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塞缪尔-维勒先生如何找上了麻烦
在葡萄牙街林肯院里，有一间光线很坏而通风设备更糟的高高的房间，那里几乎常年累月坐着一些戴假发的绅士，看情形而定，有时是一位，有时两位、三位或四位；他们面前的小小写字台是按照一般法官所用的那种式样造的，上面用法兰西漆画着横线。他们的右手是律师席；左手是破产的债务人席；他们的正面是一片斜坡，挤满了非常污秽的脸孔。这些绅士就是破产法庭的委员们，他们坐的地方就是破产法庭。
这个法庭，从开始到现在就有一种奇怪的命运，就是：不知为什么，轮敦的一切贫穷的破落户不约而同地把它当作他们的共同的去处和每天的避难所。它永远挤满了人。啤酒和烧酒的蒸气不断地升腾到天花板上，由于爇气的凝结，就像雨水似的从墙壁上流下来；那里面在任何时候所有的一套套旧衣服，比全洪兹达契十二个月之内出卖的还多，所有没有洗过的皮肤和斑白的胡子，就是用泰本到怀特却波尔的全部水龙头和理发店来对付的话，从日出到日落也收拾不好。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人中间有人在他们这么不厌倦光临的地方有一点点儿事情，或者和这地方有一点点关系。如果有的话，那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他们之中，有些在坐着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睡觉；有些带来一点便于携带的食物，包在手绢里或者突出在破口袋之外，一面嚼一面听，对两者同样地津津有味；但是据了解从来没有谁对于正在进行着的任何案件有一点最轻微的利害关系。不管他们怎样做，总之他们在那里从一开始一直坐到最后。在下大雨的天气，他们都是浑身湿漉漉地进来，在这种时候法庭上的蒸气就像培养香菌的地窖里的一样。
一个不速之客会以为这地方是衣衫褴褛的神仙们的庙宇。里面没有一个传达或执事，穿着一件为自己定制的上衣；除了一个矮小的、白头发的、苹果脸的警吏，整个屋子里没有一个人清洁得还说得过去，或者带者一副健康的样子；即使这个警吏，也像一颗浸在白兰地里的没有长好的樱桃，仿佛是人为地弄干了，使枯萎成了蜜饯，丝毫不能归功于自然。律师们的假发也没有拍好粉，并且那些鬈发缺少波纹。
在委员们之下的空桌子旁边坐着的辨护辨师们，更是最大的宝贝。这些绅士们之中比较富裕的几个的职业配备，就是一只蓝色的公文袋和一个学徒：学徒通常是个犹太青年。他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他们的法律事务是在酒店的房间里或者监狱的院子里进行的：他们成群地到那些地方去，像公共马车的车夫那样儿兜揽主雇。他们外表上又油腻又发霉；如果说他们有坏习惯，那也许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喝酒和欺骗。他们的住所通常在“指定区”[注]的外边，主要是在距离圣乔治广场的方光石塔的一哩方圆之内。他们的神色并不讨人喜欢，他们的态度很特别。
所罗门-派尔先生是这博学多识的团体里的一分子，是个肥胖、软弱、脸色苍白的人，穿着一件一时发绿色一时发褐色的紧身长外套，外套的天鹅绒的领子也同样是变幻无常的颜色。他额狭，脸阔，头大，鼻子歪在一边，好像大自然在他初生的时候就看出他没出息，于是恶狠狠地拉了它一把，它也就一直没有恢复过来。然而，他生来就是短脖子，并且有气喘病，因此主要是通过这个面部器官呼吸；所以，或许是，在装饰上欠缺的地方，在实用上倒补足了。
“我一定会叫他平安无事的，”派尔先生说。
“真的吗？”那位被保证的人回答说。
“当然真的，”派尔答：“不过，如果他去请教什么未正式挂牌的律师，你可记住，那将来的后果我是不负责任的。”
“啊！”那一位张着嘴说。
“不，那我可不负责任，”派尔先生说；于是噘着嘴；皱皱眉头，神秘地摇摇头。
原来谈这场话的地点是正对着破产法院的一家酒店；而参与谈话的那位不是别人，正是大维勒先生，他是来安慰一个朋友，那人要求免予执刑的起诉状预定今天过庭，而他那时所请教的正是那人的代辩士。
“乔治在哪里呢？”那位老绅士问。
派尔先生把头一扭，示意他在后房：维勒先生立刻走到那里，马上有大约半打他的同行的兄弟们用最爇烈和最恭维的态度欢迎他，作为他来了他们很欣慰的表示。那位破产的绅士呢，似乎仍旧非常友好，正在用小虾和黑啤酒镇定着他的激动的心情；他是因为感染了一种投机的可是不慎重的爇情，爱兼程赶路，所以给他惹了现在这种麻烦。
维勒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之间的见面礼是严格遵守着这行业的规矩的；包括右手腕猛地转一圈，同时把小指在空中一挑。我们知道从前有两个有名的马车夫（他们现在死了，可怜的人们），他们是双胞胎兄弟，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而爇诚的依恋。二十年来他们每天都在达浮路上打一个照面，除此以外，从来没有打过别的招呼；但是，当一个死了之后，另外一个也。瞧怀下去，不久就跟着去了！
“喂，乔治，”大维勒先生说，脱掉上衣，带着他习惯了的严肃神情就了座。“怎么样啦？后面都妥当了、里面都满了吗？”[注]
“都妥当了，老朋友，”那位很为难的绅士回答说。
“那匹灰色母马转让给别人了没有？”维勒先生认真地问。
乔治点头作了肯定的答复。
“唔，那很好，”维勒先生说。“马车也安排好了？”
“托付给靠得住的人了，”乔治答，揪掉半打虾米的头，毫不费力地吞了下去。
“很好，很好，”维勒先生说。‘下坡的时候永远要注意煞车啊，路单已经搞清楚，送去了吗？”
“清单[注]，先生，”派尔说，猜维勒先生指的是什么。“清单是清楚而令人满意的，笔墨所能办到的不过如此了。”
维勒先生点点头，那态度说明了他对于这些准备从心里是赞许的，于是，指着他的朋友乔治对派尔先生说：
“你什么时候把他的衣服剥掉呢？”[注]
“嗳，”派尔先生答，“他是被告名单上的第三名，我想大约半点钟之后就轮到他了。我关照过我的文书到时候来通知我们。”
维勒先生很佩服地把代辩士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强调地说：
“你吃点什么呢，先生？”
“嘿，真是，”派尔先生答，“你是非常——说老实话，我不习惯——现在还是大清早啊，所以，的确，我几乎——好，你不妨给我弄三个便士的甜酒吧，我的好人。”
那端酒的少女在他们没有叫酒之前就预料到了，端来一杯放在派尔面前，然后退出。
“绅士们，”派尔先生说，环顾在座的人，“祝你们的朋友成功！我不欢喜吹牛，绅士们；那不是我的作风；不过我不得不说，你们的的朋友要不是幸而碰到——但是我不想把我要说的说出来了。绅士们，我向各位敬一杯。”一瞬间干了杯，派尔先生咂咂嘴，满意地环顾聚集在那里的马车夫们，他们显然是把他看作一个神了。
“让我想想看，”这位法律权威说——“我刚才说什么来着，绅士们？”
“我想你是说你不反对照样再来一杯，先生，”维勒先生说，带着一本正经的滑稽神情。
“哈，哈，”派尔先生大笑。“不妨，不妨。真是个专家！在这样大清早上，那未免是一种太好的——罢了，我不知道，我的好人——不妨再来一杯吧，随你高兴，哼！”
这最后的声音是一声庄严而高贵的咳嗽，因为派尔先生看见他的听众里面有人有发笑的非礼倾向，所以觉得应该这么来一下。
“已故的法官大人是非常喜欢我的，绅士们，”派尔先生说。
“而且他是非常可钦佩的人呢，”维勒先生插嘴说。
“注意，”派尔先生的诉讼委托人赞同地说。“为什么他会不是这样的人呢？”
“啊——的确啊！”一个脸孔很红的人说；他一直还没有说过话，而且看样子极像不会再说什么似的。“他为什么不是呢？”
一阵喃喃的同意声掠过人群。
“我记得，绅士们，”派尔先生说，“有一次和他一起吃饭；——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一切就像预备二十个人吃饭一样丰富——一颗大印放在他右手的自动食品架上，一个带囊发[注]。穿盔甲的人守着职仗[注]，带着出鞘的刀，穿了长丝袜——那是永远如此的，绅士们，无论日夜；那时他说话了，‘派尔，’他说，‘不是假殷勤，派尔。你是个天才；你能够叫任何人通过破产法庭这一关，派尔；你的国家要以你为光荣。’这一字一句都是他说的——‘我的大人，’我说，‘你在恭维我。’——‘派尔，’他说，‘假使我是恭维，我就该受处罚。
“他那么说的吗？”维勒先生问。
“他嘛，”派尔答。
“唔，那么，”维勒先生说，“我说国会应该办这件事；如果他是一个穷人，他们早就不饶他了。”
“不过，我的好朋友，”派尔争论说，“那是私下说的啊。”
“什么？”维勒先生说。
“私下说的。”
“啊！很好，”维勒先生想了一下之后答。“假如他私下处罚自已，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然是的-，”派尔先生说。“那种区别是很明显的，你看得出的呀。”
“那么事情就完全不同了，”维勒先生说。“说下去吧，先生。”
“不；我不说了，先生，”派尔先生说，声调低沉而严肃。“你提醒了我，先生，那谈话是私人的——私人的和秘密的，绅士们。绅士们，我是一个专家。在这一行里我也许很受人看重，也许并不。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的。我什么都不说。在这个房间里，已经发表过许多伤害我的高贵的朋友的声誉的议论。你们要原谅我，绅士们；我疏忽了。我觉得不得到他的同意我没有权利提这件事，谢谢你，先生；谢谢。”派尔先生这么说了之后，就把手插进口袋，恶狠狠地皱着眉头向大家看看，怀着可怕的决心把三个半便士铜币捏得轧轧直响。
刚作出这种有道德的决定之后，学徒和蓝色公文袋——他们是形影不离的伴侣——横冲直撞地冲进房来，说（至少学徒说了，因为蓝色公文袋没有参加发言）案子马上开庭了。一接到这消息，全体连忙赶到对街，开始向法庭里挤——这种预备工作照平常的情形计算要花费二十五到三十分钟的时间。
维勒先生因为是胖子，所以立刻冲进人群，希望能够挤到一个适合于他的地方。他的成就和他的期望可不十分相同等；因为他疏忽了，忘了脱掉帽子，所以重重地踩到了一个没有看清面目的人的脚趾，那人就把他的帽子打得罩在他的眼睛上。显然，那人马上就后悔自己莽撞了；因为，他喃喃地发出一声不清晰的惊呼，就把老头子拖到过道里，经过一番猛烈的挣扎以后，解放了他的头和脸。
“塞缪尔！”维勒先生能够看见他的救星之后，叫唤说。
山姆点点头。
“你是个又孝顺又爱父母的孩子啊，是不是？”维勒先生说，“把你的老父亲的帽子拉得遮住眼睛？”
“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呀？”儿子答。“你以为凭着你的脚的重量我就知道是你吗？”
“唔，不错，山姆，”维勒先生回答说，立刻心就软了：“不过你在这里干什么？你的老板在这里没有好处的，山姆。他们不会通过那种判决书；他们不会通过的，山姆。”于是维勒先生怀着高贵的尊严摇摇头。
“多么固执的老滑头呵！”山姆喊，“老是什么判决书呀，不在场的证明书呀，等等。谁说过什么判决书的呢？”
维勒先生没有回答，但是又极其胸有成竹地摇一摇头。
“别再让你那脑袋瓜子乱动了，如果你不想叫它的发条完全脱样，并且要按道理行事的话，”山姆不耐烦地说。“我昨天夜里到格兰培侯爵找你去了。”
“你看见格兰培侯爵夫人没有呀，山姆？”维勒先生问，叹了一口气。
“看见了，”山姆答。
“那可爱的人看来怎么样？”
“很古怪，”山姆说。“我想她是在用太多的波罗甜酒和其他这类猛烈的药品在慢慢地自杀呢。”
“你这话是真的吗，山姆？”老的说，非常认真。
“当真的，”小的答。
维勒先生抓住儿子的手，握一握，又放开。他这样做的时候脸上有一种表情——不是忧愁或恐惧，倒是有点怀着希望的甜蜜和温和的性质。并且，当他慢慢说出下面的话的时候，一种“听天由命”的，甚至是高兴的光彩掠过他的脸孔：“我不能十分确定，山姆；我不想说我是完全肯定的，免得将来失望，不过我的确觉得，我的孩子——我的确觉得——那牧师是得了肝病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