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对于“80后”作家来说，真正的问题或许并不在经验上的丰富与否，经验上的不足可以靠想像弥补，他们也不缺技巧，甚至也与思想的深邃无关。王威廉的小说在“80后”作家中是思想最为深刻的之一。他的小说理论性大于经验性，实验性强于现实性。这样一种形式实验的姿态，在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早已耗尽后的今天，看起来是那么的“醒目”和“不合时宜”，而这其实也提出了如下问题，即，在呈现自己鲜明风格的同时，如何“贴地行走”吸纳地气面向现实发言？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对于涉世不深的“80后”作家而言，尤其如此。一个“倒立生活”的人，失去的不仅仅是重力的牵引，还有生活的厚度和地基。王威廉想必没有料到，在他的小说《倒立生活》中，他其实早已以隐喻的方式告诉了我们这点。只不过，置身其中的他很难看到这点罢了。
这样或许就能理解笛安的长篇新作《东裳》（2010）中的分裂了。这篇小说一改《西决》（2009）中脱离历史/时代的倾向，而把青年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纠葛置于如汶川地震、2008年奥运会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风暴等“宏大事件”的背景下展开。从这里，不难看出作者向“大历史”靠拢的意图。但从故事讲述及叙述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尝试并不成功。因为显然，这些所谓的“大事件”只是某种如背景、前景甚至布景式的点缀，虽然偶尔同主人公们的生活相切，但却并不构成真正的影响也并无交融。可见，对于“80后”作家而言，他们并非没有认识到经验上的局限和“微小叙事”的不足，他们表现出的对经验的再造的热情和形式探索的执著无不说明了这点，他们也有意同“宏大叙述”靠拢。但问题似乎在于，他们生活在宏大叙事解体后的小叙事的时代（或后现代），生活的总体性的解体使得他们的小说创作往往成了“空中楼阁”，他们既非不愿，也非不能。
对他们来说，如何从小叙事中突破，固然十分重要，更为重要的应该是通过小说创作重建“生活的总体性”，而只有重建了生活的总体性，青春主题上的重复和形式上的缠绕就不再成其为问题了。卢卡奇把这种重建过程视为一种“赋形”：“史诗为从自身出发的封闭的生活总体性赋形，小说则以赋形的方式揭示并建构了隐藏的生活总体性……历史情状所负载的一切分歧和破裂必须被放置到赋形的过程中去，而不能也不应用写作方式伪饰起来。”（《小说理论》，《卢卡奇早期文选》，第3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我们今天的时代早已不再是史诗的年代，面对碎片化的现实/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要用小说的形式把它们聚拢，重建其完整性。这一过程也是本雅明意义上的“翻译”，是对可以辨认的碎片的重新缝合。
这应该是实情。对于“80后”的年轻作家们，他们所缺少的，并不仅仅是经验上的不足；认识不到这点，便很难有大的飞升。
（刊于《上海文学》2014年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