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青年作家大会，茅盾做报告，特别提到青年理论家鲍昌的成就。从此鲍昌在天津成了正确理论的代表，在各种会议上做报告，时时提出“我号召你们如何如何”，绝对是一位文学权威人士了。
鲍昌被第一个抛出来，绝对出乎人们的意料，想找到鲍昌的右派言论，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是因为北京的刘绍棠、从维熙被揭发为右派，鲍昌和刘绍棠、从维熙私交不错，于是顺理成章，鲍昌也就铁证如山了。
鲍昌被打成右派，还有一些喜剧色彩。那一阵，作家协会正在揭发柳溪的右派言行。揭发柳溪的右派言论，易如反掌。柳溪大大咧咧，口无遮拦，不必费什么时间，就可以将柳溪打成右派。揭发柳溪的斗争大会，主旨发言人，自然非鲍昌莫属。鲍昌发言极富文采，拿着腔调、指着柳溪的鼻子，有板有眼地说道，“柳溪，我虽然和你只有一面之雅”如何如何，一派知识分子的风雅神色。
第一天批判大会结束，鲍昌做总结发言，告诉柳溪，今天的大会至此结束，明天我们还在这里对你进行揭发批判。柳溪自然听从吩咐，第二天，早早来到会场，她没敢在座椅上就座，找到昨天自己站的位置，乖乖地等候革命群众入场。
柳溪也是生性多动，站在昨天接受批判的地方，她竟然抬头向上张望。这一望，柳溪后来对我说，她险些没笑出声来。
柳溪抬头看见昨天大会横幅标语上面的大字换了，自然还是“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大会”，只是柳溪的名字被拿掉了，换上了鲍昌的名字。
就在柳溪强忍着笑，等着看大会如何进行的时候，鲍昌神采奕奕挟着公文包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鲍昌自然不会向上看，直奔主席台走了过去。柳溪也是出于革命友谊，当鲍昌走过她身边的时候，她拉了一下鲍昌的衣角，“喂，别往前走了，今天是你”。
明眼人自然不难看出，方纪将鲍昌抛出来，就是为了躲避反右运动对自己的冲击。对鲍昌揭发、批判、斗争了几十天，几位斗士，其实都是鲍昌昔日的好朋友，一个个上台揭发批判。最有杀伤力的一篇篇发言，陆续刊登在报纸上，果然掀起了天津文学界反右运动的高潮。
说来真是奇怪，一场反右运动，新账旧账一起算，竟然没有人算方纪的账。如此，后来“文革”中揭发方纪是漏网大右派，倒也未必是造谣中伤了。
方纪逃过反右运动一劫，好几年时间低调隐居，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也很少发表什么作品。身居宣传部副部长的位置，自然还要参与政治运动。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方纪又站在了领导位置上。
天津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倒也不算出人意料。一位工作和写作上老实巴交的青年作家王昌定，被打成中国文艺界第一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作协编辑部，王昌定是我的上级。在我的印象中，王昌定是一位谨小慎微的作家，任何会议很少发言，写作上绝不逾越雷池一步。不知道是一时怎样的冲动，王昌定突然抛出了一篇《创作需要才华》的小文章。如今看来，王昌定颇有点“顶风”的色彩。反右运动当中，才华是右派分子的一大“罪行”，而“言者无罪对于他们来说是不适用的”。王昌定不是糊涂人，我想他是不会拾起右派分子的武器、搅起一场新的政治风波的。
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运动，天津又是紧随北京的第二战场。王昌定之外，天津更揭发批判了一位农民出身的老革命作家杨润身。杨润身是一位朴实老诚的老革命作家，对于文学的各种“流派”、“主义”不甚了了，写作中遵循为工农兵服务的最高原则，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歌颂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生活中更是艰苦朴素，绝对不会追求资产阶级方式。几十年晚饭喝粥，从来不吃馆子，就是开会工作餐，他也从来不在餐桌上就座，总是请厨房为他单独煮一碗清水面，一小盘白菜萝卜就已经是丰盛晚餐了。
杨润身写了一部电影《探亲记》，后来被江青指定是“修”到了家。《探亲记》绝对是一部歌颂新社会新气象的歌德派电影，说老杨“修”，真是一场闹剧了。
但是，就是闹剧也要正儿八经地演下去，老杨真的就成了右倾主义分子了。说到当年的挨整，后来在我平反回到作协时，老杨拉着我的手，极为激动地向我说：“林希呀，你是走了，我可是挨了整啦。”老杨指着作协大会议厅对我说，“从你走后，我一走过这间大会议厅，身上就发毛呀！”
老杨被整怕了，其实是被整烦了。
只是方纪还在正儿八经地领导运动。
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方纪非常**地对朋友们说，“这次运动，不死也要脱层皮呀。”他预感到这次是逃不过去了。果然，“文革”才一开始，方纪就被揪了出来。听说，对方纪的批斗极是残忍，以文化局和文联组成的造反队，几十个壮汉把方纪围在当中，使用日本特高课对付小林多喜二的酷刑，这个一脚把方纪踢过去，那个又一脚将方纪踢回来。
何以造反派们对方纪如此仇恨？方纪这些年得罪了许多人，他得罪最深的不是被他整的人，而是他整人时的基本“战士”。这些“战士”本来想在运动中积极表现，以换取方纪的重任和赏识。没想到，方纪识人有他自己的标准，他首先看人的才华。你政治运动中越是冲锋陷阵，虽然方纪可能对你印象深刻，但到了选人时，方纪绝对不会想到你。
于是那些昔日不得方纪赏识的人们，就成了批斗方纪的核心力量，多少年的积恨一朝爆发，那种批斗就带有嗜血的味道了。
一番批倒斗臭，方纪被关进监牢，但方纪的恶运并没有就此结束。
1968 年 2月，江青一手操纵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反革命闹剧。在天津的江青亲信，给江青写了一封告密信，说是来自全国的几个业余作者，在天津召开了一个什么座谈会。与此同时，天津几个不甘寂寞的话剧演员，自编自演了一台话剧，名字叫《新时代的狂人》。这个“新时代的狂人”如何一个狂法儿呢？原来这位“狂人”从很早以前就反对**，说**是修正主义分子，为此被打成反革命。“文革”斗士戚本禹为此感叹不已，说他自己以前都没有发现**是修正主义头子，真是自愧弗如呀。
江青得到这封告密信，大发雷霆，天津一个黑会，一台黑戏，明明是要夺老娘的权，于是通知当时主政的全体领导，要在全国开展一场新的斗争。
于是，呼喇喇，连夜，几辆解放军大敞篷汽车把天津的党政领导和各界头头拉到北京，只告知各人要带些衣服，开什么会，会后有什么事，连当时的天津“革委会”一把手都不知道。
第二天早晨，大会开始，江青扬着眉毛，挑着声音，向台下参加大会的人们问道：“天津开了一个黑会，知道吗？”台下人懵懵懂懂，自然回答“知道”。知道了怎么样？有人就带着喊了革命口号。
随后江青又问：“天津演出了一台黑戏，你们知道吗？”谁敢不知道，自然又是一阵口号声。
于是一个“黑会”、一台“黑戏”，就构成了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当场随去的公安局局长被抓，当晚回到天津的宣传部长王亢之自杀。还蒙在鼓里的方纪和天津几位文艺界人士，就一起被抓进了监牢。
在这场反革命“事件”中，方纪被指定是黑后台。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方纪根本不知道什么“黑会”、“黑戏”。他好不容易从触及皮肉的折磨中逃出来，哪里还会去掺和那些劳什子烂事？但江青说方纪是后台，方纪就是后台，谁敢说方纪不是后台？
没过几天，天津召开大会，电视台转播。我那时在工厂改造，工厂通知我到礼堂看电视，但不是坐在座位上看电视，是蹲坐在地面上看电视。
电视批斗大会开始，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威武地大步走上台来，在主席台四角持枪肃立。随后大会主席，也就是当时天津“军管会”主要负责领导，更是大步走上主席台，“现在宣布大会开始。”又是一声喊叫：“把反革命分子方纪押上来！”
哗啦哗啦一阵脚镣声响，八名端枪的解放军战士押着戴着手铐脚镣的方纪，一路趟着走上台来。无论我对方纪是怎样的印象，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实在是不忍目睹了。蹲坐在地面上，我想，难道这也是“革命”？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就算他写过不合时宜的作品，给他砸上脚镣，戴上手铐，难道是这位作家的耻辱吗？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一声大喊，“方纪的小神童就在这里”，大家可以想像当时是什么场面，一阵拳打脚踢，我就成了“黑会”、“黑戏”的替罪羊。
一连斗了、打了几十天，他们说是“过热堂”，打到他们也觉得打得不带劲的时候了，又实在没有找到我参加“黑会”、“黑戏”的证据，不了了之，又放我扫大院、扫厕所去了。
至于方纪，也没了消息，估计没有枪毙。
打倒“四人帮”，浩劫终止。传达打倒“四人帮”文件的大会，依然不让我参加。好在早就无所谓了。看着人们从会场里嘁嘁喳喳地出来，我没有兴趣询问会议内容。如果有人说，此时我们已经感知到春天就要来到了，那才是骗人。打倒“四人帮”的消息我比一般群众知道得早，如我这类人等，消息总是比“基本群众”知道得早、知道得多。
知道“四人帮”一网打尽的消息，如我者类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当时只想，从今之后我们可以靠劳动力养家活命了，估计这辈子的苦、罪，也许不会再加码了。
方纪到底是先知先觉，听到打倒“四人帮”的消息，他极是兴奋，到了兴高采烈的极限，举杯庆贺。谁知这一场一醉方休，第二天早晨孩子们发现方纪全身瘫痪，已经不能说话、不能行动了。
方纪的过分激动，人们可以理解，他何止于为“四人帮”的倒台覆灭高兴，他为这一场极左路线的终结庆幸。他从青年时期追求革命，他梦想中的新中国，绝对不是他后来亲历其中的新中国。
这就是方纪，一个被他自己的理想、信仰、追求所扭曲的人，一个才华横溢，而又毕生未得施展的作家。历次政治运动，方纪伤害过许多人，而方纪自己更是被历次政治运动伤害最深的人。在北京，一些作协老领导对我说，你们那里的方纪整人很厉害呀。在天津更有一些被政治运动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对方纪耿耿于怀。其实，方纪从来没有怀恨过什么人，也没有忌妒过什么人。我知道方纪喜欢什么人，也知道方纪不喜欢什么人，甚至讨厌什么人，除了政治运动的口诛笔伐，方纪很少说过什么人的坏话，说方纪从心里想整人，未免过于刻薄了。
方纪才华横溢，但终生不得施展。打倒“四人帮”，新时期文学开始，可惜此时方纪已经失语，自然也不能写作了。茅盾先生去世，编辑部希望有一篇方纪的文章表示悼念，我去方纪家里和他谈到此事，他只能说两个字：“就是，就是。”可是怎么写呢，我说我来代笔吧，写出初稿请您审定，他点点头，还是那两个字，“就是，就是。”
方纪晚年非常凄惨，没有得到什么照顾。原来我住在方纪家附近，常常看见方纪艰难地拄着手杖，在马路边道上慢慢地走着，没有人认识这位残疾的老人，也没有人跟在他身后护理。
天津开文代会，通知方纪参加，只是人们不去想一想方纪如何走上主席台呢，是身强力壮的肖克凡把方纪背上了主席台就座。我坐在台下，真为方纪感到凄凉。
方纪去世，市里也不准备操办什么仪式。后来听说北京一位副总理要来天津吊唁方纪，于是市里紧急提升追悼会规格，许多原来通知自愿参加的悼念者，只通知在殡仪馆大院排队等候入场了。
方纪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不幸遭遇的典型代表。写作上，他们被自己追求的理想困扰；政治上，更被他们的信仰扭曲。他们经历了一个自我丧失的全过程，尝尽了人格分裂的最大痛苦，他们给一个错误的时代做了殉葬品，他们经历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泯灭和沉沦。
俱往矣。
悲夫！方纪。
（刊于《上海文学》2016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