历程中不断的分裂和变化无常之下的稳定的、不变的、和可持续的参照系与意义。”[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Theorizing Diaspora: A Reader, edited by Jana Evans Braziel and Anita Mannur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234.] 文化身份的“本质论”关注的是某一离散族群的共同性，比如，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因其共同的祖先、原乡、文化和习俗，相似的历史经验，特定的肤色和生理特征，形成了同文同种的群体。“在众多更表象的不同之下的这一‘同一性’”就是华人 (Chineseness)的和华人经验的“真谛与实质”[ 同上注。]，它决定了“我们是谁” (who we are)。但是，“我们是谁”的本质论定义也可以是“约束衣”[ Ien Ang,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n and the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vii. Ang用的是“strait-jacket”，通常是指“束缚疯子或犯人双臂用的约束衣”，见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3419页。]，把文化身份多元性的丰富内容单一化，简单化。作为华裔族群的成员，我们自然而然地会认为我们和所有的中国人是“同一族群”，天下的中国人是一家；可是我们也隐隐感到我们和居住在其它地方的中国人不一样，那是因为“‘你的现居地’ (where you’re at)的文化环境势必会对‘你的来源地’ (where you’re from)的意义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做出修正”[ Ang,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35.]，而随时空变化而来的“深层的和富有深远意义的不同决定了‘我们真的是谁’(what we really are)，或是‘我们已经变为谁’(what we have become)”。也就是说，身份建构“既是‘是谁’(being)，也是‘变为谁’(becoming)。”[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236，斜体是原文里的。]

为了思考身份建构的“变为谁”，霍尔提出了文化身份建构的第二个途径。从这个途径探究，“文化身份便不再是一个超越历史和文化的、固定不变的本体。它不是深藏我们体内的什么普遍性的、超越的精神，而且历史未能给这一精神留下任何深刻的痕迹。文化身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更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原点，一个我们可以做最终回归的原点。”[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237.] 所以，霍尔认为身份是“由两个轴线或矢量‘架构’而成的，这两个矢量同时同步作用。一个是相同和连续的矢量，另一个是不同和断裂的矢量……第一个矢量让我们植根于过去，和过去发生某些联系。第二个矢量提醒我们，我们共同享有的其实正是有着重大意义的、间断的历史经验。”[ 同上注。] 而且“不同……一直都和连续共存”，因而身份建构说到底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定位和再定位”的过程。[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238 and 240.]

正如霍尔和其他离散学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身份从来不是透明的和固定不变的；恰恰相反，身份是建构而成的，身份建构则是“通过主体现在的能动力斡旋，建基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那个不断更替变化的空间”[ Roland Walter, Narrative Identities: (Inter) Cultural In-Betweenness in the Americas (Berm: Peter Lang, 2003), 26.]，所以，它一定是“质疑的，变动的，不稳定的，和探索的。”[ Rocío G. Davis, “Everyone’s Story: Narrative You in Chitra Bannerjee Divakaruni’s ‘The Word Love’,”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Readings on Fiction, Poetry, and Performance, edited by Rocío G. Davis and Sämi Ludwig (Hamburg-London: Lit Verlag, 2002), 174.] 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身份建构都是一个主体参与其中的，逐步演化拓展的过程。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以加拿大华裔作家原志和曾晓文的四部作品为主要案例，讨论加拿大华文书写中的身份建构问题。这四部作品是原志的长篇小说《不一样的天空：陪读十年纪事》的第25章《见识科学种田法》和短篇小说《生个加拿大》，曾晓文的中篇小说《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和《遣送》。[ 原志：《不一样的天空：陪读十年纪事》(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 和《生个加拿大》，融融，陈瑞琳编：《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述评》(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 752-760页。曾晓文：《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和《遣送》，《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曾晓文中短篇小说精选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146-166 和176-207页。] 原志和曾晓文的故事都反映了华裔移民在跨域经历的不同阶段的生活。时间的推移和社会身份的改变引发了不同的身份认知，这四个故事也就勾勒出华裔移民身份建构的一条变动的曲线。通过对身份建构的思索，这些文学作品也考究了身历跨域经验的主体是怎样看待居住国和居住国的主导族群是怎样对待移民群体的。

内视和对“他者”的观看

我们先来看看原志的故事。《不一样的天空》是部自传体小说，作者自己对作品做了下面的定位：

在《不一样的天空》里我集中写了大约20来个陪读妻子及其家庭的故事，这些人名和家庭全是虚构的，但这些故事里的具体情节，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曾经在那些年代里真实发生过。如果把《不一样的天空》比作一条项链，这20来个陪读妻子的故事就是项链上的一颗颗珠子，书中的女主人公林梦雨就是串起这些珠子的丝线。第25章“见识科学种田法”便是其中的一颗珠子，这个故事是由几个原型糅合而成的。[ 蔡远智：《从<不一样的天空>到<生个加拿大>--漫谈离散经历中的女性及其婚姻家庭》，2013年3月12日在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大学学院《CHN2243G：加拿大华裔族群与华裔文学》课上所做的讲座。原志是蔡远智的笔名。]

《不一样的天空》的副标题“陪读十年纪事”也证实了故事的“自传性”和“纪实性”。据原志本人讲，出版社鼓励她加强小说的“纪实性”，书名也是根据出版社的建议改动的；这样的建议据说是基于对读者兴趣和市场需求的预测。[ 信息来自和作者的私人谈话。] 这里，我们见证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者Betsy.黄把这一现象称作“自传体守则”，即“读者诠释族裔作家的作品时所采取的立场，他们习惯把族裔作家撰写的虚构文学作品当做自传来读，把故事当成亲身经历，并认定是移民的亲身经历。”[ Betsy Huang, Contesting Genr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n Fic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11.] “自传体守则”反映的是“读者对‘真实故事’的迷恋式的崇拜，对‘逼真的’社会历史记录的偏好，……即使是虚构的小说创作，读者也期待作者在‘讲真实的故事’，在把自己的观察和认知定位为个人和集体族裔身份的真实可靠的认知点。”[ Betsy Huang, Contesting Genres, 13，斜体是原文里的。] Betsy.黄把族裔写作分为“美国化自传” (autobiography of Americanization)和“移民的自传” (immigrant autobiography)两大类，她指出，和“美国化自传”不同，“移民的自传”对美国化的“‘神话’不感兴趣”，它注重的是“自传的主人公在某一社区或社会圈子中的地位，无论那个社区是在源文化还是在目的地文化。”[ Betsy Huang, Contesting Genres, 13 and 15.] 原志的《不一样的天空》是典型的“移民的自传”，因为在这部作品里，“实现从异族到美国人转化”的“神话人物”不是“故事期盼的讲述标的，”[ Betsy Huang, Contesting Genres, 15.]《不一样的天空》把它全部的讲述空间用于创造一个加拿大领土里的中国飞地。在这块异乡的中国飞地上活跃着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因为故事的第一人称讲述者是女主人公，一个陪读妻子，她的社会圈子也自然而然地局限于家庭和留学生与他们的家人组成的社会团体，作为“异类”的加拿大社会及其成员很少在故事里露面。和他们留在故国的同胞一样，这块中国飞地里的居民过自己的日子，和自己圈子里的人打交道，信守自己的文化信念，按自己的文化准则和风俗习惯行事。以第25章《见识科学种田法》为例，在这一章里，女主人公林梦雨生了个女孩之后，在医院和家里静养。她的朋友，特别是同为陪读妻子的女性朋友纷纷带着礼物来看望，并以过来人的经验指导她坐月子，照顾新生儿。这一章也传递了中国式的文化的、社会的信息和价值观念，这些信息和价值观主要是通过鲁瑞雪这个人物表现的。鲁瑞雪是林梦雨住院时新结识的朋友，她也生了个女儿，是她的老二。在故事里，她和丈夫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夫妻俩都是学科学的，但他们笃信风水，算命等老一套，甚至到了荒谬可笑的迷信地步。鲁瑞雪夫妇最相信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他们一心想生个男孩，传宗接代。鲁瑞雪告诉林梦雨，他们给大女儿和二女儿分别取名嘉嘉和娜娜，而且已经为未来的儿子起好了名字，达达。他们来加拿大的最终目的是要生这个叫达达的男孩，用鲁瑞雪的话说，他们要“生个加拿大（嘉-娜-达）”。可以说，在这个以陪读妻子为主体的封闭的社区里，其成员和外界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接触，渗透入飞地的唯一“异国”因素是亲友之间交换圣诞礼物，但对于女主人公来说，中国人接受和实行这个异域习俗简直就是难以理喻和庸人自扰，让她感到不胜其烦。

如果《不一样的天空》的凝视是内视的，而且视线聚焦在异域的中国飞地上，《生个加拿大》的凝视则是把视野移到华人社区之外。《生个加拿大》是对《不一样的天空》第25章的改写，改写保留了原故事的基本情节，讲述的仍是一对华人夫妇为了生儿子移民加拿大；许多重要的情节和细节在改写时被保留、发展和充实了，比如，冯建和盛季琦夫妇是迫于在中国的家庭和社会（如冯家的邻里）的压力才要为家族生个男性继承人；他们也把出生在中国和加拿大的女儿取名嘉嘉和娜娜，冯建还想要个达达，想“生个加拿大”。为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男孩，夫妻俩尝试了各种各样的“科学”方法，如不吃含糖高的食物，洗小苏打（所谓的“科学种田法”），实施“全方位科学种田法”（即同时实施低糖饮食，浸泡小苏打，测量基础体温以确定排卵期，查最佳生育时间表等）。但是，原志做了几处有意思同时也颇有意义的改动，而且所有的改动都让故事的主人公和“外界”，即居住国加拿大的非华人社会发生联系。这样的改动丰富了离散故事里身份建构的主题。

原志在《生个加拿大》中所做的第一个变动是给故事的人物一个新身份。冯建和盛季琦不再是林梦雨和鲁瑞雪，他们不是中国留学生及其陪读妻子，而是加拿大的移民。作为移民，冯建和盛季琦和他们在《不一样的天空》里的原型不一样，他们不再是暂居异乡的过客，而是定居加拿大的移民。加拿大是他们自愿选择的家和家园，“生个加拿大”也不再是前一个故事里人人都当笑话对待的笑料，而是体现了新移民要“拥有”加拿大的意愿。作者的另一个改动是把这对新移民夫妇从对外封闭的、由“同一族群”组成的华人社区剥离出来，用他们的生活做叙述的焦点。和《不一样的天空》相比，冯建夫妇的中国朋友要少得多，他们露面的频率也低得多，出场更多的人物不是明确说明不是华裔，就是对族裔身份未做标注。这样的人物还大多是职业人士，如警官、医生、冯建在高科技公司里的老板和同事。显然，《生个加拿大》把它的主人公置于一个非此非彼的中间地(in-between space)，让他们不但在族群内生存，也走出族群，和其他族裔发生跨域接触。

通过《生个加拿大》描述的跨域接触，我们可以探察到一些赋有寓意的信号，它们体现了故事里的华人是怎样给自己定位的以及他们是怎样看待居住国的其他人群的；也就是说，故事勾画了身份建构中的“我们”的自我形象和“他们”的他者形象。《生个加拿大》里的华人被描绘成以家庭为中心，勤劳肯干，勤俭持家，所以让人尊敬。作者通过盛季琦忧虑家庭的经济状况，特别是生老三对家里本来就很脆弱的经济安全的影响来确立经济上负责任的华人形象。当冯建希望她再生一个孩子时，“盛季琦不满地说：‘你来了一年多了，连个固定工作也没有，不是parttime（兼职），就是合同，跟累脖工（labour体力活）差不多，入不敷出，坐吃山空，还想生那么多孩子？’”[ 原志：《生个加拿大》，755页。] 当她知道怀了双胞胎后，“又想起冯建至今还在干contract（合约）工作，以后要抚养这么一大堆孩子，又没个三头六臂的，刚卸下重担的肩头顿时又沉重了起来。”[ 原志：《生个加拿大》，759-760页。] 相对于华人这一“节俭，高生产力和上向流动的模范典型”[ Robert G. Lee, Orientals: Asian Americans in Popular Cul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加拿大某些族裔的形象就大打折扣了，对他们，冯建如是说：

至于生活嘛，就算不工作，存款再对付个一两年没问题。何况，人家都说，这加拿大是大家拿，拿大家，大拿家，多生多拿，少生少拿，不生不拿，不拿白不拿，咱们再生个孩子，充其量不过成了拿大家呗。你看那些从世界各地逃到加拿大的难民，家家一大群孩子，可哪家过得比咱们差？该吃的，该喝的，该玩的，一样都不缺。克里蒂安总理说他们一句领着福利金坐在家里喝啤酒，他们还理直气壮地起来抗议。这样的拿大家，多牛！[ 原志：《生个加拿大》，755页。]

勤劳勤俭、责任心强的华人和一心占便宜、厚颜的其他族裔的鲜明对照揭示了《生个加拿大》把华人塑造成“模范的少数族裔”[ 对“模范的少数族裔”的论述，见Lee, Orientals, David Palumbo-Liu, Asian/American: Historical Crossings of a Racial Fronti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King-kok Cheung, Articulate Silences: Hisaye Yamanoto, Maxine Hong Kingston, Joy Kogaw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Tseen Khoo, and Kam Louie, eds. Culture, Identity, Commodity: Diasporic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 (Montreal & Kingston and Ithac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5)。]；可以看出，尽管故事让其华裔主人公把视线投向华人社区之外，但他们的凝视仍然是试探性的，有些怯生生的犹豫不决，而且他们的视线多是投向加拿大的其他非主流族裔，凝视也带有居高临下的俯视色彩。

《生个加拿大》也让它的男主人公和居住国的主导族群发生直接接触。在故事的开头和结尾处，作者安排了两个情节基本相似、互为镜像的事件。故事以冯建为赶回家给刚刚生产的妻子准备饭食而超速闯红灯，被警察拦住开场；结尾处，冯建得到消息，妻子怀了龙凤胎，老冯家终于有了传宗接代的男孩，他喜出望外，颇有些得意忘形的时候，又因为超速被警察拦住。第一个超速事件里的白人警官知道冯建有了个女儿，告诉他自己是三个男孩的父亲，很为冯建的好运气而嫉妒；而冯建正为又生了个女儿懊恼，丝毫不理解白人警官为什么要嫉妒他。第二个超速事件里，冯建和警官都茫然不解；警官弄不懂冯建为什么为妻子怀了龙凤胎而欣喜若狂，对警官为什么不“嫉妒”他，冯建也很困惑。[ 原志：《生个加拿大》，753和760页。尽管第二个警官“皮肤黝黑”，显然不是白人，因为他的职业，我还是把他划归“主导群体”或是“主流社会”。] 我认为，原志在一头一尾刻意安排这两个事件，意在强调故事本身反映的华人和其他族裔之间存在的误解和无法理解的主题，并暗示缺乏理解是相互的和普遍存在的。

对视和“他者”的凝视

曾晓文是位多产的加华作家，她接过无法相互理解的主题并在其作品里继续开拓这个主题。曾晓文没有停止在简单揭示华人和白人之间难以相互理解，她还试图通过异族恋的故事来探索相互理解、接受、甚至于融入的可能性，她的《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和《遣送》都涉及中国女性和白人男性恋爱的情节，而且两部作品都是以女主人公身处弱势开始，进展为男女主人公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开始了让人不安的相互认同的过程，最终是身为弱势群体成员的女主人公成了幸存者，胜利者，甚至解救者。

《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的女主人公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蕾。故事开头处，蕾是一个处于劣势的“他者”：身为没有根基的新移民，蕾为了生存先是在多伦多的一家工厂打工，后来为了多挣几块钱，搬到安省小镇圣凯瑟琳。她两次背井离乡，被迫移置，第一次是离开中国，第二次是离开多伦多的华人社区。在国内，蕾是大学的心理学教师，在加拿大，因为语言障碍和缺少加拿大经验，她不得不在工厂做累脖工，在养老院做清洁工。生活在以中产阶级白人家庭为主体的加拿大小镇，蕾因为她的种族和贫困被双重异化。在圣凯瑟琳，蕾结识了白人水手肖恩，给他家打扫卫生。渐渐地，同是寂寥人的蕾和肖恩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影子，互生情愫。更确切地说，是蕾在肖恩的性格和经历中找到自己，她开始和这个异族的异类认同。Leslie Bow指出身份建构过程中认同(identification)的重要性，她说：

心理分析学从理论上说明认同是重获失却的爱物的方式……认同是和身份建构紧密相连的一个心理过程，是“通过他者确认自我的迂回路径”。认同……也是“自我-他者关系中不同和相同的游戏”，正是“我成为他者”的那一刹那而生的认同形成身份认知。……认同“事涉关系，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内部和外部的关系。”[ Leslie Bow, Betrayal and Other Acts of Subversion: Feminism, Sexual Politics, Asian American Women’s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59. 斜体是原文里的。]

蕾正是通过发现肖恩内心深处的“他者”和肖恩认同从而确认自我的。比如，蕾初识肖恩就嗅到他和浪漫故事里英雄原型的种种不同：

肖恩褐发褐眼。他上身穿一件不灰不蓝的套头衫，露出两条称不上健壮的手臂，皮肤不是古铜色，却发黝黑，和我想象中金发碧眼、身材挺拔的水手相距甚远。他有些不敢正视我，神情模糊，似乎是谦卑和害羞的混合。

我立刻嗅到他身上的寂寞气息。也许世间寂寞是跨国界、跨文化的吧。[ 曾晓文：《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148-149页。]

后来，蕾找到她和肖恩之间更多的相似。他们都爱读书，还都喜欢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被社会遗弃的人，和各自的家人，特别是和母亲关系尴尬。蕾受子女的“负疚、被拒和疑虑之感”[ Esther Mikyung Ghymn, Images of Asian American Women by Asian American Women Writers (New York: PeterLang, 1995), 24.]所累，蕾的母亲就利用蕾的这一感情弱点，“捏到我心的最软处”[ 曾晓文：《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146页。]，不停地榨取蕾的血汗钱。肖恩对母亲的感情更趋向怨恨、不满和反叛。母亲期待他像哥哥姐姐那样读大学，当律师或医生，而肖恩不喜欢上学，选择做水手，而且还是一个“非正统”的水手，一个船一靠岸，就骑车看市景，逛旧书店的水手。他确信在母亲眼中，他“永远都是失败者，落水狗。”[ 曾晓文：《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152页。] 更重要的是，蕾和肖恩都在感情关系上碰壁，遭遇滑铁卢。“狭长眼睛、扁平鼻梁、厚嘴唇……五官无一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标准”[ 曾晓文：《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153页。]的蕾是不受中国男子青睐的丑女，她在中国的唯一一次恋情也以失败告终，所以蕾“即使在芳龄十八时也无人问津，年过三十仍待字闺中。”[ 同上注。] 和肖恩的爱恋发展为肉体关系以后，蕾愿意继续他们的恋情，但肖恩却缩进他的情感的茧子里，对蕾的示好生出“对入侵者的恐惧”。[ 曾晓文：《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159页。] 从表面看，肖恩对爱情的惧怕似乎来自失败的婚姻和妻子的背叛，只有在他病逝以后，蕾才发现肖恩真正的心理结症所在：肖恩对从感情和肉体上背叛他的妻子产生痴迷，而且他的痴迷症发展成对有和前妻一样的“金发碧眼、巨乳丰臀的美女”的色情杂志和影像产品的痴迷。蕾和肖恩都意识到他们不仅相互是“他者”，而且在各自的群体（家人、亲友、同事和族群）中也是“他者”，正是异化的“他者”感让他们之间有了感情上的惺惺相惜。

《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更有意义的地方是它挑战了文学的、甚至是社会行为的定式，即颠覆把离散族裔的“他者”，特别是非白种女性当做白人凝视者注视的对象。在白种男人和华人女性的异族恋和它们的文学书写里，凝视者和被凝视的客体之间的关系呈现的是非对称的权力关系。华人女性往往是被动的、被凝视的物体，是白种男人性幻想的目标，而异族恋的追求也成了白种男人对华人女性的征服。对这一文学定式的更激进的批判则直截了当地质疑其叙事道德，指责它“为了世界窥淫的眼睛，将中国女性妓女化了”。[ 孔书玉：《金山想象与世界文学版图中的汉语族裔写作--以严歌苓的<扶桑>和张翎的<金山>为例》，《华文文学》2012年第5期，11页。] 曾晓文把故事里的凝视化为和“他者”对视和对“他者”世界的审视。蕾的凝视揭出肖恩“对前妻的极其复杂的不能割舍的感情，使他无法面对新生活”；肖恩的观看彰显他对蕾的一些做法的不解，“比如牺牲自己的追求来满足家人对钱的要求。两人在对方的文化误区里都很清醒，然而在自己的误区里却执迷而不知就里。”[ 徐学清：《评<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ead5370100h417.html。]《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里的互视反映的是身份建构中的新的定位：异族恋故事中原本是弱势的中国女人/华人女性不再是绝对的、完全的被压抑、被屈辱的族裔和性别，她们不再是被物化的无助的客体，任人凝视，遐想，怜悯或鄙视，中国女人/华人女性开始注视西方的凝视者或窥视者。我们可以说，对视改变了深深植根于异族恋书写中的权力框架，中国女人/华人女性的主体地位从完全的受压抑、被奴役转变成平等互利，有时甚至是相对的优势。[ 参见王列耀，李培培：《“异族婚恋”与“后留学”阶段的北美新移民文学--以曾晓文为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ead5370100rgza.html; 王列耀：《北美新移民文学中的“另类亲情” 》，《华文文学》2009年第6期，194-198页。]

曾晓文的另一个中篇《遣送》也挖掘了相同的主题，和《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妙。《遣送》也讲述了中国女人和白种男人的异族恋情故事，和蕾与肖恩一样，夏菡和本杰明也背负着感情生活受挫的重负。菡先遭初恋弃她而去，后来又和丈夫分居，而本杰明先是被父亲后又被妻子遗弃，但是他们的爱情故事以团圆美满收官。同是异族恋，《遣送》和《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的叙述焦点是中国女人蕾不同，它的叙述视角始终聚焦在美国男人本杰明身上，而且本杰明不仅是叙事的焦点，还是故事的视角人物和感知主体。[ 我曾专文探讨《遣送》的叙事方法、叙述视角、视角人物及其对故事发展、故事场景和人物描写、人物的心理挖掘和故事诠释的影响，见吴华：《用“他们”的眼睛看“我们”：读曾晓文的<遣送>》，《华文文学》2010年第5期，92-96页。曾晓文也证实她在《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里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是“以华人新移民的视角注视外族的，或是说白人的世界。”而在写《遣送》时，她“开始转移视线，决心探索外族是怎样看待华裔族群的，描写外族眼中的华裔众生相。”见江少川：《在西方的天空下重塑东方翅膀--曾晓文访谈录》，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ead5370101ley5.html。] “感知主体的政治、社会、文化、情感、生理诸因素都会对感知和感知过程施以影响，而且看到什么、对所见怎样应对，也折射出感知主体的意识形态、认知能力和情绪感情等方面的取向”[ 吴华：《用“他们”的眼睛看“我们”》，93页。]，从这个意义上讲，《遣送》揭示的更是本杰明的心路历程和自我求索。作为“他者”的华裔族群及其在故事中的代表的菡是通过本杰明的聚焦、过滤和审视才由表及里、渐渐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借用作者的话说，本杰明视野里的菡“不像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女人那样顺从地忍辱，或卑微地乞求，也不像武打片中的中国女子，飞檐走壁、挥刀舞枪。菡颠覆了本杰明对中国女人的印象，也就拓展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曾晓文：《<遣送>》创作谈：被遣送的和被离弃的》，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4c13120100ia7g.html。]

如果《遣送》是用“他们”的眼睛看华人，而菡这个“他者”眼中的华人女性与西方通俗文化里供大众消费的华人的刻板印象格格不入，那菡唤出的是什么样的新形象呢？故事是这样描画本杰明初见菡时的情景的：

本杰明到了原“88中餐馆”门口，看到一个窈窕的中国女子，正在餐馆外的荒草间踱来踱去。她似乎并不思量这处房产的生意前途，只是玩味这片荒凉。

女人把头发在脑后梳着一个简洁的马尾，穿米色无领无袖短衫，沙棕色的卡其布短裤，双手插在裤袋里，神情静寂平漠，竟和得克萨斯的荒野很相配。本杰明曾在德治顿的唐人街见过一幅名叫“江南春”的油画，画中的女子和菡十分相似，白净，周正，似乎生活在一个遥远时代的遥远地方，却有一双大眼睛，大到足以在瞬间把男人拉近自己，甚至让男人迷失其中。……菡一笑，立即比油画上的中国女子多了几份亲切和灵动。[ 曾晓文：《遣送》，182页。]

菡打动本杰明的是她窈窕的身材，文雅的穿着和寂寥的神情。对于他，菡既是远在“遥远时代的遥远地方”，又有“让男人迷失其中”的亲近，是一个谜一样的女人。再次相遇更是加深了菡的迷幻一般的神奇：

菡告诉过他，“菡”字是Water lily (荷花)的意思，那越是开在污水里越美丽的花儿。......他注意到菡有一双可人的小手。她一笔一画地，竟画出了一朵花。让他直看得头晕。写“菡”字显然比拼写Water lily可难得多。中国人怎么发明出这么复杂的文字？岂止文字，中国人的很多东西都是难解的迷。

“那中间的四点，是什么？”他好奇地问。

“花苞、雨滴、露水、眼泪......你想象成什么就是什么。”菡说。

那四点究竟是什么呢？本杰明仍在琢磨。[ 曾晓文：《遣送》，177页。]

对于本杰明，菡是神秘的中国人的化身，是纯粹的、典型的中国人，可是菡也很熟悉西方文化，似乎对得克萨斯精神和得克萨斯人有着与生俱来的理解和欣赏。本杰明自认是“孤星之子”，但是却是菡这个外国人向他，一个骄傲的得克萨斯人，推荐了《得克萨斯州的巴黎》这部浸润着得克萨斯精神的电影。更让人惊诧的是，菡和本杰明尽管从文化上讲一东一西，一中一外，但他们都和电影里的得克萨斯的意象和电影的男主人公，那片忧伤寂寞的荒漠和那个在荒漠上跋涉的孤独的人认同。本杰明觉得他“和男主人公的影子慢慢融为一体。自从詹妮弗失踪后，他常常做同样的梦：在沙漠上漫无目标地跋涉……”菡则坚信“花儿、草儿会枯萎，荒原不会；亲密是暂时的，疏远是永远的；逃离、流浪、漂泊……这些东西才永恒”，而且菡还告诉本杰明，“我一直都在逃……像一只小老鼠，可总觉得背后有一只猫，白色的或黑色的……我那时想，逃到荒原上，我就可以解脱……”[ 曾晓文：《遣送》，185-186页。]

正是通过解开菡的谜，理解菡，作者让本杰明和菡认同；通过和菡认同，本杰明也找到自我。“蓝眼睛的本杰明”[ 曾晓文：《遣送》，177页。]虽然是移民局的警官，但《遣送》揭示他在骨子里却和被他遣送的异种(alien)菡一样，是个“他者”，而且是个双重的“他者”。对于离散族群/少数族裔而言，本杰明是“他者”，因为从社会属性上看，他是“主流”社会、强势人群和权力机构的一分子。从政治属性上看，他支持右翼的保守主义。从思想和理念上看，他和他的顶头上司查尔斯，一个南方白人庄园主的后代有相通之处，他自认是“孤星之子”，代表真正的得州精神和美国精神。对有色人种，他也有“纯种美国人” 的偏见，在他的心目中，ABC（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是二等公民，不配享有真正的美国公民与生俱来的所有权利。他把牵涉进他调查的偷渡案件的88中餐馆的所有员工都视为偷渡客和偷渡集团的成员，以非法入境的名目把他们全部捉拿归案。本杰明是“他们”中的一员，可他又是“他们”里的“他者”。“从族裔归属上看，‘蓝眼睛的本杰明’是白人父亲和墨西哥母亲的混血儿，以美国种族划分的‘游戏规则’而言，他是白人眼里的有色人种，有色人种眼里的白人。[ “蓝眼睛的本杰明”就是本杰明的非白人同事给他起的绰号。见曾晓文：《遣送》，177-178页。] 从社会属性上看，他是移民警察，权力集团的成员和维护者，但他有一个反叛现存社会秩序的‘另类’父亲，是单亲母亲的儿子，被妻子遗弃的丈夫。从政治、社会观念看，他虽崇尚布什总统和查尔斯代表的‘得州精神’，以自己的职业为荣，是个称职的移民警察，但他怀疑遣送的意义和效用，被查尔斯判为‘优柔寡断’”，[ 吴华：《用“他们”的眼睛看“我们”》，95-96页。] 并不为上司完全信赖。

《遣送》揭示的正是本杰明身份归属的模糊性和复杂性，而身份认定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又深化了人物的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之间存在着的矛盾，身份认定的矛盾所引发的身份危机等主题。《遣送》告诉读者，在社会层面、感情层面和认知层面，人可以同时是此也是彼，比如，

移民警察本杰明和菡是Perfect Stranger（完美的陌生人）。种族的隔阂（白人与有色人种），地位的悬殊（警察与囚犯），文化的差异（西方与东方）赋予人物之间巨大张力，这种张力导致排斥、也酿造神秘。……使两人的位置不停微妙地调换，……于是这对“完美的陌生人”成了“特别的知己”。本杰明是遣送者，同时又是被离弃者，……遣送者在遣送他人时也在放逐自己，排斥者在排斥他人时也在伤害自己。菡是被遣送者，在结局时却成为本杰明的精神归依。[ 曾晓文：《<遣送>》创作谈》，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4c13120100ia7g.html。]

曾晓文的《遣送》提醒读者注意本杰明和菡的多重身份，身份的多重转换，各自身份中和相互身份间的权力结构以及身份转换对固有权力平衡的颠覆。《遣送》不但解析了离散文学对身份建构的表现和思考，同时也使这样的思考变得更复杂、更丰富。

小结

本文研读的四部作品都涉及身份建构问题，也都以各自的方式思考该问题。当我们把四个故事综合考察时，就会发现故事对身份建构的思索有一个发展衍化模式。《不一样的天空》中，中国留学生和陪读妻子被置放在一个封闭的中国人的圈子里，他们暂居加拿大，而且非常明了自己暂栖身的身份，所以他们对居住国和居住国的文化没有多大兴趣，他们是随时都会而且随时准备离开的过客。《生个加拿大》里的人物已经是自愿定居国外的移民，他们对居住国的“他者”们表现出相当的兴趣，但是他们的兴趣体现的是对“主流”族裔和“主流”社会的仰视，对其他“非主流”族群的俯视；对不同“他者”的有失公允的“审视”导致偏见、误解和困惑。《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对“他者”投出专注的观看，对自我也做了同样专注的审视；故事中的两个凝视者，一个是身处弱势的华人，一个是来自“主流”族裔的白人，但他们的主体立场是相对平等的，因而他们对对方的观看和对自我的审视是相互的而不是此高彼低、此尊彼卑的。《遣送》采用的是“外视角”，也就是用“他们”的眼睛看中国人/华人，而且这个观看“我们”的“他者”没有采用东方主义的立场，把中国人/华人神化、奇观化或妖魔化，他也没有对中国人/华人施予居高临下的怜悯。《遣送》的新视角反映了故事中的族裔人物和作品的族裔作者在自我定位上的变化，女主人公菡和作者曾晓文对自己所处的非此非彼(in-between)的第三空间有了足够的自信，她们能够坦然接受“他者”的凝视，尽管凝视她们的这个“他者”是“主流”社会和权力机构的成员。[ 曾晓文坦言，叙述视角的选择和作者自身的身份建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她说：“到了2009年，我已在北美生活了15年，对西裔的了解增多了，蒙在他们脸上的面纱也自然脱落。他们脆弱时，也会流泪。他们所经历的精神危机，也许和移民所经历的同样深重，虽然诱因可能不同。随着我本人融入居住国的生活与文化，在创作中平视甚至审视西裔便顺理成章。”见江少川：《在西方的天空下重塑东方翅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ead5370101ley5.html。]

本文研读的四个案例展示了有着跨域经验的族裔作者所采用的四种不同的凝视：聚焦于中国人的自我注视，新移民对居住国的游移的观看，华人和白人之间的相互的和平等的对视，白人对华裔族群及其成员的审视。这些“流动”的凝视体现了身份建构的持续不断的发展进程，揭示了身份认定的不稳定性和持续性，证实了族裔身份永远处于“非此非彼的某一处” (somewhere-in-between)[ Roger Bromley, Narrative for a New Belonging: Diasporic Cultural Fiction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3.]。身份不光表述“我们是谁” (who we are)，投射“我们已经变为谁 ”(who we have become)，还会影响“我们将要成为谁” (who we are to become)。换言之，身份建构是一个视域不断拓宽的寻找和发现自我的过程。

1、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Theorizing Diaspora: A Reader, edited by Jana Evans Braziel and Anita Mannur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234.

2、同上注。

3、 Ien Ang,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n and the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vii. Ang用的是“strait-jacket”，通常是指“束缚疯子或犯人双臂用的约束衣”，见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3419页。

4、 Ang,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35.

5、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236，斜体是原文里的。

6、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237.

7、同上注。

8、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238 and 240.

9、Roland Walter, Narrative Identities: (Inter) Cultural In-Betweenness in the Americas (Berm: Peter Lang, 2003), 26.

10、Rocío G. Davis, “Everyone’s Story: Narrative You in Chitra Bannerjee Divakaruni’s ‘The Word Love’,”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Readings on Fiction, Poetry, and Performance, edited by Rocío G. Davis and Sämi Ludwig (Hamburg-London: Lit Verlag, 2002), 174.

11、原志：《不一样的天空：陪读十年纪事》(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 和《生个加拿大》，融融，陈瑞琳编：《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述评》(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 752-760页。曾晓文：《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和《遣送》，《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曾晓文中短篇小说精选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146-166 和176-207页。

12、 蔡远智：《从<不一样的天空>到<生个加拿大>--漫谈离散经历中的女性及其婚姻家庭》，2013年3月12日在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大学学院《CHN2243G：加拿大华裔族群与华裔文学》课上所做的讲座。原志是蔡远智的笔名。

13、信息来自和作者的私人谈话。

14、Betsy Huang, Contesting Genr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n Fic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11.

15、Betsy Huang, Contesting Genres, 13，斜体是原文里的。

16、Betsy Huang, Contesting Genres, 13 and 15.

17、Betsy Huang, Contesting Genres, 15.

18、原志：《生个加拿大》，755页。

19、原志：《生个加拿大》，759-760页。

20、Robert G. Lee, Orientals: Asian Americans in Popular Cul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

21、 原志：《生个加拿大》，755页。

22、对“模范的少数族裔”的论述，见Lee, Orientals, David Palumbo-Liu, Asian/American: Historical Crossings of a Racial Fronti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King-kok Cheung, Articulate Silences: Hisaye Yamanoto, Maxine Hong Kingston, Joy Kogaw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Tseen Khoo, and Kam Louie, eds. Culture, Identity, Commodity: Diasporic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 (Montreal & Kingston and Ithac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23、原志：《生个加拿大》，753和760页。尽管第二个警官“皮肤黝黑”，显然不是白人，因为他的职业，我还是把他划归“主导群体”或是“主流社会”。

24、 Leslie Bow, Betrayal and Other Acts of Subversion: Feminism, Sexual Politics, Asian American Women’s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59. 斜体是原文里的。

25、曾晓文：《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148-149页。

26、 Esther Mikyung Ghymn, Images of Asian American Women by Asian American Women Writers (New York: PeterLang, 1995), 24.

27、曾晓文：《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146页。

28、曾晓文：《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152页。

29、曾晓文：《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153页。

30、同上注。

31、曾晓文：《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159页。

32、 孔书玉：《金山想象与世界文学版图中的汉语族裔写作--以严歌苓的<扶桑>和张翎的<金山>为例》，《华文文学》2012年第5期，11页。

33、徐学清：《评<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ead5370100h417.html。

34、参见王列耀，李培培：《“异族婚恋”与“后留学”阶段的北美新移民文学--以曾晓文为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ead5370100rgza.html; 王列耀：《北美新移民文学中的“另类亲情” 》，《华文文学》2009年第6期，194-198页。

35、我曾专文探讨《遣送》的叙事方法、叙述视角、视角人物及其对故事发展、故事场景和人物描写、人物的心理挖掘和故事诠释的影响，见吴华：《用“他们”的眼睛看“我们”：读曾晓文的<遣送>》，《华文文学》2010年第5期，92-96页。曾晓文也证实她在《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里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是“以华人新移民的视角注视外族的，或是说白人的世界。”而在写《遣送》时，她“开始转移视线，决心探索外族是怎样看待华裔族群的，描写外族眼中的华裔众生相。”见江少川：《在西方的天空下重塑东方翅膀--曾晓文访谈录》，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ead5370101ley5.html。

36、吴华：《用“他们”的眼睛看“我们”》，93页。

37、曾晓文：《<遣送>》创作谈：被遣送的和被离弃的》，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4c13120100ia7g.html。

38、曾晓文：《遣送》，182页。

39、曾晓文：《遣送》，177页。

40、曾晓文：《遣送》，185-186页。

41、曾晓文：《遣送》，177页。

42、“蓝眼睛的本杰明”就是本杰明的非白人同事给他起的绰号。见曾晓文：《遣送》，177-178页。

43、吴华：《用“他们”的眼睛看“我们”》，95-96页。

44、曾晓文：《<遣送>》创作谈》，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4c13120100ia7g.html。

45、曾晓文坦言，叙述视角的选择和作者自身的身份建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她说：“到了2009年，我已在北美生活了15年，对西裔的了解增多了，蒙在他们脸上的面纱也自然脱落。他们脆弱时，也会流泪。他们所经历的精神危机，也许和移民所经历的同样深重，虽然诱因可能不同。随着我本人融入居住国的生活与文化，在创作中平视甚至审视西裔便顺理成章。”见江少川：《在西方的天空下重塑东方翅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ead5370101ley5.html。

46、Roger Bromley, Narrative for a New Belonging: Diasporic Cultural Fiction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