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随心走

——王手访谈

（来源：温都博客 孙良好 博文2010-05-10）

孙良好：从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到现在，将近30年过去了，期间各种文学思潮风云变幻，你的写作会受到这些思潮冲击吗？

王手：我写小说的时间比较早，但那时候不知道这就叫小说。那个时候，我过着一种动荡的生活，不是饭没有吃，而是没有一份稳定、长期、正经的工作。我做过很多体力活，这也许和我的长相和身体有关，就像一个矮小的人不会去打篮球，一个瘦长的人不会去举重一样。在那些体力活的过程里，我看到了许多不公、艰难、血腥，我有了许多想法，就偷偷地记录下来，试图把它写得像样。但那个时候家人不喜欢我涂涂写写，以为涂涂写写一定在干着不可见人的勾当。当然，那个时候的文字也是没有去处的，最后的结果，我等于是在练笔，把语言练有味，把句子练得有个性，把逻辑练得可信合理。那个时候，我比较劳累，不关心政治，所以，即使我写成了一篇文章，也没有多大的意义，更不知道文章和我今后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它能够改变我什么。在生活之余我很少认真地看过文学书，尤其是外国的，除年少时读过的一些之外，之后就没有刻意地去找来读，哪怕我喜欢上写作之后，也是这样。因此，外面发生的文学思潮，对我影响不大，说真的，也没什么用。有一段时间，我的朋友们都在读外国小说，我也装模作样地拿来读读，甚至系统地买过一些，怕人家说我落后，说我老土，我至今家里还有一些那个时候的藏书，但我说实话，我一点也读不进去，我觉得他们的东西和我们不合拍。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好，可认真的领会还是很难，一读，头就散了。

孙良好：你的小说题材涉及面很广，而且对所涉及的题材似乎都相当熟悉，我想问的是，您在题材选择上有什么基本原则？题材确定后又如何精雕细琢？

王手：当我有了成熟的小说样子之后，我还是很盲目的，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写成小说，按现在的话说，什么东西能让我激动，再把它弄起来让别人激动，我找不到要写的东西。多年以后，李敬泽先生告诉我，要发现自己身边的文学。这句话对我来说受益匪浅。我才慢慢明白了，我们的身边是有文学的，但不是什么都能成为文学的。可惜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太迟了，我走了许多歪路。就现在来说，我的小说题材是很庞杂多样的，我写得较多的是情爱、社会经验、黑社会、小工场、大工厂、监狱、生意，等等。这里面我都有过体验，很多人知道，我在从事现在的工作之前，在社会上混了二十年，二十年，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特别是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我写小说的原则就是要真，不要瞎编，然后要合乎逻辑，要剔除共性的东西，保留典型的东西，然后自己要有感情。

陈伟伟：您的每部作品几乎都有温州人的影子，在《乡下姑娘李美凤》中，老板娘与李美凤关于洗澡的对话里有一句话：“在温州要有温州人的样子”。能否谈谈您心目中的温州人的样子？

王手：我写小说有意无意会往“温州”上面想，人是温州的，事是温州的，语言是温州的。我自以为我的语言是最有温州特色的，但我不会抠温州那些生僻的冷字，我觉得那意义不大。语言的形成有它的历史原因，也有人文、地域、劳作方面的原因，我喜欢温州民间讲话的方式、句式、习惯、节奏，所以，我写完小说，喜欢用温州话读一遍，自己觉得“朗朗上口”了才拿出来。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小说里的对话很“温州”，我的作家朋友艾伟就曾对我说，你的叙述和对话是不一样的。是的，叙述是作者在叙述，作者根据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层面，不同的人群在讲故事，而对话则是小说里面的人物在说话，这个说话一定是地方的、有色彩的、有个性的，而我表现最娴熟的自然也是温州的语言。至于“温州人的样子”，我以为我就是典型的温州人的样子。因为移民的关系，温州人的相貌式比较杂的；因为地方小，温州人是谨慎的；因为地处偏僻，温州人是坚韧的；因为是古城，温州人又是含蓄的；因为落后，温州人也是不怕苦的。走南闯北、风餐露宿那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且大部分是温州县里的人们，城里的人出去不多，这是个有趣的现象。还有，温州人是大方的、自恋的、不计较的、无所谓的、好朋友的、喜欢结群的。

陈伟伟：您的作品中不时会有重复的人物和故事出现，比如在《本命年短信》中出现了柯依娜，《在迷乱中生长》也出现了柯依娜，而柯依娜都与男人的艳遇有关。《双莲桥》中出现了在竹筷合作社的工作场景，《在迷乱中生长》也出现了同样的工作场景。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让这些人物形象和故事重复或延续在您的作品中的？

王手：可以肯定，我的每篇小说都是独立的、不一样的。因为小说的特性就是不能重复，这也是写小说最难的地方，也是写小说不能停住，没有止境，不断要写下去的原因。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我这个小说写了之后就不再写了；也没有听过一个人说，看了我这个小说等于了解了我的全部，没有。那么，人名在我小说里反复使用，说句坦白话，是我故意的，我是偷懒，我完全可以取一个另外的人名，但我怕麻烦，就顺手拿来一个老的充数了。有批评家说我这样的做法是有名堂的，他调侃地说，可以肯定，王手不是连人物名字都不会取，那也太小看他了。我不赞同以写实的角度来理解王手的小说，他希望那个人能表达一种普遍的人类经验，他追问的是人的普遍处境，质疑的是生活的可疑性，他是为更深的层次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手的小说具有先锋性。这说得我飘飘然的，说真的，我也没想这么多。我就是图个方便。工作场景的相同也是如此，是我对这个地方有感情，熟悉，不忍舍去。比如我的家，我家就是一个院子，我写的时候不会把它写成一幢高楼。至于人名，我还是有一点点用心的，比如漂亮的、有风情的女人，一般都叫柯依娜；市井妇女一般都叫李惠珍；乡下姑娘叫李美凤；潇洒的男人都叫风清扬；稍稍粗俗的男人就叫龙海生。仔细想想，还是比较贴切的。

孙良好：你的长篇小说《谁也不想朝三暮四》描写了中年人面临的种种人生困境，这些人生困境是你自己曾经体验过的吗？再进一步说，你的写作与你的真实生活是否息息相关？

王手：《谁也不想朝三暮四》原来是个中篇，叫《讨债记》，在《收获》发表后有几个选刊转载，要我写创作谈的时候，我就写了中年人的沉重——中年人其实都是债，债务缠身，有生活的债，有情感的债，有夫妻的债，家庭的债，经济的债，这些债都压在一个男人身上，男人就会受不了，就会逃避，就会朝三暮四。但男人又是有责任心的，他最终还是要回转身来，回到家庭，回到亲人身边。小说不一定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但思想和情感肯定是自己的，我可以有一个生发的点，但众多的公共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创作资源，不然，什么事都要去亲历一番，也是不现实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和一个多彩的社会，其实大家都在体验，只不过看你有心无心，有心了你就有所收获。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句话没有错，尤其像我这样半路出家、知识储备不够的作者，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自然成了我必不可少的创作准备，尤为重要。也许人生更精彩、更奇特，但小说一定要有可能性、逻辑性，就好像真人真事不一定都能写成小说，但小说肯定是符合生活演绎的。

陈伟伟：您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在迷乱中生长》也叫《茁壮成长》，它被称为另类的成长小说，能否阐释一下“茁壮”在其中的寓意？同时，以过来人的视角谈谈您对成长主题的理解。

王手：《茁壮成长》在《作家杂志》发的时候叫《在迷乱中生长》，那个有点灰色，所以，我一直想换个积极点的题目。后来，“当代中国文学网”做长篇栏目，邀我加盟，我就把它改成《茁壮成长》了，觉得好叫，有气魄。再后来，山东文艺出版社要出书的时候，觉得这个题目旧，会让人联想到“红色”什么的，又让我改回到《在迷乱中生长》。我无所谓，改吧，都差不多，都可以接受。“茁壮”就是自由的、健康的、没有阻碍的，这是我的“初衷”，从表面上看，小说主人公吕蒙当时就是这样的。从精神层面看，他还是有许多困惑、压力、无奈的。这个小说和我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有关，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堪回首：一边是两派在武斗，子弹飞来飞去，一条路上没一个人影，我家里却让我独自一人背了十斤大米去守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工厂。那个时候，我才18岁，可以说没有一点自制和自主能力，竟然要承受着这么重大的一个寄托。所以，我在写这个小说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掺进一些美好的、期望的、虚无的、幻象的东西，这是我当时内心真实的需要，一个小孩，他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和力图抓住的东西太多了，但往往失去的更多。

孙良好：我看过一个关于你的访谈，在那个访谈中你说“我的精神仍然在底层。”我想了解的是，“底层”在你的小说中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手：“精神在底层”是矫情的说法，实际上我一直就是在底层，无论精神还是身体。我从来也没有高贵过，说得通俗一点，也从来没有斯文过。我就是一个通俗的人，过着通俗的生活，想法和说法都是通俗的。1973年我从学校出来，干了十年的杂活；1983年我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但我还是做工人，做“三班倒”、吃大食堂、在混堂里洗澡，闲时打打架，和耳孔、脚趾都是油污的工人们朝夕相处；1993年我来到文联，虽然做着编辑的工作，但也是很不自在的，没有觉得如鱼得水。我会经常地回到民间去，我看到过去和我一起干粗活的朋友会非常亲切，会经常的和他们在路边的小吃摊喝老酒划哑拳，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身心是放松的，不用任何防范，连笑也是真实的，可以坐在地上休息，可以互相开粗口，可以脱了鞋晒太阳，可以几天不换衣服，我就适合这样的环境。有一次，我们单位门口的那条街上在修房子，工人中就有我以前的朋友，他们知道我在这里混职就很高兴，经常的到我单位借东西，到我单位来洗手洗脚，他们来的时候都会在楼下大声喊叫我的名字，喊得我单位里都是回音，我的同事就觉得他们粗俗，觉得他们不文明，我心想，我以前也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本质。我现在虽然写点小说，但力量和情感还是离不开这些通俗的元素，还是经常会在这里面汲取点什么。

孙良好：“数钱的手如何写作？”这是很多人对近年出现的温州文学现象的一个大疑问，你能否就此谈谈自己的基本理解。

王手：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也确实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首先我要说，这两者是没有关联和印证关系的，就像粗俗的人也可以有美好的想象，写小说的人也可以是五大三粗的。温州的文学现象是有渊源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温州办了一本非常有名的杂志《文学青年》，吸引、团结、鼓舞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温州当代也有非常著名的文学大家，九叶派诗人唐湜、短篇小说大师林斤澜，他们一个长期在温州，是文学青年的良师益友；一个每年都会来温州小住数月，和文学青年们走街串巷、喝酒说事，是我们追随和效仿的榜样。温州的几个小说作者，不仅志趣相投，生活上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无话不说，有忙就帮，这就形成了一种相互影响的气场。当然，他们都没有另外赚钱，他们吃吃喝喝都还够，不用为生计发愁，没有情感和事业上特别的灾难，所以，他们的心态相对比较平稳，这也是他们能心平气和地做自己喜欢之事的最基本的条件，说得好听一点，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文学精神，而非物质。

陈伟伟：您平时喜欢阅读哪类书籍？能否谈谈您的写作和阅读的关系？

王手：我看书没个准，乱看、杂看。外国小说看不大懂，国内小说我能看懂，但看得不细，大致是知道他们一个动向，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写什么东西，他们有什么新的追求。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中年人嘛，杂事太多，心气浮躁，为单位、为家庭、为老婆孩子，根本就没有心净的时候。我以为阅读和写作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但可以有间接的关系，比如你受阅读的启发，阅读的指引，有了自己的想法，这都有可能，但写作肯定要有一件具体的事情作为基础的，这件事应该是你自己的。现在一些年轻的作者喜欢看碟片，觉得碟片把小说浓缩了，碟片又加入了导演和改编的想法，可以从中走许多捷径，这也未尝不可，但我没有办法。每个人的创作路子不同，方法也不同，有些人没有生活，但他有灵气，就可以把小说写成；有些人要写成小说则一定要有生活的支撑，而且是对自己有影响有体会的生活支撑。我是属于后者，所以，我就写得很笨。我有时候也看一些资料书，这是写作的需要，比如我写《本命年短信》的时候，就看过很多医学方面的书、性学方面的书，目的是为了不至于在小说里说出外行话，目的也是让小说真正做到生活化。

陈伟伟：您心目中好小说的标准是什么？您对自己的小说写作有什么期待？

王手：小说的标准很多，思想性、艺术性是大的标准；可读性和趣味性是小的标准。我偏爱短篇写作，所以还看重语言和文本。语言是小说的根本，尤其对短篇而言；而文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篇小说，立体的看，它也是一件艺术品，那么它除了质量和造型外，每个小的部位还应该匀称和合理。好的小说，它肯定像一首好听的歌，旋律好，歌词好记，音阶适合，就顺顺当当地唱下来了，反之，就唱得别扭。为什么有的歌很容易流传，为什么有的歌怎么宣传也没用？词、曲、唱都是大牌的也没用？原因很简单，在某个环节上还有问题。换了小说也一样，这篇小说如果疙里疙瘩的，肯定是什么地方没解决好，要么“旋律”，要么“音阶”，要么“歌词”，要么这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他本身就作得力不从心。写小说如果成了一种爱好，那它就很少有功利色彩了，因为它是你愉悦和消遣的一种方式。但追求总是有的，写自己喜欢写的东西，把随便可以写成的慢慢写成，写到某个份上。这其实也是有难度的，不是什么东西想写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达到什么程度的，眼高手低的时候总是有的，这也是一个快乐的学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