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题目出自于《东方早报》2003年12月31日特刊。该期特刊以一百六十页的巨大篇幅述说“一百六十年：上海青春的秘密和成长”，这在中国当代报刊史可能也并不多见。只是我不理解的是编者所谓的“上海青春”究竟是指上海的城市年龄，还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青春”气质？是的，从城市年龄看，一百六十年，和国中的北京、西安、洛阳、南京比，甚至和苏州、杭州比，和域外的纽约、巴黎、东京、伦敦比，上海确实是“青春”的，但我更希望编者所说的“上海青春”，是指上海的精神气质。不过，特刊好像不是这么想的。以文学为例子，“上海青春”至少应该包括“五四”新文学发端时期的《青年杂志》、《小说月报》“创造社”、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文学”和“左翼文学”、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吧？但遗憾的是，该处述及文学只潦草地提及了鲁迅和王安忆。所以我这里挪用特刊的题目，不是想谈上海的文学年龄，或者一座还“青春”着的城市的文学史，而是想看看上海这十几年来和“青春”相关的文学究竟发生了什么。因此，这里文学的“上海青春”指涉的是新世纪前后上海崛起的年轻作家群体中与青春的精神气质相关联的部分。年轻的作家也可能写出“不青春”的文学，当下中国大量的年轻作家蹈袭着前辈的文学遗产，书写着年轻人的“中老年写作”。人犹未老，文已陈腐和世故。
新世纪中国，很少有一个城市像上海这样集结了这么多“80后”作家（含部分“70后”），他们有的是来自外省的“沪漂”的文艺青年，有的是城区或郊区读中学时从“作文”转身到“文学”的年轻的资深作家，有的则是边写作边经营的作家兼商人。讨论上海和“80后”作家成长之间的关系，我们自然会想到“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造星神话、《萌芽》、《小说界》、《收获》、《上海文学》对新作家的提举，复旦大学写作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作家协会的“上海新锐作家文库”的连续出版，韩寒、郭敬明巨大的粉丝聚合力等等，而且《独唱团》、《鲤》、《文艺风赏》、《最小说》、《Zer零》这些“80后”作家主编的刊物也都和上海或深或浅地有着渊源，但这些可能都是表面现象。往深处想，“80后”年轻作者的写作从它在世纪之交出现伊始，其实就是青年文化的一部分，而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天然对青年文化中的叛逆、夸饰、矫情等异端品质有着包容性。有一个流传甚广似乎从来不需要证明的看法是上海这个城市是最排外的。但事实上，近现代中国，上海这个城市市民的保守性、逐利者的商业性和城市精神气质中与生俱来的先锋性往往并行不悖。所以，这就不难理解自上世纪80年代，上海屡次成为先锋文学的策源地，也不难理解新世纪上海成为“80后”作家的聚集地。
这十几年文学的“上海青春”已经、正在、还将改写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只是我们可能还在因袭着已有的文学教条，对文学的“上海青春”抱持傲慢和偏见。
傲慢和偏见的产生肯定不只是来自文学观的滞后，而是我们整个对近二三十年中国（当然包括上海）在文学上所发生的剧变无法做出一个“肯定的”和“共识的”判断。还从特刊说起吧。在评价1990年代以来的上海的变化时，特刊说：“1990年代以来，上海经历了历史性的过程。这也是高速的过程。美国记者托马斯·坎帕内拉在报道浦东机场建设时说：‘由于上海的发展步伐，（浦东机场）不得不以创纪录的速度发展。’”“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人的思想观念正发生巨大变化。这让很多来自更为发达地区的人们感到不解。就连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约翰·史密斯也惊叹道：‘这里的人们毫不犹豫地大把花钱。他们对未来充满了自信，这与美国人对未来的恐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这是在肯定上海的速度和被激发的物欲，但当这种物欲被郭敬明的《小时代》欣赏的时候却遭遇到“物质主义”的指责。因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肯定着上海的“物质主义”，甚至我们自己就是欣赏和沉溺于“物质主义”的一个微小的分子；但一边又在批判着郭敬明的“物质主义”。当然，指出这种漂移不定的价值标准，并不意味着郭敬明《小时代》的“物质”崇拜不需要警惕和批判，而是我们需要一种整体的，共同标尺下的批判。更有意味的是，郭敬明《小时代》之“折纸时代”和《东方早报》特刊封面的截图几乎是一模一样地向天空直耸的建筑。东方明珠塔这个城市新地标被醒目地突出来。“长长的钢柱像**直刺云霄”，东方明珠塔在卫慧的《上海宝贝》被描述为上海这座城市“生殖崇拜的一个明证”。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只不过郭敬明的《小时代》将我们大多数人压抑着的“上海梦”赤裸裸地“小说”了。值得指出的是，郭敬明并不像我们想像的对“物质主义”毫无自省，小说开篇，他即写道：
这是一个以光速往前发展的城市。
旋转的物欲和蓬勃的生机，把城市变成地下迷宫般错综复杂。
这是一个匕首锋利的冷漠时代。
人们的心脏被挖出一个又一个洞，然后再被埋进嘀嗒嘀嗒的炸弹。财富迅速地两极分化，活生生把人的灵魂撕成了两半。
我们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窝里，我们微茫得几乎什么都不是。（《小时代1.0折纸时代》第11页）
在小说的第194页，郭敬明继续写道：
上海像是突然变成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巨大洞穴，无数的黑暗气流唰唰地朝地底深渊里卷去，我在洞穴边上摇摇欲坠。
瞬间从水泥地面下破土而出的那些疯狂的黑色荆棘，哗啦啦地摇摆着，随风蹿上天空。
长满尖刺的黑色丛林，一瞬间牢牢地包裹住了整个上海。
然后，肆无忌惮的吞噬开始了。
批判巨大城市上海对人的吞噬在郭敬明是整个《小时代》三部曲一直贯彻到底的声音。与郭敬明差不多同年龄的同时代批评家黄平为一代人的写作自我命名，也为郭敬明辩护道：
无论是纯文学写作还是市场化写作，都存在着写作的交叠，一代人其实面对着类似的问题。比如城市化时代青年无力把握自身命运的茫然之感，不仅在甫跃辉等人的小说中出现，也在郭敬明小说中出现。《小时代》三部曲结束于“胶州路大火”，郭敬明安排他的所有人物在胶州路707弄1号聚会，时间是2010年11月15日。在现实世界中上海同一天同一地点发生震惊全国的火灾，五十余人葬身火海。现实中的“上海”终于无比酷烈地闯进“小时代”的世界中，将里面的男男女女焚烧干净。
这样一个猛烈而意味深长的结尾，提升了《小时代》三部曲的境界。同宿舍的四个女孩子组成了“小共同体”，以抱团取暖的方式，扮演着“大时代”的局外人，“小时代”的剧中人。然而，这种与历史疏离的态势无法持久、纸醉金迷的“上海梦”化为灰烬，宛如幻城一梦。郭敬明写完《小时代》最后一行，也许会想到十四岁时发表的处女作《孤独》，这首预言般的小诗结束于这一句：“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
事实上，在新世纪以来的上海，所谓的“一代人”在相同的城市经验下可能是“跨代却成为一代人”。比郭敬明早出的“70后”作家卫慧也因为“物质主义”同样一出道就备受争议和诟病。同样，卫慧最为争议的小说《上海宝贝》最后恰恰结束于“是啊，我是谁？我是谁？”的诘问。回到《上海宝贝》出版的1999年，应该是上海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该年，安妮宝贝的小说在《萌芽》发表，而1999年也是《萌芽》“新概念作文”的元年。就前一年的1998，相邻的城市南京，鲁羊和韩东们发起了“断裂”。“断裂”被评价为青春的“弑父”仪式。“上海青春”的登场表面看没有“断裂”那么剧烈。但《上海宝贝》的青春“上海想像”至少在中国当代文学谱系上，和远一点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上海的早晨》完全不同，和程乃珊、王安忆也不同。这是新世纪“上海青春”的文学起点，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学”新的起点。
应该看到在1970年代后期启动的现代化进程，上海不是最早享受到改革开放福利的。邓小平在1990年说过，1979年开放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开放上海，是他犯的一个错误。但他在1990年代初意识到中国想在金融领域获得国际地位，得靠上海（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这成为未来上海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而且上海也抓住了这个契机。王晓明指出过：“能像上海这么炫耀昔日的繁华这么顽强地迷恋繁华又这么自信地以为可以迅速重现这繁华的城市，大概没有第二座了。”（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这座“没有第二座”的现代都市所发育出来的都市经验在中国也同样“没有第二座”，这成为年轻的一代写作者的重要资源。在中国只有上海的都市经验有着自己明显的风格印记。上海的新旧地标以及上海的城市气质是可以放在世界城市发展谱系中识别出它的“都市性”的。这座城市发育不久就成为西方世界在古老中国天外来客般的“飞地”。上海的城市性不是它的本土性，而是在中国成为一个中国的“他者”和想像的“异邦”。只有肯定这一点，才能肯定上海的“都市性”，也才能肯定文学“上海青春”的异质性。新世纪上海的年轻作家或者生于斯长于斯，或者在这里完成他们的大学教育，像甫跃辉这样的有着强大“故乡”的并不多见。因此，他们所有的爱与恨都是从这座城市里生长出来的，且没有一个记忆的故乡可以逃避。而且，因为年轻，上海昔日繁华之“旧”也不属于他们。于是，新世纪文学的“上海青春”只能和“新”上海厮缠着。所以，“写上海”、“写新的上海”往往成为他们写作的起点。
而之前的上海作家不是这样的。即使“《长恨歌》不是怀旧”（王安忆、张旭东：《理论与实践：文学如何呈现历史？——王安忆、张旭东对话》），但《长恨歌》这部当代文学中声名卓著的小说产生于上海怀旧风的时代则是无疑的。这个可以“怀”的“旧”是和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殖民记忆纠缠在一起的。《上海宝贝》写马当娜邀请我们参加一个叫做“重回霞飞路”的怀旧派对，地点选择在位于淮海路与雁荡路交叉口的大厦顶楼。1930年代的霞飞路，如今的淮海路，一向是海上旧梦的象征，在世纪末的后殖民情调里它和那些充斥着旗袍、月份牌、黄包车、爵士乐的岁月重又变得令人瞩目起来，像打在上海怀旧之心里的一个蝴蝶结。王晓明认为：“对于旧上海的咏叹。几乎和浦东开发的打桩声同步，在老城区的物质和文化空间里，一股怀旧的气息冉冉升起。”“可是，在今日的怀旧风中，上海的历史被极大地简化了，而且是一面倒的简化：凡是悲苦的往事，能不提就不提，凡是豪华和繁荣的传奇，则一点着意渲染，详细铺陈。”（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这种删繁就简式的上海之“旧”在上海作家陈丹燕的写作中最为明显，甚至她连一个虚拟的历史场景也懒得设计，而是径直地以一个共和国时代的“新人”成为一个殖民的“旧时代”的在场者和目击者，成为一个“看到”的书写者：
到了上海真正成为都市的时候，在大街小巷里，到处都能看到咖啡馆。看到时髦的都市青年侧着身体进出于大街小巷的咖啡馆，宋家的姐妹宋庆龄和宋美龄在没有为了政治反目以前，也常常一起去法国租界的咖啡馆吃蛋糕，当年是现代主义先锋人物的施蛰存，还有他震旦大学的好朋友戴望舒、邵洵美去外滩边上的书店买了新到的法文书以后，也一定要去咖啡馆坐一坐，那时候施蛰存学会了抽雪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了现在。而gcd人周扬，也穿着当年时髦的白西装出入在咖啡馆，谋划左翼文化圈的活动。那时，能看到咖啡馆的大玻璃窗里面，摩登的人们临窗坐着，叫一杯咖啡，咖啡碟子上斜斜放着两块曲奇饼，或者一小碟子奶油蛋糕。（陈丹燕：《陈丹燕和她的上海》）
狄特迈尔·雅兹宾塞克评介格奥尔格·西美尔对大都市的观察时曾经指出类似陈丹燕这样“装置出来的幻境”：“西美尔相信自己认识到了这种‘对休闲的渴望’的传染性，这种渴望也能够在乍看上去与娱乐无关的社会环境中爆发。例如，1896年的柏林贸易展览会绝不仅仅是商业交易会和德国工业技术的陈列场所，在狂化河两岸的特烈波通公园基础上产生的是一个普鲁士人的奇妙幻境，这种幻境包括这样一些景观：一个被称为‘旧柏林’的、具有怀旧布景的城镇；包括一个巨大显微镜和一个阿尔卑斯山全景；包括一个三十六米高的奇奥普斯大金字塔模型，它有内置楼梯；包括一个用于上演海战的手工蓄水池，所有这些海战都是德国舰队获胜，这是皇帝威廉二世引以为豪的事情……”（狄特迈尔·雅兹宾塞克：《大都市和格奥尔格·西美尔的精神生活：论一种不相容的历史》，郭子林、李岩译，《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事实上，以陈丹燕和上海之间的关系，她的在场和目击可能恰恰是上海之“旧”的消逝和埋葬。“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埋葬了上海，那时的老上海只是被封存，被贴上了一张意识形态的封条而已，其各种实质性的内容都还存在。但在新一轮的资本进来以后，尤其是消费大众的兴起，才使得上海发生了一种彻底的转变。从上海怀旧的角度来看，很多人认为老上海是被社会主义阶段埋葬了，但这并不确切，因为事实上那时的老上海被保存得很好，只不过是越来越破败，仿佛是历史博物馆里的老古董虽然被灰尘所覆盖，但其实却好好的，没有从内部瓦解。倒是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上海才被广告牌、星巴克、麦当劳和成群结队的‘新人类’消费大众真正淹没了。各种各样的怀旧者都会感到，老上海的感觉和韵味确实是被新一轮的市场化、国际化所埋葬了。”（张旭东，王安忆：《上海与“小文学”》）以陈丹燕一己之力显然无法阻挡一座城的消逝和埋葬，她所能做的只能是在纸上再造一座城市，但陈丹燕不是一个挽歌的书写者，而是固执地勘探着上海依然活着的“旧”。王安忆之所以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怀旧者”，是因为她认为一百多年的上海只是“新事”难论“旧史”，她把上海和北京比：“北京有着两千年的旧事可以追怀，而上海呢？一百年的时间在历史中只是一瞬，样样事情都好像发生在眼前，还来不及赋予心情。……比起北京的故事来，上海的竞利场的新人新事则显得太鄙俗，太粗野，太不够回味，太缺乏人生的涵义。”（王安忆：《寻找上海》）王安忆写上海是替上海写“来不及赋予”的“心情”，所以，无论是别人的上海的《长恨歌》，还是“我”的上海的《忧伤的年代》，王安忆说的都是自己的“问题”和“心情”。所以如果不从“怀旧”的角度看《长恨歌》，王安忆的这段话应该成为解读她笔下上海的起点：“上海这个奇异的城市，处于发展中情形，却飞速走向现代化。于是，每一种诠释都可在强势文化的词典中找到出处，建设起观念的堡垒。感官更加脱离触摸的实体，衰退了功能。人们不是以身体生活，而是以概念、比概念更为简单，是以词生活。”（王安忆：《我读我看》）王安忆，应该还有程乃珊、金宇澄，还有稍微年轻一点的夏商，他们的上海书写都是“身体生活”的实践者，就像法国思想家德都赛对观察城市“俯瞰”还是“行走”的区分。德都赛把城市看作是一个实践场所，市民在城市的不同场所中的实践活动串联起来了生动的城市空间。所以，在他看来，对于一个城市的了解和传达不在于描述城市和城市生活，而在于从日常生活之中去了解城市的空间实践。“‘俯瞰’无法构成生活，要进入城市的经历中，进行身体经历，才能了解城市。”（练玉春：《城市实践：俯瞰还是行走》，《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