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云淡的意境里阅读郭文斌

（来源：《当代文坛》  作者：贺绍俊）

毛泽东有一句描绘西北景色的诗：“天高云淡”，这是一种超越世俗的意境，来自西北的作家郭文斌经常以他恬淡的小说把我们带到这样的意境之中。郭文斌比我要年轻多了，但我惊异于他能够那么沉静地面对纷繁嚣张的社会人生。也许就用“天高云淡”这句诗来概括郭文斌小说的精神追求和风格特点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天高云淡中，一切都是那么澄明，一切都是那么干净。读一读他的短篇小说《吉祥如意》和《点灯时分》吧，它们会让你在一种“天高云淡”的意境中使心灵得到净化。这两篇小说就像是一对双胞胎姊妹，分别写了一家人过端午节和灯节的情景。当现实社会中的民族节日变得越来越庸俗化和物质化时，郭文斌却带我们到一个空气清新、精神爽朗的乡野，与心无杂念的一家人去体悟节日的圣洁。中国的传统节日有着不同的来源。有的是源于原始的祭祀活动，有的是源于宗教活动，有的源于祖先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还有的是为了纪念一些重大的历史伟人和历史事件。传统节日不管是怎么产生的，都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萃，体现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所以我们在纵情欢度传统节日时，也就无形中接受了传统文化精神的洗礼。节日年复一年地进行，就在于人们在节日的仪式活动中得到精神的感召和升华。小说中的爸爸和妈妈对节日表现出的宗教般的虔诚，真的让我感动。面对无比喧嚣的社会，小说描述的世界几乎可以说是一个遥远的童话世界。也许这个遥远的童话世界就在作者的身边，就是作者生活的西北宁夏，那里天高云淡。在天高云淡的宁夏，郭文斌获得了童话般的心灵。他或许就是他小说中的那个聪明可爱的男孩子六月，在那空气中流荡着神圣感的日子里，“六月觉得有无数的秘密和自己擦肩而过”，于是“心里生出一种使命感”。

我去过两次宁夏，每次都得到深深的感动，在这个现代化相对比较滞后的地方，人们谈论文学的态度却显得格外真诚，这里有很多年轻人，生活环境虽然非常艰苦，却以一种虔诚的心追求文学，宁夏的作者可以说是文学的清教徒，到了宁夏我才深刻体会到文学的价值与文学的意义。这种感动一直在我心中。郭文斌就是这样一位文学的清教徒。

当然我们可以说文学是反映现实的，但我觉得文学的本意并不是要反映现实，文学是人的生命精神的一种外化的东西。郭文斌是一个悟透了生活的人。他的小说并不是要为我们提供一面反映现实状况的镜子，他的小说主要是表达他对生活的领悟。比方说《大年》，郭文斌用很纯正的传统叙述为我们保留了“年”的意象，大年其实就是民间的仪式化过程，通过仪式化把“年”的传统意象延伸到今天，渗透在人的心里，于是村里人相互之间有一种暖意维系着亲情。小说虽然是平铺直叙，但它揭示出民间仪式的文化内涵却是很有穿透力的。在有些人看来这样的小说可能过于乡村化，好像沉迷于乡村经验。我觉得这涉及到一个我们如何理解文学的问题。仿佛有这么一种倾向，把都市文学看成是新的，而把乡村文学看成是旧的。如果从时间上说，乡村文学肯定历史更为悠久，而都市文学是伴随着现代化和都市化之后才真正兴起的文学样式，都市文学与乡村文学之间的新与旧仅仅具有时间上的意义。然而人们在谈论都市文学时似乎认同了一种思维逻辑，就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在进步，文学也应该伴随着时代同步前进。文学的进步与时代的进步仿佛可以用同一个尺子来衡量。比如说我们现在是都市化了、现代化了，那么文学也应该都市化、现代化。我认为这种思维逻辑是大成问题的，这是一种进化论的思维逻辑，尽管进化论为我们解开了许多自然的奥秘，但进化论并不是一个普适的原则，尤其对于精神领域来说更是这样。因此文学不应该成为进化论的奴仆，它不是用进化论能够解释清楚的。

文学中的有些东西是穿越时空，具有永恒性的。比如说我们在推重都市文学时，绝对不意味着乡村精神就是一个被淘汰的东西。过去我在读宁夏的一些作家的作品时也想这个问题，就是感觉到宁夏有些作家可能由于地域环境的影响而缺乏现代精神的洗礼，因此使得他们的视野不够开阔，使得他们沉迷在乡村的经验里面。以这样的观点来批评宁夏的创作，有一定的合理性。宁夏的作家的确需要现代精神的开拓。但这不是唯一的，尤其不能以此来遮蔽乡村精神带给宁夏作家的荣耀。我在读郭文斌的小说的时候，更加坚定了这种看法。就是说作家通过文学所要表达的东西应该是超越世俗的经验的，应该有一种对生命的理解，对哲理的领悟。郭文斌的小说恰恰在这一点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即算是写乡村，他也不是仅仅停留在乡村经验上。对于小说来说，生活经验固然非常重要，但是肯定地说，好的小说决不仅仅止于经验。比如说我们谈都市文学，有人说都市文学之所以还没有超过乡村文学，还没有出现令我们叫好的作品，就是因为作家对都市的经验消化得不够。其实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对都市经验消化得不够，有些作品，比如表现都市情感生活的作品，有些固然是矫情、滥情，但仍有不少作品真实地传达了都市情感生活的经验，不仅相当丰富，而且体会得也相当深刻。可是我们仍对这样的作品感到不满足。为什么？因为我们读小说不是为了学习生活经验的，我们还有其他的诉求。这种诉求隐隐在我们心头，这是一种精神的诉求。郭文斌的小说中就充盈着这样的精神诉求。这首先是说，作为作者，郭文斌本人就有强烈的精神诉求，他把精神诉求看得比经验更重要。比如大家都欣赏《剪刀》，我也觉得这部作品很好，那么你说《剪刀》是写苦难吗？它是在渲染苦难吗？或者它是在将苦难审美化吗？我觉得这样的解释都不准确。有一些小说是用这样的路子去写的，而且也写得不错，这样写显然更多地是依赖于作者对对苦难生活经验的体验。《剪刀》虽然主体的内容都关乎苦难，生活的苦难，生命的苦难，但作者并没有陷入苦难，并没有抓住苦难大做文章，因此我们若用前面的解释就不可能真正进入到小说给我们提供的那样一种境界。郭文斌是通过苦难而走向生命本身，他由此而超越了苦难，他在苦难中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伟大。小说中的女人在最后用一把剪刀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细节是有震撼力的，它揭示了苦难对人的压迫，但郭文斌有用意不在渲染苦难，因此他把这个重要的细节虚着写，只是给人感觉一种很强大的震撼力，这时候死就不仅仅是一种悲壮两个字可以概括的了。

“死”在郭文斌的小说里面经常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像《开花的牙》，就是以非常形象的民俗生活表达了作家对生和死的理解。这个小说虽然非常生活化，好像是写这种乡村的民俗的一些很细节化的东西，但是在阅读中我感觉到里面包含了一种超越世俗化的精神性的东西、哲理性的东西。小说重点写了爷爷的死以及死后亲人们的举动，但在小说的叙述中，“死”完全超脱了世俗层面的意义。通过郭文斌的叙述，我们感觉到，死和生是互相转换的，它并不是说死就是一种非常悲伤的东西，死不过是生命中的一个链条而已。在这样的表达中，我们并没有感到作者是在掩盖苦难，就在于作者跳出了世俗层面，他不是在再现现实，而是带我们进入到一种哲理的境界。《一片荞地》应该是一桩很悲苦的记述。小说写“我”回家守护母亲走完临终大限的一段时光。在这个过程中，“我”回忆起母亲一生中给予人们的爱，回忆起母亲在艰难生存中坚强和奉献。但作者并不是为了在回忆中渲染悲苦的情感，并不是为了表达对生的留恋和对死的诅咒。恰恰相反，回忆起母亲一生所做的一切仿佛都是为了迎接“死”这一刻的到来。于是母亲走向死的过程变得十分端庄和神圣。“我”小心谨慎地对待每一个细节，唯恐稍有疏忽而亵渎了如此神圣的大事。就这样，作者一步步从情感层面走向哲理层面，也从悲苦的世俗世界走向神圣的精神世界。

郭文斌的意义就在于他在创作中能够超越世俗层面的东西。读郭文斌的小说，给我一个最强烈的印象，郭文斌是与欲望无关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去写欲望。小说既然是写人的，就绕不开写人的欲望。理论家经常谈到“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而“怎么写”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作者内心怎么想。所以在谈到写欲望时还要考察作家他内心有没有欲望。虽然有些小说不写欲望，虽然作家好像是在表示一种很高尚、很崇高的东西，但是你读这些小说时你却会感觉到那个作家骨子里的欲望是在发酵，发臭，从字里行间你可以闻到这种味道。有一个小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个小故事正好在郭文斌为其小说集《大年》所写的序言中也被提到。这是苏东坡与佛印和尚的一段小故事。他们都在打坐，打坐完后，苏东坡问佛印说你现在看我是什么状态，佛印说我看你就像一尊佛，佛印问东坡你看我呢，苏东坡说我看你就像一堆大粪。苏东坡很得意，觉得自己赢了，他回去跟妹妹苏小妹一说，妹妹说你输了，佛印看你是一尊佛，那是因为他心中有佛，他看一切都是佛，那么你看他是一堆大粪，说明你是什么人，不用说了。这说明一个很简单又很深刻的道理：我们心中有什么他就会在我们的言行中表现出什么东西来。古人说的“文如其人”其实也是表达了这样一个道理。我感觉郭文斌肯定对于这一点也是领悟得非常深刻的，他在小说《睡在我们杯里的茶》中还复制了与此相似的细节。徐小帆的妹妹要去找大海，徐小帆对妹妹说只要你心中有大海，你在到处都可以看到大海。我想，郭文斌大概始终把这当成自己追求的一种境界吧。

郭文斌不仅写乡村生活，也写城市生活。在他的城市生活作品中也是渗透了他对生命、对世界的一种领悟和理解。尤其是写城市生活更能看出他是如何努力超越欲望层面和世俗层面的，这是他一个很大的特点。《瑜珈》我很喜欢，包括它的结尾。有人觉得结尾写那个在爱情上不负责任的警察在与歹徒搏斗中牺牲是一个败物，我倒不这么看。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结尾。小说的重点并不是写那个警察，重点是写警察的妻子陈百合以及谢子长，当他们两人超脱世俗烦恼，进入一种静默境界的时候，他们就在一种幸福感。在一个充满欲望的世俗生活中，想要寻觅到那样一个静默的境界是很不容易的。而当陈百合和谢子长进入到这样一个静默的境界时，他们就与世俗与欲望无关。即使他们身边的红尘滚滚，欲浪滔天，也丝毫不会波及到他们身上。小说的结尾正是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他们坐在茶馆里聊天，恰恰就在他们离开茶馆之后马上就发生了一场打斗，他们并不是有意躲开，可他们就是能够躲开。打斗是欲望的大爆炸，他们就是能够与欲望错肩而过。《睡在我们杯里的茶》看上去是在写婚姻爱情关系的，或者是写第三者。但这样去读作品都会感到貌合神离。这就在于作者并没有这些人物关系具体化现实化，他已超越这种具体的伦理问题了。郭文斌的这种境界是非常非常可贵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写都市生活也不可能回避乡村精神。乡村精神绝对不是一种被淘汰的东西，乡村精神是一种文明积累，是一种永恒性的精神财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将乡村精神融入到我们都市生活中间，溶入到我们都市生活的经验中间。有一些作家可能会完全从世俗层面去融入，这种世俗层面的融入所营造的是一种强烈的冲突和矛盾。但郭文斌的小说提供了另外一种融入的可能性，这种融入将营造出一种纯净的境界，这种境界将最直接地触及到文学核心的问题、文学本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小说是很可贵的、很珍贵的。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整个小说创作有一种越来越形而下、越来越物质主义化、越来越欲望化的趋势，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讨论郭文斌的小说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