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必须拿出许多的时间和精力面对江苏基层的写作。这是一个相当广泛的实在性的文学存在，但同时又好像在文学之外。起初，和别人一样，说起江苏文学，与谈起其他地区的文学一样，我想到的都是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写作者们，从陆文夫、高晓声一直说到现在的“70后”，说到鲁敏、曹寇，然后呢？如果不是针对特定的写作者，如网络文学、类型文学或“文少”、“文青”，其他的写作者与文学状况是很难进入人们的视野的。这里面显然存在一些误解或者盲点，是不是人们都认为，大众的文学生活便是阅读名家的作品，是文学名家为这个世界提供了所有的“真正”的文学消费品？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几年之前，我参与了“文学与新农村建设”的课题研究，近年来，江苏作协开始编写《江苏文学蓝皮书》，明确要求将各市县的文学纳入该书的叙述之中，于是，许多陌生的文学世界被打开了。江苏现有的地级市都有自己的作家协会和文学期刊，而大多数的县（区）与县级市甚至有的乡镇也是如此，比如苏州相城区黄桥镇就有一本很不错的刊物《黄土桥》。我认真阅读过这本杂志，杂志的名称来自于黄桥镇历史上的地标性建筑黄土塔和黄土桥，其实今天黄桥镇名的来历大概也出自于此。这是一本综合性的文艺刊物，除了一些名家说黄桥的作品外，大部分都是黄桥镇本土的作者的作品，有散文、诗歌，有民间故事，有用方言创作的相声和说唱文艺。几期读下来，就会知道这个镇上有不容忽视的相当数量的作者阵容。他们的作品叙述的大都是黄桥的故事、黄桥的传说，历史上的黄桥在他们笔下复活了，他们还关注于对当下生活的描写。黄桥镇不少人造的自然景观也是这本杂志的书写对象。另外，就是对本镇日常生活的描写。若干年后，这些描写是具有民俗学与经济学意义的。如果这本杂志一直办下去，完全可以成为乡土读本，其意义将超越文学。
这样的典型例证还有很多。文学与新农村建设课题曾经选择了几个点进行调研，课题主持人何平对地处苏中地区的兴化市曾经作过这样的统计和描述：“地处江苏中部里下河水乡的小县兴化，这些年，不仅集中出现一批走出去的写作者，更有一大批坚守在兴化本土的写作者。后者几乎都是有着公务员、教师、医生等个人职业的业余作者。”（何平《农村的文学阅读和写作生态持续恶化》，《人民日报》2012年7月3日）正是因为兴化这样的文学现状，江苏省作家协会与中国小说学会曾经于2011年在兴化举行了“兴化文学现象——地方性写作的意义与价值”的专题研讨会。这样的研究在江苏一直在发展和持续。许多不为文学界所知晓的地方性写作得以进入研究视野。这种现象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进行描述和研究，比如地方性写作。以江苏为例，江苏的地方性写作已经不同于简单的零星的对故乡的回忆，而是一种自觉的对故乡、当然同时也就是某一地方的系统性书写。许多作者除了将笔墨分布于乡土的历史、传说和风土人情，特别是自然风貌与民间习俗外，已经专注于某一方面的专门知识。比如徐州的杜怀超的《一个人的农具》，他将淮北平原的农具写成一个系列。农具是工具，是知识，更是符号，它连接了人与土地，人与村庄。注重“生命证据”的刘亮程这样评价道：“我们不知道几千年的村庄是什么样子，却一直在使用从那时就有的农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因为有了农具，人与土地的关系变得更加牢固，我们因此活得踏实。”
宜兴的徐风这几年专注于“紫砂文学”，他的《天下知己》、《一壶乾坤》、《读壶记》都可称为紫砂散文。在评论徐风的作品时我们曾称他是“时代的风土诗人”，这样的归类或认定当然与宜兴、与紫砂有着紧密的关系。紫砂与一般的民间工艺不一样，有的民间工艺没有明显的地方性，而紫砂在材料上的特殊性非常明显。在中国，生产陶器历史悠久，地方也多，但紫砂就几乎只有宜兴。因为紫砂陶土矿床主要就分布在宜兴丁蜀地区的黄龙山、青龙山、南山等地方。而且，紫砂矿并不丰富。所以，紫砂艺术从用材上讲可以说是唯一性的。紫砂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承载了这里的自然与人文。徐风写紫砂，通过紫砂去寻找它生成的因由，而这寻找，又使他的写作拓展开去，江南的自然风物，文化传承自然而然地进入他的视野，一张以紫砂为核心的江南文化地图终将被绘制出来。在徐风看来，倘若没有紫砂，宜兴便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这是非常深刻的认识，也是一个风土诗人自觉意识的体现。
兴化刘春龙的《乡村捕钓散记》也可以作如是观。作品是对江苏腹地里下河地区淡水渔事的书写。里下河地势低洼，水网密布，它虽不临江面海，但传统的生产方式却是亦农亦渔的，由生产而生活，成为传统文化的构成，许多习俗、禁忌、思维、方言和艺术都因此而产生。人们在《乡村捕钓散记》中看到的是与现在的水产养殖业与捕鱼业甚为迥异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我们在刘春龙的笔下看到了许多失传的捕捞技艺、捕捞工具和餐桌上不再见到的水产品，它们的失传或消失都与平原地区淡水水产业的变更有关。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不可逆转地走向衰亡，但依然有在纸上留传下去的必要，它们已经独立地成为一幅幅诗意盎然的风俗画，哪怕只是话语或记忆中的景象，因为它关系到一个地方人们生命的知识证明。
在泰州刘仁前、泗阳张荣超、淮安张以俭、徐州薛友津、南通龚德等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地方变迁自觉的书写意识。这些作品有的是全景式的，有的则选取了一个切面，但都可以看到某个地方正在远去的年代如大事记一般的重大事变。他们的作品中有对一个地方历代主政者任职、起伏、命运和他们对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清晰的记忆。这是一种来自传统的知识自觉与历史思维，体现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集体记忆模式，在中国具有普遍的意义。自古以来，一个地方的言说都是由这样连续的“微观政治史”构成的。不过，这些历史、知识与记忆，这种“微观政治史”是以有别于“正史”和文书档案的方式被传播和书写的，它们被生活化、细节化、个体化、传奇化和情感化了。这样的叙述还是一种策略，地方官僚有时不过是一个符号，是一种叙事的线索，通过对政治人物的叙述，人们可以方便地将一个时期的生活整合串并，使本土历史单元化，并且通过这样的叙述进入富于本土特点的话语情境和交流空间，分享共同的经验，而个人的体验和创造性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其间。更具意味的是，不但民间的微观政治没有取代日常生活，而且外面的政治风云与地方也有着奇妙的关系。在这些作者的叙述中，乡土人物一方面重复着上面的口号，一方面依然故我地安排着自己亘古不变的生活。这种两张皮的结构是作家们对中国乡村生存方式的直观写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乡村在城镇化之前顽强的生命力和它对中国社会传承与稳定的独特贡献。其实，说大了，这就是社会学中经常说到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
在最初的意义上，“大传统”指的是以都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则指散布在村落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在中国乡村，来自城市的政治与权力并不如想像中的那么强大，它们被乡村的宗族力量、乡规民俗和民间宗教等“小传统”消解和重新表达。正如费孝通等所指出的，“乡土中国”在长期的生存中生成出相当强大的自满自足的具有抵御、同化、包容与自我修复功能的文化体制，相对于各个时期的国家制度生活，它们看似弱小，但实际上却相当顽强，从而使中国的乡土生活始终呈现二元并峙、交融与妥协的局面。所以，这些作者用乡土叙事呈现的不仅是在小传统下安全而自足地运行的“乡土中国”，也在后乡土社会为人们留下了具有实证意义与方志价值的风俗画。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提及泰州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泰州知识丛书”的编写。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主事者召集了泰州地区的一批作者，将泰州成陆以来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行业百工、民间传说、讲史读经、重大事件、著名人物、文学艺术、学术传承、中西宗教等分成几十个选题，以文学和历史相结合方式组织编写，目前已经初具规模。这从另一个侧面彰显了地方写作的意义。自文明史以来，地方话语在知识生产中一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历史上，知识生产大部分是由下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的，民众的实践和经验，乡绅、民间知识分子的总结、记载、提升与系统化，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渠道。学在民间，学并非都在官府。官府做的是采编、汇集和审订，使知识规范化、规模化，并得以传播和普及。随着现代教育、科研制度的建立和专业的分工，知识生产的传统格局被改变了，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地方，放弃民众知识生产的权利与责任。如果知识生产与传播都是自上而下，不仅地方与民众的创造力会钝化，而且会导致文化土壤与知识温床的板结，导致地方与民众文化地位的矮化，这样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即使在现行的科研体制下，许多知识也不是“上”能生产的，地方经验就是如此。
地方性写作与方言同体。当习俗乃至自然都不再可靠，都不可能承载地方性时，还有什么？也只有语言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方言在，故乡和地方就还在。方言是地方文化最佳也是最后的载体，方言消失，也就意味着地方性的终结。江苏的地方性写作者一般都有自觉的方言意识，一些人对方言的使用可以说到了顽固的程度，他们对方言的运用不仅是名词，不仅是那些关乎名物与风俗的称谓，而是几乎涉及到了语用的各个层面，他们恨不能让自己的文字在纸上响出家乡的声音。方言对地方存在意义重大，而写作是方言延续生命的路径。任何民族、地区和时代，相对于通行语或官方语言，其他的一切都是处于弱势的，是被摒弃、改造、驱逐的语言。然而要在语言上寻求独创，我们又必须从这些弱势语言入手。相对于普遍性，文学化的写作可能更重视差异性。普遍性凸现了通用、统一、标准，而差异性则相反，正是许多的方言，映照出我们共同语中的空白，彰显了地方性的存在。由于方言与普通话处在不可完全转换之中，因而方言更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人的生命状况和方言区的文化承传。所以，尽管方言现在受到了许多挤压，龟缩进了一些“角落”或因人口的流动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但它对个体与地方来说，仍然是珍贵的。
如上的描述已经足以令人重新关注地方性写作的必要。第一，地方依然存在，经验的差异依然存在；第二，地方性写作作为一种民间或准民间写作是地方文化生产的重要渠道，它也构成一个重要的写作类型与写作风格，并且可以为二次写作提供基础；第三，就中国目前的地域文化与民间经验而言，地方性写作显示出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地方性写作不是采风，不是他者的田野调查，而是由当地文人书写的当地经验。所以，它在地方文化书写的保真度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地方性写作在江苏不仅是作家们对地方的书写，而且是不同地方的写作者坚守在本土的写作。苏北徐淮盐连，苏中里下河地区，苏南的许多县市，都有着大小不同的写作群落，这些作家坚守在地方，书写着地方。他们的写作，使地方保持着文化的原创力，使文化趋同时代的地方特色文化得到保存与传承，他们的写作也影响着地方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文化取向，为文学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写作者。在文学民主的时代，我们应该去关心文学对身边人的意义，关心普通民众的文学权利。文学在地方和社区中应该是有地位的，应该参与到这些不同规模与层面的生命共同体的精神建构中。本来，以普通民众和地方的文学生活为基础，然后才有专业的写作、高端的写作和跨文化的写作，这才是文学生态的常态，如果一个社会或时代忽视和轻视作为源头的普通民众与地方的文学存在，那文学必定根基不牢，后继乏力，同时也是对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的意义的抽空和削弱。到江苏各地走一走，写作者在当地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你甚至会吃惊于他们的写作对那里的人们，那里的读者的影响。地方上的读者当然知道外面的文学世界，知道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从文学情感上，从写作与阅读的互动上，那都是非常遥远的。而地方性作家不同，他们就在普通人的身边，他们就在普通人的隔壁写作，就在人们的眼里，一些人成了一个作家。更重要的是，这些写作者笔下的文学世界就是大众的生活，普通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看到了乡里乡亲，看到了自己。
地方性写作是一个视角，无名或隐名的写作也是一个视角。早在前几年，我们就后者进行过讨论，我们认为后者支撑起了一种“泛文学”的写作。人们早就应该注意到，随着国民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每个人都具有相当的写作潜能，市场经济又使得每个人获得了文学的权利，表达意识的觉醒使大众有了交流与自我表现的欲望，而技术最终使这一切得以实现。技术对这个世界的影响还没有充分地估计到，即以写作而言，正是因为技术支持下的新兴媒体才催生出新的写作形态如博客、电子杂志、微博和微信等等。在现实中，文学几乎以日常生活的样态存在着，只不过在现代发表体制看来，它们并不是文学罢了。而如今，计算机、网络、移动终端、电视互动等一系列新媒体，将这些自然的、自在的、丰富多样的文学呈现出来了，将其从匿名状态中彰显出来。它们与传统的出版或发表方式虽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它们所呈现的内容已经不是私人性的了，它们同样进入了与他者的交流，进入了公共领域。不仅是内容，还有文体。我曾经在一次散文研讨会上说，不要再囿于传统的散文文体了。其实不仅是在散文，在所有文学研究与讨论中，总以为有一个标准的不变的文学。当我们讨论文学时，往往都是以经典作品、文学史标准为标高的，虽然对文学一直缺乏自然科学一样的定义和标准，但依然存在大体相似的模糊认同，知识生产中的本质主义同样影响着对文学的看法、判断和评价。其实，文学是一个集合体，是一个类似于生命形态的存在，是一个共时性与历时性相交叉的进化体。它一直处在变化与进化之中，从横向上看，文学存在不同的样态，如类型和文体，而且不断出现新的样态。从纵向上看，存在不同阶段的文学生命体，从不自觉的文学到自觉的文学，从朴素的文学到精致的文学，从简单的文学到复杂的文学，而每个阶段的文学都有其不可否定的本体性的意义。许多人文学科都具有相似的情形，如社会学、伦理学、美学、艺术学等，但人们常常用现代学术体制的标准将其提纯，归一，本质化，定型化，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且危害很大。比如散文，从横向的维度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散文文体，记事、抒情、写人、议论等，还可以另行区分，如艺术散文、杂文、纪实作品等。纵向维度则可以区分不同的层面，从纯艺术的创作散文到日常生活中的话语，这中间的层级很多。我们不能因为散文家们的创作散文就否定了普通人日常表达的价值。比如现在每时每刻都在出现的微信，我们不妨称那些原创的微信为“微散文”或“微文”，微信圈有大有小，但一则原创微文哪怕只感动了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我们都不能无视它的价值。一位微友这样说：“你有怎样的朋友圈，你就有着怎样的微信。总是传播着吃了，喝了，睡了……这也是一群朋友。”她这样说自己的微信阅读体验：“在微信的朋友圈里，我很少说话。人与人的交往，有时是不需要说话的，不是吗？我只是阅读，只是学习，只是用自己的心灵感知着太多美好……对于手机，对于微信，我可以读、可以听、可以看，它简直就是我的一个小型图书馆，我如何能不喜欢？”（李云《微信，另一种阅读》，《文艺报》2014年6月11日）村上春树曾经叙述过日常生活中许多微小但确切的幸福，他简称为“小确幸”，文学之于人有太多这样的关系与状态，我们不能因为经典带给人们巨大的感动就否认那些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字所给予的微小而确切的幸福，这已经关系到文学的人道主义了。事实上，在我们固守的传统文体以外，文学的边缘或模糊地带已经越来越广阔，文学泛化的局面已经形成。这种局面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美化时代的到来，美化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重要表征与生活方式，它渗透到各个领域，“修辞”成为每一个人工产品的必要工序，即使在实用领域，也同样存在着不断更新的、追求极致与唯美的艺术设计，只有美化与实用功能高度结合才能得到大众的接受。日常生活审美化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文字是美化程度最高的方面，它已经全方位改变了今日的语文世界。我们的一切文字表达无不在如何美化上努力，广告、招聘、求职、策划书、纪实报道、即时新闻，以及几乎所有的文字出版物，连同原先严格规整的人文社会学科甚至自然科学的表达都莫不如此。在当今，人们可以在更多的空间进入文学的氛围，也可以从更多的媒介和更多的文字作品中获得文学生活的满足。（参见笔者《无边的文学》）
但这一切又确实很少进入专业的文学研究领域，也常常不入所谓纯文学作家们的法眼。究其原因，应该是文学专业化带来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