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先生认为中国有一个半哲学家，老子算一个，庄子是半个，由于文章好，勉强算两个。这当然不是严格的哲学评价，不过意思很清楚：先秦百家天才勃发，但大多是政治军事思想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不久就独尊儒术，哲学发展停滞，即使在老庄大兴的魏晋，出了王弼这样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天才哲学神童，也不能算独自成家的哲学家，最多算老子的优秀阐释家。由于少，更加可贵。
除了尼采，木心先生最心仪老子。笔者以为，原因有二，而且都从艺术创造实际出发——如果写哲学史，木心先生的观点恐怕很难成立。
木心先生问：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的确没几个，大多数得自灌输。木心认为，大艺术家，必须自己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哪怕最终结果很像某个大思想家也行。
做人而不幸成了知识分子、艺术家，不免就要有个人生观：它是从世界观生出来的。那世界观呢，当然溯源于宇宙观。
……
只有从宇宙观来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才真实恳切，不至于自欺欺人——老子的哲学，特别清醒地把宇宙观放进世界观、人生观。老子看君、看民、看圣人、看大盗、看鸡、看犬，从宇宙的角度、宇宙的眼光。
老生常谈？不错，是老生常谈，但有几个人真正看懂了这些老生常谈呢？为什么大诗人李白出家修道几次呢？那是他个人的“三观内斗”。为什么托尔斯泰的小说里连篇累牍大谈哲学呢？他要给他小说的指导思想找到cosmic justification（宇宙性的真理证明）。鲁迅为什么大谈他青年时代“吃辣子，读《天演论》”的经验？他的心路历程于兹而始。从事艺术的人要称得上“大”，必须要有大眼光，这大眼光哪里来？登泰山而小天下，从宇宙反观人世，眼光才称得上“大”。“遥看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泄”，这样的诗句，是要有宇宙想像的人才写得出来的，同时也是一个哲学隐喻，超越人世才有超越的眼光，无此，艺匠而已，小格局。
很多人喜欢读这些大艺术家的作品，看到他们在自己艺术中谈及宇宙起源（在李白那里通常是道家色彩的神话、传说）三千大世界论或人生哲学，大多跳过，不时心里嘀咕一句“大艺术家也有乏味的时候”。很少有人问：我都知道这些东西没劲，这些天才难道不知道吗？如果真乏味，他们当然知道，但在他们眼里，这些东西不但重要，而且谈得津津有味。如果你本心里没有对这些东西的兴趣，你的艺术目标应该降低，反正不要跟“大”有关。不信？找找看，有没有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的大艺术家。笔者找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谈哲学，但为什么对人类心灵里的“罪与罚”，有那么大兴趣？而且探讨人的原罪的超人性起源？看他的传记，搬家时一摞一摞的哲学书。
有没有例外？大概有！且不说“例外是常态的最好证明”（Exception always proves the rule），我猜想，如有例外，这些例外大概都生活在一个强大的“文化场”内，他们的天才能轻易得到并很好消化有深度的“三观”并利用之。要记住，中国目前没有这么一个“文化场”（实际上中国目前的“文化场”刚走出最低谷！），世界上也没有。人类文化大概正处于两个高峰之间的低谷：中国上一个文化高峰是唐宋（元明有一个小高峰，主要在戏剧小说绘画），而西方文化的上一个高峰是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现在正直线下落，但没有我们在“文革”中落得那么低。
如果读到这里，你心里还在嘀咕：明清那么多诗人，“三观”也不比李杜差，怎么就没成李杜呢？你应该庆幸，上帝造你的时候，忘了加入逻辑因子。
木心先生赞赏老子的“三观”，大概没想过《老子》是诸子中唯一完整建立一个“三观”结构的著作（其余人只是隐含某个“三观”或作为预设，但都是有“三观”的），也就是说，是体系建立者，看来，木心先生也不是一概“拒绝体系”的。
木心先生最赞赏老子的“天地不仁”。“不仁”语义学上有两解：1. “你不仁我不义”的“不仁”，比方说杀人劫财，属于道德范畴，英文就是inhuman/inhumane；2. 不能用仁义这类道德范畴判断，比如一头牛撞死了你老婆或一个战士走火杀死了战友，英文就是a-human/a-humane。历代哲学史家解释老子这句名言都采第二说，而目前出版物中引用多采第一解，是误解。木心先生有时也采第一解，比如说老子“骂‘天地不仁’”。但从他的出发点看，他用的实际上是第二解。同页有“天地无仁无不仁”，看来是引文，并发问：“这是什么‘子’说的？”没有回答。从在这个上下文用“无”字看，可能是木心这个“子”说的（如是木心先生的小把戏，妙人儿啊！）。无论哪个“子”说的，木心先生用意很清楚，就是从人本位，天地有仁不仁的问题，而“如果换作‘宇宙’本位，仁不仁，何从说起？”
木心先生要大家上升到“宇宙本位”，并不是要打破人本位的道德（把天或上帝道德化，是统治术，也是所有古代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让人有终极恐惧，因为有意志的“天”会惩恶扬善），而是要大家理解老子哲学的“透彻、孤寂、凄凉，完全绝望”。通篇木心先生强调艺术家必须拥抱悲观主义，因为悲观主义才能真正深刻地揭示人类状况。这个论点，逻辑上文化史上大概均难于自洽。
应该问的问题是：木心先生认为艺术必须弘扬悲观主义？好像也并非如此。托尔斯泰的书整体而看，倒是让人对人类前程持乐观态度，虽然他对当时人性和人类状况的估价非常悲观。李白也得木心先生的钟爱，李白的诗总体乐观向上，但看他的“公无渡河”，则可以看到他诗歌打底的悲观主义：诗从“不仁”的天地（宇宙观）开始，介入“仁”的世界观历史观，说明自然的“不仁”可以解决（大禹成功治水），给人的“仁”创造了可能性（“九州始桑麻”），然而人的现实却是“不仁”（人们看见披发之叟自杀式的下水而冷漠旁观），让人绝望，这就李白的悲观主义所本。
笔者以为，木心先生之所以要艺术家拥抱悲观主义，一是基于一个经验事实，即几乎所有大艺术家，在其对人类状况的实际估价和人性改良的可能性的前瞻上，都很悲观。二是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是唯一有道德上改善自我本性的物种，没有这种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自我期待，人不可能发展成今天这样成功的物种。但跟这理想相比，现实太可悲，一个艺术家如果拥抱这种期待，其对现实的估价必然悲观，但这并不等于你的艺术品一定让人们悲而欲死，实际上大多数大艺术家的作品都给人以某种希望，哪怕是悲观浃骨的作品，如加缪的《鼠疫》，还要人在面对无法克服的人类生存的无意义，而作出有意义的抉择。第三，木心先生痛感强加于人的乐观主义给艺术创作带来的灾难。
木心先生说《道德经》“是老子的绝命书，也是老子的情书”，给谁呢？人类。热爱人类的人，悲观主义怎么彻底得了？就老子名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木心先生解释，一是对暴民说的，一是对暴君说的，并警告中国的历史就是暴民暴君杀来杀去的历史（不要当作学术论断来看！），艺术家必须警惕。这个警告，也不是一个彻底悲观主义者会作出的。
原计划跟木心先生就十个主题进行对话。但写了一万二千多字了，才写了五个。如果可能，再写一篇。
作为结束，借萨特用用。
萨特对木心先生大概是个“麻烦”：既藐视他的哲学，又赞赏他图解其哲学的艺术。笔者认为，这个“麻烦”至少部分是因为哲学和艺术的genre difference（文类差别），即不同种类的对人类状况的观照，有不同要求。做哲学，读了存在主义，知道它错误严重，只有“打倒”后才能用其合理部分，决不能一股脑儿全部利用的，遑论推到极端而用之。但作为艺术家，却不需这么谨慎。以萨特自己为例：《禁闭》是写来图解他的哲学观点“他人即地狱”。这个一望而知是错误的观点，却由于作者本人对人类现实的尊重，实际上是现实主义精神，却生出了一本相当优秀的戏剧作品，哪怕你不同意这个哲学观点，你仍能赏析使用这个观点的剧本对人类状况的观照达到了相当高度，恐怕在未来的多少个世纪，这个戏都会让人类警示自己，不要把他人变成你的地狱，更不要变成他人的地狱。
木心先生，不论你是在天堂喝美酒，还是在地狱上火刑，希望这些对话给你快乐：你至少做了一个人的大师。
（刊于《上海文学》2014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