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之后是暧昧
——略谈魏微的小说创作
（来源：《文学报》 作者：郜元宝）
先锋派作家喜欢拿爱情友情说事，魏微偏偏在这之外引入了亲情，这就逼迫她用贴近生活的叙述固执地修改着先锋派小说将一切陌生化戏谑化的手法，以亲情为基本生存感受，推己及人，重写普通中国人的情感故事，将被颠倒的再颠倒过来。
相对于爱情友情这两个本身就需要虚构、充满江湖气味因而天生赞同先锋试验的情感范畴，亲情具有更大的惰性和确定性，很难“先锋”起来。中国人现在的亲情还联系着尚未消失的古老的生活世界——故乡——描写亲情的小说必然时时反顾过去，反顾乡村，反顾家庭，甘于坚守狭小世界，不肯轻易迷失于崛起的都市风。
从《姐姐和弟弟》开始，到《储小宝的婚姻》、《乡村、穷亲戚和爱情》、《石头的暑假》、《大老郑的女人》、《回家》和《异乡》，魏微小说叙述者和主人公差不多全是“回乡者”:要么沿着回忆的河流回溯到童年和故乡，要么因为某种机缘而真的从工作和生活的现在时的城市回到同样现在时的乡村。在不同形式的“回乡”过程中，魏微为我们呈现了她笔底人物的感情秘密，而这些感情秘密也只能诞生在城乡之间的撕裂与缝合中。
把“成名作”《一个年龄的性意识》、《乔治和一本书》等抛在后面，毅然从先锋派阵营杀出来的魏微，可说是先锋派的一个自赎:她告别了因为逃逸政治意识形态宏大叙事而痴迷于形式探索与陌生化叙事的“先锋派”，回到亲人中间，回到中国生活的固有的形式与内容。
魏微将最新中短篇小说集命名为《姐姐和弟弟》，可见她对收入其中的同名中篇小说的重视。这本小说集的重心确实就是类似《姐姐和弟弟》描写的家庭成员复杂的感情纠葛。把《姐姐和弟弟》跟余华《现实一种》稍加比较就可以明白，魏微不想继续陌生化和奇观化的探险，而要回到日常生活的真实形态。她放慢速度，回到细节，让读者几乎可以看到光阴一寸一寸的推进(许多评论家因此不假思索将这些作品归入“成长小说”范畴)，听到亲人之间在普通伦理规则覆盖下作为单个生命体的真实情感涌动。把这些丰富细节描写出来，不是为了颠覆家庭伦理，乃是为了让抽象的家庭伦理的教训和规则更有血有肉。
家庭屋檐下的情感戏剧必然伸展到传统中国家庭托身的更广大的乡村社会。这也是魏微小说中那些精神和肉体的“回乡者”真实的生活世界。2001年发表的《一个人的微湖闸》(单行本改名《流年》)可说是以童年记忆、亲情叙事对中国乡村世界的重建。这部长篇扭转了先锋派童年叙事对乡村的残酷描写，重新赋予乡村以温暖的亲情。
我不知道是什么机缘促使小说家魏微无师自通地回到乡村，回到亲人中间，在回归旅程一开始，她曾急切地在自己的旗帜上大书“日常生活”四字，这种张爱玲式的文学宣言很容易让读者误以为魏微从此将是过去时代日常生活的怀旧者，关于祖父辈生活往事的温情追述者。中国文学在海内外确实都已经出现了太多这样莫名其妙的作品，魏微也真的从自己家族的过去打捞了不少闪光的记忆珍品，她的许多回归故乡的小说通常都有精彩的概述式开头缕叙故乡风物人情之美，在主体故事进行中，叙述人也经常停住时间的流逝，深情地凝视那被时间洪流推到背景的东西。但很快她的玫瑰色的怀旧梦破灭了，她发现恰恰就在“微湖闸的盛世”，恰恰就在那始终蛊惑她的温暖的亲情乡风的深处(她的“日常生活”的核心与精华)，充满着令人难堪的混沌与破绽。
比如“姐姐和弟弟”之间，因为暴露了简单的家庭伦理规则之下的丰富细节，又因为姐弟二人年少懵懂，就格外蒙上了一层暧昧色彩。《储小宝的婚姻》中五岁的女孩“我”充当了精力弥漫的乡村青年储小宝和小吴阿姨之间的恋爱“道具”，这使她以一个孩子的敏感和纯真充分领略了“那时候，爱情还没有创痛。人是完美意义上的人，饱满、上升、纯白”，但“我”对家乡风物人情的回忆并非全如储小宝的初恋那样美好，首先“我的青春期，我的整个缓慢而阴郁的成长史，就是在我和我的亲人们相互折磨中度过的”，而储小宝和小吴的恋爱也遭到乡村伦理规则的压制和歪曲，他们婚姻的结局也很不幸，“这段爱情成了事实上的婚姻，这真是人世间最邋遢的事情”。在“回乡者”的回忆中，像“小吴阿姨”那样的女性往往散发着正邪相杂的暧昧气息，比如亦良亦娼的“大老郑的女人”，就不像沈从文小说《丈夫》中那个泼辣的湘西女子，既无健康丰满的身体，行事也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沈从文强调的是健康、野性与豪爽，魏微借这个相似的故事强调的却是苟且与难堪。《石头的暑假》中那个导致乡村少年“石头”犯罪的无辜的小姑娘夏雪，在“回乡者”的视野里也总掩藏不住妖艳狭邪。
一度离乡而又被迫回乡的年轻人对家乡的感情就更加复杂。《异乡》中“京漂一族”、来自吉安的小学教师“子慧”，独自承担生活压力，一面还得小心翼翼应付母亲从千里之外投射来的怀疑的眼光。等到她看破大都市的喧嚣毅然决定回到故乡时，“发现屋子里仍是寒冬”。就因为她三年出门在外，便失去了母亲、街坊邻居的信任，故乡成了“一个谜一样矛盾的地方，一个难以概述的地方”。为了生活，子慧失身却未失贞，至少心理上尚有立足之地，但《回家》中一群做发廊妹的打工女被警察押解回乡，就是另一番滋味了(魏微最近这篇小说也是她最见功力的一部作品)。“我”在《乡村、穷亲戚和爱情》中复活了对故乡的基于血缘的依恋，到了《异乡》和《回家》，这种依恋却经受了残酷的考验，不再单纯美好。
魏微只是文学上的“回乡者”，并非一度时髦的文化怀乡病患者。她的立场既不在乡村，也不在城市，而毋宁寄放在超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某个更加虚无的所在。乡村固然给了她记忆的蛊惑和温情的慰藉，但恰恰在这其中也包含着乡村所特有的冷漠与伤害；城市令她感到陌生，充满危机陷阱，但隐身城市之中，又使她获得还活在人间的坚硬的真实。这种两头牵扯而又两头落空的遭际，正是魏微反复描写的当下普通中国人的感情困境。用她的术语来讲，就是“暧昧”。对故乡和亲情“难以概述”的感情，是她首先遭遇的“暧昧”。“暧昧”的由来，可以轻易归结到时代巨变，但乡情亲情在时代巨变中不堪一击，说明乡情和亲情本身就有着值得凝视的“暧昧”的特性。“暧昧”之情自然而然发生，很难归结为纯粹的道德判断，而是基于复杂境遇的无可奈何的现象学呈现。
既然乡情亲情都暧昧难明，推己及人，友情爱情更不在话下。等到“我”告别迷失的乡土，再度返回城市时，满目所见就无非男男女女的暧昧情事。《暧昧》(1999)、《情感一种》(2000)、《化妆》(2003)三篇小说针对爱情和友情，在“暧昧”二字上做足了文章。但魏微并不把“暧昧”作为都市欲望的可供观赏或值得招摇的风景大肆书写，而是把“暧昧”理解为一种都市生活的常态，所以由她写出的“暧昧”皆有始有终，都是一段必然发生也必然消失的故事，并不惊天动地。
至此，“暧昧”成了魏微对今日中国普通人情感形式的概括，也是她突破先锋派门墙回到亲人中间之后一份尴尬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