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突围
——田耳小说印象记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项静）
无论在小说的世界还是现实的空间中，庞杂的信息告诉我们，这个被命名为消费主义的时代、机械复制时代、现代化的时代的世界越来越整饬划一，在这个时代里速度与效率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延及到思维想象的方式，比如小说呈现世界的方式。当下的小说写作油滑戏谑多于讽刺幽默，稳吞细致淹没了应有的对现实与规范的冒犯，追逐概念与流行大于对小说本身与自我创作的反思，之所以做如上的评价，大概还是对当下的小说怀着殷切乃至美好未来的期望，田耳的小说应该是这样的期望中的一个亮点。田耳这两年来有不少作品出现在各大杂志（《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钟山》等）与作品选（《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并且引起了诸多好评。田耳，70年代生人，现居湘西凤凰县，对于初次见到这样简历的人，总有一个习惯的联想，这两个被文学界熟知的“符号”已经可以唤起足够的小说创作资源与写作模式的想象，但是在通读田耳的小说之后，深感对一个作家命名的困难与危险，美丽的光环既是荣誉也是陷阱，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到田耳是怎样的出入其中又不被束缚住的。
田耳的小说营造了一个丰富驳杂的世界，每一副笔墨在制造不一样的影象。孤独寂寞的少年时代，早熟的少年用敏感的神经观察周围的世界，城镇生活的缓慢，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摩擦，迷惘失意、忧愁哀伤、心悸恐慌的情绪都像黑白电影一样影影绰绰（《独舞的男孩》、《坐摇椅的男人》《氮肥厂》《一朵花开的时间》），这些在同时代的新生代作家那里可以得到互文的参照；成人世界里的嘈杂，犯罪、侦探、警匪、情爱、占卜、赌博、心底的柔情，像无序排列的扑克牌散落在房间的角落里，一个剥掉了典型化外壳的混沌世界，善与恶，好人与坏人都失去了划分的价值，还原出来的是大千世界中充满与偶然与必然定数、欲望与知足、温情与冷漠、传统的星火传递与世风日下、稀奇古怪与人伦常理交织的一隅（《一个张灯结彩》《父亲的来信》《围猎》《狗日的狗》《你痒吗》《双重影象》《衣钵》）；边界地带的土匪出没，英雄草莽逞凶逗狠，暴戾与血性的打家劫舍故事苗民造反与朝廷镇压，杀人与被杀在近乎戏谑的语言里缓慢铺展（《人记》《郑子善供单》）。按照昆德拉的说法，小说是建立在人类事件相对性和暧昧性之上的世界表现模式，小说存在的意义在于它本身的精神——复杂性、模糊性的精神，只有重新确立这种精神，小说才能发现存在的理由，这种理由就是让小说直面丰富而复杂的“生活的世界”本身，直面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并对抗“存在的被遗忘”，小说的存在在今天这个故事不断被简化、经验被统一的时代有它独特的价值。
不同的文本世界有不同的叙述者，不同的叙述者产生迥异的故事呈现方式和小说展开的视阈，在田耳的小说中，不同的故事中叙述者面目缤纷，有颓废敏锐伤感的叙述者，冷静机智幽默的旁观者，到了湘西历史故事中又叙述者就是一个对杀人如麻的土匪如数家常的讲故事的人，正是叙述者跨越时空与情感界限的转换，把一个个电影镜头一样的画面冲击波似地推到读者面前，挟裹着各色人物、偶然事件、生活细节等。
西方比较传统的文学理论关于人物类型有的圆形人物与扁形人物之分，福斯特说，17世纪，扁平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作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他们最单纯的形式，就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如果这些人物再增多一个因素，我们开始画的弧线即趋于圆形。田耳小说里的人物偏重扁形人物，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仿佛从周围的生活洪流里顺手拈来，非典型化的崇高或者低下的人物，有时候连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界限也不是那么明晰，最大的下限就是一个线索人物，他（她）串联起整个的故事情节，把“闲笔”式的社会广角、人情世态的描写及时收回来。《一个人张灯结彩》里，老黄是一个老警察，但是却无一官半职，按照常理推测，原本应该有类似新写实主义小说里常见的抱怨与不满，但是在这个小说里，老黄平和安静，顺风顺水地过自己的日子，机智勇敢地把一宗案子弄得水落石出，当然老黄也有自己安逸的追求，希望有一个熟手给自己刮胡子，在小说结尾老黄受一个罪犯之托去看望开理发店的哑巴小于，在小于的门前孤独伤感地徘徊，大概在老黄的心里是有一种隐晦的情爱向往的。小说的人物是镶嵌在生活中的，已经把日渐普及在小说里的故事套路，叙述模式与人物命运的选择去魅了，剑拔弩张的性格、揭竿而起的反抗、焦虑挣扎的内心痛苦、生死爱恋的悲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非常态的生活，日常生活才是小说的底子，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就是在这样的底子上叙述出来别一番景致是需要功力的。田耳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与沉溺于其中的琐碎不能自拔还是有区别的，里边的日常生活是慰贴着人物而来的，而且在凡俗的生活中不拒绝诗意与对价值的吁求：《一个人张灯结彩》的结尾，老黄孤独地把烟花点燃，对于小于的温情给这个悲伤的故事增添了温暖的颜色；小说《父亲来的信》里用神秘手法，因果报应去写死者给生者的信件，作者在这里还是有现实的指向的，吁求的是生者内心的震撼；《衣钵》中李可终于安然接受了道士的身份，从事一项关于超度死人亡灵的工作，最终从中得到了心灵慰藉完成了精神的认同。
然而，田耳小说中的诗意与田园牧歌、乌托邦叙事是两种不同的选择，它更多地指向一种生存哲学，它不是简单的理性与认知的选择，与它离得最近的是人类的最直接的生活经验。自启蒙文学以降，通过语言与言说的运作、记忆与遗忘的选择，某些思想、知识、意识形态都已经转化为现代作家的内在要求与自然化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认同”，这种“认同”不是取决于“事实”，而是取决于“建构”，所以这些知识思想往往与最直接的生活经验是分离的，田耳的小说在涉及宗教传统、神秘事件、因果报应、命运的轮回等湘西风俗的时候，恢复了与现代文明之外的另一种传统的对话，被规训过的传统有着自己的内在机理和顽强的生命力，它们撒播在人们的日常起居，生活方式，情感观念中，并演变为集体无意识式的信仰，支撑着众多人群的精神平衡。《衣钵》里李可大学毕业，联系到城里实习未果，就回乡跟随父亲实习做道士，李可一开始是回避父亲是个道士这样的身份的，在重新接近乡村的生活后，对于父亲的村长与道士集一身的身份萌生理解与尊敬，父亲的意外死亡使他真正走向了认同、皈依的路，最终接下了父亲的衣钵，成了一个像父亲一样受到远近村民敬重的乡村道士。这个故事被作者叙述的波澜不惊，自然平淡，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选择不是一种个人主动自恰的选择，而是被外面世界驱赶着的被迫无奈，结果如何我们暂且悬置。外面的世界仍然是一个“红与黑”的世界，于连们还要继续个人奋斗去争得自己的立足点，这个小说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获得暂时的安慰，除了于连的悲剧还有另一条道路获得心灵的宁静，它是现代人类的一条自救之途。行文至此，不得不提到“湘西”这个特殊的地域，这个历史久远，战争不断，民风彪悍，吴楚文化集一身的地方，耳濡目染其中，为这样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文化资源的选择。列斐佛尔说，地域可以为美学实验和无法满足的向往提供场合，这种向往不会回到政治上，而是更进一步把政治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并以公开的游戏和私下的怀旧取而代之。田耳的小说在精神上获得了地域的支持，在具体的叙事中回避了地域化小说中常见的“民族风情一日游”的俗套，这样的超越应该是基于对根本的问题的探讨与追寻。
田耳对小说的掌控能力非常到位，从叙述语言的沉着冷静，到人物对话的节奏、细节的设置，都可以看到一个成熟的写作者的背影，我们也可以看许多优秀小说精神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