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是曹寅得了疟疾，治这个病需要一种药——金鸡纳霜，当时中国有没有这种药呢？有的。谁有？康熙皇帝有，全中国就他有一点。康熙是从外国传教士那里得来的。得知曹寅得了疟疾，他心急如焚，对曹寅爱护得不得了，让驿马不停蹄地跑往南京送药给曹寅。那时候没有飞机、火车、汽车，不断换马，马不停蹄地往南京跑，还是需要很多时间，结果，药送到时，没有福气的曹寅已经咽气死掉了。按说曹寅死了，就让内务府再找另外的人充当江宁织造不就结了，顺治皇帝时候就立下规矩，内务府派出的官职是不能世袭的，但是康熙对曹寅一家的感情太深了，他就偏让曹家世袭。曹寅死了，还有个儿子叫曹颙，康熙就让曹颙继续当江宁织造。康熙对曹颙很看好，夸赞他文武双全，但是这个人很不争气，没几年，他又死掉了。曹颙死后，曹寅就再没有亲儿子可以世袭这个织造官职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按说康熙也就该叹息一声罢休了，但是康熙对曹家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居然还要曹家来当江宁织造。当时江南有三大织造，除了江宁织造，还有苏州织造和杭州织造。苏州织造当时是李煦，他的妹妹嫁给了曹寅，曹寅死了，家里只剩两代孤孀，就是曹寅和曹颙的寡妇。康熙肯定就想起了孙氏——曹寅的母亲、他的保母，孙氏当时已经去世了，但康熙还是要报答孙氏的抚养之恩，更肯定想起发小曹寅，他们真是亲如手足啊！于是，康熙就把李煦找来问：你能不能从曹寅的侄子中选一个人，过继给曹寅，来接管江宁织造？李煦就从曹寅的侄子里选中了曹頫，于是，这个人就算是曹寅和李氏的过继子，他就带着他的夫人，进驻江宁织造府，住进有“萱瑞堂”御笔题匾的正堂，继任了江宁织造。
李煦的妹妹、曹寅的遗孀李氏，在小说里化为贾母，而曹頫和他的夫人，在小说里化为了贾政和王夫人。当然故事设置贾府的空间，不是在南京而是挪移到了北京。在小说里，读者可以发现，贾母对贾政的感情很淡薄，灯节贾政准备了许多礼物到贾母跟前凑趣，贾母没多大会儿竟然就让他离开。第三十三回写贾政痛打宝玉，贾母闻讯赶到，大怒，说出“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的话来。这种母子关系，就是按照生活真实中，曹頫乃李氏的过继子的情况来“假语存”的。儿子不是李氏亲生的，是过继的，但过继的儿子生下的孙子，祖母会非常珍爱，这是中国传统伦常的既定心态。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儿子虽然是过继，但孙子就认为是嫡传，丝毫不影响祖孙感情，甚至还会更加浓酽。小说里贾母对宝玉的溺爱，显然也是把真事用假语存之。
在真实生活中，曹頫有自己的亲哥哥，但这个亲哥哥并没有跟他一起过继到李氏门下。但是曹雪芹写这部小说，不能舍弃曹頫的亲哥哥这一支，因为这一支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型人物二奶奶，将其假语存于故事里，就是王熙凤，所以他在进行小说文本虚构的时候，合并同类项，把曹頫的哥哥写成是贾母的大儿子贾赦。在真实生活里，这个人和他的夫人并不跟李氏住在一起，那么在小说里，曹雪芹也就写成林黛玉去拜见贾赦，需要另去一处独立的院落。
关于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在身份认同上的焦虑问题。曹雪芹家从根上说，是汉人，但是这家人很早就成了满族正白旗的成员，跟满族人一起战斗，满族定鼎中国后，一起分享胜利的果实。那么他根据家族的历史写《红楼梦》，怎么来处理故事里贾家，以及其余三大家族成员的身份，写成满洲八旗成员的故事？可是四大家族的成员却又流淌着汉族的血液。最后，曹雪芹决定在写的时候，尽量避免鲜明的种族符码。因此，他在写女性角色的时候，尽量不去描写脚部。满族一统中国以后，在女性的服装上，对汉族不是那么苛刻，清朝汉族妇女大体上还允许按照明朝的方式穿戴。《红楼梦》里对荣宁二府中女性装扮的描写，除了脚部，其他部位往往不厌其烦，写得很细，写成类似明朝妇女的装扮，这也合乎清朝时许多汉族妇女的真实面目。曹雪芹自己家族及相关亲戚中的妇女，既然出身汉族，保持明式装束，是可能的。但是，其家族很早就投降了满族，并且被编制到满洲八旗里，那么，作为旗人妇女，若采取旗装，也是顺理成章的。旗人妇女是不缠足的，而且会穿一种独有的花盆底鞋，身上穿旗袍，头上梳“两把头”。在近代排演的京剧《红楼二尤》里，尤二姐、尤三姐是类似明代妇女的装扮，而王熙凤就是“两把头”、旗袍、花盆底鞋的旗装，汉满混搭，看上去很有意思。曹雪芹为了超越“我们这些人究竟是汉族还是满族”的身份认同焦虑，他笔下的妇女，就尽量不含鲜明的种族符码，写汉族女子不写三寸金莲，写满族妇女不强调是大脚，王熙凤也不写成旗装妇女。
但是如果读得很细心，就会发现，曹雪芹虽然总体刻意回避写女性的脚，但是也偶尔会出现一点关于脚的文字。他写尤三姐为了对抗贾珍、贾琏对她的玩弄，就故意放荡无羁，“这尤三姐……底下绿裤红鞋，一对金莲或敲或并，没半刻斯文……自己高谈阔论，任意挥霍洒落一阵，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乐，竟真是他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他。”这是曹雪芹笔下唯一写到“金莲”的地方。书里的尤二姐和尤三姐显然都是汉族妇女，尤二姐被王熙凤骗到荣国府，带她去见贾母，贾母看完她的手，又让丫头把裙子撩起来，干嘛呀？看足。过去汉族对女性的评价，美不美，要从头看到脚，尤其要看“三寸金莲”。这一处没有出现“金莲”字样，但是也暗写到金莲。有一次写晴雯，她在床上跟别的丫头打闹，“穿着红睡鞋”，这红睡鞋是裹小脚用的东西，汉族妇女才有，满族妇女是“天足”，睡觉时不穿鞋。书里还常用“小蹄子”来蔑称丫头，仆妇讽刺丫头不愿跑腿，有“那里就走大了脚”这样的语句，就说明贾府里的丫头，有一部分是汉族妇女，缠足。当然还有些丫头是满族的，像贾母那边的粗使丫头傻大姐，“生得体肥面阔，两只大脚，作粗活简捷爽利”。不过这种涉及女性脚部的句子，在《红楼梦》整部书里真是凤毛麟角，不进行文本细读都会被忽略掉。
一定会有人问：书里的金陵十二钗，她们是“天足”还是小脚啊？书里有个女子邢岫烟，有次贾宝玉要到栊翠庵找妙玉，半路碰到邢岫烟，“颤巍巍的迎面走来”，邢岫烟走路为什么颤巍巍啊？就因为她和尤二姐尤三姐一样，不属于四大家族，是汉族妇女，要缠足的。贾氏四姐妹，薛宝钗薛宝琴姐妹、王熙凤、史湘云，她们都是四大家族的女性，四大家族的原型都是入了满洲旗的，这些女性应该都是“天足”。曹雪芹写史湘云，她不仅爱女扮男装，更能在雪地上扑雪人玩，若是缠足难以想像。那么，林黛玉呢？她的母亲贾敏的原型是入了旗的，大约是大脚，但是书里写贾敏嫁给了林如海，林如海似乎是汉族官吏，那么林家是可能给黛玉缠足的，不过书里完全不写她脚的形态。读《红楼梦》要注意到，薛家进京，摆在第一位的目的，是要让薛宝钗参加宫廷选秀。书里没有使用“选秀”这个语汇，实际上就是告诉读者，薛宝钗即便有汉族的血脉，但她家很早编入八旗，是在旗女子。她到了十四岁，就有参加选秀的资格，林黛玉则未必。这也是薛、林两钗的重大差别。
《红楼梦》写女性尽量不写脚，写成年男性则基本上不写发型，除了贾宝玉的特殊辫子，不写别的成年男子的辫子。装束上，不写清代常见的长袍、马褂、瓜皮帽等。有时就会造成错觉，让人以为写的是明代的生活。有人认为《红楼梦》是排满扬汉的文本，我认为根据不足。曹雪芹在写法上尽量避免满汉的种族符码。他的家族根子在汉，却在改朝换代中成为满洲正白旗的成员。我家究竟是汉族还是满族？我究竟属于八旗后裔还是华汉子孙？他内心有身份认同焦虑，他通过巧妙的文本策略，化解了这个焦虑。他笔下所写就是第一回《好了歌》及其解析里所概括的人间悲喜剧，他笔下的贾宝玉就是第二回所说的那种秉正邪二气的生命，超越了种族认同，达到最高层面的生命关怀。
在《红楼梦》文本里，还能看出曹雪芹在身份认同上，除了种族认同的焦虑，还有一个焦虑，就是主奴身份辨识的焦虑。书里故事一开始就交待，宁荣二府是世代簪缨的钟鸣鼎食之家，开国功臣的后代，有着不得了的社会地位。接着故事往下流动，有些文字又透露出来，人物内心里总有与人为奴的自卑。书里写了一个现象，就是荣国府有个大管家赖大，赖大的媳妇叫赖大家的，那时候媳妇一般都没有名字，嫁给谁就叫成谁家的。赖大早上到府里上班，下班以后回家，回到一个什么样的家里呢？巨大的宅院，宅院附带着花园。赖大有个儿子叫赖尚荣，成长的过程跟贾宝玉不相上下，本来赖尚荣作为奴才的后代，长大后也应该到荣国府服役当差，但是被免除了这项义务，于是赖大就给赖尚荣捐了官，当上了县太爷。为了庆祝儿子当官，赖大还专门在家里大宴宾客，贾府里的老爷少爷，以及社会上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士，都去他家作客。进到荣国府，赖大是高级奴才；出了荣国府，他就是社会上的富豪。而且书里写得很有趣，赖大他妈还活着，赖嬷嬷带着仆人来到贾府请安，见了贾母、王夫人，又去见王熙凤。这个赖嬷嬷跟王熙凤和贾琏转述她对赖尚荣说的话：“你那里知道那奴才两字是怎么写！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爷爷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恼。熬了三辈子，好容易挣出你这么个东西来……你一个奴才秧子，仔细折了福！”这是带血带泪的话语。《红楼梦》里赖大家的这种情况，其实是贾家相当于皇家地位的一个缩影。曹雪芹家，正是那样的情况：在被征服的汉人面前是统治者正白旗里的成员，在满族皇帝和正白旗旗主眼里，他们却不过是被征服掳获的下贱的包衣奴才。正因为如此，《红楼梦》里才会有关于赖大家的这种描写。在关于宁国府焦大醉骂的那段情节里，也透露出贾家上一辈是如何浴血战斗，千辛万苦挣来家业的，而焦大在艰难岁月里，自己喝马尿，把找来的水奉献给主子喝，也恰是往昔曹雪芹祖辈作为忠仆效力满洲主子的缩影。“你那里知道那奴才两字是怎么写！”其实所传达的正是书中贾家，即生活真实中曹家的心声。就真实身份而言，曹家几辈都不过是“奴才秧子”，作为主子的皇帝，可以如康熙那样对曹寅信任溺爱，也可以像雍正那样对曹頫严厉打击。到乾隆朝，曹家卷进弘皙逆案，乾隆如以沸水浇灌蚁穴，曹家的毁灭竟连档案也无留存！“奴才秧子”罢了，主子的喜爱憎恶信用毁弃只在一念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会有这种身份认同上的焦虑：主子还是奴才？富贵还是卑贱？但是通过他设定的文本策略，特别是通过他塑造的贾宝玉这个形象，把这份焦虑终于化解掉了。
我读《红楼梦》，当然特别注意曹雪芹对贾宝玉这个形象的塑造。贾宝玉对世上众人的看法，是惊世骇俗的。曹雪芹写书的时代，是一个神权社会，但贾宝玉却毁僧谤道，深知他脾性的袭人就此劝诫他，他表面上答应，其实何尝改正。那时代当然更是一个皇权社会，贾宝玉却毫无通过读书科举跻身权力中心的意愿，不仅骂那些往权力中心攀爬的人是“国贼禄蠹”，更身体力行地主动亲近远离权力的社会边缘人，如秦钟、蒋玉菡、柳湘莲等。那时代是父权社会，贾宝玉却和他父亲贾政在科举、结交等方面发生激烈冲突。那时代是男权社会，贾宝玉却宣布：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对那个时代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男尊女卑来了个彻底的颠覆。贾宝玉对女性的崇拜又并非盲目的，他有三段论：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的宝珠。出了嫁，不知就怎么变出许多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的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他深切感受到，闺中的青春女性，无论小姐还是丫头，没有深受社会主流价值的污染时，天真烂漫，显示出生命的本真之美，但是一旦嫁了人，就开始参与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运作，灵魂就开始锈蚀，再往后，则生命的本真之美尽失，如死鱼眼睛迅速腐烂。贾宝玉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完全超脱于那个时代的一般规范。他的装束包括发型是独特的，他的话语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他和丫头们好，小厮们见到他没礼貌，他无所谓，他的弟弟贾环设毒计要烫瞎他的眼睛，他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以后如何与兄弟分割家产一类的问题。他自我身份的认定超越种族、主奴、贫富、贵贱的框架，他的此类表现传扬到贾府以外：“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可见贾宝玉的自我身份认定升华到了“自然之子”的高度，他是独一份的生命存在，不受世俗身份定位框架的摆布，他要与天地宇宙融为一体。
我阅读、研究《红楼梦》，不仅是要学习曹雪芹写小说的心思技巧，更要学他那化解身份认同焦虑、时空认同焦虑、文化认同焦虑的深邃思想与途径。首先是自我身份定位必须超越俗见，我越来越清楚地认定，我就是我自己，首先要做好我自己。现在这个社会中，难！人的生存是很艰难的，最艰难的还不是在于挣钱难、出名难，获得真爱和真朋友难，最难的是真正做成你自己，这是很难的。人们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一直戴着假面生存。谁的生存是容易的啊！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心里难过》，清夜扪心，独自难过。但不管如何艰难，如何难过，我立誓一定要成为有尊严的人。
（注：本文根据作者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整理而成）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