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族婚恋”与“后留学”阶段的北美新移民文学
——以曾晓文小说为例
王列耀 李培培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曾晓文笔下的“异族婚恋”伴随作家生活时空的转换和“精神”的成长，不断凸显出新变化，已经较为自然地从“同族婚恋”过渡到既有“同族婚恋”，更有“异族婚恋”的复杂“语境”；他们的创作心态，也从较为单一的族群对抗过渡到既有对抗更有纠缠与依恋的“对话”过程之中了。曾晓文小说中的“异族婚恋”，已成为观察“后留学”阶段的北美新移民文学新特征与新内涵的一个重要“窗口”。
关键词： “异族婚恋” “后留学”阶段 北美新移民文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美新移民文学异常活跃，日益凸现出新异的文学特质，为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学版图不断增添新鲜的色彩。尤其是，近十多年来，作为北美新移民文学重要组成的加拿大新移民文学，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气象；所谓的“多伦多作家群”与“温哥华作家群”携手，已经构成了一道璀璨夺目的文学风景。
曾晓文是加拿大新移民文学“多伦多作家群”中的一个代表作家，她执着于“张扬人道，挖掘人性”①的创作信念，以丰盈质感的文学叙事和优美灵性的文笔，创作了很多彰显人性和深度情感的小说。正如在接受陈启文访谈时，曾晓文所言：《白日飘行》就是她本人的精神自传，移民加拿大之后“精神仍在成长”②，并且会在新作品中凸现出来。
比较曾晓文留学美国创作的长篇小说《白日飘行》与旅加之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夜还年轻》，以及中短篇小说《遣送》、《卡萨布兰卡百合》、《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等；不难窥见曾晓文“精神”的成长与创作的变化，尤其是她在寻求突破过程中付出的艰辛与努力。以曾晓文小说为例，探究新移民文学“精神”的成长与创作的变化，有可能使我们观察到：进入“后留学”阶段的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某些新特征与新内涵。
一、 从“异族对抗”到“异族婚恋”
曾晓文醉心于创作繁复多样的爱情故事 ，她笔下的主人公，可以为爱而生也可为爱毁灭，为爱痴迷也为爱疯狂；她笔下的女主人公，甚至可以被称为靠呼吸爱情空气存活的女人。随着时间与空间的转换，更由于作家“精神”的不断“成长”，可以发现，旅加之后，她精心叙说着的爱情故事，正在发生某些变化：为爱而痴迷的男女，既可以同为华人，也可以跨越族群；而且呈现出越来越频繁、更自然地跨越族群的婚恋趋势；与之同时，婚恋的内涵也更加复杂或者称为更为丰富。
《白日飘行》描写的是华人女性在美国的“自强奋斗史”、“监狱囚禁史”，更是“美国梦破灭史” ；深深地打上了海外“伤痕文学”的烙印，投映出新移民文学在“留学阶段”所重笔表现的血泪斑斑奋斗史的影子。主人公舒嘉雯在美国历经婚变的痛苦、失语者的困窘和打工生活的磨难，却痴心不改地追逐红尘中充满诱惑的美国梦，即在美国扎根并融入美国社会，以求得生活的安定和在社会的认可。但是一场遭人陷害的牢狱之灾，彻底粉碎了她绚烂的美国梦，最终“梦断”德克萨斯、逃离美国。《夜还年轻》讲述的是三位华人女性在探索真爱之路上的迷茫、失败、感悟与她们的成长。海伦娜、林茜溪和芹姨，都曾因爱情和婚姻而伤痕累累，却依然不放弃对真爱诚挚地追求，最终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爱。
这两部长篇小说，都重笔述说着华人在海外的生活与情感，然而，在“异族”体认与形象的塑造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在《白日飘行》中，“异族”男女，尤其是“西人”，几乎都以负面的形象出现：譬如奸诈虚伪的看守萨莉，冷酷凶恶的监狱长万斯，庸俗无能而又无情的政府指派律师玛丽，漫不经心不负责任的政府律师霍默和趁人之危勒索律师费的金全；他们的敌意和冷漠，渐渐吞噬着舒嘉雯曾饱含激情的灵魂，而她对于这些“负面人物”也充满了憎恨和对抗。到了《夜还年轻》，作家的叙述笔调变得舒缓与平和，“异族”人物，包括“西人”的性格也变得丰富多元：有的冷若坚冰，如多萝西；有的孤独自闭，如克莱；但也有温和善良的格兰特和勇敢真诚的米基。不同族群的人物，不再只以激烈对峙的方式存在；他们共生在一片国土之上，共同形成社会的种种网络；他们之间既有冲突、对立，也有和谐、共处；而且，更有相互吸引、互相爱慕，也可以上演为爱而生、为爱毁灭，为爱痴迷、为爱疯狂的婚恋故事。
在《白日飘行》中，婚恋故事主要还发生在华人之间；舒嘉雯以“陪读夫人”的身份到美国，投奔在纽约州雪色佳大学攻读博士的丈夫韩宇；但两个人的婚姻却因为彼此的隔阂冷漠和分歧产生裂痕，最后宣告结束；随后舒嘉雯与餐馆打工仔阿瑞共同谱写了一段患难与共的生死爱情故事。在《夜还年轻》、《遣送》《中国妻子的日记》等小说中，“异族”婚恋则变得甚为“流行”。《夜还年轻》中的海伦娜，经历了与阿瑞分手的精神创痛和几场无疾而终的网络爱情，在对爱情几乎失去信心时，却遇到了一个真正的“灵魂伴侣”格兰特；格兰特两次破碎的婚姻在他内心刻上了两道深深地伤口，却在海伦娜那里找到了愈合的良药。《遣送》讲的是德州的白裔移民警察本杰明与被遣送的囚犯——中国女子夏菡的爱情故事。本杰明遭妻子离弃，夏菡与丈夫结合又离异，他们这对“完美的陌生人”因为爱情的介入，成为“特别的知己”。《中国妻子的日记》中的埃迪，在台湾旅行了一个月返回纽约，得知自己深爱的华人妻子罗妮在回国探亲的船上溺水而死，从此陷入了黑暗与孤独之中。《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中的肖恩，是个被爱人背叛的白人水手，蕾则是被亲情忽视和爱情遗忘的中国女子；两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却有着同样的寂寞，两个渴望爱情的人相互靠近取暖，却不能走向婚姻；因为蕾的爱不能把肖恩从自闭与对“苏格兰短裙”病态的痴迷中拯救出来，而肖恩的前妻莎朗则是毁灭肖恩幸福的源头之一。在《卡萨布兰卡百合》中，描写的则是一个东方女人和一个西方女人间的同性之恋：俪俪和蒙妮卡在肮脏邪恶、单调、枯燥的监狱中相识并摩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蒙妮卡是一个遭受背叛的同性恋者，她为让女友波拉威尔成名而印制假币，自己锒铛入狱。俪俪是一个命运悲惨的东方女性，她不仅经常遭受丈夫的毒打，更在按摩院里备受侮辱、蒙冤入狱。这两个受尽伤害的女人，在肮脏与污浊的监狱中，产生了百合般纯洁的爱恋。
通过上述多元与多向发展的婚恋故事，可以发现：随着北美新移民文学从“留学阶段”走向“后留学阶段”，作家的生活空间与生活内容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作家精心叙说着的爱情故事，已经较为自然地从“同族婚恋”过渡到既有“同族婚恋”，更有“异族婚恋”的复杂“语境”；他们的创作心态，也从较为单一的族群对抗过渡到既有对抗更有纠缠与依恋的“对话”过程之中了。
二 、从单向弱势到互为“弱势”
在北美新移民文学的“留学生阶段”，不乏涉及“异族婚恋”的文学叙述。但是，在这一阶段的文学叙说中，华人女性大都是为谋求生存、获取身份或者是另外一些欲求，甚至是为“感恩”而走入所谓的“婚恋”之中。在严歌苓的小说《少女小渔》中，年轻、漂亮的少女小渔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与67岁的意大利老头假结婚，婚姻仅仅是她获取美国身份的兑换券。在陈谦的小说《覆水》中，依群与年长自己三十岁的老德结婚，是因为老德可以为她治病并且能使她摆脱那苍茫无望的命运。在张翎的小说《警探理查逊》中，华人少女陈知更与被“自豪的警服”笼罩着的白人警探理查逊的婚恋，虽然充满着光明与希望——理查逊不在乎陈知更被强暴，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阴损与报复了抢劫犯；但是仍然无法改变婚恋状态中的陈知更——一个柔弱如蜷缩着的“黑暗的羔羊”的弱者地位与弱势心态。总之，在“留学阶段”的这类“异族婚恋”中，华人女性往往都是弱势群体，婚姻更像是一桩被金钱奴役或者利益驱动的交易。在这种婚恋关系，或者称为婚恋交易中，作家更多着眼于华人女性自我的丧失与无奈；难以展现、也无法展现婚恋中华人女性的深度情感与激情追寻。
旅加之后的曾晓文，虽然也写“留学生”的爱恋故事；但是，小说中的华人女性不再是任人摆弄的弱势群体，而是充满了追求自我和真爱的独立个体，强烈吸引并且主导或者是引导着作为爱恋对象的“异族”男性。在《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中，追求“一叶永不落地的爱情”的蕾，大胆、热烈地向肖恩示爱，虽然最终没有把肖恩从病态的痴迷中拯救出来，却以一种“新女性”的姿态与追求，寻找到了新的职业、理想和人生。《中国妻子的日记》中的留学生黛米，拒绝做埃迪亡妻罗妮的替代品，委婉地拒绝了他的求爱，与自己的爱人乔走到一起。《遣送》中的菡，勇敢地逃离了自己无爱的婚姻，与本杰明这个“完美的陌生人”陷入了忘我、忘境之恋。
在曾晓文笔下的这些“异族婚恋”中，已经难以见到华人女性的“单向弱势”；起而代之的是婚恋或者爱恋之中的男女的互为“弱势”——曾经高高在上的“西人”也同样在婚恋中呈现出一种 “弱势”，或者称为相对弱势。
在《夜还年轻》中，曾晓文已经注意叙说具有相对弱势的“异族”形象：房地产商克莱有一个患自闭症的哥哥和吸毒的儿子，自己也沉陷抑郁和“情感低能”的泥潭不能自拔；律师米基因为“同性恋”倾向，17岁便被父亲赶出家门，大胆承认自己性倾向后却被老板解雇；看似“光鲜亮丽又风情万种”的女人卡门内心却备受摧残——亲生母亲亲手杀死了父亲，养父母的婚姻再次失败和破碎，她由此也失去了对男人和爱情的信任。
《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中的肖恩，是一个走不出“自闭”怪圈的水手，曾规劝蕾驱除家庭压力走向属于自己的新生活，自己却沉溺于病态畸形的色情幻想之中。在母亲的训斥、妻子的背叛与表妹安吉拉被害等一系列打击之下，尤其亲眼目睹了妻子莎朗和自己的朋友弗雷德的无耻偷情后，心灵受到严重创伤，自卑、自闭、自弃。就社会关系而言，他是蕾的雇主，是蕾读书的资助人；但是，就情感与心灵关系而言，他却是蕾的抚慰对象、拯救对象。在《中国妻子的日记》中，沉默忧郁的埃迪深深沉迷在对中国妻子罗妮的爱恋中，妻子不幸身亡后，为了解读妻子的日记，埃迪跟随家庭教师黛米学习汉字。当黛米发现罗妮日记本里炽热的爱恋全部是为了另外一个男人时，善意地欺骗了埃迪：谎称罗妮是爱他的。这种善意的谎言，却给谦卑与哀伤的埃迪带来无限的“阳光”，成为安慰他的最好“良药”。 中篇小说《遣送》里的白人警察本杰明自诩为“孤星之子”，有着孤傲的种族优越感，却无法挣脱“被父亲和妻子离弃”的自卑感与负罪感；他是遣送者也是被离弃者，排斥他人也伤害着自己，独自舔舐着被遗弃后的孤苦心灵；最终还是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被遣送”的中国女人菡，成为爱情的精神囚徒，也在菡那里寻求到了精神慰藉。《卡萨布兰卡百合》中的俪俪和蒙妮卡，隐藏着各自的伤痕与往事，在加拿大的监狱中，由陌生、陌路走到惺惺相惜，且彼此携手走向心灵与情感的秘密之地：在黑暗封闭的电梯里“ 蒙妮卡突然拥住身边恍恍惚惚的影子，那影子转瞬就化成了温暖柔软的肉体。两人胶结在一起，像被埋进了极度黑暗、极度压抑的枯井，在垂死的一刻从对方的身体中疯狂地汲取源泉，随即浸润在了奔涌而出的水中……仿佛多年厮守的伴侣，她们立刻准确地把握了对方最隐秘又最敏感的所在，不由分说地把彼此推到了快乐的极点……”。③这段描写同性之恋的文字，像一朵孤弱的小花绽放在人性的暮色里，凄美鲜艳却充满生机。同性恋在许多国家，不被认可；但是，在加拿大和有些国家、地区；同性恋却获得法律的允许；已成为一种合法的婚恋方式。
在这些华人女性大胆示爱、大胆拒爱的“异族”婚恋中，在这些陷于情网的男男女女互为“弱势”的“异族婚”恋中；人性的复杂和心理的矛盾被表达得更加充分、更加淋漓尽致，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真实、生动。
三 、“异族婚恋”与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后留学”阶段
“北美新移民文学”这个术语，现在已经颇为常见。但是，关于这个术语的界定及其内涵，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与厘清。我们同意将“北美新移民文学”作为与“北美留学生文学”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术语或称概念：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国大陆到北美留学进而移居或者移民北美的所谓新移民作家的文学创作与批评。这样“北美新移民文学”不仅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台湾地区到北美留学进而移居或者移民北美的“北美留学生文学”有了明确的区别，也与80年代以后，从台湾和香港地区，或者其它国家到北美留学或者移居、移民的华人文学有了明确的区分。但是，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术语与概念，“北美新移民文学”，不应该只有时间上限，而无下限；应该与“北美留学生文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台湾赴北美作家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一样，注意研究与界定所谓“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时间下限。否则，“北美新移民文学”，将失去其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术语与概念的价值与意义。
“北美新移民文学”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国大陆到北美留学进而移居或者移民北美的所谓新移民作家的文学创作与批评；这是因为这一特殊的作家群体中的大部分作家包括评论家，既有所谓“文革经验”，又作为“恢复高考”后的“幸运者”，通过各自不同的途径或者原因得以“留学”北美；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去国”之时，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力不够强大，家人也无力给予经济上的支撑。“留学”中的他们，大多有过“走下飞机”，即“寻找餐馆”“打洋工”，跑遍超市“拣”烂土豆等的“洋插队”经历。正是这种多重的磨难——历经苦难且坚忍不拔的奋斗与追求，使得“新移民文学”作家在北美脱颖而出；他们体验过、反映着一个特殊时代的生活方式与精神风貌；并且代表着、追寻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特质与美学追求。
斗转星移，留学北美、进而移居或者移民北美的进程及其“故事”，还在不断继续。但是，今天的中国，不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国际地位，都远非“改革”之初可比。试看80后，甚至90后的今日留学生：他们不可能经历“文革”的苦难，更难以体验“前驱者”“洋插队”时的多重痛苦；作为“小康”之后的留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可以由父母为他们预交学费，提供房租、生活费用；他们也需要节俭、需要奋斗，更有许多难言的辛酸与苦痛；但是，无论从社会发展，还是从文学表现来看，他们都应该属于一个新的时代了。无论对80后、90后的北美留学生文学，将会怎样命名（“新新移民文学”？）；他们体验、反映的已经是一个更“新”时代的生活方式与精神风貌；并且代表的、追寻的是这个更“新”时代的文学特质与美学追求。
进一步界定“北美新移民文学”这个术语或概念，是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北美新移民文学”这一文学现象或者文学群体的发展与变化。从80年代到今天，已经迈过了30年；从时间的跨度来看，正好等同于“中国现代文学30年”。在这样一个时间跨度中，“北美新移民文学”作家群的主体，已历经了“留学”与“后留学”这两个历史性阶段；而且，随着“回流”之潮的兴起及其不断遭遇的世界性商业化大潮的冲击；还显示出某种正在“迈向”第三阶段的端倪。当然，对于这个“端倪”，还需要假以时日，继续跟踪与观察，故暂且不论。
“北美新移民文学作家”作为所在国的少数族裔，而且，还是“新”加入的少数族裔，处境的艰难与心灵的苦痛，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都是难以完全改善、彻底消解的。但是，由于经济状况、社会身份的重要差异，他们在“留学”阶段与“后留学”阶段的“阵痛”，不论在“症状”方面，还是在“病因”方面，甚至在“痛楚”方面，都有着许多差异。值得留意的是，就外在身份而言，从“留学”阶段步入“后留学”阶段，也许只需要数日、数月、数年；就内在心态而言，从“留学”阶段步入“后留学”阶段，可能则需数年，甚至十多年、数十年；而且，即使作家的心态也“过渡”到了“后留学”阶段，他们还依然会携带着“留学”阶段所有的“伤痕”与“阵痛”；或以显性或以隐性方式呈现在“后留学”阶段的文学之中。
即使如此，“后留学”阶段毕竟已经不是“留学”阶段；“后留学”阶段的文学，也不简单的再是“留学”阶段的文学；走过80年代，途径90年代，更有新时期10年的历练，这个代表着、追寻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特质与美学追求的作家、批评家群体，已经携带着“留学”阶段的“伤痕”与“阵痛”成长为“后留学”阶段的“北美新移民文学”了。因此，“新移民文学作家”在“留学”阶段与“后留学”阶段的创作心态、艺术视野及其美学追求都会显现出，而且会继续显现出诸多同中之异。
在“留学”阶段，“北美新移民文学”作家，不仅要为每日的生计、每月的房租、每学期的学费和正在攻读的学位，丢尽颜面、耗尽体能、绞尽脑汁；更因为手中持有的只是“学生签证”，不得不为自己“未明”的身份、出路而“夜以继日”的操心、惶恐——漂泊心态、弱势心态无时不刻地弥漫在他们的文学叙事之中。
在“后留学”阶段，“北美新移民文学” 作家，取得了学位、寻找到较为稳定的工作，有了家庭和住所；持有了“工作签证”，许多人还“拿到”了“公民”身份；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他们逐渐进入，或者是部分的进入所在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序列”，尽管漂泊心态难以改观，弱势心态却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从“绝对弱势”，走向“相对弱势”，甚至在某些局部还可能出现“相对优势”。曾晓文移居加拿大后“异族婚恋”叙事的变化——不同族裔的男男女女，不再只以激烈对峙的方式存在，华人女性的单向弱势有所弱化，起而代之的是婚恋或者爱恋之中的男男女女的互为“弱势”；所显示出的不仅是作家个人进入“后留学”阶段的某些变化与追求，也代表与反映出“北美新移民文学” 作家群体在“后留学”阶段的某些变化与追求。文学叙事，非常强调想象与幻想的重要作用；但是，即使是文学中的想象与幻想，也不可能与作家创作心态的“蜕变”毫无关联。
与之相关联的是，“后留学”阶段的曾晓文，还有意无意地“舒缓”着曾经在“北美新移民文学”中，乃至北美华文小说中较为“流行”的作者、叙事者与“我”的“同一性” 叙事模式。“新移民文学”作家，“去国”之前，大多亲历过历史的“浩劫”，在“异国他乡”也大多有过“漂流”的辛酸与血泪。正如曾晓文所说：“说它（《白日飘行》）是我本人的精神自传，应是比较准确的把握。” ④ “当我们开始写作时，出国后的一段经历是首选的无法避免的题材，这中间充满曲折磨难，心灵的挣扎与苦痛。” ⑤曾晓文的“梦断得克萨斯”系列，也显露过这种“同一性”的痕迹。各种各样亲历性的“故事”，显现在小说中，不仅具有极强的“写实性”，也具有较为明显的“自传性”。因而，在小说中，作者、叙事者与“我”， 往往易于呈现出某种“同一性”；作家对作品中“我”的也不免有些“偏爱”，导致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多少有些“平面化”与“单一化”。但是，在《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卡萨布兰卡百合》等“后留学”阶段的作品中，作家已经较为自如地发挥着文学的“想象”性功能；相当程度上，弱化了作品的“自传性”：作者、叙事者与“我”三者之间，既有些区别，又有些“隔膜”；作品中人物的性格，例如肖恩、俪俪和蒙妮卡等，似乎都生存在一个明暗交错的个体空间，就像一个个熟悉的陌生人，“看得见，参不透”，只有在“往返和盘旋之中”，才能“缓缓地打开”“隐秘的心灵镜像”，展示出“丰饶的生命质感”⑥了。
曾晓文“在成长”，“北美新移民文学”也在不断成长；“异族婚恋”只是观察这种成长趋势的一个“窗口”；我们希望，有可能“打开”更多的“窗口”，解读更多的作家与作品，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与阐述这种“阶段性”“成长”的“密码”，更好地观察与阐述步入“后留学”阶段的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新特征与新内涵。
（发表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注释：
①曾晓文：《被遣送和被离弃的：<遣送>创作谈》，曾晓文新浪博客。<!--遣送-->
②④陈启文 曾晓文：《我的精神仍在成长》，《文学界》，2009年第6期
③曾晓文：《卡萨布兰卡百合》，《安徽文学》，2008年第4期。
⑤曾晓文：《假如不在海外写作》，《侨报》副刊，2007年5月23日。
⑥洪治纲：《个体自由与历史意志的隐秘对视——读陈河的<夜巡>》，《上海文学》，2009年第01期。<!--夜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