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雄浑苍劲的边疆世界
——著名作家温亚军访谈
2009年01月14日15:11 温州晚报 阚兴韵
小说不是为生活代言
记者：从你的创作过程中可以看出，你经受过不少挫折，可你坚持了下来，那么，你现在取得了成功，过去的那些艰难岁月想必会成为你创作的源泉。
温亚军：我基本上不抱怨，即使创作环境最艰难的时候，心里很烦躁，我也是从自身找问题。写作本来就是个人的事，其他的原因都是借口。如今，我写了一些东西，发表了三百多万字，出版了十几本书，也获得了一些奖。可是，我成功了吗？我常扪心自问，我离真正的成功，距离还很大。这只是个开始，我还需要继续努力！继续我孤独的行程，继续我热爱的寂寞工作。写作是我热爱的事业，以前怎么做，我今后依然会认真对待。
记者：你的小说基调都是很平静的，是性格使然？你是不是像你的小说那样，平静、舒缓，心态非常平和？
温亚军：恰恰相反，我是个急性子、直脾气的人，在生活中，因为我的性格，有时候弄得非常难堪。我的心态一点都不平和，疾恶如仇，善打抱不平，眼睛里绝对容不得沙子。并且，我非常憎恨那些虚伪、弄权，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了。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了生存，我也改变了不少，不那么“冲”了，但骨子里还是保留着直率的脾性，这是祖传，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性格，改不掉的。所以，我在写小说时，尽量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得平和、冷静。
记者：你被称作军旅作家，但就我读到的作品看，写部队生活的作品却不多。我觉得，占有相对独特的题材是小说创作的一个优势。
温亚军：怎么办呢，我经常被说成军旅作家，就因为我在部队工作吗？我觉得，写作者不应该有这样的分类。可是，我还是写了不少部队题材的小说，前期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还有两个长篇《无岸之海》与《西风烈》，都是与军事有关的，只是那时没引起别人的注意。后来，也就是这几年吧，我写部队的少了，原因是我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独特的题材当然是小说创作的优势了，只是要看你怎么写了，有时你心态不对劲，也写不好的。
记者：你的笔触似乎离你自己的生活一直很远，是不是刻意跟自己的生活保持距离？
温亚军：当然得跟自己的生活保持距离了。小说是要讲艺术性的，不是复制生活，也不是为生活代言。可在这个时代，人们对小说的解读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偏差，甚至带有些许鞭挞社会现象的期待，这样，小说的负荷就会超重。还有，现在的许多小说越来越像生活，缺乏难度，也没多少追求，只能是生活的翻版，致使小说越来越没艺术性。
新疆是我想像的另一个世界
记者：不过你找到了属于你的领域，写了大量反映新疆民俗风情和边疆特色的作品。我没去过新疆，但我一直向往那个地方。想象里，那是更接近大自然，更亲近天与地的神奇的地方。后来看你小说，我找到了环境、风物，但对那种生活形态的想像却从空中落到了地上。觉得小说中的生活比较原生态，辛苦都是很实在的，可以触摸的。
温亚军： 我在新疆当兵十六年啊，人生能有几个十六年！新疆在我的心目中永远占据着重要位置。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写新疆的，但我心中的新疆，不是那么神乎其神。我喜欢简单、直接地描述一个清晰的、明朗的新疆。我写新疆的小说，没有一篇不是想像出来的，可是，没有脱离那里的生活实际,但也不是原生态。作为小说，原生态了就失去了小说的实质意义。小说还是要在生活之上的。
满怀爱意和温暖去写作
记者：我很喜欢你获鲁迅文学奖的那个短篇《驮水的日子》，它讲出一种相处的哲学，而且还充满温情，很能打动人。我喜欢小说里的这种温情，它给人温暖。我觉得小说要给人一种向善的力量。我认为作品也是作家的一面镜子。你要满怀爱意与温暖才能写出温情来，要包容、平和才能表达出悲悯情怀。
温亚军： 《驮水的日子》没你说的那么深刻。我写这篇小说时，已经33岁了，心态趋于平和，没以前那么激愤，也似乎找到了述写新疆的方式，后来写的小说都比以前平静了许多。
你说的对，要满怀爱意和温暖去写作，虽然有时可能没这个初衷，但作家的心里得有美和善。我不喜欢写丑恶的东西，我不想把自己弄得很绝望。其实，生活对每个人是公平的，包括对我，所以，我没必要去仇恨，但过于直露的悲天悯人也是我所不喜欢的。我还是愿意平平淡淡地表现那些普普通通人群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
记者：这些情节相对简单的故事，你总是能写出特别的意味来，像《成人礼》、《麦饭》等等，我觉得处理得非常精妙。
温亚军： 我从来没想这么多，随着我对生活认识的不断深入，对小说的理解却越来越单纯，想像那种环境中的人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生，就怎么表达，其实，就这么简单。
苦难是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阵痛
记者：想谈谈你小说中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最近的《北京不相信眼泪》写“北漂”，之前《伪生活》等小说中也出现类似的“外乡人”。你似乎比较关注这类人的生存状况？从《驮水的日子》到《北京不相信眼泪》，我觉得有了一些变化。诗化的、浪漫的东西少了，多了些沉重和痛楚。不过最可贵的是，在这些痛楚中挣扎的人，都存留着善良，这些感人至深的东西，让小说很有力量。
温亚军：是啊，作家就应该关注生存。在北京生存，压力是比较大的，我说的不是生活上的，主要是精神上。我在创作上一直在寻求变化，有时变得不是太好，但我在努力。《北京不相信眼泪》完全是我想像的一个小说，像我的其它都市小说一样，在表达一些生存现状时，我一直坚持赋予人物善良、甘苦的一面。
记者：中国作家似乎更喜欢写苦难。
温亚军：苦难是一个作家内心永远的疼痛，与他的生命经验一脉相承，凡是写苦难的作家，没有一个不是从艰辛的生活底层走过来的，他们备受人世的冷暖，他们经历的欢乐和喜庆都非常短暂，还没有给他们的心灵上留下印记，所以，他们想给读者一个好心情，恐怕也是假的。另外，苦难是一个泛指，并不是那个作家本人的意愿，而是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阵痛，如果你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去看待这个问题，我想你的心态可能会有所转变。我们目前的社会，由于发展的关系，许许多多的行业都在想法摒弃民族的东西，觉得民族的印迹越少，这个行业就会发展的越快。可对文学而言，这恰恰相反，我们都去追求大众的传达方式，丢掉民族的根基，恐怕会失去文学应有的魅力，使文学的意义变得一钱不值。没有一个作家不想给读者一个好心情的，可是，怎么给你？他不负责任地给你写一个搞笑的，博你一笑，你随后就丢到了脑后，这有什么意义？
记者：在你的作品当中，始终有一种对于人性的无限关爱。这是否与你工作与创作的环境有关？或者，这原本就是你身上与生俱来的一种对于万物的理解与包容？在你笔下，有许多生动鲜活的形象，你都写得细致而富于深情，你是用怎样的目光来审视笔下这些形象的？
温亚军：我的小说没有您说的这么深刻，我这个人也没有你想像的那么有道行。我只是在努力写一些自认为理解了的人生，可这只是我的理解和经验。我的目光看到的那些环境和人物，不一定是真实的，可是我用心创造出来的，至于怎么“审视”，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不太一样，我还没有学会审视呢，我一般爱说“对待”之类的平民用词。我只能说，我能够平和地对待我笔下的这些人物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