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四载，八卷本的《公刘文存》终于编选完毕，其间的艰辛与劳顿唯有自知。
父亲公刘少年早慧然而生活蹇涩动荡，青年才思纵横意兴盎然，却一再遭逢灭顶劫难——反胡风、“肃反”、反“右派”，直至被打入“黑五类”，在炼狱中几近沉默煎熬二十余年，晚年终得以恢复了人的尊严和人的意识，却又被病魔和死神五次三番地纠缠，真可谓一生命途颠踬坎壈。然而，生命意义中如此高昂的代价，被一个真诚而执著的诗人化作了巨大的勇气，歌吟，抗争，沉思，探索，拷问，由是，灵魂得以长存。
所集诗文无论年少时的一派天真、热血、激情，还是嚼烂人生苦果后晚境中的冷峻审视、大胆质疑、苦苦探寻和苍然回望，在在都生动地证实着这一点。
父亲一生的诗歌乐章，应该说，其高潮由前后两大部组曲构成：前部是1950年代天真的尖新明丽高亢，以饱满而简单的激情，讴歌着理想的未来，大张双臂热切地“迎接美好生活中的又一个早晨”（公刘：《西盟的早晨》）；后部则由1970年代末重试诗弦始，合1980年代以降直至1990年代中叶，诗人终于熬过了漫漫流沙岁月而复出，并奋力击退了一再亮出饕餮獠牙的病魔（中风瘫痪）后，融苍劲雄浑于一炉，诗风时明澈激越时沉郁苍茫，甚至偶有收放自如的桀骜狂放——“噫！您，黑色闪电，烛照天地的好一炷灵焰！”“喑默中的大喑默啊，嘹亮中的大嘹亮，孤独中的大孤独啊，辉煌中的大辉煌。”“他只是绝对拥有真正的王者气度，风神凛然，游弋所至，肃静回避，教一切四脚和两脚的生物自惭形秽。”（公刘：组诗《西部蒙古》）……诚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诗人不幸诗歌幸罢。
虽然我清晰地记得父亲这样的诗句：“呵，诗人！你的诗是子弹也是珍珠！/应高悬于国门呵，/需深藏于武库。”（公刘：《哀诗魂》）也由衷地欣慰于曾有诗论者慧眼识珠，以赞赏的目光注意到它们，并以之作为其评论公刘诗作的总纲，但我更愿秉承着父亲早在1994年《并非多此一举》一文中的遗训，平生诗文“说好说坏，由人去”。所以，我谨做好女儿和编者，不宜多作具象的诗评家。
愿与读者朋友分享的，倒是编选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与心结。
我用了几乎一年半的时间，编选并一行行录入成诗歌全卷。就中自有美的共鸣，却也有伤恸的颤栗。譬如，父亲真正的“遗诗”，非《青烟》、《夕阳和减法》两首莫属。且引上一段发现并补录这两首诗时就手记录的文字吧，彼时彼刻我内心情感的风暴也无需对诸君回避——
这两首诗是父亲真正的遗作！父亲在生前从未向我提到过、谈起过，老人肯定是怕我读了伤心！直到今天，今天，2012年12月的14号，我搬出父亲当年写作用的“科理”机子来查找检读软盘，才从尚能勉强打开的软盘中读到了它们（许多盘已是“不良于读”）。
爸爸啊！您走十年了，可我读它们还是伤痛不已，边打字边止不住流泪……
前一首，1999年秋，那年我突发重度的颈椎病，不幸瘫倒在您眼前……我知道，女儿突来的重病，才是对您最大的打击！那之后，这场打击的阴影一直深烙在您的心间。对不起！爸爸，我多么希望，多么希望，我从没病过！
后一首，自是您默默地写于家中。2000年的7月，距我们父女第二度同住院同出院方过三个来月；而就在此后8月末的酷暑中，您却因又一次的脑梗入院抢救！……直到翌年7月20日出院径飞杭州，正如诗中所言：“而我也将奋力跳上一跳，跳上一跳”！哦，我亲爱的父亲！
能佐证诗人暮年壮志，直如夕阳般“也将奋力跳上一跳，跳上一跳”诗句的，（不幸，一语成谶，此句有如诗的谶言！）正是那些回眸人生的最后数章：《此生》，《天堂心》，《生命的大诗》和《不是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以及写于2001年8月暑天杭州的序言《永不碇泊却永不拒载的西湖诗船》。
父亲是襟怀坦荡的。从《三祭岳坟》、《流浪汉话故园》等短章，以及两篇血泪长文《活的纪念碑》和《毕竟东流去……》中，直视诗人坦然裸呈的灵魂和生平，同时，也就直观了那锻压、磨难着诗人心灵和血肉的沉重的历史。
父亲在高擎着自己的良心秉笔直书。不妨多读读《也说“文革”博物馆》、《密特朗当过战俘》等，便可知诗人的警醒与思辨的深广。缘于此，诗人的许多杂文才高蹈于即时，因而具有了可贵亦“可怕”的前瞻性。
父亲又是热血衷肠、温情脉脉的君子。读读那些叙事怀人、追忆同侪好友的感人篇什吧，您能体会到什么是君子之交若兰芷，挚友之情纵无法撼动生死之界，亦能如檀如麝般历久远而沉香。譬如《忆秦似》、《千岛湖，千湖岛》等和泪而歌的篇什。
而由匆忙、潦草的工作日志整理铺展写就的长文《联邦德国见闻录》，父亲当年搁笔之日，也正值时代风谲云诡之时，文稿自然也就雪藏了。此番我将封存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五百余页的手稿一一录入，这也是这篇长文的首度面世。有心人请不妨与当年曾轰动文坛的《访德（联邦）谈话录》关联着阅读。您自能读出所谓“风光”背后的学养储备、人格担当，以及其艰辛和劳累，也更能读懂那段过往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背景影照下的善恶人心。
我依然十分欣赏像《孽缘》、《正题歪做》等文风犀利而又寓庄于谐庄谐互补的精悍短篇，同样格外会意诸如《青藤书屋小记》、《故园情》等意韵隽永回味绵长的长歌短章。读定稿于1998年的长篇散文《我的动物世界》，就如同聆听一位年逾七旬的长者讲述他的“人与自然”的故事。通篇的娓娓道来中，蕴涵着最本真最朴素的环保意识，人类应懂得与自然生物共享地球家园。
1950年代，是父亲诗歌创作前期的制高点。可惜，那时的文论较少，加之人们都自觉地涌入时代风潮中，不断地用“左”的教条主义来匡正自己，能留下并有其留存意义的文论自然更少。但即便如此，短文《一个根本的问题》还是值得读者朋友给予足够的关注。
同经过大漠流沙的炙烤后喷薄如火的诗情一样，诗人对文学，对人生，对空气一般包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社会政治（无论你正视或漠视，它都曾是逼人咽喉的真实存在），也积蓄了太多的体味与思考，终于，它们似地火岩浆般于1970年代末开始喷涌而出。“专政”能禁止人的歌音，却无法禁锢人的思想。正所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父亲“复出”后的前期，比较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文论当首推《诗与诚实》和《新的课题》。其后则有《诗与政治及其它》、《我与唐诗》等篇。
“复出”后的中期，最应得到重视的，正是那直抒胸臆的斗胆放言《创作自由臆说》，辅之以两篇短序《〈重放的鲜花〉增订版序》和《关于探索的议论》，以及紧接着的一席《关于现实主义诗歌的对话》。同样，似仍有必要提及那篇曾被一些人误读，也被一些颇为风劲的现代派“围攻”过的论文《从四种角度谈诗与诗人》。风云变幻，时光荏苒三十年，倘使今日能以回溯历史、尊重历史的眼光去重读，相信您依旧能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始终秉承如一的良知与胆识，感受到作家那颗真挚耿介的火热诗心。
及至于己巳年以后，无疑地，《裸体艺术断想》以其胸襟的坦诚与开放，文章的姿质之大雅，仍然有若雪夜品香茗的回味。再有两篇洋洋洒洒的诗论《灵魂的独白》和《烧给浪漫主义的纸钱》，更镌刻着公刘《可以用诗唱挽歌绝不为诗唱挽歌》的铭言。晚境中不断体会着“喑默中的大喑默”“孤独中的大孤独”的父亲，对诗文，对人生，因为超拔，因为经历过“解体”般的内心苦痛，便有了“生命进入了深秋”之后，秋收般回望的《诗话断简》；便有了更多的《独立苍茫》的心绪；有了如云如絮般挥之不去的《忧患、悲悯及沧桑感》；更有了《诗国日月潭》这般放眼海峡云烟的审美。更添就一宗视诗为宗教的虔敬之情。而步入“古稀之年”后的长篇答问《因为人生是一首大诗》以及稍后续写的《答客诮》，则更多地体现着诗人历经劫波阅尽沧桑后，仍旧葆有的那颗诗意昂然的赤子之心，还有那些经历岁月的淘洗而沉淀下来的思辨睿智与幽默机敏。
纵观本卷中所有收录的序跋之作，无论是自序抑或是为友作序，其长歌短言，也多能读出泣血之思、金石之声。除却前面已经特别提及的两篇为选本所写的短序外，又譬如《〈离离原上草〉自序》、《不撤退者的青铜群像》等，必须一读的还有公刘的最后一篇序言，也是他笔下的最后一篇文章：《永不碇泊却永不拒载的西湖诗船》。
1980年，父亲以顽强的意志击退死神，从数日昏迷的重度脑血栓、中风、偏瘫、失语的打击中重新站起，重习发声，重学走路，重试握笔，重新捕捉诗的灵感，再度深掘创作的涌泉，继续在思索探寻文学与人生真谛的漫漫长路上奋力奔跑攀登。此前，便已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新的课题》，无惧冷风嗖嗖的倒春寒，率先提出了彼时文学与诗歌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同时大力举荐诗歌新人；而此后，更是一如既往地不顾重疴在身，为文学为诗坛推举评介了多少新人与首秀。从《〈大学生诗苑〉漫评》到《序〈城之梦——中国南方城市诗选〉》，从《西北望长安》到《试谈革命的边塞诗派》，从不辞劳苦、一再推介的《漂亮的白水母》、《他也是海王星》到《爱应该再版》和《一封给作者的信》等等，多少无私的举荐，多少殷切的期冀，有多少回引马扶鞍，又有多少次辣语衷肠。真可谓“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鲁迅：《致章廷谦》）父亲是甘为人梯的。作为相依为命的女儿，在父亲身上，我痛知了什么叫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既言及于此，不妨荡开一笔，有的青年朋友因诗文成为公刘的忘年交，他们是诗人心底的欣慰；但也有某些“健忘的天才”，登高之后，或曰“发达”之后，便想着最好能抹去文字，踹烂人梯，以便于圆满了自家私撰的“天才传奇”。如是，不免又教我想起鲁迅先生，想起那形象的“一阔脸就变”的形容，亦想起他也曾说过的另一句话“……我也常对于青年，避到僻静区处去”。（鲁迅：《复魏猛克》）于今，“人梯”早已隐入历史，在燃烬生命之烛后，真的是避到远离尘嚣的“僻静区处去”了；目睹甚至可谓是亲历了这一切的我，却仍然不免有点好奇，那些“健忘的天才”们，是否会有过夜半梦回的扪心自问？
相对而言，小说、剧本、报告文学的编选过程，则比较单纯比较轻松些。
开篇的《吃人世界》，就我记忆所及，应该是父亲由当年（1940年代）地方上大面积暴发的蝗灾，和由惨烈的蝗灾而引发的“人相食”的报纸新闻，所给予的创作冲动。迄今，我仍旧记得，在太原南华门东四条小院的大槐树下，曾听父亲讲述过他亲眼所见的蝗灾之可怕（当然，没有叙述“人相食”的可怖旧闻）。如今，随着马齿徒增，我也愈发地明白了，天灾人祸之烈，都是会摧残人生泯灭人性的。（人，原本就是动物的一支进化而来的呀。）
而《暴动》一篇，相信有心的读者会从中读到历史的影子，或曰历史的观照。
从《红云》至《孟丙纪事》，既是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军旅亲历，也是1950年代前期，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充满着明朗、单纯、美好而向上的历史氛围之写照。我想，无论其后社会生活翻覆过多少雷电阴霾、血雨腥风，曾经的晴朗蓝天终归是不能也不应抹去的。尽管，那蓝天之上，已聚积起团团乌云，“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昨天的土地”系列，应当属于公刘小说创作的重要篇章。1984—1985年间于《收获》杂志揭载时，曾引起过读者的广泛瞩目，便是文坛，也多有好评。已故老诗人张志民先生就曾夸赞它们是“干馍馍，有嚼头”。令人无尽惋惜的是，由于生活中莫测的风云，由于几次三番的病魔突袭，父亲永远地带走了那属于他的、腹稿于心而未及成形的另外十几具屹立在“昨天的土地”上的焦渴的灵魂。
读诗人复出后唯一的中篇小说《头颅》，在一定意义上，痛定思痛之后，它依旧富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乾坤忒重我头轻”的壮烈情怀。为编选入卷，我在厘订重读中，脑海里叠印而出的，是侦察连连长“邸八百”的头颅，是维新失败、慨然赴死的谭嗣同的头颅，是以“秋风秋雨愁煞人”轩亭口上一声长叹撼九州的秋瑾的头颅，是为了灵魂不受损害而坦然就义的瞿秋白的头颅，是杨靖宇、左权、张自忠、吴克仁、戴安澜等众多为民族抗战而捐躯者的头颅，也是十七岁的少女尹灵芝稚嫩的头颅，也是毅然决然在禁锢中探求真理于孤独中追求自由、在专政的疯狂高压之下仍旧勇敢坚持自己独立思想的林昭、张志新们的头颅……还有一生承袭着屈子精神文山正气，“即在不可能保持于人时坚持做一个人”（沈天鸿：《在生活与梦之间醒着》），坚持说真话，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而这“坚持”偏又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诗人，那颗倔犟而苍鬓的头颅。
独幕小剧《卖稿人家》，只是1940年代父亲所写的多则讽刺性小独幕剧中的一篇。其余几则，更多地具有即时性和时事性，且让它们随时间的长河漫过去罢。
两部电影文学剧本，《阿诗玛》和《望夫云》，它们是开在1950年代的芬芳花朵。如今，这并蒂的两朵，自然已属干花了；也许，它们已成为中国电影文学这部大书中收藏的两叶标本了吧。
及至报告文学这一体裁形式的创作，它除了需耗费大量脑力，还需要支付大量体力。无疑，父亲身体的条件是无法支撑他多做这方面尝试的，其所写的四篇报告文学，全数收入本卷之中。文章摆在这里，好坏任由评说。需要略加饶舌的是《社会栋梁》一文。这篇作品，父亲生前并未发表过。不曾投寄报刊发表的原因很简单：文稿于1982年8月16日深夜在金昌结稿后，作者即返回单位；不多日，金昌公司宣传部门的朋友便专门来信，谈到了《社会栋梁》的主人公、老劳模邹本义家属的户口问题已经解决落实，连同其他一些老矿工、老技术人员家属的落户问题，也正在一一逐步解决中。因之，着眼于矿山的新形象、金昌的新风貌，父亲便收拢起一笔笔“爬格子”誊写好的文稿，放入了桌屉。而今日，我之所以重新录入并编选进来，考虑也很简单：三十余年弹指过去，当年虑及一时一地的“负面影响”已不复存；反倒是那种倾心关注劳动者（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同样也是劳动者）、关注他们最基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历史担当，应该更有它积极的现实意义。
作为结语，我想说：生命的局促，正彰显出灵魂的疏放。
诗比人长寿。
（本文有删节）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