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呃，你的英语是在比利时学的？
我：嗯，这样我就掌握了两门外语。（我倒是想去英国学啊，比利时的英语专业不是录取分数低嘛。）
HR：没拿到硕士学位？
我：家里有老外公需要我照顾，没念完就回国了。（比利时教授很抱歉地对我解释：如果让你毕业，我怎么对得起其他睁眼听课的孩子？）
凭我的翻剧经验和老妈教我的答案，我通过HR的面试，进入一家影视公司当翻译。上班坐地铁得半个多小时，从复兴门坐到团结湖。你问我为什么不在大厦林立的复兴门找家公司？那上班离家得多近呐，走着去十五分钟就到了。是这样的，上下班高峰期，走在复兴门一带，恍惚间我会觉得自己还没毕业，挨挨挤挤的都是小伙伴们。是的，全国各地的同龄人都挤在你身边，从穿着上可看出工作年限，穿着淘宝货和小品牌店的套装，挎着A货包包，绽露着精明又疲惫的脸。从二十三岁到二十六岁，大家在公司里的职位差距还不大。老妈说，再过几年，有些人就会从地铁里消失，开上自己买的车。小姨当初就是挎着个货真价实的LV包挤地铁，后来心疼那个包，一咬牙买了辆车，再咬咬牙，开始给自己的包包和车升级，为了这些装备一路杀到了外企高管位置。“祝你早日从地下走出来，看看你能用几年时间！”小姨鼓励我。
从比利时回来后，我活动半径通常不超一公里，出门频率维持在每周一次上下浮动。生活在远方，好吧，我先离开复兴门吧，离开乌央乌央的同龄人再说。于是，我开始了挤地铁的生活，每天早上在庞大的队伍里候着，一趟车下来两三个人，奇怪得很，车里却并不空出一点缝隙。能不能挤上，除了收腹、屏息、厚着脸皮贴上去外，还得看站台工作人员乐不乐意搭把手把你塞进去，好让车门关上。等上个四五趟，一般公司的打表时间快到了，地铁里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巅峰时刻，那时刻一过，接下来那趟车会奇迹般地腾出一两个位子，正好让我能站上去。
车身晃着像摇篮，在人群中不必担心被挤倒，即便被挤得差点双脚离地，也不影响睡眠质量。在地铁里，你会碰到同道中人，或靠在门边，或头枕在拉手环的手臂上，或头埋在公文包上的双臂里，或仰面瘫在椅子上，个个安然香甜，好像乘地铁主要是为了进入梦乡，兴许在家里睡得都没那么踏实。地铁从天安门的地底下穿过去，晃荡到国贸，眯瞪一小觉的我在国贸换乘，眨眼就到团结湖，到达公司所在的工体北路4号院。那个院子不大像写字楼区，白日里看上去只有几家公司和饭馆，出入的大多是白领和食客；到了晚上，院子里的霓虹灯会亮起，它摇身一变，成为夜总会、迪厅和酒吧的聚集地。
我的工作并不复杂，翻一点美剧和拟写给国外客户的邮件。每天我的上司总能准确地找着我，我待在门口抽烟的时间等同于坐在电脑前的时间。烟给了我跟犯困抗衡的力量，一支万宝路能提供我片刻清醒，这片刻包括从大门走到我那个隔间，坐下，敲上两行字，看看发小们、同学们在QQ上逗贫，逛逛1号店，给醇生买点狗粮和玩具，喝上半杯茶，含完一粒薄荷糖，啃下一个手指的指甲刺。几个片刻之后，就到午休了。午饭后除了烟还得加咖啡。加班的话得有麻辣味的晚饭提神。通常手头的活能在下班前一小时卯足劲干完。回家后继续字幕组的翻译，直到夜里两点。
这院子里有一只著名的流浪猫，人都喊它大黑。大黑在自己国土巡视完一圈之后，爱在公司门廊里趴着歇脚，像优哉游哉的猫王。每从转门里出来一个人，它就昂头望望，成熟世故地冲它的子民打个招呼。
“据说跟人亲的猫才会这样叫，猫之间不用喵喵声交流，它们靠闻和触摸。”刘芳说，她是我小学同学，因为她的介绍我才知道有这家公司。
哦，猫语，我坐在台阶上，看着大黑的尾巴柔软惬意地打在地上，一拍一拍想起来又是一拍，再一拍，这是什么猫语？我看得入了迷，情不自禁也卧在地上，四肢一边倒，压在下头的那条腿像大黑的尾巴那样轻轻拍着，触碰大地，大地也轻微颤动着回应我，一回一合中，我又像鱼似地滑入了梦乡——
对于一只猫来说，我的体积大得不像话，黄昏的时候，我在路灯照不到的阴影里遛着，很多人会将我误看成是一条狗。但其实，我真的是一只猫，毛是长了点，它们耷拉在我脸上，黑白灰夹杂的毛后头有我绿森森的双目。我身上的毛到处打着结，这也是别人误会我是狗的有力证据。他们说我身上没有猫的“天性”，声称只有病入膏肓的猫才不去梳理自己的毛，正常的猫总把自己舔得干干净净的。什么是猫的天性？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病入膏肓？反正我的脚能稳稳当当杵在地上，眼神威武有力，见到人还愿意喵两声，跟人类结个善缘，避免来日饿晕倒地也没人管。
老实说，我不大记得我活了多少年。每当我一觉醒来睁开眼睛，梦就把我和我的记忆切断了。要是梦见一盆牛奶或者一丛钻不到尽头的草还好，要是梦到钻楼道里出不来，在数不尽的楼梯里转悠，或是梦到无数只穿鞋子的脚，醒来后我得想上老半天，上一顿吃什么来着？我为什么会待在这个院子里？为什么我一看到其他公猫就想揍它们，直到它们消失在我视野里，连气味都闻不到，我才稍微感到放心些。咦，为什么那只同样身披黑白灰毛的狗老是冲着我叫？
“在这种地方，你怎么也不把自己搞得体面一点？”
奥利奥雕塑似的，笔挺地蹲在窗台上，瞪了我一眼，打了个哈欠。奥利奥是何大爷的狗，一只公哈巴狗，也是黑夹杂白毛，以致经常有眼神不好的人把它跟我弄混。我们最明显的区别就在脖子上，它有绳套，我没。天气凉了，它更神气些，穿一件鲜红的小马甲出来溜达。奥利奥经常对我莫名地感到不满，跟我相提并论似乎有失它的身份。
“什么是这种地方？什么是体面？”我跃上一个纸箱，问窗栏里的它。
“三里屯，这是！”奥利奥喊了一声。
“呃，这不是白家庄吗？”
我四下里看看：几幢上世纪80年代起就蹲那儿的四层红砖小矮楼，不足五米宽的街道，两旁立着小饮食店、小超市、煎饼果子摊，还有一所什么什么机械学院。
“穿过这院和外头大马路，就是三里屯！北京最潮的地方。”
“人走动的地方，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别说我跟人没关系，你瞧，我都穿上衣服了。哪像你，连毛都不舔，脏！”
“穿上衣服也是狗，脖子上拴绳子！”
这话戳中了奥利奥的心事，它不言语了，眼睛流露出鄙视。奥利奥有一点好，从不矫饰。比如吃完屎它会纠结，也不矫饰自己的纠结。
一把沙哑的嗓子在招呼奥利奥，何大爷在里屋喊：“儿啊，饭做好啦！”这招呼替它解了围，奥利奥像子弹一样跑了，一反刚才那个爱搭不理的样子。
平日里提起何大爷，奥利奥就是眼泪汪汪的，何大爷把奥利奥当作儿子养，训练它人的动作和行为：站立、鞠躬、作揖。为了混口饭吃，它全部照做。一旦何大爷不在家，它就恢复自己的狗样——它心目中的狗样，因为仰慕猎犬，尽管自己是哈巴狗，它努力昂然而立，尤其在我面前，保持着那种风范。
“狗得有狗样，”它老说，“有规矩，忠心义胆。”
看奥利奥很没样儿地奔向何大爷，我顶着一头的毛跑开了。我没人管，奇怪的是反而时常会吃饱了撑着，有时候得满院子溜达消食。这院里喂我的人是要排队的，只要公司里有女人，必有爱猫的。我往公司大门口一蹲，就能有好吃的送出来，喂我猫粮，然后掏出手机跟我合一个影，摸摸我，心满意足地离去。我继续蹲在那儿，享受屋子里头冒出来的冷气。
天凉了，我就趴在汽车前盖上晒太阳。有一天，我趴的车前盖是银灰色的，一个男人走过来，掏出车钥匙，我听到汽车开锁的嘀嘀声，虽吓得蹦起，可余威犹在，愣是不挪地儿。来人头顶和嘴唇下的毛都是银灰色的。他没赶我，掏出一个相机，给我来了一张照片。后来，听路人说，我上了娱乐杂志，跟这个车前盖一块儿。奥利奥嫉妒得眼睛直冒红光，说我真会找地儿，居然在一个明星的车上晒太阳。那几个月，喂我的人暴涨，处处都撒着搓堆儿的猫粮。我来者不拒，在围观者的啧啧声中，每堆儿尝上一两口，然后在居民楼地下室睡大觉，睡到黄昏时分才出来。
院子里难得的安静：公司里该下班的都下班了，夜总会的还没上班，酒吧也黑着灯，由里散发空洞洞的霉味儿。薄雾让四周变得模糊起来，昏沉着。这几年，雾霾成了大家的噩梦，渐渐又成了笑话，老笑话，老提就被人笑话。口罩成了生活必备品，搞得我再也认不出熟人来，打招呼都困难了。
这天是周五，夜色越深，霾里的怪味越浓，我闻了闻，是汽车尾气的味道，开往三里屯的车多得跟蚂蚁似的挤一块。奥利奥就喜欢这股怪味，它说城市越大这股味道越浓，其他地方想闻还没有。想到奥利奥和它的狗样，我笑了。
一个白色的身影走过，我努力看了一眼，确认它不是掉在地上的口罩，是只新来的猫。它越走越近，我注意到它的眼睛——左眼像天空，飘浮丝丝薄如蝉翼的云，右眼像夕阳下的铜钟，锈迹斑驳，散发着迷人的光泽。左眼睑边上凝着三颗暗红血珠，圆圆的、小小的，不留神就不会发现，就像不会发现秋天长在草丛深处的小浆果。
我犹豫着要不要提醒它，那边草堆里有个没盖的井，我刚迈出一步——
一个小小的黑影贴地溜过，是只耗子。白猫盯紧前方，加紧步子跑过去，脖后的腿骨关节一起，一伏，一起，一伏，蓦地，它跃起，将那只小耗子按在爪下，垂下头，张着嘴，翻了翻粉红色的舌头，一只完整的耗子便消失在那几下温柔的撕咬间。
我不由自主朝前走了几步，一簇狗尾巴草被我带得晃了晃。它被惊动，抬起头，看到我，张大嘴……我伸长脖子等着它叫喊。等了等，它发出一声空哑的喊声。我盯着它，忽然意识到，它是一个聋子。大概它不知道世界上有声响这回事，更不知道自己也能发出声响。那叫声像一阵狂风掀翻了老屋顶的瓦片，瓦片纷纷翻了个个儿。我感到我身体里什么东西随着这狂风，崩裂开，酥成了粉，竟然忘记它闯入的是我的地盘。我想上去拍拍它的脸以示友好，它往旁边一闪，直愣愣地盯着我，背弓着，耳朵竖着，表示了极大的防备心，随即蹿入草丛，跑得无影无踪。
“喂，别睡了。”刘芳推推我，我从笔记本后抬起头，遇上上司不满的眼神，我急忙垂下头，装作奋笔疾书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