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远东博物馆当时在历史博物馆的楼房上头，位于今天斯德哥尔摩卡尔拉广场的附近。博物馆里头总是没有什么人，空荡荡的，馆长高本汉很喜欢这种情况，没有人来打扰他做研究——高本汉在博物馆的大书房是他教授汉学的教室。这一天，马悦然刚进博物馆，四下无人，那件罗缎布料的燕尾服挂在书房里，高本汉的女秘书莉莉·金见到马悦然就招手说：“来！来！来！把礼服套上，穿上吧！”莉莉想给这礼服找个主人，马悦然穿了正合适，就像裁缝按照他的身量定做出来似的。莉莉金说，“恭喜你得到礼服。”
燕尾服原来的主人叫贡纳·阿斯普伦德（Gunnar Asplund，1885—1940），他建造了斯德哥尔摩的公共图书馆（也译作“城市图书馆”或“市立图书馆），从1928年图书馆开馆以来，阿斯普伦德奠定了“实用主义”建筑大师的先驱地位。图书馆建筑设计有一种大开大阖的气派，是世界最为著名的城市公共图书馆之一，读者一走进图书馆就看见坚固如堡垒一般、内部有如宇宙环绕的圆形书墙，书海浩瀚无边。这个图书馆开创了瑞典读者可以从书架上取书借阅的新时代。每一位读者借到书籍时，公共图书馆通过作家协会付出每本书的版权借阅费给作者跟插画家，作者因大众的借阅得到应有的收入，这一点我着实佩服。一个古代以海盗维京人出名的现代国家，在著作权使用上考虑得比英国美国等民主国家都好，整个北欧的图书馆制度皆如此，上架取书、随书付钱给作者。阿斯普伦德仅活到五十五岁，作品不多，却对后世影响深远。他有两件不朽的作品都在斯德哥尔摩，一是图书馆，一是“森林墓园”——后者尤其影响了全球公共墓园建造的形式，极为简单的造景与自然森林景观，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人类文化遗产”。
马悦然继承了从未谋面的建筑家的燕尾服，以后马悦然的一生致力于将皇家（国立）图书馆、远东博物馆以及斯大中文系三馆的汉学藏书合为一体，推动“远东图书馆”立项纳入国家体制，成为北欧最为著名的汉学研究图书馆，虽然他一直不愿意自居为图书馆的创办者，实则也无这个头衔。图书馆采取中国藏书楼与书院的形式，将汉学的教学与图书馆合而为一的书院形式，确实是他努力带着一批徒儿创造出来的。
当年通过莉莉·金赠出的燕尾服，牵引着瑞典两家著名的图书馆。阿斯普伦德的遗孀英格丽·金是莉莉·金的姐妹。莉莉·金起先是远东博物馆首任馆长安特生的秘书，安特生是发现中国仰韶文化的地质学家，莉莉·金接着做了继任馆长高本汉的秘书。阿斯普伦德的礼服大可以送给名人纪念堂收藏或拍卖，遗孀却通过家人送给一个有所需要的大学生。
悦然有两次穿燕尾服的情况很值得记录。一次是学术活动，1954年高本汉指导的学生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1920— ）的博士考试，马悦然担任考试委员。毕汉思跟马悦然同时在高本汉门下学汉学，汉思比悦然年长四岁，他当过高中历史地理老师才来学习汉学，博士论文主题是后汉的历史与王莽时期。当时博士考试有两个考试委员，由荷兰莱顿大学一教授当主考官，第二考评委员必须是瑞典本国人，高本汉推荐正在伦敦亚非学院当中文讲师的马悦然，大学接受了。这是他头一次承担学术考评工作。冬天，悦然从伦敦搭船到丹麦，外海刮起暴风，浪涛汹涌。大船在外海不停绕行，迟迟不能靠岸，航行十二小时，终于到了丹麦。再搭火车到斯德哥尔摩，火车到站中午一点，考试两点钟举行，情况很紧急，悦然的母亲接到电话立即决定，悦然下了火车不回家，赶往距离车站不远的国王街上姑姑开的商铺。姑姑倒了一杯白兰地酒给他说，我知道你现在要什么。母亲准备好全套燕尾服给他换上，三人搭出租车到大学，参加公开的博士考试。高本汉来了，以旁听身份列席。高本汉见了悦然说，“哎，天气冷得很，你话不会太多吧。”毕汉思1955到1961年担任澳洲国立大学汉学教授，以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历史直到退休，长住纽约。瑞典的博士考试场合必须穿全套燕尾服，这个传统一直维系到1960年代才取消，高、马、毕师徒三人在考场穿燕尾服的情景，是现在的学术场合难以再见到的。
另一次是外交场合，悦然在北京的瑞典大使馆担任文化秘书（1956至1958年期间），随着瑞典大使到中南海拜访国家副主席朱德，依瑞典的外交礼节穿着礼服赴会。而伴随一生的燕尾礼服后来穿进了瑞典学院，走进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成为诺奖得主背后的“企鹅山”当中的一只“企鹅”。
2006年夏天我从台北飞到斯德哥尔摩，在首都一百里外环绕群岛的长礁岛结婚，它属于悦然家的二儿媳卡琳继承父亲的海岛。海岛不容易去，结婚的时候马家的一家人聚会在此，有政府指派的公证人搭船来见证婚礼，还需老二驾小舟接驳，仪式完成即离去。婚宴吃的是岛上自己撒网捕来的海鲈鱼，鲈鱼肉质鲜醇，以黄油煎过美味非凡。现时的海味市场已稀少。瑞典的移民法规定，结婚以后的外国配偶必须飞回原籍，申请移民签证，再等候面谈发予签证，等候时间约半年。悦然为我初游瑞典考虑周到，对一个在台北文化圈活跃了十几年的文化记者来说，应该有些文化活动。我们从海岛回到城里拜访斯德哥尔摩几个重要的图书馆：诺贝尔图书馆、城市图书馆、远东图书馆、皇家图书馆。这时阿斯普伦德建立的市立图书馆总馆已建馆近八十年，希望翻新增加建物，馆方向全世界建筑师发出征集邀请，而我采访图书馆的中文报导，自然很受到专业建筑师的注目，有不少华人建筑师参加了征集。采访图书馆长的过程中，颇有学问的女馆长方才得知阿斯普伦德的燕尾服赠给了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
那次的旅行我累积了人生经验：有人继承一座海岛，自己砍柴、种树、修码头、驾船、渔猎；有人继承一件燕尾服，以穿着庇佑学术的前途。
燕尾服的形式跟古代宫廷服装的改革有关系，英国国王乔治四世时期的一个贵族人物乔治·布莱恩，是推广简化服装成为今日燕尾服的关键人物。此君乃纨绔子弟，爱穿漂亮衣服，在生活奢靡的乔治四世时代引领风骚。他穿出来的衣服形式，名流愿意跟风追随，创造了时尚。以后他好赌成性，运道不济而流落法国，却也得到一个法语的雅号：“漂亮的布鲁尔”（Beau Brummell），给了19世纪以来的话剧小说电影作者们无数的灵感，以T·S·艾略特的著作《猫》改编的百老汇舞台音乐剧，当中有一只花花公子模样的猫，原型就是“漂亮的布鲁尔”。
燕尾服的瑞典语Frack，指的是正式的宴会聚会礼服，有全套严谨搭配的穿法，英文意为“全套礼服”。首先，外套燕尾服是黑色罗缎布料，后摆长形燕尾，长裤是黑色相同布料，长裤的边沿有窄长的直线亮缎，衬衫是白色上浆翼领，搭配可拆卸的白色马甲（背心）以及白色领结。袖扣有特别的形式，人称法国袖扣。袜子必须丝软质料，颜色为黑，及膝，不致滑落。皮鞋必须是发亮的漆皮鞋。
早在18世纪，燕尾服已逐渐发展成为北欧学术活动的正式服装，1838年乌普撒拉大学制定严规，在校内穿的燕尾服马甲为黑，校外马甲为白。值得留意的是，英国美国有早礼服与晚礼服之分，早礼服马甲为灰，而英语的“全套礼服”指的是白色马甲，瑞典的学生礼服向来是“全套礼服”，上浆翼领白马甲。
瑞典的大学生入学向学生会报到，每一个省的学生会有自己的绶带，斜披在白色马甲上。学生会的绶带象征你的原籍，使用一辈子。1944年马悦然进入乌普撒拉大学攻读拉丁文与希腊语，佩戴维斯特省学生会绶带，他来自维斯特省波洛思高中，绶带黄黑二色相间。绶带斜披于白马甲肚围之上，燕尾服的长裤无腰带，马甲有使肚腹往上提修饰身体线条的作用，明亮的绶带颜色就像雉鸡胸腹有一抹鲜艳羽毛，显得精神美丽。一年穿全套礼服的机会约两次，五月一日春天的舞会，以及协会活动——协会不能申请，只能受邀入会。马悦然参加乌普撒拉大学创办于1907年的“尤文纳礼斯协会”（全名是Juvenalorden），尤文纳礼斯（Juvenalis，公元60—135年）是罗马著名的戏剧哲学家，擅长以滑稽幽默的语言讽刺社会时事，藉此使人省思哲学的真理。协会的主要活动是“幽默演讲”，要求演讲必须滑稽幽默，或者以戏剧性的方式来演讲。成员聚会穿着燕尾服、挂满各种琳琅满目的勋章绶带。协会成立的宗旨与意义就是严肃地讽刺学术活动当中极为可笑的社交生活。1946年马悦然为了跟高本汉学习汉学，转学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尽管他已转学，仍然属于协会的一员。1950年马悦然从中国回来，1952年在乌普撒拉大学当讲师，升格成为协会的荣誉会员，受邀演讲时他用中文进行了一场幽默演讲，全程没有一个人能听懂。演讲结束，掌声热烈。他接受了协会赠给他的荣誉会员勋章。
20世纪上半叶战争以前，燕尾服还是瑞典常民的正式礼服，结婚穿白马甲，葬礼穿黑马甲。当时能读高中的人极少，能进入大学的属于精英分子。青年学生需要礼服可以租，马悦然记得是二十克朗，相当昂贵，当时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二百克朗。现在的人可以在市区找到一套两千克朗的好价钱，但币值的使用跟计价完全不同。
现在的诺贝尔颁奖典礼有一大特色，接待员全部是大学学生会成员，男学生穿全套礼服，女学生穿长裙礼服，跟诺奖得主穿着相同，当然观礼者也穿全套礼服。接待学生戴白色黑边沿学生帽，在门厅接待的男女学生由于天气寒冷，还配有毛呢大斗篷——这是他们礼服形式的一部分。两年前，好些中国记者采访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来到现场或者看电视观礼时，记者对于学生接待的仪式感到疑惑，事后有人来问，一时半刻我也解释不清楚，以下说个明白：在诺奖晚宴用过晚饭以后，学生会成员聚集在市政厅的蓝厅楼上，底下用餐的宾客与诺奖得主必须举目，往上看学生会举旗的仪式，学生们列队一层一层分别举起他们所属的学生会绶旗，表示瑞典各大学学生团体对诺奖得主的礼敬，举旗缓缓行进下楼，站立台阶一旁，学生会致敬完毕，有一个女学生代表致辞，恭请诺奖得主上台致辞。
阿斯普伦德的家人送礼服给一年轻学生来继承，显然学生穿礼服的生活习惯深入人心。阿斯普伦德的礼服质料实在，做工细致，从1946年到2014年，马悦然穿了六十八年，礼服保养得很好，保养的秘诀是不要洗，只要用衣刷轻轻拂去灰尘。礼服唯一的改变是礼服的领子两边边沿上加缝了手工提绣黑色的橡树叶子纹样，这是瑞典燕尾服的一个特色，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才能缝上翼领花边。博士的领纹图案要看每个大学的学院自己的形式，斯德哥尔摩大学还分文学哲学、自然科学、法律、医学，四个学院有不同的图形。提绣树叶的立体花纹凸起深浅，使得双肩前胸看来堂皇伟岸。博士燕尾服在宴会聚会时非常抢眼，往往一眼就可看出穿着礼服者的地位，与礼服胸前的勋章功业相得益彰。
我参加过一个希腊语言学老学者的生日宴会，跟我同桌的女学者愤恨不平地说，她也读了一个考古学博士，偏偏就没有一个提花绣领可以穿在身上让人家知道她是博士，世上就有这么男女不平等的事情。我急忙问她研究博士论文写啥。18世纪的铁器。哎，我只好安慰她，会缝提绣花边的裁缝少之又少，几乎灭绝了，那些男博士们找不到绣工，手工裁缝的末日也即男女博士地位平等之时。
燕尾服犹在，而迅即消逝的手工精神还在于蝴蝶领结的打法，瑞典人以英语戏称白色蝴蝶领结为“苍蝇”（fly）。自大学开始进入学生会，穿惯了全套礼服的男士看诺贝尔颁奖典礼，通常很乐意欣赏诺奖得主坐在那儿，貌似端坐如山，有的拉拉领子，有的伸着脖子，或吞口水的神情，只有穿惯了燕尾服的人才能懂得这是没有穿过全套礼服的人微微不自在的精神状态。因为诺奖得主多半是美国人，美国人缺乏穿全套礼服的经验。领结，学生会的精神是手工自己打的。现在的人图省事儿直接圈上已钉好的蝴蝶状。由于上浆的棉质硬马甲很容易就驾驭了凡人的肉体，再加上人工化的打钉领结，更易显露疲态，蝴蝶斜歪有如苍蝇。自己手打的蝴蝶领结则硕实丰美，穿戴舒服。英国现在当红的贵族电视剧《唐顿庄园》，建筑物气派，家饰堂皇，贵族与仆役的服饰生活细节栩栩如生，贵族有专门为他穿礼服的仆从，仆从自己也穿礼服。仆从在房间为爵翁对镜穿衣的画面，怎么看都很假，蝴蝶结一看就知是钉的，不是手作的。而这个区别只有眼见过蝴蝶结的人，方能辨识出“苍蝇”。罗马尼亚女作家赫塔穆勒得奖那一年的晚宴，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丹麦老作家是得主的好友，他的领结是自己打的，当我介绍说我的丈夫是坐在这一张桌子右边算来的第几位白发绅士时，他只看了一眼就夸奖，“哎，你丈夫打的领结太美了，杰作啊！你看看我的简直不能比。”那也只有北欧人懂得哀怜蝴蝶成了苍蝇，再说一遍，海盗维京人的后代都能走上如此文明的道路，人类各个民族之间真应该友好相处，互相勉励。
我得带你走走阿斯普伦德的图书馆，才能理解他赋予图书馆的哲思。斯德哥尔摩的城市规模很集中，图书馆位置在斯维亚路上，背后傍着天文台底下的山丘，从天文台往下可以看到图书馆，堡垒状的圆顶四方底座，看起来宏伟可观。山丘很高峻，虽不如南区的摩西坡那样可以看到波罗的海，但从图书馆旁的小径上山，与图书馆高度平行的平台更上一层坡，就到了天文台。整个山势有三个层面，每一层皆可看到图书馆壮阔的裸墙外观。至于在斯维亚路的平地上，图书馆与商业学院两栋大楼房之间的空地，是阿斯普伦德做出的长方形池塘造景，两旁种植杨柳，垂杨流水，符合建筑家想宣扬的一种理念，一个城市里的公共图书馆应当拥有田园乡村的气氛，读书人进了图书馆，从长窗看见外头的池塘、游水的鸭子，山水与垂杨，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美景气氛。我看过资料照片，上世纪的60年代，池子里还真有鸭子。现在的夏天虽有美丽池景，冬天却是干涸的。这使我想到远东图书馆与远东博物馆始终盘踞在王宫对面“船岛”地势较高的那一面，俯瞰着海港，常可看到对对天鹅与海鸭往来，整个审美感受浑然天成。
2007年“市图”向全球征集方案，由一位年轻的德国女建筑教授荣获竞图大奖。接着将所有的征集作品做展览，成为一次激发奇思妙想的图书馆盛会。图书馆主建筑物在欧登广场有一排楼房十分老旧需要翻新，翻译家陈安娜当年在此工作的“国际图书馆的中文部”就在其中。馆方当时想以八十年的建物为基础，邀请建筑师来翻新。翻新的建筑方案即将展开，文化界的精英人士发动了一次抗议，包括瑞典学院当年的常务秘书霍尔斯·恩德尔，以及现代美术馆前几任的馆长都参加了签名抗议，他们认为新建筑方案等于“在阿斯普伦德的脸上吐口水”，这个图书馆的成就在于“功能实用”，也在于对城市景观的创造，若是找了一个外来的建筑师改变了他的作品，对于斯特哥尔摩的历史记忆是一种迫害与侮辱。最后市立图书馆就把整个计划冻结，决定听从精英人士的意见，另觅新地建新馆。
远东图书馆却没有市立图书馆那么好的运气。2008年远东图书馆的关闭，象征着瑞典文化官僚对于文化保护的破坏。1985年远东图书馆正式立馆，引进许多斯大中文系的汉学人才。图书馆与远东博物馆二馆可说是北欧东方文化研究与收藏的重镇。1996年文化部设立“哥德堡世界文化博物馆”体系，把设置在首都的远东博物馆、图书馆、人类历史博物馆、地中海博物馆纳入进来。计划把远东博物馆与图书馆搬到哥德堡去，遭到众多汉学人士抗议，未果。到了2007年，哥德堡体系面临财政危机，于是将所有维护文化专业人员遣散，远东图书馆人员皆遭遣散。这期间悦然不知写了多少抗议信，许多汉学家也签名抗议，那是一个叫人伤心的夏天。马悦然试图说服国立图书馆再次接收远东图书馆，仍无力挽回。远东图书馆关闭了，还花大钱安上玻璃上了锁，招聘不懂中文的职员管理锁柜。瑞典的汉学人才有的是，财务危机只是借口，文化部的高层缺乏气度不愿意那些拥有汉学知识的人比官僚更懂得“中国文化”。远东博物馆后来变成一个“文化宫”式的活动中心，失去了博物馆研究与陈列的高度，辜负了安特生博士创馆时，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国王捐赠给博物馆的两千件个人收藏的珍贵器物。
1946年，远东博物馆。高本汉与秘书莉莉·金坐在书房。一件燕尾服挂在那儿，等待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来穿上它。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是另一个世界了。
（刊于《上海文学》2014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