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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林湄长篇小说《天望》的认识论意义和艺术价值

作者:韦遨宇

德国大文豪歌德就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关系时说,愈是民族的便愈是世界的,愈是世界的便愈是民族的。该判断包含三层深意:一是以民族文学的深厚底蕴去丰富世界文学的璀璨宝库;二是以对全人类的关怀、普世价值的博大胸怀去拥抱民族文学,提升民族文学的境界,扬弃民族文学中地域和文化上的局限性;三是倡导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与融合。歌德本人为我们留下了《浮士德》等不朽经典。纵观20世纪的文坛巨匠,从庞德到爱略特,从克罗岱尔到马尔罗,从贝凯特到约奈斯库,从海明威到加缪,从萨特到福克纳,从马尔克斯到大江健三郎,哪一个不是在世界文学的宏伟结构中、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交响共鸣中创作其传世巨作?在千年传承、世纪相交之际,世界文学中的跨文化、跨哲学、跨宗教的文学艺术创作,乃是时代的使命,历史的必然,是另一种绵延不绝的、意义深远、真正造福于人类和世界和平的世界一体化选择。 

林湄的长篇小说《天望》便是一部诞生于世纪之交的跨文化、哲学、宗教、艺术和学科的鸿篇巨制。她的问世,向奠基于传统和现代乃至后现代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学之上的文化学,向传统和反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实践,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若无博大深厚的对人类命运和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若无渊博的东西方文化知识的积累和不同文化间持续对话的丰富经验的沉沉积淀,若无对人性、神性、天性和超越性的不懈追索与呕心沥血的叩问,若无对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人物传神的把握,作者是绝不可能向世界文学的圣坛上奉献出如此一部奇书的。我不妨借用巴赫金在评论文艺复兴时代拉伯雷的《巨人传》时的一句话来概括我的读后感: 这是语言的狂欢,思想的狂欢,文化的狂欢。

21世纪的今天,人类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信息高科技的发展与普及使地域文明的传统界限被一一打破,生物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克隆技术的探索正深刻地动摇着人类数百万年以来赖以安身立命的伦理道德和价值理念;后工业社会服务经济、知识经济正冲击着传统经济模式和消费方式;上帝被宣布死亡的百余年之后人们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有限与无限、时间与永恒等问题;伴随全球一体化时代出现的南北贫富差距、强势文明与弱势文明间的冲突、极端宗教主义的出现……旧的秩序正走向分崩离析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来,人类社会处于失重、失衡和失范状态,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前夜,而此时此刻“终极关怀”更具迫切的现实意义。《天望》作者呕心沥血、十年磨一剑,向读者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幅严峻的现实世界的图景,可以说,它是这场新千年、新时代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运动的一只报春之燕。 

这部叙事文本就其思想内容和所涉猎的知识领域而言,非一般叙事文学作品所能望其项背。作者将对人类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分析思考置于东西方文明的多层次交流与对话上,在综合的语境中加以批判和探索。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跳出狭隘视野的东西方“文明中心论”,以关怀人类命运、生存状况的博大胸襟和普济之心,推倒横亘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间的那堵看不见的“柏林墙”。在其笔下的文学世界中,作者有意“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使故事发生的地点虚拟化、抽象化、象征化,形成一个不同肤色、语言、宗教、不同文化特性、思维方式、感受方式、表达方式互相作用的物理学意义之“场”,并带着对现实的思考和对文化典籍的梳理、探讨和研究,架起一座东西方得以沟通、理解、信任、宽容与博爱的桥梁。作者选取的弗来得祖上三代人分别具有西班牙人、英国人和印尼血统,而弗氏又娶中国姑娘微云为妻;麦古思、罗明华与海伦等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东西方人种的混血儿,更是文化学意义上的符号与象征。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特定时代、特定立场中,上演了一场场悲欢离合的“人间喜剧”,作者在思考灵魂拯救和价值重建、终极关怀问题上,坐标是多元的,分析批判的工具是多重的,形式是对话式的,结论是开放式的,这种层次丰富的思考以及非同一般的探索,构成了《天望》这部奇书的主旋律。 

 

对于东西方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以及困扰人类很久的哲学、宗教、道德伦理、人类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科学技术、生态环境、法律、经济学等等问题,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均有所论述,且在某些方面开掘得很深。 

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错综复杂性,形而上者如灵魂拯救、价值重建、终极关怀问题,具体如战争、种族歧视、人权、环境污染、非法移民、同性恋、吸毒、恋童癖、失业、破产与企业外迁转产等问题,这部作品都有涉及,已远远超出了某一领域、学科、专业的传统边界而成为跨领域、跨学科、跨专业的系统工程问题。放眼今日世界各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和政界,局限于本专业的井蛙之见的做法业已让位于多角度、多维度、多侧面、多层次、多学科的综合性考察、分析和批判。《天望》中提出并被讨论的是现阶段物质财富急剧增长,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人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感、正义感、历史感和现实感的迷失和消失,更具悲剧意义的还在于,这类迷失带来的后果,许多人要么意识不到,要么意识到了却变得麻木,要么选择沉沦或随波逐流,而选择反抗者则少之又少。 

作者并未放弃用笔作投枪,作批判现实武器的社会责任,她以悲天悯人的情怀,运用在各个领域里点滴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由此而综合抽象出的哲理,以及立足于其上的理性思辨,用犀利的笔触,文学艺术语言,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如同拉伯雷的《巨人传》那样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并在对各学科领域,各专业知识进行探索的长途跋涉中,寻求人存在本质的真谛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理,寻找疗治当今社会固疾的良方。 

小说里每个人物都象征着一个社会阶层,或一种意识形态,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专业知识,有各自领域观察分析世界的视野与尺度。他们所遭遇的问题均反映出病入膏肓的当代社会的某一侧面,其中有牧师、农民、工人、教师、科学家、艺术家、精神分析学家、汉学家,律师,房地产商、非法偷渡移民、人口贩子;有同性恋者、吸毒、流浪汉、餐馆老板及打工者;有新闻记者、医务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人士……所有人物既具抽象意义(如某一群体,社群,人群)又具血肉丰满的个性,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由文本和话语系统折射出的丰富的、五颜六色的社会万花筒。 

在物质至上,精神萎靡,玩世不恭,怀疑一切,解构一切,嘲笑一切的世间,作者匠心独运地塑造了现代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弗来得,通过他在各阶层、群体的奥德赛式的历险,将本来互不联系的人物串联起来,将各自对社会人生、历史和未来的形形色色看法,纳入一组组的对话、讨论和辩论,打破群体间的隔阂,揭示出东西方文明背景中的种种问题。 

作者刻画的这个虔诚的基督徒的矛盾而复杂的性格,可与西方经典文学画廊中诸多艺术形象相互映照。他代表的西方传统基督教文化而命中却注定要和一个来自异域文化、异质宗教(儒释道)背景的女子共同生活,他既具有令人叹息的现代唐•吉诃德的不幸遭遇,又折射出《圣经》文学作品中令人肃然起敬的圣徒光辉,呈现出以往读者所熟悉的文学艺术形象中截然不同的多侧面的复合式性格演变、发展过程,呈现出特异性 ( specificity )中的差异性。林湄先生作为华人作家,对西方文化背景人物的观察、分析、心理描写和剖析能够达到如此的深度与厚度,足见作者非凡的功力和其思维过程中主体互置( intersubjectivity) 的境界。虽然弗来得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环境里显得既孤独又悲壮、那么的不堪一击,然而,从他不知疲惫、坚持不懈地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置生死于度外的救世努力中,读者不难看出作者具有的普世意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价值,以及作者赋予这个当代西绪福斯形象的深刻人文意义和强大的道德力量。 

这种认识的广度与深度都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想象与达到的。 

   

在以往的叙事作品中,单一视角多为作家常见的创作选择,并受到“文明中心论”的影响:不是夹杂着民族主义滤色镜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的东方文明优越论。而林湄的《天望》则突破了这种局限,站在对人类终极关怀的世界大同的高度上看待东西方文明,从而进行分析、批判、拷问、扬弃、综合和超越。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天望》中的独特视角:主体互置。 

作者笔下的两位主人公,在认识自我和认识对方(他者)中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途。第一阶段是各自遗失在自我和本位文化的迷思( myth)里,即“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阶段。微云在异国他乡与弗来得萍水相逢而结为连理,其中的偶然性似乎大于必然性。表面上看,山青水静,而水深之处,婚姻与爱情的危机却暗流汹涌。在这种情况下两人分道扬镳,于是进入“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第二阶段,此中必然性大于偶然性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应该说,微云与老陆的邂逅只是导致这一转折的“契机”而已,当然,即使无此契机,亦会有其他的“机缘”来造成这一婚姻的危机。( 读者可从第一阶段小鸟之死的意象中悟出其所蕴藉的象征意义。) 

我们从这个普通的柔弱女子微云身上,看到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以及西方文学画廊中的众多女子形象的侧影,看到生活在我们周围或国内外的许多年轻女性的侧影。恰恰是这些侧影的相互反射、映照,相互生发和相互作用的错综复杂关系,使得微云这个原本看似柔弱单薄的华人移民女子,呈现出其所代表的文化特性、符号象征意义、言语与行为的内在逻辑性,以及复杂而微妙的个性特征。 

随着微云和弗来得个人和小我在爱情之鸟巢倾覆之后投入了更为广阔的现实世界,在面对各种困扰自己,困扰他者亦困扰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时,在对自己灵魂进行拷问之后,两位主人公的视野逐渐由狭隘变得开阔,由排他的一元文化走向对他者文化的关注,思索,宽容,理解以至于张开臂膀去拥抱他者和他者文化,从而进入了“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的第三个阶段,即浴火重生的大彻大悟的境界。 

微云和弗来得的重逢绝非世俗意义上的“破镜重圆”,而是一曲席勒和贝多芬的《欢乐颂》意义上的心灵归复于和谐、精神家园得以重建的赞歌。是大我对小我的扬弃,是文明的融合对文明冲突的凯旋。萨特的“他者即是地狱”的命题在此被超越。 

弗来得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当他走出那生于斯、长于斯的小镇,告别小教堂与牧师,进行“布道”时,并未意识到与他者对话的重要性。他想得到“天国的大奖”。应该说,崇高使命感背后也隐藏着“小我”的自私性和盲目性。无疑,“拯救者”精神上的优越感,使他低估了事业的难度,直到他面对妻子与他人生下孩子,心爱的人离他而去时,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和性质。在与菲里、海伦、微云等人的对话与思想撞击后,才开始倾听他者对自己盲目优越感的批判,调整自己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真正超越“小我”而升华至人类的大爱。微云与老陆的孩子撒母耳便是一块“上帝”用来考验弗来得的试金石。从对象征“他者”的撒母耳下意识的排斥到满心接纳,弗来得完成了从对他者的拒绝到对他者的理解、认识和接受的飞跃阶段。 

具有强烈艺术象征意义的是,当弗来得从精神到肉体都复活时,他的双眼却不幸失明了。为什么超越了“盲目优越感”而完成了“知人者智,知己者明”的弗来得却在此时沦为生理意义上的盲人了呢?以笔者一管之见,这正是作者构思的玄妙之处,亦有亚当夏娃的典故。当年亚当夏娃在蛇(魔鬼)诱惑之下,偷食禁果,肉体之眼虽启,心灵之眼却从此关闭了,最终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天望》中弗来得最初有眼而不识自己,不识他者,岂非“睁眼瞎”么?他最终能知人知己,是“上帝”拨亮了心里的明灯,可见心灵的拯救比躯体的拯救意义更为非凡。由皮相之“明”至肉体之“瞽”再至实相之明的辩证过程的真谛,便是作者向读者传达“天望”的微言大义,与当年贝多芬双耳失聪,而后完成其不朽篇章《第九交响曲》的奇迹,相映成辉。 

此外,“天”与“望”字,象征意义极深。作者将对自我的认识和对他者的认识提升到精神拯救与对灵魂归宿的终极关怀的高度,进入“道”的层次。这种拯救来自超验的上帝,属“他救”范畴;而从儒释道的角度看,则更多来自内化了的悟性和修性,属“自救”范畴。两种巨大的哲学宗教文本,是男女主人公在全书中活动的内驱力。“天”作为基因文本,而“望”暗含探询人生本质意义的认识主体在自我灵魂拷问的过程中与其他文本,尤其是基因文本构成了多重意象关系。应该强调的是,这里的“天”与“道”的宗教、哲学范畴,无疑是属于多元与复数的意义,是一种相互支持、补充、启迪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镜像”。

 

《天望》的叙事结构与西方文学中两大类型的传统叙事结构形成互文参阅的关系。 

其一是“流浪汉文学”( picaresque ) 。这种传统滥觞于荷马史诗《奥德赛》,盛行于中世纪的骑士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的《巨人传》是对这种结构最富想象力的继承与弘扬。十九世纪歌德的《浮士德》使这种类型达到高峰。二十世纪爱尔兰文学巨匠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则是描写现代人类精神历险的杰作。此类史诗性叙事作品的结构特点,就是主人公不避千难万险,长途跋涉,终其一生寻找人生意义、真理或宗教信仰的真谛。读者随着主人公的足迹和经历,完成其精神历险进而达到灵魂的净化与升华。《天望》作者继承了这种“上下求索”( quest ) 型的传统结构,又加以推陈出新,使主人公的精神历险具有了跨文化、跨宗教和跨哲学的内涵,从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倡导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理想和追求。 

其二是十八世纪的哲理小说(conte de philosophie )。读者可以在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的哲理小说中领略到此种结构的奥妙。其特点是叙事结构让位并服务于哲理对话的结构,通过对话揭示真理,批判现实,抨击蒙昧与偏见,宣传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天望》以探讨人类的生存状况和未来命运为鹄的,以追求生命意义与价值为己任,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体现不同价值观念的人物之间的对话和思想的交锋,而恰恰是在这些对话和交锋中,人物的精神意义上的生存状态才如此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娴熟运用哲理小说的结构形式来处理精神探索,思想启蒙的题材,承载跨文化,跨学科对话的认识论意义,《天望》的内容与形式显得珠联璧合、浑然天成,这恰恰是作者文学创新的成功特色。 

虽然《天望》里面均是芸芸凡界的小人物,但它是一部结构恢弘,大气磅礴的史诗般作品,向读者揭示了当代人类命运的悲剧性现实;《天望》是一部交织着理想的幻灭,真理的追求,知识的快乐和智慧的狂欢的现代哲理性叙事作品,是对古往今来的知识和文化尝试进行交流、对话、分析、批判、综合、超越的探索性文学作品,然而,作者并未走向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而是向读者暗示了一种更为理性的、人道的、具有形而上的认识论意义的怀疑主义,一种导致大彻大悟的怀疑主义。 

《天望》又是一部开放性、多义性文本,不同的读者可从中读出不同的境界,得到不同程度的文学艺术的审美愉悦,获得不同的哲理及人生智慧的启示。笔者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从某一角度、某一向度对《天望》的认识论意义和艺术特色,进行“文本阅读理论”的阐释实践,尝试通过阅读实践和作者及作品人物进行对话,因而,只能揭示出作品多元意义和多重艺术价值的冰山之一角,谨以此作野芹之献,意在抛砖引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