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微小说：抵达难以命名的人间悲欢

（来源：《文艺报》  作者：李东华）

魏微说：“写作这个事情真不一定是你在写才叫写作。”她的小说，即便省略掉那些微言大义，单单文字本身的趣味就能给予一个阅读者足够的魅惑。她的动人之处，在于即使在自己最繁华热闹的时候也是惜字如金的，即使在迟疑和停顿的时候也没有滥用文字的天分。事实上，沉默、空白和文字共同构成了她的写作，保持尊严和自律的写作。这是一种清苦、孤洁的姿态，同时也有隐隐的霸气。

魏微的小说有着结实的人间悲欢，纵然她的经验疆界在不断地走向辽阔和幽深，那也是经由一颗敏锐善感的心，在琐细的日常生活中摸爬滚打得来的，是有烟火气的。温暖的寒凉、细微的阔大、清白的暧昧、相连的相离，这一切相悖相克又相辅相成，无以命名，不可捉摸，氤氲成缠绵、伤怀、浑厚、沉郁的气息，不动声色地渗透和缠绕着那些触摸它的柔软内心。

寒凉与温暖

就像张爱玲最初的小说里毫不掩饰地站立着《红楼梦》一样，魏微早期甚至盛时的作品中张爱玲流丽的身影若隐若现。细读之后会发现，张爱玲多是提供给她技巧性的东西，在精神上她和萧红更相通。她曾经说萧红有着寒凉人生，却一生追求温暖。她自己的写作亦复如是。她笔下的人物，又有哪一个人生不是“寒凉”的呢？她们在命运的风雨袭来时，惟一方便支配的只有自己的身体，她们是亦良亦娼的大老郑的女人(《大老郑的女人》)，是小凤、芳芳、翠儿、表姐这些发廊小姐(《回家》)，是被贫穷深深伤害的嘉丽(《化妆》)，是为找工作而一度盘算着性交易的栀子(《情感一种》)……纵然她们生活有着，却可能精神无依。《异乡》中的许子慧，从家乡小城来到北京，又从北京回到家乡，却被母亲怀疑在外面卖淫，使得她有家难回。《乡村、穷亲戚和爱情》及《沿河村纪事》中来自城市的“我”，都对乡村男青年产生了爱意，然而也不过是在心里想想而已。当然还有那些被平庸的生活一点点毁了的中年男人们，他们麻木、呆板、疲惫，想逃离现有的生活，也不过是做了点微弱的可笑的挣扎罢了，日子依旧照原样过下去……这些人，他们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乡村，到头来发现“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生活，无论选择谁都是错的”。他们是城乡两头都没有着落的漂泊者。

然而就在这样黯淡、仓促的人生里，魏微依旧能够发现那些让人牵绊的情趣和美好。在《储小宝的婚姻》里，尽管储小宝的婚姻因为妻子的出轨而告终，但叙述者小蕙子记起5岁时作为他们恋爱的“道具”，目睹了爱情在绽放之初的清洌的芬芳和蓬勃的生机，“某一刻的心动，心像被蜜蜂轻轻蛰了一下，疼的，可是觉得欢喜”。爱情在岁月的流逝中长满皱纹，日渐老去，然而你不能否认它存在过，热烈过，伴随着青春明媚鲜妍过……魏微在2010年同时推出了中篇小说《沿河村纪事》和短篇小说《姐姐》，这两部作品对照着读是很有意味的。显然，《沿河村纪事》是有一点点幻灭感在里面的。而《姐姐》里就只有美好，她甚至抽取了时代背景，这个17岁的“姐姐”并不属于哪个朝代，她就是全天下古往今来的姐姐们中的一个，而那个对姐姐永远鞍前马后、充满保护欲的弟弟也是一样，这样的姐弟情是超越了时间、国界的情感，这种情感也娇憨，也清纯，像露珠，像阳光。魏微的文笔有着张爱玲般的老到、沧桑，对人情世故都是入木三分。但魏微没有那么绝望和虚无。她像萧红那样，笔端始终是有温情在的。

萧红和张爱玲的人生虽然都是命运多舛的，但萧红比张爱玲幸运的是她有个慈爱的祖父，给了她信任温暖的勇气，所以她不像张爱玲绝望得那么彻底。从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微湖闸》里可以看出来，魏微有着比萧红更为完整的亲情。所以她总是不断地把亲情作为自己的文学母题，这大约并不是为了反叛某种文学流派而刻意为之，而是个人童年经验给予她的写作资源吧。魏微曾经谈到，她对于故乡的眷恋，直接原因是爷爷奶奶埋葬于此，与这里的土地融为一体。童年时通过亲情所建立的这样一种信任关系，成为魏微写作的最强大的逻辑起点，一个可以随时拿来为寒凉人生取暖的不需要质疑的前提。

细微与阔大

“我喜欢把一切东西与时代挂钩，找出个体后面那博大精深的背景与底子。个人是渺小单薄的，时代是气壮山河的，我们得有点依靠。”这是魏微在《一个年龄的性意识》里说的一句话，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文学宣言。除了“时代”，魏微还喜欢强调“日常生活”：“再宏大的叙事也须藏在最不起眼的日常里，化成血肉与字句连在一起。”同时，她还说“我写作的兴趣在于挖掘人物的内心”。“时代”、“日常”、“人心”，这是属于魏微的三个关键词，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她笔下的“日常”是附丽于时代的“日常”，“日常”与“时代”是互为注脚的。而“人心”也是时代的风拂过的“人心”。她以日常细节抵达时代的深处，又从时代的转型和变迁中探察人心的变异和浮动。

魏微最拿手的就是写出人心深处的幽微，尤其是人和人之间那种微妙的、纠结的、难以名状的情感纠葛。亲情、友情、爱情，在她笔下都是针脚绵密的，“螺蛳壳里做道场”，于极微小处挖掘出深度来。从《化妆》到《姐姐和弟弟》《情感一种》，无不细腻、精微、熨帖，到了《姊妹》，她这一路风格的写作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姊妹》写一个男人的正室和外室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姊妹”是一切艳羡齐人之福的男性的心头想，他们希望爱他们的两个或者多个女人都能亲热如姐妹——争风吃醋当然也是要适当有的，可是要控制在和谐的范围内。这里面固然有对男性暗暗的嘲讽和厌恶，但她更着重的是两个女人之间的“较劲”，她们彼此恨之入骨，然而在一生漫长的互相“惦记”中又悄然滋生了“都是一家人”的畸形的情感。这情感是“爱”吗？是最终的谅解和包容吗？还是事实不可更改之后的疲惫和无奈？都是，又都不是。总之，有人类以来，男人和女人之间、女人和女人之间那点恨，那点爱，那点怨，那点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的纠葛，都在这里了，复杂微妙得让人除了眼酸心亮外，只能是一声长叹。这就是魏微所解读的“姊妹”情，既不是男性视角的，也不是女权主义的，只是透骨的明白。据说张爱玲自信“还没有过何种感觉或意态形致是她所不能描写的，惟要存在心里过一过，总可以说得明白”。魏微也是这样的。

魏微说过：“我是一个生活在一间屋子里的作家，对我20年前的生活进行挖掘勘探，并从中找出整个世界，是我写作的努力方向。”但她后来的写作实践超越了自己曾经的设想，她的视线不再是关闭在“一间屋子里”，仅仅满足于对个体精神成长的书写，并不能“找到整个世界”。这样她一边写着早就驾轻就熟的《姊妹》《姐姐》一类的小说，一边也写下了《李生记》《在旅途》《沿河村纪事》《胡文青传》。后者比起前者来，需要处理的文学经验自然是浩大与繁复了很多，现实生活似乎比小说更具传奇性和想象力，魏微从沿河村重新出发，这是个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的村子，这个村子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你可以认为它只是中国广西边地的一个小乡村而已，你也可以说它就是中国。公平、正义、权力、民主、金钱……乡村基层政治的那点事全在这里了。把准沿河村的“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把准了中国的“脉”。然而这个“脉相”还真不好诊断，作为叙述者的“我”，一个研究社会学的知识分子，在这座小小的村子里迷失了，始终找不到立足点。面对真实的“底层”、“乡村”，做个革命理想主义者、隐遁在生活之中的看客，还是居高临下的救世主？似乎哪种立场都将遭到现实无情地嘲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从村子里“逃跑”，从最初自命不凡、雄心勃勃地介入到最后悄无声息地离去，魏微写出了知识分子介入当下生活的无力感，她不能负责找到出路，但她忠直地保留了真实的中国经验的复杂和辽阔，并尝试勇敢地正视它。自然，“沿河村”不是“微湖闸”，不是“小城”，有些经验溢出了她能掌控的边界，思想的夹缠和生涩是免不了的，文字也不可能如“小城”系列和《姊妹》《姐姐》般圆熟，滴水不漏。然而她已经决心走出翡翠塔的精致，直面更为粗粝的生活。甚至她也对自己的思想提出挑战，通过《胡文青传》开始反思“文革”、“改革”，用一个短篇来容纳如此浩荡的岁月，是有着把橡树栽进花盆的危险的，因此它更像一个长篇的轮廓。然而它和《沿河村纪事》的问世，对于魏微个人以及她所代表的新生代作家的写作，都是极具标志性意义的，也是她和他们从令人赏心悦目的轻逸走向厚重的必然尝试。

暧昧与清白

“暧昧”被认为是解读魏微的小说的关键词，是她对这个时代的情感形态的命名。她写了很多有悖常理、却又隐藏在现实深处客观存在的情感形式：背井离乡的打工者在城市里建立的短暂情缘(《大老郑的女人》)、两女侍一夫的畸形婚姻(《姊妹》)、试图通过身体相互取暖的男女同事(《暧昧》)、相差16岁的“姐弟之恋(《拐弯的夏天》)，这一切可能源于时代巨变对人心的挤压，也可能源自人性中一些难以克服的顽疾，总之，当我们了解了人物内心的曲折，我们会因为了解而产生同情，难以做出非白即黑的价值判断。然而，人们往往看到魏微对于“暧昧”情感的道德悬置，而可能忽略她对于他人的态度与对于自我的态度的迥然不同。魏微对于笔下的这些人物是宽容的，对于自己却是苛刻的。她经常有意无意提到的一个词是：清白。事实上，无论是作为作者，还是作为叙述者的“我”，对“清白”有着一种强烈的情结。

魏微笔下的人物最大的伤痛和困境，很多时候是源于“清白”的丧失。《异乡》里许子慧的痛苦，是因为家人和邻居对自己“清白”的怀疑。《情感一种》里的栀子，原本以为以身体换取一份在上海的工作是她的内心能够接受的，然而在失身之后，她才意识到比起没有工作的痛苦，“失贞”让她更加难以接受，因而她拒绝了潘先生的帮助，宁愿从繁华的大上海回到故乡小城。她笔下的很多漂泊在外的女子最后都选择了回家，是源于内心深处对于丧失“清白”的焦虑和恐惧，不管这“清白”的沦陷是因为生存所迫，还是孤独的诱惑，它都是内心用一生都抚不平的疤。在《父亲来访》里，我们也能看到女儿“我”这样一种焦虑，怕被父母看到自己宿舍里有男人存在过的痕迹，甚至都想逃避和父亲的见面。这样一种心结，既是小说人物自身的，也是叙述者或者说作者内心的一种投射。魏微是古典的、传统的，对于伦理操守有着固执的坚守，用以抵抗礼崩乐坏的塌陷。

“清白”不过是做人的底线，魏微还有更为高尚的情怀。尽管这种情怀在传统里是常见的，但在一片欲望化叙事的围剿中，它显得是那么另类和新鲜。魏微含蓄而羞涩地把这种情怀掩饰为“爱情”——在《乡村、穷亲戚和爱情》里，她把它具化为对乡村穷亲戚陈平子的爱情。然而这个“爱情”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男女之爱。当这种“爱情”在《沿河村纪事》里再次浮现的时候，我们更可以确认这一点。在《沿河村纪事》里，来自大都市的女生“我”爱上了为群众争取权益的年轻农民胡道广，甚至在梦中和胡道广走在延安宝塔下。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场景，让人想起当年投奔延安的那些充满革命理想主义情怀的富家小姐，这种“爱情”其实是一种人类的兄弟之爱，是对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的向往。它带有乌托邦色彩，还没有走出内心就已经幻灭和枯萎，然而我们仍然不可低估它存在的力量。魏微用文字保留了传统中的这一血脉，虽然细弱却没有干涸，在消解崇高的当下，它闪耀着信仰的光芒。

相离与相连

魏微曾说亲情是一种“表面若即若离，内里血肉相连”的东西。其实这也是她的写作和时代、生活的关系，是她和她笔下的那些人物的关系，也是她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

“凭栏”是个很古典的意象，“凭栏”的人是惆怅的、有心事的。魏微是喜欢写到“栏杆”的：“我倚着栏杆，心情很明净”(《一个年龄的性意识》)，“嘉丽扶着栏杆站着，天桥底下已是车来人往，她出神地看着它们，把身子垂下去，只是看着它们”(《化妆》)。评论家施战军说：“一个出色的作家，能够有所冷漠又有所关切，有所贴近又懂得保持距离，才会有这样的句子。”是的，在她和生活之间，在她和她笔下的人物之间，是有一道栏杆的，她伏在栏杆上看着他们，她和他们很近，可是又跳脱出来，她身在其中，又保持着旁观者的清醒和冷静。正是这“距离”，让她可以贴着生活行走却又不是匍匐在地上。她获得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优势，让她写庸俗却不会陷入庸俗，写琐碎却不会陷入琐碎。

也是这“距离”带给她文字的从容、淡然，更带给她揭示真相的犀利和决绝。《化妆》里的嘉丽，完全可以揣着明白装糊涂，然而她不，她能够忍受真相揭开后满地的苍凉，却不能忍受真相被遮蔽，不能苟且地活着。为此她不惜通过“变形”和“化妆”来逼出华丽表相下残酷的真实。魏微是喜欢“变形”的，不知道这是否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启示。在《沿河村纪事》里，那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变形”，从“化妆”走向了“化装”。为了逃避公路关卡的乱收费，沿河村村民们染绿了运输汽车，化装成军人——当他们的身份“变形”之后，他们可以更确切地看清他们真实身份的卑微，他们甚至假戏真做，享受起新身份来……在荒诞之中有着最真切的怆痛在，魏微不动声色地把真相一层一层剥给你看，冷静得像个外科医生。

然而她只是冷静而不是冷漠，她有丰沛的激情在，尽管这种激情在她克制、内敛的叙述中不显山不露水，它依然那么黏稠，就像魏微所描绘的亲情，有折磨，有求全之毁，然而终究是疼痛到骨子里的爱，丝丝缕缕，牵扯不断。若没有这样的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情感在，那么所有绚丽的文字都只能是贫血的炫技表演。

什么是好作家呢？魏微说，“就是他一生不断为自己设置障碍，他再越过障碍，往上爬。”魏微已经是公认的“70后”代表性作家，对一个好作家，也许是不宜用代际群体去拘囿他的，那将不能准确标出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只是期望魏微的胃口再粗一些，只有钢筋水泥的胃，才能消化庞杂坚硬的现实吧。不必总是那么精致，那么完满，就算是泥沙俱下，偶尔失手一次，怕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