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另一种可能

——论温亚军的小说

2007年01月23日13:00  张晓峰

在当代文学的几乎每一个领域，军旅作家们都有出色的开掘。从新时期文学中，徐怀中对普通人心灵世界的关注，到作家们纷纷更新小说观念的艺术实验时期，乔良所体现出的新历史主义，再到阎连科的现代乡村叙事、裘山山表现日常生活的“幸福像花开放”，军旅作家们以多样的风格，显示出厚重的实力。温亚军无疑属于这支队伍中年轻的一员，他的作品具有和上述作家完全不同的气质，显示了当代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
　　初读温亚军的作品，人们可能会想起另一位军中作家——周涛。特殊的西部边疆生活，似乎不仅赋予了他们充满异域特色的生活体验，同时也将雄浑苍劲的审美情怀注入作家心中。但周涛的主要创作领域是散文和诗歌，温亚军则将这种审美追求具体体现于小说，尤其是他近两年的短篇小说创作。
　　雄浑之气、开阔之美，不仅在当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中从来都是引人瞩目的风景。如果要深入引人瞩目背后的原因，除了这种审美本身所散发出的特殊吸引力和感染力之外，还因为这些境象和气魄的少见。在汉民族的审美习惯中，常见的是“绿杨烟外晓寒轻”的淡雅清愁，以及“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鲜艳富丽，对于“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也并非排斥，相反，人们往往抱了极大的兴趣去推崇。古往今来，这一派作家虽然人数不多，却成就斐然。就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而言，最早带给人们这种惊喜的是张承志。内蒙古草原的广阔瑰丽，无疑和作家本人的精神气质十分合拍，所以他笔下的风景和抒情，虽然恍若回到了十九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时期，却能流动澎湃得十分自然。但在人们为张承志欢呼的时候，他们所注重的更多的是作品中深切的人文思考和焦虑，这显然是一个怀着深重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这种取向的得失，很难评价，因为恰恰是这种后来愈演愈烈的忧患、愤懑，渐渐冲破了作品原来的审美内涵和魅力，张承志和他对审美领域的开拓，的确是这样消失的。一直占据当代文坛主导地位的，是实用主义的审美，从新写实到先锋派，再到新生代（晚生代）对个人经验的宣泄，莫不如此。2001年的《中国作家》杂志曾经倡议优秀的中国作家们应该具有四气，即“朝气、大气、有骨气、烟火气”，通观整个文坛，唯一不缺的甚至已经饱和的大约就是烟火气了，除此之外，其它“三气”恐怕就很难找到了。
　　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下，温亚军这样的作家的出现，无疑是一道独特而清新的风景。他和他的作品几乎是不动声色地出现在西部的草地和高原上，起初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但是毕竟出现了，人们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些与生活中不同的东西。他作品的中心往往是高原、骏马、牧人、骑手，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特殊物象所富于的精神，是不是被作家由衷地欣赏、纵情地吸纳，最终成为作家内心气质的组成部分。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西部一批像温亚军等这样的作家和那些一直生活于西部、却未能以其特色取胜的作家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和众多的作家通过写实手法来讲述一个故事的方式相反，温亚军属于当代文坛上一个独行客，他的作品萦绕于全篇的是感觉和抒情，是厚重粘稠的氛围。这两年，温亚军被《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等刊物所推荐的几篇作品，如中篇小说《苦水塔尔拉》（《小说月报》1999年第12期）、《生物带》（《小说月报》2000年第10期）、《寻找大舅》（《小说选刊》2002年第12期）、《女儿在父亲心中》（《作品与争鸣》2003年第4期）；短篇小说《作为祭奠的开始》（《小说选刊》2001年第1期）、《夏天的羊脂玉》（《中华文学选刊》2000年第5期）、《划过秋天的声音》（《小说选刊》2001年第4期）、《病中逃亡》（《小说选刊》2001年第6期）、《驮水的日子》（《新华文摘》2003年第9期）、《硬雪》（《新华文摘》2003年第8期）以及发表于《花城》、《十月》、《当代》、《天涯》等刊物上的一些作品等等，都具有这一特点。温亚军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一个隽永的画面中完成的，而且常常只有一个画面，如中士牧羊的戈壁滩，米拉充斥着希望和绝望的家，飘荡着醉人的马奶酒的毡房。但是这些画面所形成的空间却绝不逼仄、封闭。从戈壁望过去，有蓝色无垠的天空；从草原望过去，有澄澈流淌的湖水；从小屋望过去，有窄小却明亮的窗子。所有的故事几乎都是在一个画面中完成的，而当风景开始呈现的时候，其实故事也就从此开始了。风景或者画面，就是温亚军小说中没有姓名、然而影响着一切的人物。这种对感觉和抒情的注重，往往使他的作品体现出强烈的色彩感，如梵高笔下那些眩目的油画，《作为祭奠的开始》是浓郁的黑色，《划过秋天的声音》是透明的金色，《燃烧的马》则是火焰般的橘红。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样的作品距离艺术其实更近。
　　与此同时，作家对生活没有采取普遍的近距离关照的方式。如果人们将八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做一个粗略的浏览，会发现几乎百分之九十的作品都是反映日常现实生活的苦乐和心得，深入到工资、房子、孩子这样具体的细节，到处弥漫着卧室、厨房、市场燠热的气息。温亚军则显然同生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站在远处，有时是站在稍高的地方打量和沉思。生活的细节对他来说显然不是最重要的，他毫不犹豫地将它们过滤掉，使他沉湎的是那些现象背后的规律和奥秘。这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相当突出的哲理化色彩。温亚军追问的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骑手》），人和大地的关系（《划过秋天的声音》），人和他人的关系（《你陪谁玩》）、人和自己的关系（《病中逃亡》）。这种对本质的追问，既决定了在他的作品中整个故事的寓言化，也同时决定了人物的符号化设计。
　　在他的小说中，不仅风景一出现就意味着没有姓名的人物，作者安插在风景中的实际人物形象，也是没有姓名的，他们基本上都是以符号的形式出现。比如骑手、中士、女人、父亲、儿子……为主人公取一个具体感性的名字，这在温亚军的小说中并不多见，比如《给儿子娶个媳妇》中的祥林婶和阿盲，留在读者心目中的印象，很直接的就是母亲和儿子。作家所感兴趣的，显然不是对人物性格的挖掘和形象的塑造，而是这样一个人物在他的小说中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可以借此传达出什么样的意念。更透彻地说，他作品中的人物和一汪湖水、一匹马、一棵树的意义是完全等同的。这一切都取决于作家哲理化或感觉化的创作取向，小说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并不是温亚军真正关心的，他需要表达的是对周围世界的认知，有时是一种突然来自心底的深沉的情绪。
　　罗曼·英加登认为，艺术作品的深层结构具有“形而上的品质”，诱导我们揭示人生之谜。艺术作品的深层意蕴是艺术具有永恒魅力的关键，艺术在最为本真的意义上对生命本体存在和人类历史进行深邃的理性直观，从而体现出人感悟生活意义的无限可能性及其真实价值。加谬更直截了当地说：“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哲学小说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温亚军作品中的诗化审美和诗化哲学追求。
　　“形而上的品质”的超逸，以及淡化故事注重情绪和思索的结构方式，注定了作品在被接受的层面上必然会受到的局限性。这是一个消费的时代，连文化也变成了快餐式的，屡见不鲜的现象是，作家呕心沥血的作品往往在通俗文艺和进口大片面前败下阵来。先锋作家余华在九十年代初曾经表明“宁愿在自己的时代里忍受孤独”，但现在他告诉作家“当你的一本又一本书被读者所抛弃，你就只能去写一本好看的书。”恐怕没有一位作家会完全不在乎读者，因为事实上还没有一位作家因为自己的读者太多而苦恼。那么，像温亚军这样的作家，为什么会采取这样一种虽然离艺术更近、但显然不能取悦于读者的写作方式？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样的作家更多的是在为自己的心灵写作。“为自己写作”曾经是一个被推崇备至的观点，但在近年来已频频遭到知名评论家的抨击。李陀就告诫中国作家们，市场经济形成的社会变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作家的写作环境，必须重新考虑自己和读者的关系。这无疑是一种统筹全局、高瞻远瞩的观点。但作家对自己所选择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像贾平凹的高产、著作等身，是同他自青年时期就把文学当作一项客观事业来征服来完成密切相关的。而温亚军这样的作家，他提起笔，是因为心中涌动的情绪，有时是模糊的、似远还近的，有时是无法排遣的，他只有借助于艺术的形式将它们表现出来，释放出来，在美的创造中获得心灵的舒展和解放。所以，写作不仅是一种职业、一项事业，更可以是个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他只有借助于艺术的表达，才能心灵舒畅。
　　像《走在我身后》这样的作品，人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作家的心灵自传，它有很强的私人色彩，很直白的言说与坦露。作家在写作这种他们认为反而是更真实的存在方式中，往往会表现出具有勇气的坦率。在《你陪谁玩》中，出现了与作家其它作品不同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显示了作家在主要特征之外的多面性，但在这篇作品中更使人注意的，是其中所透露出的对人情世事的某些时候的观点和态度，因为不免偏狭和稍带愤激，所以更具有文本中叙述情绪上的真实。按照叙述学的常识，叙述者不等同于作者，而由作者温亚军创造出的这个叙述者，也具有与众不同的气质，他具有忧郁和悲剧性。《病中逃亡》是惨烈的，《作为祭奠的开始》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划过秋天的声音》在美中依然有伤痛，就是《葵花向阳》在活泼和轻喜剧中，也在啼笑皆非里弥漫着萧索之气。更不用说《夏天的春水》中的失落和《你陪谁玩》中的受伤。
　　温亚军在他短篇小说集《苦水塔尔拉》（作家出版社）的后记中曾经表明，“小说作为取法于诗和散文的一种文体，将是一种有能力阐明自身、自行表明自身处境的诗性与散文化的艺术，它将能包含对自身的论说。”现在看来，在小说文体的探索上，温亚军已经走得很扎实，也自成景观。但温亚军一直对自己的创作状态持怀疑态度，尽管哲人说“美是从怀疑开始的，但创造出来的就已经有了一定层次的美感，对此，温亚军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在小说的艺术形式上，已逐渐成熟起来，如秋日的原野，呈现出舒缓的金黄，这是温亚军的大多数小说一开卷便能体现出的优势。
　　作品进一步向上提升的问题和难度，在于作品的境界和认识层面上，也就是说作家所追求的哲学化、感觉化，究竟能深入、或者开阔到什么样的程度？究竟能给人怎样的启示和震撼？《走在你身后》是温亚军本人比较“看重”的一篇，正因为是作家“用真心感知，用真情书写的”，所以也能较为逼真准确地衡量出作家心灵的深度。虽然济慈在《希腊古瓮颂》中情不自禁地赞叹过“真就是美，美就是真”，但真和艺术的大美之间，不完全是等同的，因为艺术不仅是呈现，还必须有发现，发现得越独特、越深入，也就越好。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为鲁迅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