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城市地标是什么？据史料云，代表上海开埠至今的建筑文化很历史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因太平天国战争而诞生的以石库门为代表的前殖民时代的经典建筑，还有一类是体现1949年以后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流的工人新村。这两种文化范畴，分别赋予了人们完全不同的叙事记忆。
而我，肯定是在混混沌沌之中，被上帝的命运之手轻轻一个拨弄，便实行了“跨界”行动——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父亲带领着我们举家从常德路的弄堂房子搬往了杨浦区的控江新村，一下子从石库门文化迈入了工人新村文化。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必定连片言只字的发言权也无。
那年，我实足五岁。属于“小赤佬”一个，用北方话说，则是小屁孩。
据一本已经发黄已经发脆已经老掉了牙的很古老的户口簿上记载，那一年为公元1954年10月。
至今在我记忆的影像中挥之不去的是一个长长的镜头：父亲埋头弓腰拉着一辆很大很长的劳动榻车（一种双轮平板人力车，是当年很常见的运输工具），在一个劲儿地往前跑着，车上端坐着我、奶奶、妈妈三个人，呵呵，不对，妈妈的怀里还抱着一岁多的我的弟弟。在我的身边好像还胡乱堆放着几根长竹竿几块木铺板。那时候似乎也没什么家具，真的是穷得“清汤寡水”的无产阶级，就这样潦潦草草地开始了后来在理论层面上那么富有历史意义的乔迁之喜。
其实，当时是有另一辆劳动榻车和我们并行的，只不过拉车的是一个尚未婚娶的宁波籍小青年，所以他的车上更为简单：一桌一凳一老娘而已。他与我父亲为同一爿厂的老同事，此去大杨浦则更是成为未来几十年出入与共的新同事。他们后来的工作单位皆为国棉十七厂。前些时日遇见了这位已然八十有余的老邻居，他至今犹记得当年他居住在8号，而我家则住4号。其实这4号和8号并不真正属于他们，他们仅仅是房客罢了，工人们肯定买不起房子的，买得起房子的就绝对不那么工人了。那条弄堂唤作英华里——这三字乃是从已故作家毛炳甫先生的《算命纪事》小说集中查阅而得，在大自鸣钟附近。顺便说说，他们三人当年竟是同一爿厂子里的工友。这位老邻居姓李，至今我们见面都改不了沿袭几十年的称呼，唤他为“娘舅”。而他则很奇怪地叫我“老管”。当然，在我未“老管”之前，他是唤我“新生”的。
这样的长途跋涉，拖家带口，他们的脚步不但不知疲倦，而且是一路欢快。童年的我，又如何理解大人们的心事？直到近几年创作长篇小说《工人》，翻阅史料方才恍然。原来在那年头，能住进工人新村，绝对是一大幸事一大快事。当年流行的一句口号，自是从历史的故纸堆中一不小心泄露了时代的心事：“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不少劳模可是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很光荣地住进工人新村的。尤为令人叹服的是，普陀的曹杨新村，杨浦的控江新村、长白新村、鞍山新村等，当初连选址都是大有讲究颇具考量的，一毗邻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一紧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理工大学（原沪江大学，那时为机械学院），政府的良苦用心十分显然，期盼着工人子弟的教育和文化生活都能更上一层楼。
轻轻掀动历史的台历，每一页均隐隐绰绰风雷动。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迫开埠，列强争相划定租界，西风东渐，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纷至沓来，在沪上圈地、建厂。时至民国，此风尤甚。1865年9月20日（清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于上海，中国的现代工业从这里起步，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从这里诞生了。然而，直至1949年，尽管上海工人的队伍有如滚雪球一般日长夜大，偏偏却没有隶属于他们的一间住宅。史料记载，沿着大运河长江一线颠簸来到上海做工的人，大多依岸而居，有住在船上的，有上岸自己搭建了简易棚屋的，是为“滚地龙”，棚户屋。杨树浦的工人们则通过工人运动争取到了一些专供他们居住的工人宿舍，但此仅为凤毛麟角。这样，我们也许就可以认识到了，工人新村的出现，从当年，时至新世纪的今日，甚至无穷远的将来，都已经恒久地走进了上海历史的回音壁，在上海建筑文化史上增添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崭新一页！
现在想来，我忽然很钦佩父亲他们这种很工人很劳动大众的搬家了。毕竟，从常德路到马玉山路（今双阳路）的距离不是“一眼眼”（沪语：一点点）远，够你大喘气一阵子的，等于是一步一步又一步地赤脚量地皮。问问如今的青年人，谁还愿意如此徒步走一遭？保不准就会回答你：脑子进水啦？神经搭错啦？是呵，在有私家车出租车最不济也有助动车的今日，一切均变得匪夷所思。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我们的父辈、你们的祖辈，就是如此很愚公移山很自力更生地搬家的，而且小菜一碟。至于他们在这么漫长的路途中有没有歇过脚，喘过气，譬如上上厕所，抽一支“老刀牌”香烟（不，当年已经与时俱进地改为了“劳动牌”），肚子饿了在街边摊头上来一碗阳春面？可惜，搜遍记忆无印象，只能很遗憾地随它去吧。
大约是下午，很接近傍晚的时分，我们来到了控江新村。不是那种居家在二楼、灶间卫生间在楼下的两层楼“两万户”，而是二楼三楼均铺有木质地板有着尖尖屋顶的三层楼工房。每一楼面四户人家，1室2室3室均为一室户，4室为内套的两室户，走廊里两个卫生间、一个浴室供公用，一个大灶间足可满足四户人家倚墙而立的煤球炉（后来则为煤气灶），外面还有一个七八平方米含一大水斗的公共阳台。据说这种房型的设计在当年属于匠心独运——既可解决工人住房的困难，又能让你们时时感受灶间卫生间浴室阳台四家合用的“集体生活”。可谓面面俱到，足以体现政府的关怀。当然，也就此埋下了后来“邻里纠纷”的隐患，这是始料不及的。另有一大好处，便是房租出奇地便宜，我家是一居室，大约是十三点九平方米使用面积（当年好像鲜有建筑面积的提法，若按今天的建筑面积估算，则为二十八平方米以上了），依稀记得房钱为每月几毛钱，这个价钱基本维持到1977年我们搬离了工人新村，好像自始至终没有遭遇今日像抽风似的跳价这一说。
说来好笑，就在大人们一惊一乍如同看西洋镜一般楼上楼下参观的当口，我已经不甘寂寞地奔出屋子到外面一个人白相去了——真的是“一个人穷白相”。尽管房屋林立，住户居民却甚少，大多人家还没来得及搬过来，于是孩童更少。至今犹然记得，房子外面遍地都是长得和我个头差不多高的野草，加上每一幢房屋之间的楼距又宽，哪像石库门弄堂房子，马桶挨马桶煤球炉挤煤球炉七十二家房客似的，要多闹猛就有多闹猛。那时还没到进学堂的年龄段，无缘拜读“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的经典名句，只知道闷头瞎皮，从这一堆草丛流窜到另一堆草丛，从另一堆草丛又向那一边草丛作鼠窜。奔跑得正开心，乍一抬头，哎呀呀，怎么啦？西边的太阳怎么下山了？天色早已灰暗了下来。这才想到了回家。可是，满目尽是一模一样的一幢又一幢三层楼尖顶房子，更要命的是什么呢？家家户户的电灯还没开，一片黑苍苍。家在哪里？父母奶奶又在哪里？唯见暮色飘浮，草影在摇。我心中着急，脚下忙乱，头上冒汗，胡乱地奔跑起来，可无论奔跑到哪里，眼中景色不变：三角屋顶，三层楼房，三面草影。后来总在想，自己一定是踏进了父亲经常讲的诸葛孔明布下的“八卦阵”故事里了。天越发黑了，身不由己地进入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境界中去了——不不，风吹草低根本见不了“牛羊”，见到的只是自己被初升的月光抛在地上的孤零零的影子。虽然自己的智商一以贯之的不那么高，但是笨小孩自有笨小孩的笨办法，我记起了新家在三层楼的第一间，当新村里终于燃亮了电灯的时候，我就把寻觅的目标锁定在了东边屋山头的三楼。灯亮着，便找了上去；灯不亮，便拐向另一幢房。就这样，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了家——家中的灯下只剩爸爸一个人，奶奶和妈妈则去寻找失踪的我了……
这一节“搬家历险记”，成了我人生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童年印痕，也成了一个最经典的笑话。要是回到弄堂时代，肯定不会如此这般狼狈地找不到家门。也许，这就是工人新村文化给初相遇的石库门文化一个小小的下马威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