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化的痛苦”

——加拿大华裔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情感纠葛 

[加拿大] 吴华 

性别研究的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命题是：性别不是人与生俱来的生物属性，而是一个社会建构。任何社会建构都是许多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界面，离散族裔的身份更是“定位于一个具体的地方和一个特定的历史之中。族裔身份只能通过那个特定的地点和具体的历史来表达。”而离散族裔中的女性成员的性别建构也是和生活在某一个特定居住国的整个族群的生存形式，族裔的历史足迹与文化记忆，个体的存在形态，个人的跨域经历与记忆息息相关。

加拿大拥有数量可观的优秀华裔女性作家，用写作语言划分，可以分为英语作家和华文作家两大类。由于共同的性别背景，对女性生活的兴趣是她们的显而易见的共同点，她们对女性的跨域经历尤为关注。但是因为英语作家大都是“土生华裔”，她们的作品讲述的往往是上个世纪先侨，即她们曾祖母、祖母或母亲辈的移民经历，而且这样的跨域生涯都是经过作者本身阅历的过滤或聚焦。而华文作家自己就是移民，她们讲述的不是亲身经验就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新移民故事，具有即时性和亲历性的特点。正是因为叙述主体的不同，所关注的客体不同，叙述客体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不同，这两个作家群处理同一主题时在题材和叙述选择上呈现多元化态势。本文便通过英语和华文作家对女性跨域经历的不同处理，分析加拿大华裔文学中女性写作中的跨域的文化记忆。

跨域经历引起的困厄

加拿大华裔文学的英语和华文作家群都把移置（displacement）作为华裔女性的最本质的生存形态，都在写女性去国离乡，移植异域后的生存困境。在她们的作品里，语言障碍，文化-道德-伦理差异的冲击对女性的生存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这两组作家不约而同地都没有把语言和文化的困境处理为女性跨域经历里影响最大，也是最痛苦的困厄。在英语作家的笔下，语言的缺失和因之而生的文化冲击是她们祖辈所共同具有的经验，但是，对早期（上个世纪初到1923年起的《排华法案》实施期间）和中期（1947年《排华法案》废除以后到七十年代末）的女性移民来说，语言困境并非最本质问题，因为这些女性绝大多数都居住在族裔飞地唐人街，极少数则生活在远离唐人街的小镇里；但是不论她们的居住地在哪里，她们都生活在家庭的环境之中。虽然身在异域，可是唐人街和家庭给予她们一定的保护，她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依然是她们熟悉的，她们说自己的方言，看中国戏曲或中国电影，读当地的中文报纸或从母国输入的中文杂志。她们在中国人开的商店购物，在中国餐馆就餐，为自己家的买卖帮工或是为其他中国人打工。如果需要和“主流”社会或是其他族裔交涉，自有其他家庭成员做她们的“代言人”，如早于她们来加的丈夫和在英语环境中长大的子女。在唐人街或是华裔家庭这一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即使不会英文，生存对华裔女性来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早期和中期华裔女性的生存状态，李群英和方曼俏在她们的小说《残月楼》，《午夜龙记》和《磁狗》以及其他加拿大华裔作家的故事里都有具体细致的描写。

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移居加拿大的新移民来讲，语言和文化也不是造成她们生活困境的最主要原因。毕竟这一代女性大都在中国或/和加拿大接受过高等教育，她们对西方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对于这些有着“精英”背景的女性来说，即使她们初到异域时不会英文或是英文程度不高，跨域后的生活环境逼迫她们直面新的语言、文化、社会环境，已有的教育有助于她们应对挑战，克服失语。而草根阶层的女性新移民，她们的经历和早期、中期的华裔女性的境遇基本相似，语言困境肯定会影响她们的生活但不会妨碍她们的生存。华文作家曾晓文的长篇小说《白日飘行》和短篇小说《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就讲述了精英和草根阶层的女性新移民的加拿大经验。

曾有研究者指出：“海外留学生最大的问题既非语言障碍也非文化冲击，而是心灵的空虚。…流浪的孤寂感已使留澳学生在情绪上陷于一种压抑的忧思状态；虽然时光的流逝可能慢慢冲淡他们浪迹中呈现的种种哀怨，却难以填平他们内心深处的许多隐忧。…因而‘情’、‘性’对于他们而言，便成为一种诱惑，一种扑朔迷离的梦。他们中或人在异乡，却难觅知音；或越洋遥念，却只能万里相思相忆；或憧憬爱情，却总是无从着落。”这一论断也适用于早期和中期的华裔女性。加拿大的华裔女性作家，不论她们是用英语还是用华文写作，不论她们摹写的是早期或中期的华裔女性的生活还是讲述女性新移民的跨域经验，都把移置对女性生活的最大影响归结为精神的孤独和情感的疏离，并用情感纠葛来演绎女性精神和情感的孤寂。换言之，情感困境是超越时间、地域、文化、社会阶层诸因素的、女性跨域经历中的共同点。

英语作家李群英在她的《残月楼》里是这样刻画祖母李木兰的感情困境的：

木兰的噩梦是孤独。她来到咸水埠[即温哥华]，找到的只是沉寂，像岩石一样的沉寂，那个沉寂在她试图寻找帮助时却把她绊倒。金山客就像沉默的岩石。木兰想要找个女人，好向她求教，可是咸水埠没有女人，只有她自己。孤独的木兰无法知道下一步应当迈向哪里。失去围在身边的女人，木兰也失去了自己。多年以来，她变成一个没有躯体的，或者说是没有灵魂的人。…她和她的男人并肩站在一起，但是他们并不恩爱。村里那个短短的婚礼之后，他们天各一方隔绝了许多年。在那个婚礼上，两个羞涩的、局促的陌生人盯着看的是他们脚上的新鞋，而不是对方的脸。六个月以后，金山客走了，她有了身孕。再见面的时候，两人已经都太老了，不能重新开始了。其实随着时间的消逝，私下里，她期盼的已经不是柔情蜜意，而是相互的理解。可是，事情并不如愿…她只不过是贵昌的独生子的母亲，打在她的入境纸上章子说她是“商人的妻子”。可她只是名义上的妻子。在这块土地上，他决定了她的身份。丈夫的脸上刻着岩石般坚硬的疏远，而她只能默默地忍受……

华文作家曾晓文也在其作品中刻写感情疏离，发出“也许世间最悲哀的并不是单身的孤独，而是婚姻中的孤独”的喟叹：

整个晚上她都沉默着，而他似乎并没有留意到她的沉默。等他们躺到了床上，钻进了同一床被子里之后，她却有意地在两人之间留出了一段距离。她期待着他向她道歉，安慰她、鼓励她，甚至把她揽入怀里，以温情使她忘却，使她沉醉。但是他很快就入睡了。她倾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突然发现她的感受和情绪，对他来说竟是无关紧要的，这个发现使她原本失落的心更跌入了低谷。…韩宇出门了。嘉雯一个人坐在空落的公寓里，心绪如麻。她陷入了一种莫名的孤独和婚姻的尴尬。她已为人妇，所以她周围的异性不会轻易帮助她；而对于她的丈夫，她早已失去神秘感，他不必再追逐她、感动她。因此在她最需要鼓励、安慰、疼爱的时刻，她竟找不到一个人托付自己的脆弱，倾诉自己的情感。

加华作家在她们的文学创作中也尝试阐释感情困厄的原因，《残月楼》就明白无误地指出造成华裔女性感情痛苦有族群外部的因素，即白人主流社会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加拿大对于华人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华人是“动辄便被攫食的猎物”，而且这样的歧视和苛待是制度化的，指向的不是某个华人个体，而是整个华裔族群，“所有的华人都被看做是犯罪嫌疑人。”

《残月楼》也揭示出，因为早期和中期的华裔女性生活在唐人街和家庭的封闭环境之中，造成她们感情困境的更本质，也是更直接的原因不是族群以外的白人“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而是族群内部的陌生化与疏离。这种陌生化的突出体现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理念和社会现实，特别是婚姻和家庭中的男权至上。加拿大的华裔女作家着意刻写了华人家庭里缺乏感情基础的权益婚姻，在李群英和方曼俏等英语作家的笔下出现的是以传宗接代为宗旨的婚姻，曾晓文等华文作家描述的是以出国为目的的婚姻交易。不论婚姻的目的为何，权益婚姻的实质都意味着男性对女性肉体的占有。比如，方曼俏的《好运咖啡馆》写的是都已年过三十的埃迪和吉米兄弟俩在盘下好运咖啡馆后，觉得立业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成家，于是通过中间人，哥哥埃迪娶了邮购新娘玉玲。埃迪发觉依然单身的弟弟吉米对嫂子玉玲有欲望以后，他“非常喜欢显示自己已为人夫、享受过女人的新地位。每天晚上他都着意扑捉吉米的脚步声，听到脚步声在他们卧房的门外停下时，埃迪就会更加用力地挺入玉玲的身体，床垫的弹簧就会随着他的进出发出越来越大的声响--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吉米知道他不能得到的是什么。”埃迪的做法不但让弟弟知道玉玲是他的禁脔，他也通过性交让妻子玉玲意识到“他要的是占有她，把她囫囵地吞下去。”被占有的意识让妻子体验到屈辱，“想到这儿，玉玲笑了，短促的、尖利的笑声从她的喉咙里冲了出来…她又对自己笑了一笑，然后便没有来由地抽泣起来。”

加华女作家的故事还告诉读者，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跨域经历常常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夫妻间的感情疏离。《残月楼》写到分离十六年后木兰带着儿子和丈夫重逢，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贵昌对于妻子和儿子，是个无法猜透的谜，他最爱做的就是“和那些老人围坐在餐馆深处的餐桌旁，低声细语地回味过去的日子和过去的苦难，那是一个老年男人组成的，外人无法接近的小圈子。”李群英用黄家第四代女性凯反思曾祖母木兰的感情经历来告诉读者，木兰“从女伴群中剥离出来，被扔进和岩石一样沉寂的金山男人中间，就好似被掷向一堵砖墙，她不可能知道把她摔得粉碎的究竟是什么。”曾晓文也把夫妻的间感情和肉体的游离归咎于他们不同的跨越经历。比如《白日飘行》里的丈夫韩宇先妻子出国，妻子舒嘉雯后来以陪读的身份来到丈夫身边。丈夫在大学攻读博士，而原来是才女和职业女性的妻子现在沦为陪读夫人，在餐馆端盘子。跨域前后妻子社会地位的落差和跨域后夫妻身份的差距转化为感情和精神的游离，“嘉雯和韩宇笔直地躺在一张床的两侧，都清醒着，但并不交谈。他们仿佛是两只暖瓶，各自裹在坚硬的外壳里，虽然芯里还是热的，但谁也不肯首先打碎自己，让彼此的热流相融…”加华女作家的作品就是在摹写女性跨域经历时，“裸露”女性的感受。正是因为“个体从群体中被裸露时感觉加倍放大”，女性在“失去社会比附时个体的羸弱与失措”也就更加彰显。

消解困厄的方式：感情慰藉的寻求和感情纠葛的讲述

身处困厄的女性当然会努力解困，华裔文学作品在女性消解困厄方面也有可圈可点的描摹。取得经济上的独立显然是女性脱困的途径之一，新移民女性本来多是职业人士，跨域后继续工作是顺理成章的，她们的努力不是是否走出家庭和唐人街，而是怎样通过努力在加拿大安身立命，重返精英圈，比如《白日飘行》中的舒嘉雯，从ABC学起，攻下硕士学位，得到“白领”的工作。当遭遇经济衰退，失去工作后，她又投身餐馆业，把握商机，拥有了自己的生意。《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里的蕾，也通过学习，从蓝领清洁工蜕变成心理治疗医师。再比如《残月楼》里的婆婆李木兰和儿媳陈芳梅不甘于只是老板的妻子或儿媳，她们参与经营家庭的生意渐渐成为餐馆残月楼的真正主管。芳梅还是个成功的房产经纪，在唐人街内外都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可以在华人社区和白人“主流”社会之间自由游走。化解困厄的另一个利器是女性的“尖利的舌头”，面对沉默的金山客，木兰只能用她的声音来证实自己的存在，来建立自己的权威。可惜的是，木兰的“尖利的舌头”刺向的是和她同命运的女性，特别是那些在社会和家庭里地位更低、更无助的女性，如她的儿媳陈芳梅就常常是木兰恶语相向的对象。而芳梅在饱受屈辱之后也开始使用“尖利的舌头”，和婆婆勾心斗角，对丈夫和女儿颐指气使，成了木兰第二，把获得的话语权用于欺辱其他女性。

女性的身体可以是体现男权至上的场域，也可以是女性反击的武器，这在以传宗接代为宗旨的婚姻中更是得到凸显。既然生儿育女是女性“在异域安身立命的坚实基础”，女性就可以利用自己或她人的身体为自己的生存在宗法家庭里争得一席之地。为了得到孙辈，木兰不惜以侮辱芳梅作代价，借宋昂之腹生子；芳梅也决定使用自己的身体，和帮工（也是她丈夫的异母兄长）庭安共享鱼水之欢，怀孕生女。对于芳梅，她的身体和由她的身体产下的女儿是她“在以颠覆婆婆权力为目的的争斗中必需的炮火。”而残月楼的女招待宋昂，即没有社会地位（在单身汉社区的唐人街，男性客人把女招待视作娼妓），也没有钱财和美貌，既然东家木兰要买她的身体来为黄家传宗接代，她也用肉体来引诱木兰的儿子。如果家庭和婚姻纠葛的博弈要在女性的身体上展开，乱伦或不伦情便成了必然。方曼俏的《午夜龙记》写了母亲因为感情的饥渴，和丈夫前妻的儿子产生了恋情，有了肉体关系，并和继子生了孩子，从不伦之情演为乱伦事实。《残月楼》连写了黄家祖孙三代人的错综复杂的不伦感情和乱伦关系。芳梅和庭安的恋情是乱伦的肇始，由于芳梅成功地隐藏了她和丈夫的异母兄长的肉欲关系，她的女儿苏珊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庭方的儿子摩根相恋，并为他怀孕。为了继续掩盖上辈人的不伦和同父异母兄妹间的乱伦，家庭里的沉默和诡秘把苏珊娜逼疯，最终自杀身亡。多年后，芳梅的外孙女凯也为摩根吸引，舅父和外甥女之间又发生了乱伦性爱。除了这三起乱伦不伦情以外，芳梅的大女儿碧翠丝和宋昂的儿子基曼从青梅竹马发展成两情相悦，可是因为当年木兰安排儿子和宋昂借腹生子，黄家人一直搞不清基曼究竟是不是黄家的血脉，碧翠丝和基曼的爱情和婚姻始终为乱伦的疑惑困扰。乱伦的阴影一直追随到黄家的第四代，凯生下儿子后，凯的母亲碧翠丝立即偷偷地查看外孙，生怕因为“近亲繁殖”孩子有生理缺陷。木兰对传宗接代的热衷和对芳梅的羞辱造成了芳梅的感情悲剧，芳梅的婚姻-情感纠葛引发了黄家的第一个不伦恋情，不伦情引来儿孙辈的乱伦，而乱伦又导致更多的情感纠葛和悲剧。

在情感纠葛，特别是家庭婚姻中的情感纠葛的具体表现形态方面，加拿大华裔作家中的两个作家群各有选择和侧重，如果英语作家常写乱伦或不伦情，华文作家则多写婚外情或异族恋。曾晓文就是写“另类爱情”的里手。她在《白日飘行》里写华人之间的婚恋故事，让舒嘉雯和韩宇的婚姻因隔阂冷漠而破裂，在婚姻出现裂痕的时候，她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打工仔阿瑞相恋，在阿瑞那里得到慰藉和爱情。《白日飘行》以后的故事里，“异族婚恋”变成主旋律，《夜还年轻》里的海伦娜.舒（也就是《白日飘行》里的舒嘉雯）在经历了和阿瑞的刻骨铭心但却无果的爱情之后，邂逅格兰特，找到了她不断求索的炽热的、也是和谐的恋情。在短篇小说《遣送》里，曾晓文又让移民警察“蓝眼睛的本杰明”爱上被遣送的华裔女囚夏菡，并让白人警察和华裔囚犯“不停微妙地调换”位置，让“爱情把自由者变成精神囚徒，”让“‘完美的陌生人’成了‘特别的知己’。”在《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里，蕾和肖恩都是被亲人忽视或遗弃的畸零人，他们因寂寞而互相吸引，互相爱慕，却最终不能沟通。曾晓文的婚外情和异族恋故事凸显的也是寂寥的凄凉。舒嘉雯/海伦娜和阿瑞冲破女硕士和打工仔的社会地位阻隔和周围人群的社会偏见，轰轰烈烈地爱了一场，最终不能走向婚姻。《遣送》的爱情故事依然浸润着寂寞和孤独，因为故事发生地得克萨斯是“理想的伤心之地”，那里“寂寞的荒野，孤独的吉他声诉说忧伤和忏悔…”，那里“亲密是暂时的，疏远是永远的；逃离、流浪、漂泊…这些东西才永恒。”而《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里的蕾和肖恩“像两只出生于不同半球的刺猬”，希望亲近，又怕身上的刺刺痛对方，他们的心“曾长出了手指，可终于没能触摸到对方。”爱情可以是消解困厄，愈合伤痛的良药，但爱情不是百试不爽的仙丹；可以说“陌生化的痛苦”是跨域经验的常态。

那么，是什么让英语作家钟意不伦情和乱伦故事而华文作家着意婚外情和异族恋？作者的身份，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等等，决定了讲述意图，并最终决定了故事的结构与形式。从历史和社会因素看，英语华裔作家是土生华裔，生活在华裔大家庭的环境之中，有代际经历，祖父母辈、父母辈对她们的生活和成长有巨大影响，而且土生华裔的双重身份，也使得他们和长辈、长辈的文化产生冲突和反抗。加之，加拿大敌视华人的国家立场和政策也决定了华人社区、华人家庭和华人个体的困境。用《残月楼》的作者李群英的话说：唐人街“年轻人少得可怜--因为没有移民的新鲜血液。仅有的那些年轻人都是土生。1923年以来，《排华法案》又给唐人街沉重的打击。急剧萎缩的加拿大华人社区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和外界不再往来，那是乱伦的最佳条件。”而新移民作家是第一代移民，他们大多有过在异域的单身经历，然后进入二人世界和/或小家庭环境。即使是三代同堂，新移民一代也是家庭里的核心，他们的父母在异域的存在往往是第二性的：晚到的、暂时的和附属的。例如，张翎的中篇小说《陪读爹娘》里的父母辈的人物在女儿项平凡家和儿子李玮家都是陪衬和帮手，突出他们在家庭结构中所处附属地位的最显而易见的标志是他们的“名字”：项妈妈和李伯伯。他们的身份标注是和子女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失去独立身份的“无名氏”。换言之，至少是在现阶段，新移民作家关注的更多是个体的跨越经验，而不是家庭、家族和社团-社区的集体跨域经验。

从文学传统上看，北美亚裔（英语）文学和华裔（英语）文学有着跨代/代际故事的优良传统，从美国华裔作家汤婷婷的《女勇士》，谭恩美的《喜福会》到加拿大华裔作家李群英的《残月楼》，郑霭龄的《妾的儿女》和方曼俏的《午夜龙记》，一脉相承，都是讲述父母和子女，特别是母女间的误解-理解，冲突-融合，反叛-接受的故事，这种跨代/代际故事体的基本特点是：讲述者是子女辈的人物（有时甚至用儿童的视角），题材多反映祖辈奉行传统文化和文化习俗的扭曲和中断，而且是用家庭故事或家族故事的方式表现“原/源”文化的消逝或传承。在传承类故事里，文化是“通过上一辈‘纵向’传给下一辈的，于此同时，文化冲突也因为族裔社区间和跨越性别、种族和国别的界限‘横向’消解的”。跨代/代际叙事就是“历史-记忆-创伤的复式模板”，这样的故事被研究者视作族裔文学的master narrative，即“主导叙述”。新移民作家有很多是50后60后，因为自身的经历、文化和文学印记，对故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更为熟悉，他/她们的写作被有的评论家称为“海外伤痕文学”或“输出的伤痕文学”。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移民作家作为自觉的出走者、客旅者、写作者，身上的精神烙印显然不同于美国华裔作家们。他们常常以一个远离父母的个人在西方文化的边缘游走，没有融入主流文化的热切，而更多的是从第三世界进入第一世界后，由于物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和刺激在他们内心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成为他们着重表现的核心主题，因而没有美国华裔作品中家庭的宏大叙事，更普遍的是个人的孤独与焦虑、社会境况的变迁、现实与梦境的碰撞。”

从事英语写作和华文写作的女性华裔作家都在讲述华人，特别是华裔女性的故事，她们的叙述焦点是被剥夺话语权的族裔里被压抑的性别。女性不是没有自己的历史和故事，而是无由书写自己的历史、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已有的历史书写中，女性是缺席的他者，同时，因为其被支配和被书写的命运，女性又是历史永远的客体。”作家为失去话语权的女性发声，书写华裔女性的跨域故事，描画她们的“陌生化的痛苦”，这是对白人“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挑战，也是对男权主义的颠覆。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因为语言、文化、历史、社会、政治诸因素，在华裔文学领域中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在出版、批评和研究上都占了“主导”地位，特别是在研究界，英语华裔文学的题材、主题、叙述形式和艺术技术的特点和模式往往被扩大为整个华裔文学（包括华文文学）的特点和定式。其实，同为华裔，英语作家和华文作家在作品里所表现的“文化身份、文化内蕴、文化解读以及文学追求肯定大异其趣”。跨代/代际叙事体可以是“主导叙述”，但它不是，也不应当是“强势”或“霸权”叙述。华文作家的个人叙述是对跨代/代际叙事的补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华裔文学的主导叙述体的挑战和颠覆。

其实，女性书写本来就应当是包容的，本来就不应当有什么“主导叙述”。

(发表于《华文文学》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