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素就深感到她那种毫无节制的花费早晚要把她置于穷困的境地，现在我作了监督，亲眼看到帐本上的收支不平衡，这种感觉就越发深刻了。我内心里一直存在的吝啬倾向，就是在这时养成的。固然，我除了一时的发作外，从来不曾真正浪费过金钱，就是在此以前，我也从来没有为钱而操过多么大的心。现在我却开始注意这件事，而且也关心起自己的小钱袋来了。由于一种崇高的动机，我竟变成了爱钱的人；实际上，因为我已预见到要发生不幸的事，所以我一心只想给妈妈攒一点钱，以备不时之需。我担心的是她的债权人可能请求扣押她的年金，或者是她的年金完全被取消，因此，在我那幼稚的眼光看来，我认为我那一点儿积蓄倒可能帮她很大的忙。但是，为了攒点钱，特别是为了把其保存住，必须瞒着她，因为在她东挪西借的时候，叫她知道我还存有体已钱是不合适的。于是我就到处找严密的地方藏上几个金路易，并且准备不断地添加点，一直到将来有一天如数当面交给她为止。但是，我太笨了，凡是我所选择的地方总会被她发现的，后来，她为了暗示我她已发觉这个秘密，就把我所藏的金币拿走，换上了更多一些别的钱币。于是我只得难为情地把我那一点体已钱送到公用的钱袋中来。而她总是又用这些钱为我购置一些衣服或其它用的东西，例如银剑、怀表等等。
我确信攒钱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了，而且对她说来这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我觉得为了预防我所担心的不幸发生，在她无力供给我饭吃而她自己也要断炊的时候，我必须学会由我来供给她的生活需要，此外，没有其他途径。不幸的是，我竟只从爱好出发来制定自己的计划，疯狂而顽固地想在音乐中寻求财运，我觉得我的脑袋室充满了主题和歌曲，我认为只要我能善于利用，我就会立刻成为一个名家，一个当代的俄耳浦斯，我那优美的歌声可以把全秘鲁的银子都吸引过来。对我来说，识谱的能力固然已经不错了，重要的却是要学会作曲。困难就是找不到教我作曲的人，只拿拉莫所著的那本《和声学》来自学，是没希望达到目的的，而且自从勒·麦特尔先生走了以后，在萨瓦便没有懂和声学的人了。
在这里，大家又要看到我这一生中不断出现的和我的目的适得其反的事情，这些事情往往在我认为已经可以达到目的时候，却使我走到和我的目的正相反的地方去了。汪杜尔时常和我谈起关于布朗沙尔神父的事，他是教他作曲的老师，是一个具有卓越天才的有名人物，当时他在伯臧松大教堂担任音乐指挥，现在在凡尔赛的小礼拜堂当音乐指挥。于是我便打算到伯臧松去跟布朗沙尔神父学音乐，我认为这个想法非常合理，以至还说服了妈妈，让她也认为这是个合理的想法。于是她就以她那好铺张的习惯给我准备起行装来了。这样，我的计划是想防止她破产，是想将来能够弥补上由于她的浪费而欠下的亏空，可是在着手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却又使她花费了八百法郎，我为了防止她将来破产反而加速了她的破产。虽然这种举动是很荒唐的，我的心中和妈妈的心中却都充满了幻想，我确信，我所进行的一切对她是有好处的。她则深信我所进行的一切对我是不无裨益的。
我原以为汪杜尔还在安讷西，可以求他写一封介绍信给布朗沙尔神艾，但他已不在那里了。我所有的可做证明的东西就是汪杜尔留给我的一篇四声部的弥撒曲，这是他的作品，也是他亲笔抄写的。我就拿着这件代替介绍信的东西到伯臧松去，路过日内瓦的时候，我看望了几位亲戚，经过尼翁的时候，我去探望了父亲，他和往常一样接待了我，并且答应把我的行李寄到伯减松，因为我骑着马，行李随后才能到达。我终于来到了伯臧松，布朗沙尔神父很好地接待了我，答应教我音乐，并且表示愿意尽量照拂我。在我们正要开始的时候，父亲寄来了一封信，说我的行李在瑞士边境的鲁斯被法国关卡扣留并没收了。这消息把我吓坏了，我就尽量托我在伯臧松刚认识的几个熟人打听一下没收的原因，因为我确信里面没有一点违禁品，我想象不出我的行李是根据什么理由被没收的。最后，我知道了原因，我必须介绍一下，因为这是非常有趣的事。
我在尚贝里认识了一位上了年纪的里昂人，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名叫杜维叶。他在摄政时代的签证局做过事，由于赋闲便来到这里的土地登记处工作。他和上流社会人士交往过，不仅有才能，而且有学问，为人温和有礼，他也懂得音乐，我们两人当时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在那些粗俗不堪的人们中间，我们格外显得亲近。他和巴黎方面有一些通讯关系，常供给他一些无谓的小品文，一些昙花一现的新奇作品，这些作品也不知为什么就传播起来，也不知怎样就无声无息了，要是没有人提起，永远不会有人再想到它们。我曾带他到妈妈这里来吃过几次饭，可以说他是有意和我要好，为了博得我的欢心，他想设法使我也爱上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其实我一向就讨厌这种无聊的文章，我是这一辈子也不会谈这类东西的。为了不使他扫兴，我只好收下这些宝贵的纸片，顺手就把它们装进衣袋里，除了找手纸用时，我再也不会想起它们来，因为这是它们唯一的用途。真不巧，这些可恶的文章有一篇丢在我只穿过两三次的新礼服上衣的口袋里了，那身礼服是我和同事们应酬时穿的。这篇东西是让塞尼优斯教派作家模拟拉辛的悲剧《密特里达德》里最优美的一幕而写的一篇游戏诗文，文字索然寡味，我连十行也没有读，由于不慎就把它丢在衣袋里了，因而造成了我的行李被扣押的原因。关卡的官吏们把我的行李开列了一个清单，清单前面加了一篇洋洋大观的检验书，检验书上首先断定这个文件来自日内瓦，是准备到法国印刷和散发的，于是他们就借题发挥。对上帝和教会的敌人大加责难，对他们自己的虔诚警惕则大加颂扬，说正是由于警惕性高才制止了这个万恶阴谋的实现。毫无疑问，他们认为我的衬衣也有异教气味，因为他们根据这张可怕的小纸片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没收了。由于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我始终也没得到我那可怜的行李如何处理的消息。去找那些税务机关里的官吏们时，他们向我要这个说明，那个单据，这个证明，那个记录，手续十分复杂，简直叫我堕入迷魂阵中，我只好干脆把行李全都不要了。我非常后悔没有把鲁斯关卡的那分检验书留下来，要是把它收集到准备随同本书一并出版的资料集里，一定会显得特别引人注意。
这项损失使我在布朗沙尔神父那里还没学到什么就不得不立刻返回尚贝里。看到我无论干什么都不走运，经过全盘考虑以后，我决定一心一意地和妈妈待在一起，听凭她的命运的支配，和她苦乐相共，也决不再为自己无能为力的将来枉费心机了。她就象我给她带来宝贝一样地欢迎了我，又慢慢地把我的衣物添置起来；我的不幸对她对我都是相当大的，但是差不多和事情的发生一样快，不久我们就把它忘掉了。
这次的不幸虽然给我对音乐所抱的热望泼了冷水，我却始终不遗余力地在研究拉莫的那本书，由于苦心钻研，终于对它有了理解，并且试写了几支小曲，成绩倒还不错，因而又增加了我的勇气。安特勒蒙侯爵的儿子贝勒加德伯爵在奥古斯特王逝世以后就从德累斯顿回来了。他在巴黎住过很久，非常喜爱音乐，对于拉莫的音乐更是爱之若狂。他的兄弟南济伯爵会拉小提琴，他们的妹妹拉尔杜尔伯爵夫人会唱歌。这一切便使音乐在尚贝里盛行起来。他们举办了一个公开的音乐会，最初曾打算请我担任指挥，然而不久就看出我不胜任，于是另做了安排。我仍然把我作的几支小曲拿去演奏，其中有一支合唱曲大受人们的欢迎，这当然还不能算作很成熟的作品，不过其中却充满着新的曲调和引人入胜的音节，人们决想不到作者就是我。这些先生们不相信我这个连乐谱还读不好的人竟能作出相当不错的曲子来，他们怀疑我可能是拿别人的劳动成果充当自己的。为了证明真伪，有一天早晨，南济伯爵拿着克莱朗波的一支合唱曲来找我；他说，为了使这个曲子便于演唱，他已经给它变了调，但是由于一变调，克莱朗波写的伴奏部分就不能演奏了，要我给它另配个伴奏低音部。我回答说，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不能马上做到。他以为我是在寻找脱身的借口，就逼着我至少要写一个宣叙调的低音部。我答应了，当然作得不甚好，因为我不论作什么事，必须在毫不紧张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地去做，但这次我作的至少合乎规则，而且是当着他的面作的，这样他就不能怀疑我不懂作曲的基本原理了。也正因为这样，我的那些女学生才没退学，不过我对音乐的兴趣开始有些冷淡了，因为举行一个音乐会，人们竟没把我放在眼里。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和约缔结了，法国军队又越过山回来了。有许多军官来看望妈妈。其中有奥尔良团的团长劳特莱克伯爵，后来他当了驻日内瓦的全权大使，最后成了法兰西的元帅。妈妈把我介绍给他。他听了妈妈说的一番话后，似乎对我很关心，向我许下了不少诺言，可是，直到他临死的那一年，在我已不需要他的时候，他才想起了自己的那些诺言。年轻的桑奈克太尔侯爵也在同时到达尚贝里，他的父亲当时是驻都灵的大使。有一天，他在孟顿夫人家吃晚饭，正好我也在座。饭后大家谈起了音乐，他非常熟悉音乐，当时《耶弗大》这个歌剧正十分流行，他便谈起了这个歌剧，并叫人把谱子拿来。他提议要和我一同唱这个歌剧，使我感到十分狼狈。他打开曲谱，正碰上那段著名的二重唱：
人间，地狱，甚至天堂，
都要在主的面前战栗。
他问我：“你愿意唱几个音部？我来唱这六个音部。”我还不习惯法国音乐中的那种急促的节奏，虽然我有时也勉强唱过几段，但不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够同时唱六个音部，就是同时唱两个音部也不行啊。在音乐中，使我最感头痛的就是迅速地从一个音都跳到另一音部，同时眼睛还要看着整个乐谱。由于看到我当时那种推托的样子，桑奈克太尔先生显然怀疑我不懂音乐。也许就是为了验证我到底会不会，他才要我把他打算献给孟顿小姐的一支曲子记录下来。这件事我是无法推辞的。于是他唱我记，我并没请他重唱多少次就记下来了。 然后，他把我记录的谱子看了一遍，认为我所记的一点不差，非常准确。他因为亲眼看到了我刚才为难的情况，就对这项微小的成绩大加赞扬。说起来，这本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其实，我是很通音乐的；我所缺乏的只是那种一看就会的聪明劲儿，这是我在任何事情上也不行的，而在音乐方面，只有经过长期的练习才能达到这种程度。不管怎样，难得他想的这么周到，要在大家和我个人的心目中消除当时我所受到的那点小小的挫折，他这种盛情美意我总是十分感激的。十二年或十五年之后，在巴黎各种人家里我又遇见了他，我曾多次想向他提起这件事，向他表示我到现在仍记忆犹新。但是，他在那以后双目失明了，我怕回忆当年那些事情会引起他的伤感，所以就没有谈。
我正在接近一个转折点，我过去的生活开始从这里过渡到现在的生活。从那时一直保持到现在的一些友谊关系，对我说来都成为非常宝贵的了。这些友谊往往使我对那个愉快的、默默无闻的时期感到留恋，那时自称是我的朋友的人们，都是爱我这个人而跟我交朋友，他们对我的友情纯粹出于至诚，而不是出于和一个名人来往的虚荣心，也不是居心寻求更多的机会来损害他。我和老友果弗古尔的相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尽管有人用种种手段离间我们，他却永远是我的好友。永远！可惜的是，唉！他最近去世了。但是，他只是在生命终了的时候才停止了对我的友爱，我们的友谊只是由于他的去世才告结束。果弗古尔先生是世界上罕见的好人。凡是见到他的人没有不爱他的，和他一同生活，就不能不和他结下深厚的友谊。在我一生之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比他更磊落爽朗，更和蔼可亲，更恬静淡泊，显出更多的感情和智慧，博得人们更多的信赖。不管是怎样拘谨的人和他都会一见如故，就象相交有二十年之久那样亲密。连我这样一个见到生人就侷促不安的人，和他初次见面也毫无不自然的感觉。他的风度，他的声调，他的言谈和他的仪表完全谐调。他的嗓音清脆、饱满、响亮，是一种雄壮有力的优美低音，能充满你的耳鼓，响到你的心房。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总是那么愉快、那么和蔼，没有人能有他那样的真诚朴实的风度，也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既有纯朴的才华又有高尚的修养。除此而外，他还有一颗爱人的心，而且是一颗过分多情的心。他有一种为人帮忙不大选择对象的性格，热心帮助朋友，更确切地说。他能帮助谁就做谁的朋友。他能满腔热情地办别人的事，同时又十分巧妙地安排自己的事。果弗古尔是一个普通钟表匠的儿子，他本人也做过钟表匠。但是，他的风度和他的才干召唤他走向另一个社会圈子，而他不久就进入了。他和当时驻日内瓦的法国代表克洛苏尔先生结识以后，两人十分要好。克洛苏尔在巴黎给他介绍了一些对他有用的朋友。他通过这些人获得了供应瓦莱州食盐的职务，每年可有两万利物儿的收入。他的运气总算不错了，在男人方面就到此为止，但在女人方面，则有应接不暇之势，他不能不加以选择，并且做到了如愿以偿。最稀奇、最值得敬佩的是，尽管他和各种身分的人都有交往，可是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人们都喜爱他，都欢迎他，他从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嫉妒和憎恨，我相信他这一辈子一直到死也没遇到过一个仇人。幸福的人啊！他每年都要到埃克司温泉浴场来，附近一带的上流社会的人全聚集在那里。他和萨瓦的所有贵族都有来往，他从埃克司到尚贝里来探望贝勒加德伯爵和伯爵的父亲安特勒蒙侯爵。妈妈就是在这位候爵家和他相识并将我介绍给他的。这种一面之交似乎谈不上什么友谊，其间又中断了多年，但是在我以后要叙述的场合中我们又见面了，并且成了莫逆之交。因此，我就满可以谈谈这位十分亲密的朋友了；但是，即使我不是出于任何个人利害关系而追念他，对于象他这样一个有吸引力的、得天独厚的人。我认为，为了人类的荣誉也是应该永志不忘的。这个十分可爱的人和其他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缺点，读者以后可以看到；但是，他如果没有这些缺点。说不定就不会那样可爱了。为了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也应该有些需要别人原谅的事情。
这个时期，我和另一个人也有过来往；这一来往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还不断地以追求世俗的幸福——这种追求在一个人的心中是多么难以混灭啊？——诱惑我。这个人就是孔济埃先生，他是萨瓦的绅士，当时既年轻又可爱，一时高兴想学音乐，更确切地说，要结识我这个教音乐的人。他除了具有艺术的天才与爱好以外，还有一种非常可亲的温柔性格，我十分看重有这种性格的人，所以不久我们就成了莫逆之交。正在我头脑中开始滋长着的那种文学与哲学的萌芽，只要稍一培养和激励就能完全发育起来，这时候，我在同他的交往中正遇到了这种培养和激励。孔济埃先生对音乐没有多大天赋，这对我说来却是一件好事，教课的时间完全消磨在练习音阶以外的事情上了。我们吃早点，闲谈，阅读新的出版物，对音乐则只字不提。当时伏尔泰和普鲁士皇太子的通信正名噪一时，我们常常谈论这两位著名人物。后者不久就登基了，当时已经部分地显露出他日后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另一位，当时所受的诋毁正如现在所受到的赞美，这使我们对他的不幸深感同情，这种往往与伟大天才俱来的不幸当时仿佛专钉住他似的。普鲁士皇太子年轻时很少幸福，而伏尔泰生来就象是一辈子不能享福的人。由于我们关心这两个人，于是也关心起和他们有关的一切。我们把伏尔泰所写的文章都读了，一篇也没有漏掉。我对他的作品所发生的兴趣，引起我要学会用优雅的风格写文章的愿望，于是我竭力模仿这位作家文章的绚丽色彩，他的作品的优美文笔已经使我入了迷。过了不久，他的《哲学书简》出版了。虽然这并不是他最好的著作，然而正是这些书信有力地吸引我去探求知识，这种新产生的兴趣。从此就一直没有息灭。
但是，我真正完全献身于知识的时机尚未到来。我的性情始终还有些轻浮，那种想东奔西跑的癖好并未消失，只是一有所减少，而且这时华伦夫人的生活方式还助长了这种癖好。对于我那喜欢孤独的性情说来，她这里可真是太乱了。每天都有一些陌生人川流不息地从各处到她这里来，我确信这些人所想的无非是各按自己的方式来欺骗她，这种情况使我日益感到住在这里真是一种苦刑。我自从在妈妈的信赖中接替了克洛德·阿奈的位置以后，我对于她的景况知道得更清楚了，那种每况愈下的情形使我感到恐慌。我曾无数次向她提出忠告，央求，恳请，发誓许愿，结果一概无效。我曾跪在她的脚下，再三向她说明正在威胁着她的灾难，竭力劝她紧缩开支，并提议首先从我身上开始，我向她说，在年轻的时候忍受点艰难，要比欠下很多债，到了老年陷入困境，受到债主们的逼迫强得多。她体会到我的满腔热诚，也和我抱有同感，她满口答应了我，说得恳切动人。但是，只要来一个无赖汉，她便立刻都忘掉了。在千百次证明我的忠告无效以后，除了闭眼不看我无力防止的灾难外，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既看守不住家门，只好离开这里去尼翁，日内瓦、里昂作一些短暂的旅行。这种旅行使我暂时忘却了内心的愁苦，但同时又由于我的花费而增加了产生愁苦的根由。我可以发誓，如果我节省开支真能使妈妈得到好处的话，我是情愿不花一文钱的。但是，我确实知道，我省下来的钱也要溜到那些骗子的手里去，所以我便利用她有求必应的弱点来和他们分享了。我就好象一只从屠宰场出来的狗，既然保不住那块肉，就不如叼走我自己的那一份。
出门旅行是不难找到借口的；单单妈妈的事也就有的是借口。她和各处都有来往，都有要接治或办理的事，这就需要委托一个稳妥可靠的人去办。她只愿意派我去，我也正希望出门，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我过着一种东奔西跑的生活。这些旅行使我得以结识一些有用的人，他们以后都成了我的良朋益友。顺便提一下，有一个在里昂认识的佩里雄先生，就他对我表示的好感说来，我很后悔没有能继续和他来往。至于我和好心的巴里索结识的经过，等到适当的时候再谈。在格勒诺布尔，我认识了代邦夫人以及德巴尔东南谢议长的夫人，她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人，如果我能常去拜访她，她一定会对我发生好感的。在日内瓦，我认识了法国代表克洛苏尔先生，他常和我谈起我的母亲，虽然她已经去世很久了，往事仍在他心头索回。另外我还结识了巴里约父子，父亲把我叫作他的孙儿，他是一个令人非常喜欢与之交往的人，也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可尊敬的人物之一。在共和国的动荡期间，这两位公民参加到互相敌对的党派中去：儿子参加了平民党，父亲加入了政府党。当人们于一七三七年拿起武器的时候，我正在日内瓦，亲眼看到他们父子二人都全副武装从同一幢房子里走出来，父亲往市政厅方面走去，儿子则前往自己的集会地点，两人明明知道，两小时后一定会重新相遇，面对面站着并互相残杀起来，这种可怕的情景留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刻，以致我发誓：假如我恢复了公民权的话，我决不投入任何内战，并且永远不在国内用武力支持自由，既不用个人行动支持，也不用言论支持。我能够证明，我曾在一个极其微妙的情况下遵守了这个誓言，这种审慎的态度，我认为是应该得到赞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