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气，青色，公驹
隐约，出现，雾里
于是，找着，洞穴
洞室，藏有，死人
水磨，慢慢，咕隆
靴子，总不，停止
死人，手在，发亮
风在，天上，逃跑
这首诗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觟mer，1931-）发表于1949年斯德哥尔摩的青年文学刊物《当月桂树生长之时》的五首诗作当中的一首。（特朗斯特罗姆在中国简称“特翁”，私下我们直呼托马斯）写这首诗的时候，托马斯只有十七岁。他向来是一个非常有判断力的诗人，极为谨慎地检查自己作品的质量，2011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前，他发表诗作全集仅一百六十三首。
托马斯早于第一部诗集《诗十七首》以前所写的十首诗，从未在全集发表，作家兼出版家Jonas Ellerstr?觟m 2006年前将这十首诗印成一小册散赠给朋友，以后马悦然将十首诗翻译成中文，收录在托马斯散文回忆录《记忆看见我》的中文译本附录里。据马悦然分析，托马斯早期的诗作已能纯熟运用西方古代诗的格律，他高中时读了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歌，发现有一种形式上的美感，由此懂得诗的形式多么重要。托马斯的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的八十阕，其中十三阕用了古代的萨福式格律，两阕用了阿尔凯式格律，另有四十八阕使用有五个重音的抑扬格的无韵诗体，其余的十七阕则是自由诗体。托马斯是1950年代初，瑞典唯一使用古代诗律写诗的年轻诗人。
托马斯早期所写的十首诗当中，这一首诗的格律与中国的六言诗完全相同，以两个音节为一个沉重的停顿，这是一个偶然，在西方的诗作里头非常罕见。2012年秋天马悦然到上海访问，做了一场中国的六言诗的演讲，将托马斯的诗作里头的停顿，加上逗号，跟中国唐代的六言诗做了一些比较。《乐府诗集》有唐代张说（667—730）所写一首名为《破阵乐》的六言律诗：
少年，胆气，凌云，
共许，骁雄，出群。
匹马，城南，挑战，
单刀，冀北，从军。
一鼓，鲜卑，送款，
五饵，单于，解纷。
誓欲，成名，报国，
羞将，开口，论勋。
张说跟托马斯这两个在遥远时空不同国度的诗人，他们在六言诗里头的表现，都有相同的美感，不强调叙事，而容有建筑、音乐、绘画的审美感受。
托马斯从小在斯德哥尔摩的南区成长。人们认为南区居民才是斯城真正的“老居民”，他们拥有自己的方言。即使住在斯城多年，一旦走进南区，也会感觉到自己是个陌生的外来者。斯城的主体是七座岛屿的连结，1909年头一位得到诺奖的女作家拉格洛芙曾形容“斯德哥尔摩是漂浮在水上的城市”。南区因地势很高，可鸟瞰斯德哥尔摩的山水，戏剧家斯特林堡著名的小说《红房间》第一章“鸟瞰斯德哥尔摩”使得南区的摩西坡成为瑞典最有名的山水：“五月初旬，傍晚时候，摩西山头的小公园还没有开放，里头的花坛连土也没有翻松过，只有那一簇簇的雪花从来年的积叶底下钻出来，然而这些雪花也正要结束，它们短促的生命，准备把地位让给那些娇羞善感，正向那光秃秃的梨树企求庇荫的番红花。紫丁香只等南风一到就要开花了，而那些菩提树饱满的蓓蕾已经开始绽出可爱的毛茸茸的嫩叶，引得那些在树上用地衣做巢的金翅鸟在它们上面飞来飞去。”（张道文译，1981年人民文学版。我改了摩西山的译名。）
南区的摩西坡花坛内外的风景绝美，不曾居住过南区的斯特林堡曾经精心描绘过。我对南区高地的深刻印象来自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传记，他在十五岁那年站在南区高坡观看探险家诺登舍德从北路穿过白令海峡到达日本最后返回瑞典，当年斯德哥尔摩全城施放烟火欢迎他归来，十五岁的斯文赫定登高望远，立定了志向：有为者应如是。
托马斯住在南区篱笆门大街，外公外婆住在附近，父亲在他幼年时离开，圣诞节以及其他时候会来跟他相聚。托马斯的父亲是一位记者，我在托马斯的家里看过一本他父亲撰写的《斯特林堡画传》。外公卡尔·魏斯特白格生于1860年，是一位领航员，也是托马斯最要好的朋友，他年长托马斯七十一岁，奇特的是，他跟自己的外公也有相同的年龄差——他的外公生于1789年：“巴黎的居民猛烈攻击巴士底，瑞典贵族反叛国王的兵变失败了，莫扎特写着他的单簧管五重奏。人类历史上相等的两步，漫长的两步，可并不太长。我们够得着历史。”我非常喜欢托马斯这段描述，他外公的外公跟瑞典最早的诗人贝尔曼是同时代人。贝尔曼也生于南区，成名于老城。
南区高地最早叫渔夫山，后来叫卡特莲娜山，跟教区同名，国王卡尔古斯塔夫十世为纪念母亲，在此建造同名的教堂。国王卡尔古斯塔夫十世是凯瑟琳女王的继任者，也是她的表哥，原来可能跟女王结婚，因女王宣布退位到意大利留学，成为继任的国王。
斯德哥尔摩有四十三座教堂，卡特莲娜教堂的建筑不是其中最宏伟的，但在地理上有一种无法替代的美感，你站在市中心王后街的任何一个位置，都能一眼望见卡特莲娜教堂。教堂不高，教堂周身的黄色漆墙颜色适中，圆身方底的基座不抢眼，你从老城走过泄水道，来到教堂前面的鹅卵石道路，夏夜的暮霭散发出光芒，照在卡特莲娜教堂的黄漆墙上，变成一座发光的教堂。
教堂曾遭大火烧毁。最早一次于1723年，最晚一次于1990年，这次大火焚烧大半，只剩下教堂建筑本体跟顶盖，让从小在南区长大的托马斯郁郁不乐。幸运的是，教堂以五年时光重修，使用五万二千根铁匠手工制作的钉子，砖头也使用老的样式，几乎跟原来的教堂一样好。
渔夫山的东北角，17世纪有两座风车磨坊，最早向法庭申请认证造磨坊的人叫贺坎，法庭认为他老实懂事。两座磨坊都没有留下痕迹。南区有一条贺坎街，以他的姓氏为名，贺坎的女儿有个犹太人丈夫，名字叫摩西·以色列荪，似乎继承了磨坊的家业。17世纪的犹太人不多，早年瑞典禁止犹太人做买卖，迟至1870年法律才允许犹太人成为公民，这里的高坡早于18世纪就以犹太人之名命名为摩西坡，是尊重常民的历史印记。摩西坡广场位于山边，以前有很多民房，1857年被一场大火烧光了，遂成为广场的一部分。瑞典的汉学大师高本汉晚年一直居住在摩西坡广场边上的楼房。
摩西坡广场有一个凯旋门，进去是摩西坡露台，这儿就是游客鸟瞰斯城风景的露台。摩西坡露台自18世纪以来就是有名的文化娱乐中心，据说吟唱诗人贝尔曼曾在这儿演唱。1896年建筑师费迪南德·布柏（Ferdinand Boberg）建造摩西坡水塔，高三十二米，水塔八角形的红色砖墙，凹形细砖与花纹丰富的石纹，成为“国家浪漫主义时期”的著名地标。
托马斯的母亲是小学教师，生活勤俭，她一辈子都从南区走路到东北区的小学教三年级跟四年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瑞典的博物馆已经具备了世界观。托马斯是在博物馆成长的一代：自然历史博物馆、铁路博物馆是他跟外公最常去的地方，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似乎把他当作“同事”，告诉他怎样收集跟研究标本。夏天托马斯在首都的一座小岛润马岛上进行自己的昆虫研究，那座小小的蓝房子，空气里充满着乙醚的气味，玻璃罐装着已死的昆虫，一块用尖针钉蝴蝶翅膀的木板——那里已经是个微型博物馆。从十一岁到十五岁，托马斯收集了许多小虫，尤其是甲虫。他对非洲探险、中世纪、海底生物的阅读兴趣大过于艺术，十一岁以前的夏天他在润马岛上想像自己领导一个探险队穿过非洲中部，那是一种19世纪的探险队，用仆人携带设备，他曾深入研究瑞典跟北欧人在非洲探险过的区域，几乎阅读过所有相关的书籍，他也知道这种旅行早就过时了。非洲改变了，属于英国的索马里打仗用坦克车，阿比西尼亚是头一个从轴心国军队解放出来的国家。
南区的“公民大厅”建造于1940年，那是一个立方体建筑物，距离托马斯的家只有五分钟的路程。那里有一个公共游泳池跟城市图书馆分部。那里的少儿图书馆是托马斯常常拜访的地方，多半时间他想去成人图书馆借书，想借阅诸如《沙漠在燃烧》这一类讲述年轻探险家在非洲的惨烈生活，图书馆员对这种超龄阅读的情况非常警戒，最后他的舅舅出面干涉，把自己的借书证借给他，以帮舅舅借书的借口进入成人图书馆。“成人图书馆在游泳池的隔壁，一进图书馆就感到游泳池的蒸汽，以及氯穿过通风设备的气味。你也听得见游泳池人声遥远的回音。游泳池的音响效果真奇妙。健康的神殿跟书籍当邻居，一个极好的主意。”
托马斯持续好几年都在公民大厅的城市图书馆分部借书，他认为这个分馆比斯威亚路的中央图书馆优秀得多。“那里的气氛沉重一点，空气好像停止了，没有氯的气味，没有人声的回音。书的气味也不同，让你头痛。”这个评价相当具有“南区”居民的主观色彩。中央图书馆为实用功能主义的建筑师阿斯普兰德（Gunnar Asplund）建造，入口的窄门阶梯层层上升，终而见到视野宽阔环绕三百六十度的图书馆书架。图书馆的方形底座圆形堡垒天顶，是著名的图书馆建筑物，世界各国的建筑名家来到斯城，必须来到这里“朝圣”。托马斯却说这儿的书气味不同，使人会心一笑。
2012年春天马悦然翻译《记忆看见我》的中文译本完成，随即到首都的国立图书馆找出安迪·安德森居住非洲二十五年写成的《一个斯德哥尔摩小伙子》等多张他少年时候读过的书封，收录在中译本中，出版后送到托马斯家里，令托马斯惊喜连连，大笑不止。
自从我到斯德哥尔摩生活，托马斯与莫妮卡夫妇不时邀请悦然跟我到他们南区径山街的公寓吃饭，径山街离泄水道（Slussen）地铁站不远，需要再搭一站公交车，到站过街走上“扫帚匠街”的木梯坡道，那里有一排17世纪红色老木屋，受法律保护，恒常地在太阳下显现历史的珍贵，使南区的乡村风貌那么自然地在托马斯居家前面，成为美丽的风景，就像托马斯在传记笔下若有似无轻描淡写说的：“我们够得着历史。”
2013年春天，中国作家阎连科发表小说《丁庄梦》的瑞典语译本，来到斯德哥尔摩，与译者陈安娜在南区的一家书店演讲，出版社邀请我们去听讲，我从来没到过这家书店，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那时候阎连科跟安娜已经坐在书店的橱窗边上，那两张高脚座椅使得讲者背对橱窗，背后发着来自街上的光，晚来的人远远从街角望过来，分外神秘。一进书店，店里有一张好长好长的木桌，摆满了书，四边书架环绕，这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家书店就是《记忆看见我》里托马斯提起的“汉森与布鲁士书店”！这家书店竟然还以南区独特的文化形象存在，尽管书店的名称换了，《记忆看见我》这本书中所有关于南区的讲述，宛如“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教育背景体制的南区拉丁语学校，历史的影像一下子就在这家书店中立体化起来，生动而触景生情地立刻将我所有的感知击倒在地。之后那一两个小时的演讲，我就在阎连科跟安娜俩人温柔的话语中，如浴春风般享受了一场非常美好的论述，关于小说写作与社会现实的寓言故事。即使这一天的主题分明接近加缪小说《鼠疫》，我内心的感动却完全顾不上加缪了。我非常感动阎连科的来访把我带进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诗人之城，一个最为核心的场景是：当年托马斯跟他的青年同学们在此聚会，讨论《当月桂树生长之时》刊物的作品，那时住在东区跟北区的同龄诗人谢尔·埃斯普马克，以及稍微年轻两岁的培尔·魏斯特拜都在这个刊物发表作品，托马斯当时聚会的朋友后来都成为瑞典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家与教授，这里提到的两位作家都成为瑞典学院院士，前者担任1998年至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主席，后者2005年继任诺委会主席。
《记忆看见我》中托马斯对于这家书店跟学校的高地只写到这么一小段，却使人印象深刻：“我的学校位居斯德哥尔摩南区最高的地方，学校院子的位置比那地区大多数建筑物的房顶还高，学校建筑物的砖头从老远的地方都看得到。我平常用半跑的方式，完成到达这令人叹息的城堡路线。我沿着比恩的花园前面长长的木柴堆——那种木堆是战争时期常见的——跑上哥特大街，经过汉森与布鲁士书店，向左拐进赫白大街。每个冬天的早晨，都有一匹马站在那儿咀嚼饲料袋中的干草，硕大而冒热气的影子中，我对那耐心的兽及其在潮湿寒冷中的气味，记忆是非常活跃的。一种既令人窒息又令人安慰的气味。”
托马斯小学毕业，上了初中，那时候他的小学同班同学没几个人上得了初中，只有他一个人申请进入南区只收男学生的中等学校初中。他其实还是一个“小孩”。下课以后他常到一个名叫帕乐的同学家去玩。帕乐跟他很像，独生子，爸爸是水手经常不在家。帕乐母亲很喜欢托马斯到家里来玩。帕乐跟托马斯一样都有收藏的癖好，为着自己的兴趣而活，托马斯描述自己跟帕乐的友谊，很可能是整本书最富有“童心”的一个段落，从冬天在学校看见马冒着热气的影子到下课与帕乐为伴，使我想起儿童文学作家林德格伦《米欧，我的米欧》中米欧王子跟他的同伴的关系，他们都曾在街上看见运送啤酒的马儿冒着热气给他们带来的活力与安慰。跟帕乐在一起是使人生变得丰富的一种经验，不久以后，帕乐终将离开人世。他因长期生病转到别的班级，托马斯跟帕乐断了联系。帕乐偶然出现在学校，变得苍白而严肃，一条腿被锯掉。他去世以后，托马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感觉他应该压制他们两人过去所经历的乐趣的记忆：“我感到我跟四十五年前还没有长大而死去的帕乐，年龄是相同的……在我的内心，我带着过去所有的面孔，像一棵树的年轮。这些面孔的人们，总和就是‘我’。镜子所能照出的只能是我最近的面孔，我认识我所有往昔的面孔。”
《记忆看见我》是我读过最喜欢的一本书，它使我走在斯德哥尔摩的各处照见托马斯的记忆，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个好朋友，更是诗人独特的视角与回忆常常使我看见这个城市的面孔有其内心的年轮。那首他年轻时候所写的六言诗是一个奇特的内心年轮，我朗读这首诗的沉重的停顿时，会想起像帕乐那样一个死去的朋友，迷蒙的记忆实在而美丽。
（刊于《上海文学》2014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