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夏志清印象”的确只谈印象。见过面，吃过饭，聊过天，肯定有印象。这个印象是对他本人的，不是他的观点，不是学术评论。这么说并非我矫情，我很慵懒，如果谈夏先生学术贡献就要翻很多书，查很多资料，还得装得像个学者，选词用句小心翼翼，那就没意思了。我喜欢随心所欲，只谈感受，宁可肤浅也不为难自己。学术评论又不是我强项，人家自有一套，我不掺和这事，我与夏先生私下聊天每次都很愉快。
每次就不止一次。纽约是个大码头，谁都要来纽约走走，尤其是文化人。胡适来过吧，他与杜威（John Dewey）、孟禄（Paul Monroe）等人在此创建了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这是美国最早，以沟通中美文化为宗旨的非盈利组织，就坐落在曼哈顿东65街，中文匾额即为胡适所书，字如其人，清秀柔弱。徐志摩也来过吧，这位中国近代诗歌奠基人，曾在成立不久的华美协进社朗诵自己的诗篇。顺便一提，1982年我在上海毕业实习，只身跑到徐志摩海宁的老家凭吊。当时那栋老宅还不是展馆，门户深锁四下无人，我站在门外很久，不说话。还有作家老舍也曾在纽约逗留，住西83街，并在那里写下很多作品，包括我中意的那篇《正红旗下》，他在这里曾与诺贝尔奖得主赛珍珠交往，赛女士唤他“舒先生”，说他是个不喜欢美国食物，很腼腆的男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保不齐在哪儿都能撞到。除文人外，前清遗老、退役封疆、世家子弟、演艺名流，很多都在纽约留下过足迹。不久前我去一家叫“白珠”的餐馆吃饭，都说那里风沙鸡做得好，发现隔壁有位老太太举止不凡，上前一聊，竟是冯玉祥家人。还有一次我也在华美协进社朗诵诗歌，下面有位年长女士风采夺目，经介绍方知是郁达夫的儿媳。还有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的遗孀、爱新觉罗氏的金王爷、青海马步芳的后人、笕桥航校的少将教官、“两航起义”的上校驾驶员、前中央金库驻纽约襄理。看过《北平无战事》吗？你会情不自禁觉得里面的后人都在纽约。中国近代史离不开纽约，像抒情散文离不开删节号、啊……，中国是“啊”，后面的归纽约。
我就在这个“删节号”里遇到夏志清先生。二十多年前我在当地华文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惹人瞩目。有个叫海鸥的大姐找到我，一是索要我的诗歌，二是介绍我加入“海外华文作家笔会”。该笔会于1960年代由夏志清、唐德刚、李金发等人创建，是海外唯一加入“国际笔会”的华文文学团体（中国作协也是“国际笔会”成员）。那是个春日晌午，我按通知赶往曼哈顿中城一家中餐馆，海鸥大姐已在门外等候。她带我进去，逐一介绍给在座的作家。我一看不得了，都是大牌，夏志清、唐德刚、董鼎山、郑愁予、王渝、丛苏、赵淑侠、殷志鹏，我说不全，眼花缭乱。其中董鼎山先生我了解较多，上大学时就读他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随笔短章，非常喜欢。不过最终落座，我有幸被安排在夏志清先生身旁。与这位誉满天下的学者并肩而坐，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架构深受夏先生那本《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尤其在中国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新时代，是夏先生这本书填补了理论“空白”，比如对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的评价，中国文学界至今仍较多采取“夏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几人晓得张爱玲哟，听过这个名字就不错了，到哪去找她的作品啊？正是夏志清这本书把张爱玲等人引入现代文坛，演变成今天的新常态。
没想到夏先生的提问打破了“僵局”。“你叫陈九，家里行九吗？不是说大陆不许生那么多孩子？”夏先生江浙口音，语速较快，且不拘辞令，让人感到他是个思路敏捷坦诚洒脱的性情中人。我解释道，陈九陈酒谐音，而陈酒太过直白，故以陈九托之，我出生时并无人口限制，即便如此也很少有生九个的呀。夏先生微笑着，他面色红润，两个颧骨微微隆起，红润正从那里漫出身外。他的衣领很白很亮，浆挺着，反倒让肤色略显沉着，眼睛上戴着无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目光炯炯有神，明亮得像个童子，闪耀着他充沛的精力和鲜明个性。他说我的口音是纯正京片子，当年他在北京住过，一听就听出来了。还叫唐德刚赶快听听，“喂，你那个安徽腔改得掉吧，谁听得懂，所以你最好不要讲话，不要讲话。”他边说边做鄙薄状，搞得对面的唐先生满脸尴尬，全场笑成一团。
文坛一提夏志清必言所谓“唐夏笔战”，指的是当年发生在夏志清、唐德刚之间，关于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小说文学地位的争论。夏先生认为西方小说在创作技巧上优于中国同类。而唐先生坚称中国文学历史悠远自成体系，毫不逊人。两人笔战甚喧，只杀得呼啦啦天昏地暗，成就了文坛一桩趣闻。如果只看文字，好像唐夏二人仇敌一般，我过去就有这种误解，文人相轻嘛，一旦撕破脸很难收场。而此刻见到唐夏本尊，才晓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人家好着呢，交杯换盏吃嘛嘛香，相互调侃心照不宣，毕竟是同代人，又相聚于纽约这个大码头小天地，仅凭对华文文学的执著就足以抵挡任何不同观点，仿佛现在的北极熊，听说数量急剧下降，如果彼此偶遇，再怎样也得多看几眼吧，那是你的同类，错过可就见不到了耶。原本觉得唐夏之争是两个神仙论剑，苍茫远古与史识灵性铸就了彼此的长剑，壮士出山剑气如虹，笑傲江湖的日子舍我其谁也？而此刻在这间炽热的店堂，看着两位不再年轻的大师依旧像年轻人一样“好勇斗狠”，不禁感慨得春暖花开，他们才不是什么神仙，而是两位充满热情的人类在分享生活，有热情有灵性的人类比神仙幸福多了。还需一提的是，早在1986年10月《中国时报》就有报道说：“喧嚣海内外的唐夏之争，数天前已告结束。据闻，10日晚上在纽约文艺协会的一次宴会上，唐夏二人已握手言和，尽弃前嫌。”谁能告诉我这个“文艺协会”指什么？我做过核实，就是上面提到的海外华文作家笔会，当时情景必与此刻我跟夏先生的相遇差不太多。耶！
我赶上的海外华文作家笔会或许不胜当年火爆，当年像夏志清、唐德刚等文坛才子正值风华并茂，又无名气负担，自由挥洒。名气不单是正能量，更像达摩克利斯剑悬于头顶，好坏全凭天意。到我加入的时候，笔会依旧十分热闹。夏先生一代已功成名就，但仍充满活力。接下来还有王渝、丛苏、赵淑侠、陈楚年等中兴代作家，他们在海外文坛的影响亦不可低估。那时我们每月一聚，地点多在曼哈顿中城，因夏志清、董鼎山等前辈都住在曼哈顿，方便他们出行。副会长顾月华充当召集人，她是上海人，又是名副其实的美食家，与中城诸多菜馆颇为熟悉，她选的菜式好吃又好看，还不贵，每人均摊不超过二十美元。店家每每为我们辟一方安静所在，有时还奉送两支红酒，一片殷勤。我们常去的馆子有杏花楼、万寿宫、忆香园，以本帮菜为主，估计这与夏志清、董鼎山等均为江浙人不无关系。烟雨江南云蒸霞蔚，是才子辈出之地，这种特征也蔓延到海外文坛，笔会中不少作家来自那里，像陈楚年、殷志鹏、李亦飞等。我爱用方言与他们打趣，虽然我是典型北京爷们儿，二锅头炸酱面，但喜欢模仿外地口音，“得哩得哩吵瞎磨，额去劝劝得，得哩刮达额，额心里想想啊难各”，这是我学的一段常州俚语，我们经常这样开玩笑，夏先生也难免卷入其中。他说我讲的南方话是“洋泾浜”，还说北方人舌头硬，拐不过弯儿，但腔调嘛还可以。与夏先生的相遇渐渐演变成赏心悦目的空气，流行话叫氛围，氛围其实就是感觉，很难说清，也很难忘掉。
夏先生并不是每次都参加笔会活动。但只要他在，气氛便不一样，大家会高兴很多热烈很多。我们往往围绕某个主题开聊，比如朗诵自己的新诗，介绍新书，或谈论当下热门话题。记得七八年前一个冬日，我们在万寿宫聚会，夏先生由夫人王洞陪同参加。我依稀记得他进门脱大衣的情景，衣服尚未脱下声音已传了过来。
那次是讨论李安刚刚完成的新片《**》。该片由张爱玲的小说改编而成，既然张爱玲就不能不夏志清，夏志清是张爱玲作品的权威已是公认的事实，我们当然希望听到他的看法。关于这次聚会我无意间做过日记，是这样记载的：“夏先生看上去很健康。席间谈论李安的《**》，夏先生说李安曾找过他，希望给予支持。但他未做过什么，也没说过什么。他认为这部戏**成分过重，并无必要，他不觉得这是李安的成功作品。丛苏对李安的《**》持否定态度，认为其**部分是一大败笔。她认为电影的社会影响较大，必须考虑到这一因素。王渝则对《**》持肯定态度，她认为李安作品第一在乎观众，第二人性化，是他作品的突出特点，对**不必大惊小怪。董鼎山先生对《**》的**部分也不以为然，他认为过多的**渲染会把英雄人物庸俗化，并不合适。谈到张艺谋，夏先生认为他后期作品不可看，太空洞，前期还凑合。谈到作家哈金，夏先生说他的语言太过简单，内容比较平淡，最近《纽约时报》的书评正在变差。后来上菜时，夏先生表明他不吃米饭，想要意大利面条。可惜店家没有，遂以上海炒面代之……”
日记内容不光这些。但你不觉得那种自由气氛和身临其境的感觉更重要吗？纽约是个海纳百川的“世家城市”，它的历史虽然无法与万里长城相比，但它从不折腾自虐，而是珍惜每一滴历史荣耀，并带着荣耀一路前行。没有自尊便不懂珍惜，没有珍惜就没有积淀，没有积淀何谈文明的分量？一个文明的地位与历史长短基本无关，而取决于文化的自信度。纽约正是靠日积月累的荣耀，使它成为巨大的参照系，让一切所谓成功或伟大在这里只能以最真实本性的状态呈现，否则便会尴尬。离开真诚，任何成功伟大都虚伪渺小，在与夏先生的接触中我清晰感到这点。他侃侃而谈，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真实坦然，既不神秘也不遥远。我相信所有成功者都应是平凡的，只有平凡中的个性才更可信，更具感染力。比如夏先生在上海菜馆要意大利面，听着很奇怪，这或许正是他的率性所致，特立独行，善为人所不为。甚至对张爱玲的评价都可能有他个性的烙印，是他个性的物化。他本人是学英国文学的，来美后遍览美国文学作品，审美体系丰富且多元，故而才石破天惊敢为人先，用独特眼光将张爱玲引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令主流刮目相看。连夏先生自己都调侃说，他“使张爱玲成为伟大作家”是有点“离经叛道”。
我多次见过夏先生，但很少听到他正儿八经谈论张爱玲。最多一次是在他那本《张爱玲给我的书信》出版前后的笔会聚餐上，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当时我并不知夏先生正在出这本书，是从他与周边人的对话中晓得的。我知道这不是件简单事，因为涉及隐私，出版这种书需要勇气。文学的确需要勇气，像所有杰出必须有牺牲一样，文学的杰出也不会平白无故，首当其冲就要面对自身的“清誉”，你能否将文学追求超越于自身的真实？这对任何作者都是考验。早就听说张爱玲与夏先生间有书信往来，坊间甚至有关于夏张关系的流言。可当亲耳聆听夏先生闲谈张爱玲后，我相信他们之间就是君子之交。夏先生的神态平淡超然，目光很纯粹，毫无闪烁或迟疑，任何有些阅历和判断的人都能感到他心中的坦荡。他说他对张爱玲一直很客气，语言分寸都有把握。还说张的孤僻已到根深蒂固的程度，连夏先生请她吃饭都不领情。反过来，夏先生却尽力帮助陷于窘境的张爱玲，协助她在北美发表作品。他在谈论张爱玲这个作家时，对她的肯定干净利落毫不犹豫，始终认为她是优秀作家。但当涉及张爱玲本人时，我记不清他用过多少积极的词汇，我的日记中也缺乏这样的记载。我的基本印象是，夏志清是夏志清，张爱玲归张爱玲。夏志清对张的肯定来源于他的学术判断。而张爱玲的可悲结局则是她个性和心理状态的产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
写到这里一声轻叹，方感斯人已逝情景成昨。
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当某个熟悉的人驾鹤西去时，我们才真正开始回味他的价值，音容笑貌，他的生命分量，才开始珍重与他接触的时光。想起与夏志清的偶遇，我心里确有“挥霍生命”的遗憾。如果那时能与他多聊聊，或许我对中国现代文学会有更逼真的理解。一切都已无法更改，无法更改的事叫缘分，缘分大小皆由天定，强求不来。所以我谈的只能是一些浅薄印象，对夏先生的印象，文人称作一瞥，目光所及，尚未清晰已飘然而去了。我坦诚说出自己的感受，并以此表达对逝者的尊敬，对生命过往的珍惜。这是我虔诚的企图，只是不知做到没做到。
愿夏先生安息。
2015年6月8日记于纽约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