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 欣：说说评“诺奖”的人吧。这是你最近旅途信里涉及的。我当然知道，让你说跟评“诺奖”有关的人是八卦招摇，呵呵，而我知道得还要多。你记得吗，早在高行健得奖那一年初，我去瑞典开会咱俩散步，你说到高行健《灵山》欧洲评论数量，你预见他会得奖。我听着想，嚯，这洞察力！宣布他得奖那时刻我正在洗澡，斯蒂夫敲浴室门说中国人得奖了，我在水下说，我知道是谁。我先于斯蒂夫把名字报出来。并非我一个人体会到你的锐利。记得你讲了个小事，说有人专程到瑞典找你，是一台湾作家的代理，请教如何得“诺贝尔”。不愧此君啊，我哈哈笑，果然高智商！现在不只是我和那作家知道了，去年九月你在中国，做翻译全程陪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十月底和你一起去南京大学参加文学讨论会的，是另一个评委，曾当过秘书长的恩格道尔（爱跳舞，爱流行文化，我顺便做了一下他的作业）。从今往前往后，精明的作者和学者还会找你的，不如我先赌你一把。
我爱打赌，赌“奥斯卡”，赌“诺贝尔”。赌奥斯卡我准到八九不离十，真不是吹牛，每年多种奖项导演、表演、剪接、摄影、服装、音乐、剧本、纪录片、外语片，我赌对的太多了，而且是平时看一部片子就赌它会进什么奖项。我觉得，赌，证明见识，填补短缺，个别没看过的赶紧看。得奖作家，本来不知道不注意，赶紧读。但是“诺贝尔”我基本没有赌对过，一年就一位，概率太渺茫。唯一莫言我赌对了（在没有你暗示的情况下，那几个月你不跟我说话）。但是，我对诺贝尔奖越来越有看法，这几届得主作品都什么啊。前年的加拿大作家门罗，去年的法国莫迪亚诺。北欧评委把巴黎当后院，读者我无法较真书中的街道哪是哪，我读作家写的所有实景，都当看电影。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诺贝尔评委不敢沾吧，中东局势太复杂，地缘政治起作用？诺贝尔评委，毕竟一群衣食无忧读书人，诺贝尔的葡萄珠——十八位院士，引得世界出版界一惊一乍的，读者一次一次期待有奇书可读——虽然常常失望！我算谁呢，跟你说这些。我读你写的关于诺贝尔那本书就够了，读你在开奖后给《明报月刊》写的快评就够了。我估计几年里中国作家没戏了（你说这么赌谁不会），好，我赌挪威那位写《我的奋斗》的，我赌……等你给学生上课回来再说吧，对了，你身体不好，去给学生上课，别开车了，坐火车去吧。
万 之：辛欣，我回到家了。六个小时的课，加上来回路程（我确实是坐火车去的，没有开车，因为这样在路上可以坐在车厢里批改学生作业），早七点出发晚六点到家，确实也够累。不过这学期的课就要结束了。以后就是圣诞的休假了。
十一月是个阴郁的月份。十日我从中国回来，之后到现在二十天，我没有见过一天阳光。问题是也没有下雪（雪都下到美国去了），所以整个视野都是灰暗的。这对人会有什么心理影响，我不知道，但人也感到非常郁闷。这可能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连安娜都觉得太渴望阳光了，所以她趁着今年还有两周假期没有用完，要请假飞到泰国去晒太阳，当然也是因为年底需要交一部译稿（阎连科的《受活》），她需要集中的时间和安静的环境翻译。我其实也很想一起去，我就如卡夫卡描写的地洞里的老鼠一样，又特盼望阳光。而且现在也不是买不起这一张飞机票，但是我的课还没完，家里还有个不听话的高中生儿子要管教，所以只好放安娜一个人去吧。但这个月，除了必须上的课之外，我真的没心思做什么事情。
可能是我为自己没有用心继续回答你的问题而开脱吧。不过，当我回答你那个问题，问我和诺贝尔评委怎么认识，什么关系，这时候我突然感到一点心虚和悲哀，或者也是一种郁闷。你不会是要我说明，我和这些评委现在好像很“哥儿们”似的吧？其实我一向喜欢保持和有权者有钱者有所谓“地位”者的距离，不论是什么钱、权势和地位，最好别沾别人的光。所以，我真的不喜欢去“高攀”什么评委，可以说对他们一直“敬”而远之，距离相当远。有公事找他们，私交谈不上。包括马悦然在内，我有很多年都不请他到家里来做客吃饭。甚至可以说，我有很多年，只认为自己属于中文文学世界，而不是瑞典文学圈里面的人。虽然我支持安娜翻译中文文学，但我自己并没有通过翻译跨入瑞典文学圈的愿望，自认为是圈外人。所以我至今也没有强要安娜翻译我的作品，觉得那对我并不重要。瑞典笔会要我担任理事，当国际秘书，主要也是要我帮助他们处理国际笔会事务，也是因为我了解中国作家的情况，能组织有关中国文学的活动（比如请你来的那次中文女作家活动）。我和诺贝尔奖评委有比较密切直接的接触，包括最近去中国的旅行，其实只是这两年的事情，因为我开始翻译瑞典文学了，特别是我翻译了埃斯普马克的作品。请他们一起到中国去，参加我翻译的这些书的发行，也可能有点“狐假虎威”，这样能为我“回国”打开一条路。当然，我非常希望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能近距离地直接接触中国作家，了解中国的状况，这对他们能更好地评价中文文学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我思想的落点，其实还是在中文文学上。
通过这个话题，我想回到一个我们作家和权势者的关系问题。说实话，我们《今天》的同仁里面，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人和官方其实很暧昧。比如请某部长来为个人的画展剪彩，比如不少同仁去加入官方作协。这些事当时就让我有些吃惊的，所以给我很深的也是不好的印象，至今不忘。那个时候也有人要我一起加入作协，我一口拒绝了。我倒不是说歧视你们属于作协的人，当时，“作协”也有不少我的朋友在里面，包括你和孔捷生、韩少功等。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基本心里明白，《今天》的所谓民间色彩和理想主义，也是有点弄虚做假的。那么，我看我们《今天》同仁现在的什么回忆，在语言上是否接近了真实，是否也有很多“矫情”？我们叙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那段历史的时候，给那个时代戴上太多光环和色彩，我们的语言是否也出了问题？
辛 欣：好问题！我们的语言是否也出了问题？迈平，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话题——也是我个人关注的。
万 之：我们谈的，需要读者关注的，是中文文学的问题。从表面看，“问题”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中文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那就是中文文学在国外的翻译和出版，这个咱们讨论已经很多；另一块是现在中文文学本身的语言问题。其实，两块也是一块，可以集中为一个问题，就是“中文文学本身怎么了”。
比如，通过翻译可以看出，中文语言有的时候多么空洞，言之无物。马建和我也谈过这个问题，他说，他研究了不同中文作家翻译成英文后，读者的接受为什么不同的问题，他认为有些作家的中文，是没法翻译的，主要是因为空（当然还有的就是地方话语进入不了国际化语境）。比如他提到，他分析咱们都认识的一位“名作家”的语言就是风格夸张的，形容词太多而不达意的，所以难以翻译成好的英语。英文是讲实在，不堆砌形容词。中文作家，确实很会浪费形容词，堆砌得很，因此难以准确或精确，这点安娜在翻译中文时也是有体会的。
辛 欣：说到“形容词”。很多年前去葛浩文那儿给他学生讲中国电影，你还别说，他跟我说到这词儿。当时他就在翻译莫言，在译《天堂蒜薹之歌》，我还是从他那儿知道莫言写了这本书。葛浩文关心我们怎么写（也是回头要是翻译怎么着吧），我记得很清楚，他看看桌面那本工作用到卷角的书说，“少用形容词，写明白了就成”。
这话让我琢磨了一阵。你会想到，难道英语写作就不用形容词铺张吗？根本不是吧。他们一个句子后面跟一长串呢：（他是）孤独的，古怪的，夸张的，但是这份夸张这份古怪，是这么的孤独，就是说，无人注意。（——彻底无语，呵呵，我模仿制造的）。我以为，小形容词堆起来，可以切出更多棱角，给出状态的不确定性。前些年，读过厄普代克（愿他老人家在天堂写作如在世时一样丰顺仍不被网络世纪打搅）在《纽约客》上评一位中国当红作家的新书，说读不下去，因为文字“味同嚼蜡”（原文用的是“吃竹子”）。他因此说到，从译成英文的写作看中文写作，如此缺乏语感，缺乏张力，无出击力，于是描了半天，词不达意。
我敢说吗，英文大字认识不够多的我很有同感。中文是什么时候出问题的？从前什么时候写好了？相比说来，我读到的英文，的确更清晰，更有逻辑，英文在不断进步，增加词汇量，中文也增加的啊，但是，旧八股之后，新八股泛滥，“文革”话语再现并“众声喧哗”——你必须更大喊大叫，好像在外国旅游狂购的我们？中文常用字量好像大于英文报纸阅读用词，但是，书写中文的我们，在表达并扩张自我方面，拢着这么多字，究竟在如何珍惜？你有篇旧文，题目是《珍惜中文》，四个字，我读出无限组合。你提到“中文的雾霾”，这是什么意思？
万 之：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对所谓环境污染非常关注，甚至还有过所谓“精神污染”的说法。其实，作为中文人，我更关心中文语言方面受到的污染。这种污染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已经非常严重，所以叫“中文的雾霾”。那么，怎么把中文语言弄得干净一点，恐怕是最要紧了。
辛 欣：你在圣诞节北欧的无边白雪中，我在美国南方的连绵阴雨里。天阴，天晴，都没有雾霾。但是中文的雾霾，我躲避了吗？
你在前面讨论里说过，汉学家，翻译家，不等于文学家，大部分不是文学家，而他们基本在各国大学教中文。我觉着这一段话很有意思，因为你说读我的《我Me》发现我保持着语言的活力，你判断，因为我不在大学教中文。哦，我在大学教过中文的。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我和博士学生做中文对话，当然那教学不能算数，我的学生去过中国，说流利中文，中文阅读力很强。在美国南方乔治亚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时候，我跟本科生一对一教学，就两个学生，其中一位的家长还是中国人，是来混学分的。使用1970年代教材，幼儿园水平的，教了两次课，我罢教了，我害怕这种幼稚的、但是不具备儿语活鲜的玩意儿毁了我的语感。我是有榜样的。在康纳尔待过的纳博科夫就拒绝给学生上课，写了讲稿，派太太去课堂上念。他叹息道，满嘴婴儿水平英语，为生存不得不用二流英语写作，哦，我那优美的俄罗斯语言啊！
我不能说，躲开“熊孩子”洋学生，我就保持了我的“中央贵族”语感。我经历着文化的生活的震荡，医疗保险（包括雇员和他们孩子的）、房屋汽车贷款（每月——总算付清了）、办公室租金（合同多少年最合算），跟会计师做纳税表雇员工资与成本之前，要把每一张收据分门别类弄好，免得国税局什么时候找你算旧账。在临时生存里，我磨损，我失落，我得不断地警惕我遭遇的新雾霾。
不知你在多种语言里如何自处？我在双语（英文与中文）的歧异和多义里“绕道而行”。本来我出走就为一个心：不甘心。不甘心当井底之蛙，不甘心等待被喂养的咨询，不甘心传说“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新新闻体，口述实录，迟迟飘到——被介绍到眼中，何等误读！现在，我读着天下变幻，我都在判断，这是他的世界观点！而什么是我的呢？我不黑白二元对立，我甚至没有“立场”。不说立场，只看语言，在多义中享受复调，但是用一种语言表述的时候，一个状态的指向，在那一个瞬间，究竟是什么呢？这也是我答应翻译《战马》的原因：寻找另一种指称，哪怕是暂时的，以锻炼我的精神分裂的辨析力。真的，最近我听看英文时都会分裂地想：中文什么字？反过来，读中文时想英文可能用什么？读外国文学包括英文译中文的，我猜原文用什么字——这是我注意到你的翻译文本非常不同，转换中文时候，文字使用很不同的原因：这是我读你的翻译的秘密所在。
中文的缺乏张力缺乏意义的背后，一定有着思维力的问题。思维不活跃，日益被弱智，于是，语言无法透彻，不清晰，水了吧唧，缺鲜活度，同质化，少人气——据说这叫“炫技”，别扯淡了，承认少灵魂得了。很多中国当代文学有这些问题。当然我读的不多，读几行，读几页，不敢读了，怕害眼，损害心与情。
语言的质地，语言的基底，我以为表达观察和体验的个性深度。有时候，不在用很多词，甚至很少词，词之间形成歧义切面。比如特老先生的诗。比如奈保尔。那么，因此写短？也不一定。我读奥威尔，读他写的书评和回忆，都巨长，边读边试图想像我是编辑，给他句子删点？发现删不下来。他的句子非常结实，背后是他的思维密度和张力。当然了，读者也要有这等思维密度和张力——比如我了（呵呵）。
文字空洞化和灵魂路窄有关，也真的和环境污染有关吧。久在压抑的雾霾下，换了我，早就疯了也说不定，于是只能提前出走。你也是吧。出走者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镇定下来（相对地），于是，在我看来，中文作家的文辞夸张，可能跟不断经历重大灾难也有关，惊讶得回不过神，叹号就多。马建批评的那位作家，最近我偶然听到，他开七个小时长途去看另一个写作者，那位在大学教中文，办公室里学生和杂事纷纷，他就等在一边，讨论了文字，再开七个小时回家去。不知他们讨论的合不合你我的心意，但是我受到无名感动，也许因为我没有讨论者，也许我不需要这样讨论，我和你一样到处寻找，到处倾听，到处拿来，回到镜像不断自我观察（画家是这样做的，而我也画画）。我不断经历文化震荡，一直有回不过神的感觉，有颠沛的惶恐。看自己从前写下的句子，叹号好多，心镇静一些，修成句号了，现在，我的问号多了，对吧？我有些羡慕特朗斯特罗姆（们）生之优雅的距离，有时候，我闪过羡慕那些选择被供养的养尊处优呢——可以从容于文字修炼，那未尝不是一种机智的选择？或者叫机灵的生存？我们无以那样选择。句号。
流浪中找任何的临时角落，就像你给瑞典学生上中文课来去火车上打讨论中文写作的这些字，你在飞机上也打，你写着自己，我遥看你，在健身房原地划桨，锻炼伤残的腰腿，不都是写坏的吗？为了什么啊？天冷了，我把电脑从地下室搬到长餐桌，继续给你打字，一次次自我练习，敢说在寻找“语言特质”——特别的气质？在语词的迷雾中，不断抵达自我清晰？各种各样的词，是“不可译”的创作可能，词替换词，删掉又删掉，做着自我的“翻译”。而我们在读的翻译文本，我以为更是翻译的原创，是翻译的词汇，翻译的思维，翻译的语序。
我知道，很多作家，比如在话语霸权中心单一语境下的写作者，不问翻译只有“我”。二十多年前大动荡大流亡时我在巴黎见到一位旧友，一位新小说腕儿，眼看着他把翻译训得跟孙子似的，而翻译乖乖儿的！后来，作家回家了——回“中心”了——在“中心”更得关注，得待见，得到翻译。自我中心的作家想，译我，出版我，我在中文再版前言提到这书外国了，至于怎么译，那些文字什么道理，什么讲究，什么节奏，跟我无关。毫无贬义地说，无知，未尝不是创作自信的来源呢。
迈平，我又在读你。正如你在《早晨与入口》翻译前言指出的，你强调特朗斯特罗姆的音乐感受和他诗歌创作的直接关系。而我们，弹琴，看电影，读书，翻译——是的——翻译，包括读听一种文字的时候找另一种语言的对位，在做什么呢？我以为，都在扩展在锤炼自己的音调。
万 之：有关这些，我以前写过一篇有点“酸馒头”味道的《我的祖国就是我的索尔维格》。这篇文章可能网络上还能找到。如果你还记得我前面说过，中文是我们的“家园”，“家园”也就是我的“祖国”，而且我们要“珍惜中文”，那我的意思就很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我们活在干净的中文“家园”里，写作也好，翻译也好，其乐无穷，那这样的中文就是我们的索尔维格了，我们就可以像培尔那样，躲避掉铸纽扣人的威胁（不被重新放到铸勺里去重做一个纽扣），最终还能在索尔维格那里找到自我。但需要问的是，如今的这个“中文”索尔维格还是那么纯洁吗？
辛 欣：不被重铸成一个纽扣，多妙的意象！我演过的戏又生动起来了，可别在流浪路上又成一个纽扣才好。哦，纯洁的索尔维格，请原谅我的混账，这是被各种复杂音调“托”起来的，她难以独立地完美存在。当年我们排这戏的时候，咱们院长徐晓钟（也是此戏导演）排到最后这里真就没有招儿了，因为这里没有戏剧最重要的“动作”，他让同学（我们都算是副导演）想招儿。我说，让舞台转动起来吧，让索尔维格在转台上逆行，索尔维格也在寻找。我们就是这样演的——你一定记得吧。《培尓·金特》这戏，震动我的，让我铭记的，不是“索尔维格之歌”。从来不是。是年老天涯流浪汉培尔·金特回归家乡，在无人之处剥一个洋葱那段戏，剥到最后，面对一个空心。过去读剧本，我一眼看到长途跋涉的徒劳，而现在这时，我在意经历语言的惊涛，我在意过程，一步步接近，也许，永远没有达到。So what？
哦！前面我们说到你译的《失忆的年代》，七个人物从不同的角度揭示“遗忘”这个极其重要的生存命题，十分智慧并十分当下。我读着心想，这位老书生这么犀利，好可惜中文我们无以如此逼近，如此自由书写，嫉妒啊嫉妒。你猜怎么着，刚刚我得到一部书稿，就把中国当代史教科书颠覆幻化了！“90后”写的。中文。妙吧？你现在拥有了自己的万之书屋，你说我做过数码出版尝试，我也算出版人，只是还没有像你建出版社而已。你刺激了我。也许我为这书这作者买国际书号，在美国亚马逊出版实体书。到时候送你一本。文盲我只能欣赏你的中文瑞典版的封面（们），你可以读我在美国出版的中文书（嗯，我在考虑你的看法：是不是请这位“90后”作者把“high”都中文了）。
再聊。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