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这里的几十篇日记，都是当年记下来的。我翻出发黄的旧日记本，一页一页地找，摘下了这些文字。它们是零碎的、片断的，但同时它们又是温暖的，是十分难得的。这是我与汪先生交往的原始记录，记录了一个青年当时的轨迹。
1989年5月8日，星期日，北京
今天见到汪曾祺先生了。
我是2月28日到北京来的。这次能到鲁迅文学院进修真是我的幸运。从天长来时，在滁县上了火车，一直是站着，或者坐在地上，到了徐州才坐了半个屁股。3月1日中午十二点才到北京。
上了两个月课，忙忙乱乱的。早晨起来，北京一夜小雨。早饭后躺在床上浏览了一会儿报纸，就起身准备去洗衣服。正开门，一阵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紧跟着一行人就向接待室走去。咦，这个老人怎么这么眼熟？他脸黝黑，背微微有些驼。他微笑着，走在最后。这个老人是谁？
汪曾祺先生！
一位熟人证实了我的感觉，我怦然心跳。再一打听，原来他是来参加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开班典礼的。
我住的503宿舍就在他们开会的大教室边上。我已无心洗衣服，在那儿紧张地等待着。中间，汪先生出来了一趟，正好去上厕所。厕所又正好在我宿舍的对面，于是我便走过去，上去同汪先生说话。我所说的大意是，我是安徽天长的（天长在高邮湖西岸），曾抄过先生的小说《晚饭花集》，抄在四个笔记本上，寄给过先生，不知可曾收到。汪先生“嗯嗯嗯”，不置可否，也不知他收到没有。
散会后，我站在大教室门口，汪先生一走出，我就把他引到隔壁我住的503房间里来了。汪先生坐下，环顾了一下房间，说：“三个人一间，挺好！”
我递给他一支烟，是我们滁州生产的长把子“红三环”。我见汪先生对烟的牌子似乎并不讲究。他接过去，我用火机给他点上，他隔着烟雾对我说，你们天长出过一个状元叫戴兰芬。
我接话：是的，我们县里的人都晓得，还有一个对子，叫“天长地久，代代兰芬”。
他说，其实这个头名状元是我们高邮的，叫史秋。因名字谐音不好听，“死囚死囚的”，被慈禧点状元给点掉了。这个戴兰芬，名字好，“天长地久，代代兰芬”，相当吉利，便被点了头名。
我也隔着烟雾，见汪先生陶醉得很，他吸烟抽得很深，浓浓的一大口到嘴里，憋了一会儿，喷出来，整张脸又没有了。这都是劣质的烟草，烟雾很冲，不一会儿，满房间都是烟雾，我们宿舍里的几个人，有站的，有坐的，都仿佛浮在半空，又像正在洗澡堂里，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汪先生，我给您寄过三个笔记本，是抄的您的小说。不知收到了吗？”我又问了一遍。
他“噢噢噢”的，不知道收到没收到。
他又坐了一会儿，我要下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有人来催吃午饭，汪先生起身走了。
（注：2007年汪先生去世十周年，我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我最喜欢的是徐青藤”》，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不久一个乌鲁木齐的读者给《文汇报》写来“读者来信”：《道光状元慈禧点？》。“笔会”的“编读往来”也来文照登。文中说戴兰芬是道光年间的状元，怎么可能是慈禧点的呢？作者查了历朝状元谱。看来汪先生是搞错了。）
1989年5月24日，星期日，北京
去拜访了汪先生，汪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在那里吃了午饭。他给了我一幅画，是一枝墨竹。画面上首，竹叶稀疏，叶片倒向一方，仿佛有风而过，瑟瑟有声。下首竹枝栖一小鸟。鸟墨色，回头后望，小眼有情。整个画面极清淡。未题款，只钤一印。
1989年7月2日，北京
又拜访了一次汪先生，那天小雨，汪先生赠我一本《蒲桥集》，并留我吃了中午饭。他在《蒲桥集》的扉页上写道：“赠立新，汪曾祺，1989年7月”。
我大约坐到两点半离开。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本名陈立新。汪先生所题“立新”是我本名，我后来的写作才用“苏北”这个笔名。下同。）
1989年12月2日，安徽天长
收到汪先生一封信，信很简单，是为我们出书写序的事，汪先生写道：
立新：信收到。我可以写序，但最好你们每人寄一篇作品给我看看，这样写起序来可以较为切实，不致完全架空立论。
书名不好，但一时也替你们想不出更好的。如想出，当函告。
即候安好！
汪曾祺
11月28日
2015年11月13日补记：这个事的起因是这样的，1989年秋，我们几个在县里写小说的，想出一本合集，以为纪念，起这个念头的主要是龙冬。本来我们定的书名是《四人故事集》，收王明义、龙冬、钱玉亮和我四个人的短篇小说。一人出几篇，一本书，大约十六万字。我们在创作上，主要受沈从文和汪曾祺影响。龙冬建议最好能由汪曾祺写个序。这个任务他们交给了我，要我给汪先生写信。我大着胆子给汪先生写了一封信，所说大致就是上面的意思。没想汪先生非常痛快，很快回了信，同意给我们写序。
序很快寄来了。写在三张大大的（24×25=600）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纸上，落款是“1990年元旦”。同时给我们寄来几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书名。他为我们想的书名是《江南江北》，见到汪先生的这几个题字，俊隽清秀，字略偏，行中带隶，极有韵味。我们高兴极了。大家非常兴奋，开始忙这本书的出版。可是那个时候，出一本书是多么不容易呀！七拖八弄的，还是钱玉亮各方想办法，直到1994年9月，才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印出来。
那篇序近二千字，序的题目是《读一本新笔记体小说》。这篇序文后来由《光明日报》的编辑韩小蕙拿去，在《光明日报》1990年2月13日刊登了出来。
他在序里对我的中篇小说《蚁民》进行了评价：“对蚁民的平淡的悲欢几乎是不动声色的，亚宝和小林打架，一个打破了头，一个头颅被切了下来，这本来是很可怕的，但是作者写得若无其事。好的，坏的，都不要叫出来。这种近似漠然的态度是很可佩服的。”
1991年10月12日，北京
结束湖北黄冈《金朝》文学杂志的一年借调生涯。黄冈是革命老区，是一个偏僻贫穷的地方。我在黄冈一年，风雨晴日，花开花落。过了一年清贫的日子。我9月29日离开黄冈到北京。在这里已待了近半个月。见到了评论家何镇邦，作家洪峰、肖亦农。到刘震云家去了一趟，在震云家吃了一顿饭。去龙冬家里多次，多数时间和龙冬待在一起。去了汪先生家一趟。先生给了我一幅画，是一枝墨梅。他题了王维的一句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立新同学存之，1991年年初，汪曾祺”。
1992年11月27日，安徽天长
收到汪先生的一封信，主要寄《旅食集》一书给我，并寄来一份剪报。信是由师母代写的。师母写道：
立新同志：今天收到《文汇报》“笔会”上刊登的老汪的文章，里面不指名地“点”了你一下，我记得答应给你看一看，现在寄来。最近比较忙，所以老汪送你的《旅食集》也寄晚了。
你和爱人、孩子都好吗？什么时候再到北京来？老汪为应付约稿和社会活动，忙得不可开交，他不另给你信了，要我代他向你们问好！
施松卿
11月7日
1993年4月1日，北京
今天到了北京。我借调到北京《中国城乡金融报》工作。
1993年9月28日，北京
到汪先生家，先生给画了一幅画：斜上曳一苍劲的老枝，其枝头一片绿叶，叶片极淡，施施然下垂。画幅下面有两只小鸡仰着小小脑袋，看着上面的绿叶。小鸡一绒黄、一淡墨，小眼睛极神气。整张宣纸水气淋漓。边上题了一款：“雨。立新存。一九九三年中秋前二日，题旧画，曾祺”。
1993年11月3日，北京
今天同龙冬、央珍夫妇到汪先生家。汪先生同我们谈到顾城。他说，1988年他在香港见到顾城同谢烨。谢烨怀孕了。汪先生对顾城说：“谢烨好像怀孕了似的。”顾城说：“怎么‘似的’，就是怀孕了。”
对顾城杀妻自缢，汪先生想不通，说：“太过分了点。”又说：“其实他们在那生活挺艰苦的，一个月五十美元。”又说：“据说是谢烨扭头之后砍的，从背后。”
汪先生见到央珍就很高兴，总是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女孩”。汪先生说龙冬：“找个藏族老婆。”一副挺羡慕的样子，又好像后悔自己年轻的时候怎么没找个少数民族的老婆。
那时他在昆明。昆明可是个多民族的地区。说起在昆明上大学，他说，在昆明上大学的时候，有个福建女同学，她说她会说苏北话。她说了一句给他听：“我日你妈妈不开花。”说完汪先生嘎嘎地笑，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晚上在汪先生家吃饭。小菜有高邮的双黄鸭蛋、美国腰果。主菜是炖肉。主食是牛肉馅饼。喝的是剑南春。
汪先生晚上喝了点酒。他正在为一家刊物赶一个稿子。他说，是写他生活的另一面，说：“都说我淡，但我也是爱激动的。”他说：“文章的名字就叫《饮鸠止渴》，赶急了，疲劳，心跳不太好，有些累。”
席间说到出书，他说，《菰蒲深处》印得一点也不好，像个儿童文学书。说到《榆树村杂记》，汪先生说：“封面上印的是什么呀！一问，说是榆树。”说，有人就靠藏书吃饭。一本书有时可卖十倍的价格。说唐弢藏书多，说范用多，姜德明也多。说到贾平凹的《废都》，汪先生说：“《废都》我有一本，也没看。别人问我对《废都》的印象，我干脆回答：没看。这样反而好。看了，说没看，反不好。”
我刚去了皖南。我一下子说了皖南的好几个地方：歙县、泾县、屯溪……汪先生说，“我去过皖南”，并在那儿寻过“根”。歙县有汪村，大约那就是汪家的祖居地，他后来在《皖南一到》散文中写道：
歙县是我的老家所在。在合肥，我曾戏称我是“寻根”来了。小时候听祖父说，我们本是徽州人，从他起往上数，第七代才迁居至高邮。
原来第七代就迁到了高邮。说到回高邮，游高邮湖，有人说他和施师母是“高邮湖中老鸳鸯”，这话被他的孙女卉卉听到了，孙女还小，脱口就说，是“鸳鸯湖中老高邮”，呵呵，这样也挺好的。
我把两篇小说丢给汪先生，请他给我写几句评语。他说：“可以。”我们临走时，汪先生说，“稿子弄哪去了？”好像这个挺重要的，我一时非常感动。老头儿看似散漫，其实骨子里是认真的（之后师母告诉我，老汪看了好几遍）。走时，汪先生送一本沈阳出版社出的中国散文大系《汪曾祺卷》。
1993年12月4日，北京
五点同龙冬到汪先生家。苏州的徐卓人也在。之后汪朗、汪朝回。晚在汪先生家吃晚饭，菜不多，记得有煮干丝、咖喱牛肉。喝的倒是洋酒：人头马和白兰地。吃到干丝和咖喱牛肉，真正感到纯正地道的汪氏菜肴的味道了。
席间谈话，汪先生说，什么是文体？文体就是文章体现什么。他的意思是文体是内容，不是形式。我给他的小说两篇他看了。他不满意。他批评我：《小林》体现什么都不清楚。一个作家要有自信，说我缺少这一点。说要有“这种写法我第一”的感觉。这时汪朝插话：“这是一个狂老头！”
人们都说汪曾祺平和，其实他骨子里是很狂的。汪先生的写作是极其认真的。汪师母在桌上说：“他都是想透了才写。”这时汪先生接话：“我就要写出同别人不一样的才行。别人看了，说‘这个老小子还有两下子！’”又说：“刘绍棠那样的小说，我是写不好的。”
汪朝在桌上说，老头儿写《大淖记事》时，家里没地方给他写东西，老头儿总是想好了，像一只老母鸡，到处找窝。找到窝，下了蛋，才安静下来。汪朗说，他想好了一篇东西，总是吃睡不安，要写出来才安定。汪朝就说：“老爷子又有蛋了。”
汪先生看我心情不佳，就对我说：沈从文刚到北京来时，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他看了契诃夫的小说后说：“这样的小说我也能写出来。”——做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信心都没有，还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
晚上，汪先生喝了不少白兰地。
1993年12月5日，星期日，北京
今天十点才起床,一天没做什么事。
昨天到汪先生家去，先生虽然没有批评我，但弦外之音是不批评的批评。说我懒。我是有两年没有写一篇小说了，笔是完全生疏了。汪先生说：“三天不写手就会生的。”我却两年没写一个字了。汪先生说：“这一点老舍先生做得好，有得写没得写每天写五百字。”看来创作还是得要勤奋，天才不天才暂且搁一边。
昨晚从龙冬处回来已深夜两点，可还是心有触动。我怎么啦？是不是世俗得太多啦？
汪先生一家子都是好人。前不久汪先生酒喝多了，跌了一跤。汪先生说，跌下之后他首先一个感觉是能不能站起来（这是检查有无中风的方法）。结果站起来了，还试着往前走了几步。“咦！没事！”这是汪先生的话。
回到家里。汪师母说，他一个劲地照镜子，左照右照的。师母心里说：“老汪今天怎么啦！是不是有什么外遇？”这个话从七十五岁的满头银丝的师母口中说出来，不免让我们年轻人感到滑稽和天真。从这句话也可以见出老俩口的感情。汪先生是照脸上的皮跌没跌破，他是一下子趴下的。
师母多次提到汪老的初恋。用师母的话说，是“老汪的初恋”，“因为初恋的对象还活着，老汪不能写”。《受戒》中不是写初恋的感觉的吗？
汪先生昨天送了我一本散文《草花集》，还送了我一本中国散文大系《汪曾祺卷》，题的话是“我并没生活在葫芦里”。因为书的封面画了一只葫芦，一个老头蜷在葫芦里。汪先生还挺幽默（可是这本书我给弄丢了，那时我住筒子楼，不知谁跑来借去看了）。
1993年12月18日，北京
同王文媛到汪先生家。先生拿一瓶湖南吉首的酒给我喝（黄永玉设计的，后来才知道是酒鬼酒）。同时汪先生给我一幅画，是一枝花，汪先生题了“苏北搜得旧作”。汪先生说，一个老人说人生有三乐：一曰喝酒，二曰穿破衣裳，三曰无事可做。
1993年12月28日，北京
昨天同谢芸在汪先生家，汪先生在家煮什么东西，有点怪怪的味道。师母说：老汪在煮豆汁。她说：“我们一家子都反对，你去闻闻，又臭又酸。”汪老头说：“我就吃。”又说：“梅兰芳那么有钱，还吃豆汁呢！”
1994年1月28日，北京
同龙冬一道到汪先生家去。汪先生没说多少话，只说了昆明一家刊物的负责人“麻里木啯”（意为不懂事，或者狂妄）。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惹了他。
汪先生说，到台湾流鼻血，几乎没出门。汪先生说：“特别是参观，累得要命。”
汪先生说：“我这次到台湾，真正感到自己老了。”
我听了挺心酸。
我同龙冬进汪先生家的客厅，先生在打电话。打完电话后没有立即转过来同我们说话，而是孩子似的在桌子上趴了一会儿，仿佛还沉浸在什么情景中。我和龙冬相视一笑。之后先生转过脸来，猛然发问：“你们谁三号走？”
先生还挺留意的。
我说：“我，我回家过春节。”
汪先生什么话也没说。
留吃饭，喝酒。
吃完酒汪先生愣了一会儿，听我们说话，之后他忽然站起来，一抱拳，说：“我要睡一会儿。”就靸拉着鞋到里屋睡觉去了。我们留在外面同师母说话。
1994年6月30日，星期四，北京
今天同王文媛到汪先生家去了一趟。师母同先生身体还好。
十一点同文媛分手，我到龙冬那儿去。中午我请客，有龙冬、李师东、罗强烈和黄宾堂。一顿午饭花去二百五十五元。三点到龙冬那儿看录像，一个关于西方祼体舞的片子。西方的艺术很大胆，中国人的思维是有问题的。关于艺术的解放简直是扯淡。
王文媛给汪先生带了几瓶酒。我说：“给您带了几瓶酒，烟就没给您带了。少抽点烟，酒可以喝一点。”汪先生躺在沙发上，我望着他的眼睛。汪先生的眼神是执著的，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说：我对有些事情是很坚持的。眼神是有品位的。这是我的表述。汪先生说：“还有几年活的！这也不行那也不可的。”
他指的是烟。他不为怕死而戒烟。他是决心将他的烟史带到棺材里去了。汪先生说这话时，汪师母坐在边上，没说话。汪师母是不支持他抽烟的。可几十年了，她太熟悉汪先生的为人禀性了。她尊重他对事物的一些看法，尊重他的习惯，甚至是坏的习惯。
晚上回到宿舍，他们又喊我搓麻将，有老高、老王和老孙。搓了一夜，老王历史性悲剧，一夜无感觉，几乎没有和牌。
1994年12月22日，礼拜四，北京
今天正定的老孔、老李和高师傅来，中午在益寿福涮羊肉。老孔等给了我三袋荞麦。四点我即同吴传宗两人去汪先生家，给送去了。
汪老依旧，师母仍硬朗。汪先生给说了几个笑话。特记下来。
一则是说阎锡山咏泰山：
远看泰山黑乎乎，
上面细来下头粗；
有朝一日调过来，
下面细来上头粗。
一则是韩复渠咏趵突泉：
趵突泉，
泉趵突
三股泉水一般粗，
咕嘟咕嘟又咕嘟。
还有一则说是某人在蓬莱题字：
蓬莱好风光，
游人喜洋洋。
有好事者加以发挥：
蓬莱好风光，好风光好风光，
游人喜洋洋。喜洋洋喜洋洋，
咚乞隆咚戗咚乞隆咚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