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克重的哥哥

作者:陈仓    更新时间:2017-05-17 14:03:45

我哥哥小名叫小毛。小毛是我们塔尔坪对子女最亲的称呼,但是我与村里人一样,从来不叫他小毛,也不叫他哥哥,而是叫他疤子。

哥哥是个疤子,小时候滚到火塘里烫的,脸上的皮一抽一抽的,像是川剧中的变脸,真是很吓人的样子。别说是家贫如洗了,光凭着这一点,就足够让人看不起,一辈子讨不到媳妇了。私下里传说得更厉害的是,疤子哥哥的小鸡鸡也被烫坏了,可能生不了孩子。我很小的时候,还不晓得生孩子与小鸡鸡的关系,有一次疤子哥哥去提亲,我屁颠颠地跟着,人家偷偷地问我,疤子哥哥有什么毛病?我就说他小鸡鸡掉到火塘里,跟洋芋一样被烧熟了。人家又问,你怎么晓得的?我就说,撒尿比赛的时候,疤子哥哥尿不高,跟个女娃似的,往下淌……这门亲事自然又泡汤了。

实在没有办法,家里就出了一个主意,拿我的小姐姐去更穷更苦的马中梁村换亲。换亲的事情,果然很快就谈好了。我未来的嫂子,竟然十分标致,长着一张苹果脸,长长的头发像松鼠尾巴似的,油光黑亮地拖到屁股后边,特别是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线,天生就一副惹人欢喜相。这可能是我最早如此细致地打量一个女人,自然忽视了女人的两点一线,两点就是两只**,一线就是臀部的线条。按照村里人后来的说法,未来的嫂子胸口揣着两只肥兔子,屁股大得像只大磨盘,都是生儿育女的好手。没想到见她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喜欢的女人也是这个类型的,再加上拿小姐姐给疤子哥哥换亲,把小姐姐给换到了半山腰上,我心里一直是不服气的,心想为什么拿疼我爱我的小姐姐给他换亲,而不是给我换亲呢?

于是有一天,趁着未来的嫂子来我家玩的机会,我悄悄地对着她又重复了小鸡鸡的话,没有想到我未来的嫂子不但没有生气,而是满脸通红地说,如果真像洋芋一样烧熟了,那吃几口不就晓得了?当天晚上,我家房后的玉米地里,就发出了疤子哥哥与嫂子的欢叫声,那声音低沉而沙哑,分明不是烧洋芋的味道,而是在热锅上烤一条活蹦乱跳的娃娃鱼。第二天早上,疤子哥哥上茅坑的时候,把我叫了过去,说是要和我比一比撒尿。如果谁尿得低,尿得近,那就一天不能吃饭。我明白,是未来的嫂子已经告密了,或者是昨天晚上已经尝过了“烧洋芋”。那一天,我第一次看到了疤子哥哥的小鸡鸡,我才晓得自己一直上当受骗了,疤子哥哥不但不是小鸡鸡,而是一只大公鸡,撒起尿来,比我的头还高,足有五尺多远。那天的早饭、午饭都是稠稠的洋芋糊汤就着酸菜,看着疤子哥哥得意地把我的那一碗也呼噜掉了,我只能不停地吞着口水。

很快,疤子哥哥就要娶亲了。任何人家能娶到这样一个标致媳妇,都要大摆筵席欢庆一番的。但是那时候,我家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连房前屋后的树皮树根我们也是吃过的,有几次还把我们过去上茅坑擦屁股用的玉米芯,也磨成了粉蒸成了馒头。这样的馒头与锯末没有两样。所以要想摆几桌子酒席、置办一些被褥家具,那真是比上天摘星星挖月亮还难。按照我爹的意思,既然是换亲,就应该一切从简,各自把人带走,对着香烛一拜天地、二拜君亲、夫妻对拜,再揭了红盖头,就算是过了门,可以上炕开枝散叶了。但是疤子哥哥始终不答应,说是好不容易从天上掉下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要请人吹吹唢呐、抬抬轿子、喝喝喜酒,晚上嘛,再闹闹新房,揭揭红盖头才行。疤子哥哥还说,起码让你漂亮的儿媳妇当着全村人的面,给你这个公公倒杯酒点个烟吧?

我爹说,要是年成好,几桌子酒席也不是办不起。酒嘛,可以自己酿几坛子柿子酒,我们家房后经常埋着几缸子;菜嘛,可以炒几个萝卜,窝几瓦缸酸菜,再杀几只野鸡炖几个荤汤,也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连年碰上旱涝灾害,树上叶子都不长一片,哪有粮食柿子酿酒?地里也拔不出几根青草了。这酒席怎么个办法?只好对着疤子哥哥说,若是你能挣到钱,再唱三天大戏也行。

当时,我们塔尔坪方圆两百里地,除了种地放牛挖药之外,没有任何营生,遇到花钱的路数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几百公里外的河南灵宝淘金子。我们村子里上到七十的老头,下到十几岁的孩子,还有老奶奶小媳妇,除了几个黄花大闺女和立不起筒子的小娃娃,清一色地,好像都去过金矿。有些人从此一夜发达,有些人却命丧九泉。在我们那里,当时一旦碰到有新坟出现,不用问,肯定是在金矿上被砸死的。当然,谁家如果买了轧面机或拖拉机,那百分之百是在金矿上淘来的。比如我家上房的邻居,当时在金矿里挖到一块死沉死沉的石头,背出矿洞后在水里一洗,发现这块石头里镶嵌着颗粒金,最后借用了一口棺材,随着死人一起把这块矿石抬出了山。在村子还不通电、不通路的情况下,他家就盖上了楼房,用上了煤气罐,开上了摩托车。我一位远房的亲戚,他叫陈邦武,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当他在金矿上刚碾出一小块金子,风声不晓得怎么就走漏了,当天晚上就遇到了强盗。当他死命顶着门板的时候,随着几声枪响,门被打穿了,他的身子也被打出了几条蚯蚓。他去世后一年,他漂亮的小媳妇带着一对儿女另嫁他乡,从村子里永远地消失了。

我所说的这些,你不要以为是传说,那都是实实在在的,是有人证与物证的,甚至可以用生命与灵魂来作证。我的疤子哥哥,坟上的茅草已经长得齐腰了,坟头的核桃树已经碗口粗了,他就是其中的一个证人,是以死为证的。

在订下开年春天迎亲的日子之后,农历七月十二的早上,疤子哥哥带着一床棉被,一件棉袄,一双布鞋,要去河南灵宝金矿了。这之前,他已经去过几次了,每一次回来除了带着一些零碎钱之外,还带着满身的伤疤。对于这些伤疤的来源,我曾经多次好奇地问过他,但是疤子哥哥都是一句话不说,只是淡然地汪着眼泪。最后我从姐姐那里才晓得了一些真相。说是淘金子,其实就是送命,当时大部分人就是去偷,比较胆大的就是去抢。他们住在山洞里,等到天黑的时候,摸黑从悬崖峭壁上,爬进矿洞里扫一点零散的矿石,或者是放炮炸一些矿石,然后在无边无际的矿洞里涉水狂奔。一旦有幸出了矿洞,再在监管人员刀枪棍棒的狂追乱打之中,山上山下地背上几十公里,然后三五毛钱一斤卖给碾矿的人。一路上,有些人就掉进了深不见底的矿井,和矿渣一起被铲走了,压成了粉末;有些人从山上滚到了悬崖下,再也爬不起来了;有些人背着矿石刚一出洞,当头就遭一顿闷棍——被土匪伏击了。总有一些人,在矿洞内就会被抓住的,那将遭遇一顿凄惨的毒打,别说少胳膊断腿的,能够活着出来已经是奇迹了。这时候,我才晓得,村里越小的孩子、越漂亮的媳妇,为什么才是金矿上最为安全的宠儿了。因为她们可以跑得慢一点,每次背得多一点。小孩子被抓住了,一顿皮鞭之后,就会被放生的。小媳妇被抓住了,就在黑漆漆的矿洞里,遭到畜生们的一顿蹂躏之后,仍然可以含着泪水与汗水,背着一袋子沉重的矿石走下山来。我有一位表姐,就在自己的亲弟弟面前,在天寒地冻的矿碴子上边,被一帮子人剥光了衣服,给活活地糟蹋了。当然这都是多年之前的事了,现在的河南灵宝金矿好像已经改变了,少有这样的人间地狱了。

从这些淘金的乡亲们身上,我第一次学到了一个藏宝的好办法。他们卖矿石得来的钱,是不敢装在身上的,就是放在自己的内裤里,也是不保险的。更不敢放在自己藏身的山洞里,这会被清山的人或者拦路的强盗给搜走的。乡亲们一旦拿到了钱,必须连夜不停地再赶到山上,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在地上挖个坑把钱埋起来。埋钱时一定得做好标记,搞不好有的就被人偷偷挖走了,有的被老鼠当成美食吃掉了,还有的纯粹是找不到地儿了。我大姐也去过金矿,她有一次埋完钱,就在上边拉了一堆屎。但是正是一堆屎,暴露了藏钱的目标。大姐说,屎是被野兽吃掉了,但是钱呀肯定是被哪个死人给挖走了——边上留有脚印子。

疤子哥哥这次出门的时候,我未来的嫂子带着一条线的笑容,塞给疤子哥哥一包好吃的东西,里面有三颗烧洋芋、两个烧苞谷,还有几个苞谷饼,这些东西在过年的时候也不见得能够吃到,这算是多么隆重的送别礼啊!未来的嫂子走到村口的核桃树下,牵了牵疤子哥哥的衣服说,赚够十桌子酒钱,就回来吧。疤子哥哥一步三回头地说,我们拜堂成亲的时候,咱再请一班河南梆子,唱一出《屠夫状元》给你听。说着话,疤子哥哥可能是亲了未来嫂子一下,嫂子红着脸一扭头就回家了,疤子哥哥则哼了一首酸曲曲,像是进京赶考似的。这可能是疤子哥哥最幸福的一次出门了。他一时高兴,在快出村子的时候,竟然对着我招了招手。于是十来岁的我,就跟着他和大部队第一次出远门,踏入了淘金的行列。

从我们塔尔坪去河南的灵宝,首先要走一百多里的山路,翻过好几座大山,跨过几十条大河小溪,然后来到一个叫三腰的地方。从这里坐汽车去灵宝县城,从县城再步行四十多里上矿山。这个矿山有多高,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村子还是炎热的夏天,灵宝的矿山上就结冰了,偷矿的人就得穿着大棉袄。按照我们那里的习惯,去矿山的时候都得带上一些药材或者山货,到三腰集镇上换取一些盘缠。当天,我们每人背着一套蒸笼,就是蒸馒头用的那个东西。我当时只有十二岁,按照我幼稚的想法,我们到金矿的距离,也就是我上山采一天药或者放一天牛的工夫。但是外面的世界实在是超出了我的想像,那山高得看不到顶,那河深得见不了底,那路从来没有尽头,而且越走越长,越走越宽。风也越走越大,越走越冷,越走尘土也越多。

疤子哥哥把我身上的所有东西,都加到他自己的身上,不停地掏出那些诱人的干粮引诱我说,“拐过这个弯子,我们就吃馍了。”但是明明一个小峡谷,一指宽的一线天,一个小小的河弯子,总需要绕个半天。每次吃干粮的时候,疤子哥哥总说自己不饿,像牛一样,就趴到河边,咕嘟嘟地喝一肚子生水。所以未来嫂子准备的干粮,基本给我一个人吃空了。有一次,看到硬邦邦的包谷馍有些难以下咽,疤子哥哥就教我一个泡馍的办法。他在河边拦了一个小水潭子,清清亮亮的,有一些阳光伴着。然后把包谷馍一块块掰开了,扔进潭子里泡着。经河水泡过的馍馍,绝对不能与我多年后吃过的老孙家羊肉泡馍相比。但是经过溪水一浸润,加上渗入了温暖的阳光,再被赶来的小鱼儿啄了一下,那馍馍就软软的了,透着一丝丝的鱼腥味儿,吞咽起来就不像是在吞咽一块块石头了。

我的脚磨出了血泡,一步也走不动了。因为我的拖累,大部队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离三腰集镇还有五十多里的路程。同行的其他人一直抱怨,说不应该带着这个小屁孩子,如果在散集的时候赶不到三腰的话,身上的山货就不能出手,明天就没有盘缠吃饭住店坐车了。疤子哥哥急了,就蹲下身子,要背着我前行,但是没走几步,就晃晃荡荡的了。

这时候,我们已经走出一个大峡谷,进入了一个平川地带,已经是三腰的地盘了,但是离三腰集市还十分遥远。正好看到有一辆大汽车,从身边飞沙走石地驰过,我问疤子哥哥,为什么不拦一辆汽车坐坐呢?同行的人剜了我一眼说,你以为这汽车是你嫂子,谁都能上啊?疤子哥哥听了,很是生气,几乎要和人打架了。但是大家都走累了,别说动手动脚,连瞪眼和吐唾沫的力气都没有了。何况一提到嫂子,想想她那眯成一条缝的眼睛,疤子哥哥像是一个充了气的轮胎,不但不生气,而且还高兴起来了。

等到下一辆车开过来的时候,疤子哥哥一下子冲到路中间,把一辆拉矿石的汽车逼停了,汽车几乎已经顶着他的额头了。司机下来就是一拳头,说你不要命了?你以为是一头驴呀,也敢上去拦它?疤子哥哥红着脸说,你为什么打人?你现在拉的是矿石对吧?你随便把我们几个人当成几块矿石捎到三腰集市上,是不是可以赚几包烟钱呢?司机说,这么多人哪拉得动?疤子哥哥很聪明地说,你这矿石是给别人拉的吧?扔掉几块也没人晓得的。司机呵呵一笑,说是两块一个人,少一分都不拉。

两块钱,在那个年代应该是一个大数目。反正那时候,我背一根碗口粗的椽子,到十里外的地方只能卖五毛钱;我经常去挖柴胡、苍术、天麻等药材,一直到十五岁才存了十七块这个小数目。如果放在现在,两块钱不能坐飞机的头等舱,起码可以坐春秋的廉价航班,坐绿皮火车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说不定能坐高铁的二等车厢了。大家都很心疼钱,但不仅因为累了,还因为好多人一辈子没坐过几回汽车,坐一次汽车是可以夸上半辈子的,所以大家还是纷纷答应了。就这样,我第一次爬到了汽车的上边,虽然它破破烂烂的,上边装着满车的矿石与树木,连找一个立脚的地方也没有,根本没有骑在牛背上那么舒服,但是我感觉这是人世间最牛的东西了。

疤子哥哥得意地看着我说,是不是第一次坐汽车?我说,不是的,是第一次看到汽车。疤子哥哥说,是不是第一次跑得这么快?我说,不是的,是第一次像麻雀一样飞起来了。疤子哥哥说,明天早上,你还能看到更大的车,跑得更快的车,而且会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这是火车;也能看到最小的车,三个轮子的蹦蹦车,这些都是好车。我真想问,汽车到底是大了好,还是小了好,是有响声好,还是默不作声好,但还是闭嘴了。因为这东西跑得真快,我们家养的一头小黄牛,见到母牛时一发疯,冲刺的速度已经够快的了。但是如今这个铁疙瘩,比它发情还可怕,简直就是交配!它的劲也很大,它用力地在沙子路上奔跑着,身上都渗出了暗红色的铁绣。路边的杨树、房子,还有坟墓,都呼呼地朝身后跑,模糊得让我有些看不清。

疤子哥哥又说,你坐在屁股底下的,就是我们要去偷的金矿。我看着这些与我们那里没有区别的石头,好奇地问,这么多啊,都是金子吗?疤子哥哥拿起一块看了看说,如果都是金子的话,拿其中的一块,就可以娶一百个媳妇了,我们村子所有女人加起来,连那个哑巴也算上,也没有一百个吧?我张大了嘴说,那我们现在就偷一块回去吧。疤子哥哥笑了,你个娃娃蛋子,这些都是矿石,要先砸成石渣子,再拿汞水一泡,才能碾出金子来的。这一车啊,能碾出不到一两的金子吧。

我说,一两啊?一两是多少?同行的人员说,你们家疤子的两个蛋子怕只有一两。

当汽车从一排柳树中穿过时,一枝茂盛的柳枝压得太低,狠狠地抽了我一个耳光,把我的脸都抽红了。多年之后,每每想到柳枝的这一记耳光,那种疼痛感仍然清晰地存在着。我一直以为,抽打我的不是柳枝,而是一只命运的小手,可惜的是我那时候根本没有明白上天的这个提醒。以后,每每看到许许多多的树木,在人间不同的角落里,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使劲地摇晃着,像是在使劲地抽打着,我的心就跟着一起颤抖。

我还没有来得及细想,只听到呼噜一声,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生命在那一刻永远变成了空白。也不晓得过了多长时间,我听到一条河流哗啦啦地,从我的头顶上流过。这一路上,我们都是趟河而行的,是把一条条河踩在脚下的。恐怕只有被埋在地下的死人,世界才会如此颠倒吧?当一条河流覆盖了我的全身,我感觉到了流水的疼痛与寒冷,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我伸了伸脖子,蹬了蹬腿,才把自己的头伸出了水面。我的身上压着树木与矿石,旁边到处是鬼哭狼嚎。再向远处看,刚才坐着的那辆汽车,四个轮子朝天歪着。随后我才晓得,这就叫翻车,人世间随时可能发生的悲剧,却在我第一次坐汽车的时候遇上了。

同行的几个人中,有的闭着眼睛,横卧在河滩上,再也不会有任何动静了;有的头朝下、脚朝上地抖动着,然后随着鼻子嘴巴里,淌出一股子清水与沙子,他们就站起来了。我躺在河水中,不停地叫着疤子,也叫小毛,还喊了几声哥哥。自那天之后,我不再叫他别的名字了,我只叫他哥哥。但是没有人答应,抢救的人也没有理我,更没有看到一个抽来抽去的面孔,在上演着戏剧人生的变脸。

我终于被什么人拽出了水面,像是从河水里揪出了一根水草。他们把我架起来,朝河滩上拖,沿途的百姓都从集镇赶过来了。有的是来救命的,有的是来看热闹的,有的是专门来送东西的。也许是看我这个孩子可怜,提着苹果的,就掏两个苹果给我;提鸡蛋的,就装一个鸡蛋给我。还有一个大妈,塞给我一把韭菜说,这么小的孩子,都上金矿了,好可怜呵。旁边的一个大爷,最后塞给我一只鸡,翅膀乱扇的一只黑鸡。他说,可怜他的哥哥,被压在汽车下面了,现在还没有拽出来啊。他哥哥好像是一个疤子,在翻车的时候,他推了这个孩子一把,这孩子才逃过了一命呀。

等我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也不晓得为什么天就黑了。我的哥哥就从这一天晚上起,带着他二十岁的青春,和满脑子对一个女人的美好想像,对洞房花烛夜的美好期盼,突然地离开了我。这次车祸,车上的九个人,三个死了。他们的坟就在村子的路边,每次出门或者是回乡,从坟边经过时,往日的情景都会浮上心头;还有三个人终生残废了,他们永远走不出我日夜牵挂的塔尔坪了,有一次碰到一个拄着拐杖在镇上乞讨,据说是为了孙子孙女上学。还有那么几个,虽然身体上没有留下什么缺陷,但是在心灵深处却留下抹不去的阴影,他们永远不敢再出门去打工了。

按照医生的说法,我这个孩子命大,除了小鸡鸡上划了一条小口子之外,没有任何问题。但我还是在医院里整整住了一个月,天天拍打着我的大头,撕心裂肺地喊叫着。每次一喊叫,就有一个小护士跑过来,在我的头顶上挂起一个玻璃瓶子。许多年后我才晓得这就是吊盐水,仅仅是一种加了盐的水而已,并不是什么珍贵药材。一个月后,我回到家的时候,哥哥已经入土为安了。好长时间,我都不敢去他的坟前上香祭拜,因为我根本就不能接受他已经离去的事实。我的怀里,却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那天从河滩被架走的时候,我紧紧地扒着一块含金量不高的矿石,偷偷地揣进了怀里。

那一年,两个姐姐已经出嫁了,母亲已去世多年。父亲已知天命,经历过少年丧父与中年丧妻,这次老年丧子,算是人生三大悲剧齐全了。哥哥的离开,对我们一家打击是十分沉重的,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亲人间的生离死别,它整整地影响到了我的一生。最最浅显的,就是当我离开村子,在外边一年四季流荡的时候,因为哥哥不在了,我的父亲就成了没有依靠的老人,而且等到父亲百年之后在村子里我将没有一个亲人了。

随着这次淘金之旅的半途而废,我感觉到做一个农民真的好苦。住院的时候,有一个小护士问我,你这么小,为什么不上学呢?我问,上学做什么呢?她说,上学就可以不种地不放牛了呀。这段对话,第一次启迪了我。在我愚昧的幼年,我和一只动物是没有任何差别的,真的不明白人生除了种地、放牛、挖药,竟然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选择。在我小学毕业时,我在庾家河区的考试中,是考了全区第一名的,数学一百分,语文八十分,但小学毕业后,我实在不晓得上完了小学,还是不是要继续上初中,上完初中又能做什么呢?车祸发生后,已经辍学一年的我,再次有了复学的念头。

那天下着倾盆大雨,我提出了上学的想法。父亲开始是极力反对的,他觉得哥哥既然死了,未来的嫂子就理所当然地归我所有了。他希望在明年开春之后,我能代替哥哥把那个笑眯眯的女人娶回来,但是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父亲无奈地从箱子底下拿出一张存折,塞给我说,这是你哥哥死后,人家赔给我们的八百元钱。哥哥出车祸后,叔叔代表我们家去了一趟三腰,谈判的最后结果是哥哥的一条命、苦难的一生,为我们家换来了八百元钱的财富。

父亲拿出存折,没有戴草帽,没有披蓑衣,光着头淋着大雨,就去门前的河里挑水了。那天,我冒着大雨,看着父亲被两只水桶压弯了腰的背影,到庾家河中学复学。那时已经开学一个月了,当我对着一位名叫杨元琪的校长,哭着说出“我想念书”的想法后,这位校长愣了半天,也许被感动了,也许感觉面前的这个孩子,将会拥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他赶紧把我带到了他女儿杨红梅任班主任的初一(2)班,并且叮嘱女儿好好照顾我。至今我也不明白,除了破衣烂衫之外,她并不了解我的家境,我也没有吐露过自己未来的梦想,但是她一直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免去了我所有的书本费,还经常偷偷地塞给我一点吃的。我也没有令她失望,每次考试我都是第一,有一次得了五个一百分,在电影院里还发了我三块钱奖金,我用其中的一块五毛钱,称了几斤大米背回了家中。

随后的求学中,我吃过同学的剩饭,偷过小饭馆的馒头,啃过又苦又涩的榆树皮,甚至吃过石头粉。直到我二十岁的时候,我都没有吃上过一支冰棍,没有穿过一双皮鞋,没有请女人吃过比馒头更好的东西。多少次,当我没有钱交学费、没有钱买书本的时候,我都不曾对这张八百元的存折产生奢望,而是爬上大山,或者砍柴,或者挖药,用这微薄的收入,来支撑我的学业。但是谁也不明白,我这个穷得顿顿都要舔饭碗的孩子,却随身携带着一张八百元钱的存折,这是多么大的一笔巨款啊!

如今哥哥已经离开整整三十年了。在这三十年中,我从三腰的那场车祸中起步,已经走到一千三百公里外的上海;我从农村的一个放牛娃一个庄稼汉,已经变成了在高楼大厦里上班的白领;我从当年的那个光屁股小孩子,已经变成了头发花白已过不惑的中年人。有一天,我去一家金店闲逛,突然发现黄金已是三百元一克了。我质问,怎么这么贵呀?原来不是五十元一克吗?售货员晃着脑袋说,你是不是傻子啊,五十元一克?怕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吧?如今盐巴都多少钱一包了?

这时我才记得,哥哥离开的那一年,他淘出的金子是五十元一克。我不晓得哥哥当年所淘的金子如今用在什么地方了?反正在大街上我放眼望去,许多人的脖子、耳朵、手指上,都戴着金闪闪的项链、耳环、戒指,每一件恐怕都远远超过十克吧?我从家里翻出那张储存了三十年的存折,审视了半天,才明白,满怀着爱情与青春的一条命,当年只值十六克金子,如今只值不到三克的金子啊!

这么便宜的生命,为什么他的灵魂仍如当初一样沉重?我一定要把这条命,当成一笔永不贬值的金子储存下去,不计利息、不计涨跌、不计年月地一天天储存下去。因为我在银行里储存的,不是一笔金钱,而是哥哥永远不会变老、永远不会复活,永远停滞在二十岁那个青春年月的一条小命。


(刊于《上海文学》2014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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