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郊县的旧城改造以前，松江县城内有许多“大墙门”，即北方人所称的大宅院。靠近西城，有座大墙门，房主姓杨，人称“杨家房子”。五个门面，四棣进深，棣与棣之间有宽敞的庭心，两侧有厢房相连，厢房的旁边还有厨房间、杂作间，后面是垒有假山的花园，花园四周有高高的围墙。松江大户人家的住宅格局大体如此，差异仅是规模大小而已。
土改以后，“杨家房子”被政府没收了，陆陆续续住进了好多人家。我家也在那时搬了进去，当时已住有十几户人家，拥挤而热闹。
旧房主一家已经四散，除一位老太仍住在“杨家房子”外，别无他人，大家都叫她“杨家婆婆”。当时，她大约六十来岁，细挑的身材，皮肤白皙细腻，穿戴始终干干净净，浑身上下显露出来的依然是大家闺秀的淑女气质。
1960年代初，我已稍稍懂事，或许比较乖巧机灵，杨家婆婆就经常“小弟来，小弟来”，笑眯眯地招呼我到她屋里去，有时要帮她做点小事，有时也就陪她说说话。我每次去她屋里，不管是不是帮她做了事，临走时，她都会给我一点点小零食，有时是一颗糖，有时是两块饼干，在物质供应十分匮乏的年代，对一个小孩来说是很有诱惑的。
她有两个儿子，都在北方工作；还有三个女儿，两个在上海市区，一个在台湾。在大陆的两儿两女的生活大概都不怎么样，从没看见寄钱寄物给他们的母亲。在台湾的女儿每月通过香港的友人转寄给她一百港元（当时大陆与台湾之间不通邮），这是她唯一的经济来源。当年一百港元兑换成人民币有四十一二元，这些钱在松江一般可以养活一家人，加上收到外汇的同时还能得到“外汇券”，凭“外汇券”可以到指定商店购买市面上很紧俏的主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等等，因此，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的物质生活也不是那么困难。
当然，与解放前的生活相比，杨家婆婆的感觉简直是天上人间。杨家原来有田产一千多亩，另外还拥有好几爿商店，在松江这样一个大地主、大官僚云集的古城，当年的杨家也算得上是有点名气的“大人家”。每每说起过去，杨家婆婆的脸上就会露出难以言传的神情。她出嫁时，有两个丫环陪嫁，送嫁妆的船就有四条，另外还有百来亩的“花粉田”，即陪嫁田。
有次无意中提到伙食，杨家婆婆很有感慨：“当年我们是个大人家，平常吃饭就要排几桌，所以厨房间要配两个‘饭头师傅’（即厨师）才能忙得过来。两个人的手艺都蛮高明，不像现在饭店里炒菜的，那不能叫师傅，烧出来的菜像啥样子，要卖相没有卖相，要味道没有味道，和我们家用的两个饭头师傅根本不好比。从前我们吃菜、吃鱼全是要讲节气讲时鲜的，开春后吃长江鲥鱼，立秋后吃四腮鲈鱼，过了节气就没有味道了。小弟，我告诉你，马兰头、荠菜这些野菜，一过惊蛰就不好吃了，蛇虫百脚全出来了，怎么还好吃？现在全不讲究，看看真是作孽。”
杨家婆婆的男人是个不做事的土地主，除了吸鸦片、赌钱、在外面花天酒地白相女人，一生从未做过一桩像样的事体。他喜欢被人簇拥，被人赞美，也容易被人摆弄。一帮白相人一天到晚围绕在他的身旁，就像一群苍蝇叮住一块烂肉，挥之不去。有次他被人噱到上海去“做皇帝”，那是上海滩上有人以娱乐为名设的局，以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为噱头，专门诱骗土财主钱财。据说“皇宫”中六部官员齐全，三宫嫔妃俱佳，到底这个“皇帝”是怎么个做法，杨家婆婆也说不明白，但她知道，男人到外面做了一天“皇帝”，家里从此就少了上百亩土地。她男人是在解放前夕去世的。提起自己的男人，提起他无节制地挥霍钱财，她几乎没有什么眷恋，也没有太多的抱怨。“那样也好，省得后来落到政府的手里。走了也好，要是活到今天，我看伊怎么能活得下去。”
杨家婆婆每天的功课是坐在八仙桌前拨着佛珠念佛，上午、下午、晚上三节课雷打不动。她家的卫生清扫、买菜烹饪、洗涤衣被等家务由一个“散做”，即今天称为钟点工的阿姨操劳。这个阿姨与杨家婆婆有点很远的亲戚关系，每月给她六元钱的工钱。从我记事起她每天早上准时买好小菜来报到，做好午饭后回去。下午阿姨一般是不会来的，晚饭就由杨家婆婆自己用煤油炉煮点面条，或者将中午的剩菜剩饭热一热将就了。
杨家婆婆经常要批评阿姨做事不细不周，阿姨一般是不还嘴的，惹毛了的话，也会顶撞几句，这会引起杨家婆婆更大的不满。
有次杨家婆婆拿了件上衣，指着上面未洗净的斑迹：“你看看，衣裳也不会汏了，生活是越做越‘推板’，这种衣裳我怎么穿得出去。”
阿姨还嘴道：“我晓得的，昨天我汏了好几遍都汏不清爽，这全要怪你自己吃饭不当心，沾上了油腻，要是不相信，你自己汏汏看。”
杨家婆婆更来气了：“好呀，你晓得还嘴了，你要我自己汏，我用你是来气我的，还是来做生活的？真是岁数越活越小了。你明天不要来了，没有我给你的工钱，看你怎么过日脚。”
阿姨的底气有些不足，低着头，嚅嚅道：“不来就不来，我不来，看有啥人烧给你吃。”
“你不要神气活现，你不来，我也不会饿死的。现在真是不像样，要是放在从前，好，好，不讲了，不讲了。”有些话杨家婆婆确实是不好讲了。
第二天一早，阿姨还是准时拎了小菜报到，就像昨天没有发生过那场争吵。她俩的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文化大革命”爆发，革命群众不准地主婆再享受佣人服侍，勒令她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
在“文革”以前，严格地说是在“四清”运动以前，居委会对杨家婆婆这个“四类分子”的管制还是相对宽松的，好像没有什么训话、写检查、惩罚性劳动等名堂。居民小组长慈眉善目，说话啰唆，办事认真，从不去找她的茬儿，看她年事已高，身边又没有子女，有时也会生出恻隐之心，帮她解决点小困难。“杨家房子”里的居民和睦相处，虽然大家不大和她交往，但也不把她当“四类分子”去欺凌她。
杨家婆婆从小读过书，识字，但不会写。我能写信后，她就拉了我的差。她收到的信不多，她的两个儿子很少给母亲来信，收到的信大都是在台湾的女儿阿琴写来的，差不多每月一封。她不主动给人去信，但女儿来信必复，无非是报个平安。
我第一次帮她写信，学着老师教的写信方法格式，开头是“亲爱的女儿”，结尾是“此致敬礼”，杨家婆婆看后乐了，说，我们中国人不这样写信，你们老师教的是外国人写法，并教我，开头要用“阿琴吾儿如晤”；结尾要用“春祺”或“秋祺”，那要看写信的时间而定。我替她写好信，她必定要亲自过目，一面看，一面叹息：“作孽啊，看来这生这世是再也不会和阿琴碰面的了。”
有年夏天，有两个月没有收到阿琴的来信，当然也没有汇款，杨家婆婆第一次主动给女儿去信，她真的急了。
过了好些日子还没有回音，她叫我前去，拿出一块绿色的茶杯口大小的玉佩，要我帮她卖了。那块圆圆的绿玉雕刻得极精致，握在手里凉凉的，润滑极了。我觉得卖了可惜，望着她好一阵子。她看懂我的意思，还是说：“卖了吧，留着也没用。天气这么热，回来时买一根棒冰，算你的脚步钱。”这块如今大约能值数万十几万元的玉佩在玉石收购店只卖了五毛钱，我买根棒冰花了四分钱，当我将捏成一团的零钞交给她，告诉她只卖了五毛钱时，她感到十分意外，一面撸平一张张毛票，一面自言自语道：“作孽啊，一块值好几石米的玉佩就卖五角钱，我真是自作孽啊。”
又过了些日子，女儿的信来了，随后汇款也来了。钱来了，杨家婆婆的精神自然好了，但也有坏消息，她在台湾军队中当高官的女婿病故了。女儿在信中说，她自己没有工作，以后要靠子女生活了，这么多年来，她已尽了做女儿的孝道，其他几个兄弟姐妹也应承担点做子女的责任，言外之意，她或许不能保证按时汇款，这让杨家婆婆很是沮丧。好在后来阿琴还是每月准时汇款，使杨家婆婆虚惊了一场，她还是每天念佛，每天和阿姨唠叨。
有年农历除夕的下午，杨家婆婆扬手向我招呼：小弟你快过来。我走进她的屋里，大白天的，窗户都拉上了窗帘，点着电灯，弄得神秘兮兮的。她的屋里叠有两幢大箱子，每幢四只，她要我把其中一幢箱子的上面三只搬掉，打开最底下的那只。原来里面装有许多画轴，还有铜锡香炉、烛台、酒器等祭祀用品。我帮她把那些画轴挂在墙上，画轴上画有穿着清朝官服的男人、戴凤冠穿霞披的女人，也有穿长衫、绣袍的，她告诉我，这些人是杨家的祖宗。我第一次看到了她男人的画像，清癯而威严，似乎与纨绔形象相去甚远。我帮她在八仙桌上摆置好香炉、烛台、碗筷、祭品。一切停当以后，她开始燃烛点香，斟酒，祭拜祖宗。她跪在供桌前，磕头，然后就嚅动着嘴唇，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大概是在祈求祖宗的保佑，也许是在诉说心中的怨恨。说着说着，她开始低声地抽泣，后来竟呜呜地哭了起来，不能自已。我见状不太好，就去拉她起来。她擦着眼泪，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弄成这副样子，让你好笑了。我帮她把那些东西统统物归原处，将箱子叠好，一切如同原状。临走时，杨家婆婆反复叮嘱我，今天的事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说，我不会对别人说的。就我所知，她这么多年来就搞了这一次祭祖活动，按她当年的身份，搞这样的活动是会招来很多麻烦的，那为什么她还会冒着挨批斗的风险去搞这样一次并无实际意义的祭祖？我没有问她，她也没有告诉我。
很少有人来看望杨家婆婆，她的两个儿子在北方，路远自然不能常来。关于她的两个儿子，她不大愿意谈及，从她零零星星的话语中，我感到她与两个儿媳的关系都不好，生活不到一块。在上海的两个女儿因为都是地主婆，都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被管制了，不能随意外出。那么多年，杨家婆婆的子女们从来没有在她的膝下团聚过，这使她非常伤感。偶尔来看她的只有她的一个外孙，叫阿虎，一早从上海市区赶来，末班车回家。阿虎来，杨家婆婆总会弄些酒肉，两人边喝边谈。阿虎晓得各家亲戚的近况，关于自己的子女、孙子孙女及其他至亲的各种信息，杨家婆婆大多是从他的口中得知的。
说书是阿虎的业余爱好。酒足饭饱后，他要在走道上拉场子表演，过过说书的瘾。“杨家房子”里的居民听说阿虎来了，当天下午必定抱了长凳来听阿虎说书。阿虎的说书水平堪与专业演员媲美，字正腔圆，有板有眼。说到精彩处，大家屏息凝神；随便摆个噱头，人人笑得前仰后翻。杨家婆婆不阻止阿虎为大家说书，但她从不出来听书。“说书是‘下作坯’的生活，从前是比戏子还要不如的行当，啥咯事体不好学，偏偏要去学说书。阿虎虽然不姓杨，总归是杨家这棵树上攀出去的枝丫，他油腔滑调的不学好，我也没有办法。”当我问起她为什么不出来听书时，她如是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先倒霉的是“四类分子”。一天，居委会主任领了一帮“红卫兵”来抄杨家婆婆的家，虽然事先她有所预感，但没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突然。听到屋外有动静，她已没有时间做准备，慌忙中，将一包金器扔进了马桶。没想到“红卫兵”年纪虽轻，抄家却很有本事，不但发现了马桶中的金器，还发现了她藏在鞋中的珍珠，至于八只箱子自然是一只不留地被抬走了。“红卫兵”追问她还有什么“封资修”的东西？都藏在哪里？她紧闭着双唇，一言不发，双眼露出仇恨的目光，这是我从未在她眼中看到过的目光，大有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决心。后来，“红卫兵”又来抄了两次家，地板也被撬了，屋顶也被掀了，该抄走的全被抄走了。接着就是被剃阴阳头，被游街，被揪斗。最后是勒令她滚出“杨家房子”，搬到一座破庙里去。
“文革”开始后，“杨家房子”里的人心变硬了，变狠了，变残暴了。对杨家婆婆这个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再没有人理睬她，同情她，帮助她。在她搬出“杨家房子”的那天，居委会叫来了几个和她同样身份的“四类分子”帮她搬家，所有的家当一辆三轮车就装完了。临走时，杨家婆婆在冷眼旁观的人群中找到了我，用几乎是哀求的声音说：“小弟，要是阿琴来信，麻烦你千万给我送来，拜托了。”
她女儿的信来了，我给她送了去。她住在一座破败不堪的小庙的一间四面透光的小屋里，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进出的土路上长满了野草。想不到一个曾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财主太太，在这样的环境下也能生存下去。
后来，我下乡插队去了，回家时，听说杨家婆婆去世了，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的后事也不知道是谁给料理的。
（刊于《上海文学》2014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