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万是我所认识的法国朋友中，最善良的一个法国人，也是最敦厚的一个法国人，敦厚得有点像一个上海男人。桑万是一个建筑设计师，现在上海的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担任设计师，每个月月薪四万左右，自己分文不留，全部交给了爱妻掌管。
他的爱妻是“80后”画家杨莉，也是我的小义妹。桑万白天上班，杨莉在家里做专职太太，闲在家里不想画画了，杨莉常常会来撒娇诗院坐坐，与我们一帮诗人天南海北地品茶聊天。有一次，桑万在事务所下班后，也赶到撒娇诗院，与我们一起共进晚餐。
席间，桑万讲了一个他外公的笑话。桑万的外公是法国的一个艺术家，“二战”期间，为了报效惨遭德国蹂躏的祖国，毅然参加了法国的抵抗组织。有一天深夜，桑万的外公与许多抵抗战士埋伏在战壕里，突然有几架飞机低空掠过，虽然是一介书生，但桑万的外公立功心切，见飞机飞得如此低，步枪也能将它打下，于是，他外公举枪对着飞机好一阵乱射。
过了一会儿，飞机转了回来，朝着地面的战壕投下了一堆炸弹。战壕里的抵抗战士被炸得嗷嗷乱逃。原来，那些飞机是法国抵抗组织自己的空军，因临时有飞行任务，没来得及通报地面部队，就低飞掠过了战壕。幸亏，桑万的外公立功没有立成，不然的话，就可能会被押上军事法庭。被炸弹炸伤后，抵抗组织就把他外公开除了，劝他回家还是专心搞他的艺术创作。
桑万善意地取笑他的外公时，我想起了法国电影《虎口脱险》，里面也有一个斜巴眼德国鬼子，用高射机枪打下了自己的飞架。桑万说他外公视力好得很，没有斜巴眼，只是晚上看不清，误认为是敌机。
战场上这样的悲剧很多。那天，我也讲了一个笑话。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一个中国战士冲锋时，突然被敌方发射来的炮弹，炸得晕头转向，趴倒在地上重新跃起后，举起了冲锋枪继续一往无前地冲向敌阵。悲剧发生了，他冲的方向不是敌阵，而是往我方阵地的方向。于是，那战士被当作逃兵，退伍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单位。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他的许多战友转业后都被提拔为各自单位里的干部，只有他被分配到后勤科，负责打扫厕所。那战士逢人便叫屈，说自己真的不是逃兵，实在是被炸弹炸得不知东南西北。
说到了“二战”，我还想起了一个关于存在主义的经典案例。“二战”期间，有一个迷惘的法国小伙子去求教于法国哲学家萨特。他说，祖国有难，应该报效祖国，可是他家里有个寡母，他去参加抵抗组织，寡母就无人照顾。一个祖国老母，一个家中老母，该报效谁，那小伙子困惑了。
萨特的回答非常简单：责任就是痛苦，选择就是能力。他如果选择参加抵抗组织，那他就是一个爱国的法国人；如果在家侍候老母，那他就是一个法国孝子。两种选择都没错，关键是他想成为怎样的人。后来，那小伙子选择参加了抵抗组织，与德国法西斯展开殊死的搏斗，牺牲在战场。
桑万的老家在法国南部的波尔多，那里盛产葡萄，是法国享誉世界的红酒产地。桑万说他家的庄园出去几米就是一片葡萄树林，景色非常优美，他邀请我有空与他一起去趟法国，去他的家乡玩玩。
桑万还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家，他的摄影作品入选过许多国际摄影大展，还得过许多大奖。我最喜欢他拍摄的一张舞蹈练功房的作品，画面的构图非常别致，几个舞蹈演员在做练功前的准备。那是一张黑白摄影，黑白之间散发着桑万别具一格的美学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