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皆有裂缝
——读张翎新近出版的中篇小说集《一个夏天的故事》
作者：郑上保
裂缝，其实便是生活的不完整，生活的痛和弱。作为一个居于异域的作家，张翎却用细腻而淡定的笔触磨平了地域和时空上的界限，我们读她笔下的这些生命、生活的裂缝，这些病和痛，苦和弱，距离与敌对，并不因为书写者之远，历时之深而显得陌生，不近人心，相反，却能异常真切地感觉到生命的阵痛。在这些裂缝中，我们得以看到他们的真实存在，也因此观照我们的当下生活——这些裂缝因为张翎的书写和我们的阅读，已然成为我们记忆的一部分。
在遇见张翎之前，我很少阅读海外华文女性作家的作品，不外乎便是自己内心愚昧的偏见在作怪，以为海外的写作者难以深谙汉语的真正魅力。直到读了张翎的《望月》、《邮购新娘》以及《余震》等小说之后，这样执拗的偏见，方才发生松动。她笔下有北美异乡饱受生活和情感离乱的男子和女子，有对家族历史的执着追寻，更有对民族创伤记忆的探索和发掘，这些均以一种异常大气温婉的笔触写出。而温婉的肌肤之下，又是一种沉着安静内在的生命纹理。诚如作家方方所说，“我们通过她富有才情的描述，看见了另一种人以及另一种生活。”这样对别处生活的体验和观照，往往正是我们阅读的意义所在。
张翎新近出版的中篇小说集《一个夏天的故事》里的四篇小说，最早的《阿喜上学》成稿于2009年，写的是金山少女阿喜进入唐山后的家庭和读书生活；最近的一篇，成稿于2012年6月的《一个夏天的故事》则以一个小孩——五一的视角和经历将夏天发生于大院中东屋、西屋、南屋的故事串联起来，可谓是对“文革”后期普通人生活的一次精致刻画。间杂中间的是，《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和《何处藏诗》；前者在名为欧洲浪漫之旅的外表下包裹着残忍的历史风云和沁园、袁导、徐老师等人黑暗的生活风月；而后者《何处藏诗》则再次展示了张翎对时空感的强大把握能力，表面上叙述的是落魄诗人何跃进与女子梅龄从相离到相爱的经历，但是其中何跃进、端端身上体现的知青生活悲剧，甚至小说中与移民官斗智斗勇的问答以及对通过结婚帮人非法引渡这一犯罪过程的详细描绘，不能不说，均极大拓展了我们对生活的认知和体验。
“万物皆有裂缝”是《一个夏天的故事》中的一句篇首语，也是其中的一个章节。但实际上，我觉得李奥纳德·科恩的这句话，“世上万物皆有裂缝，光由此而进”却是四篇小说的共同主题。你看在《世上最黑暗的夜晚》中，历史的裂缝与人生活的裂缝一同体现。布达佩斯之夜中纳吉刑前的呼喊以及奥地利皇后茜茜得知情人匈牙利的宰相安德拉希伯爵死讯的一夜白头，这些历史上的黑暗夜晚被张翎从虚无的历史长河中打捞出来，再镶嵌进普通人的黑暗之夜中。那个停电的夜里，曾经是国内学术新星的袁导讲述起其裂变的家庭和婚姻生活。暴发户的红衣女子则倾诉其与丈夫一起艰难创业，家大业大后却被抛弃的怨妇的心路历程——而这个属于她的四十五岁生日的夜晚本应是她和丈夫的浪漫之夜；还有沁园，还有徐老师，前者一夜成名，却随之招来诬陷诽谤的人生无常让人唏嘘，而后者在运动中出卖自己的丈夫，导致丈夫客死流放地，我读这段徐老师的讲述，内心震撼有之，痛苦有之，怜惜有之。那个她将丈夫头颅深抱怀里的深夜不仅是她人生最黑暗的夜晚，也是我们国家那个年代最为黑暗的长夜。
你看在《一个夏天的故事》中，同为姐妹的两个小孩，五一与国庆因为从小生活环境的不同而生发出种种隔阂；五一妈妈因失去女儿国庆而陷入无边痛苦和挣扎以及西屋的胡蝶与南屋的胖老太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这些生活的裂缝在张翎的叙述中棱角毕现。不过，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更大的裂缝还来源于彼时笼罩在人们生活之上的紧张社会氛围，它的机械和危险性并没有随着运动的渐去而变得有所松动。
你看《阿喜上学》中，阿喜作为边缘人的角色在家庭和学校中隐忍地生活，阿喜对退学的惶恐，以及对四眼阿叔无处安放的爱恋无一不是她生活中的裂痕和缺陷所在。而阿爸阿妈经营药铺的苦辛和房客们潦倒的生计，也一一折射出清末时期温哥华的华人生活的艰难。
至于《何处藏诗》更是爬满了生活的裂缝。何跃进和端端的感情纯洁如同一个精美的瓷器，但却因为知青运动的击打而最终破碎一地。小说中何跃进与端端的若即若离，何跃进与梅龄之间的“敌对”，何跃进与郑阿龙之间的彼此厌恶，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人与社会世界的距离，或远或近，或宽或窄，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常有之物。
我好奇的是。张翎是如何拥有这样的观察力和悲悯的情怀，能将他人及历史生命中的裂缝和苦痛一一纳入自己的书写领域中，而且发乎情止于礼，并不执着于一味的悲苦诉求，而是用细腻宽容的笔触将他们安放到让人宽慰的生命境地中去？与许多沉溺于自我身体展示以及情感宣泄的当代作品相比，张翎无异于深潭中一道异类涓涓溪流，让人在激烈中体会到生命的另一种平和美好的面相。
为什么说张翎细腻宽容的笔触将他们安放到让人宽慰的生命境地中去？《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中讲述到1968年，苏军坦克粉碎“布拉格之春”。那个夜晚，在布拉格的街头，有个穿着睡袍的小提琴家，面对隆隆作响的坦克，冒着生命危险，面无惧色地拉着小提琴，那些坦克只好从他身边绕过，期间，有一个士兵居然脱下军帽，向他致意。琴声不能摧毁战争机器的入侵，但是它依旧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士兵脱帽向钢琴家致意，便是那个最黑暗夜晚中让人倍感温暖的一点烛火。同样，在《一个夏天里的故事》，最后的蝴蝶一把火和送给五一的铅笔盒无疑也是缝补裂缝的粘合剂，张翎有写到五一接过铅笔盒的情景，“许多话一起涌了上来，千军万马似的，争先恐后地要在五一的身体里找到一个突破口。可是她的喉咙太小太小了，没有一句话冲得出那样的关隘”。在《阿喜上学》中，文字、油画和知识抹去了她对生活的惶恐，更为她与四眼之间隐而不发的情感提供一个露出的窗口，她的情感并非无处安放，至少，小说之后的那一幅画《1911的温哥华》可以提供一次长途跋涉后的栖居之地。最为微妙的是，在《何处藏诗》中，写于各种废弃纸张上的诗成为抹平何跃进和梅龄之间鸿沟的粘合之物，更成为打动移民官的敲门砖。移民官彻底被梅龄和何跃进之间因诗而识，因诗而爱的故事打动，“你们的故事，是我听到过的，最真实的故事。”
万物皆有裂缝。裂缝的存在是生命、生活的本然。但是张翎笔下的生命并非一片裂缝丛生的荒野，张翎用她的笔触，为这片荒野植下了温暖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