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知道是因为自己说漏了嘴，他喃喃自语道，这个白种人！王明说，我也没开店铺，你能不能和他说说，让他照顾一下。父亲点点头说，没问题，我明天就去找他。然后他安抚王明道，大不了请他喝顿酒，别太当回事。王明点点头说，是是是，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改天请你喝酒。父亲忙摆摆手说，不用。王明告辞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到门口。王明帽子耷拉着，走到门口停住，转过身来想说什么。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没有再说话，消失在黑暗中。
父亲回到家里自言自语道，这个白种人！都怪我多嘴。他在地上转了几圈说，我现在就去找他。
大约过了半小时，门砰地开了，父亲还没进门就气愤地说，不是个东西，递不进人话。
父亲去了税务所，白种人正在看电视。父亲和他说起王明的事。白种人让父亲别多管闲事，他说偷税漏税是大事，当年刘晓庆因为这还坐了大牢。父亲说也没人知道，问能不能象征性地少缴点儿？白种人生气了，问父亲把他看成啥了，按规矩收税是为国聚财，再说王明涉案的金额不算少。他用了这些大词，激怒了父亲，也让他有些惊恐。
父亲在地上焦躁地转来转去，怎样和王明说呢？都怪我多嘴，我不该和白种人提王明的事，他不停地埋怨着自己。我说，这事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关键看白种人，别人不会无事生非。父亲忽然牙疼起来，疼得捂住腮帮子在地上乱蹦。吃了两枚止疼片，还疼。母亲打了颗鸡蛋，把蛋清搅匀糊在他脸上。他躺在床上，头不能动了，气得身子还在颤抖。
从那天开始，白种人开始在我们镇上调查。他在肉铺前、五金店前、小卖部前、粮店前、收粮的地方……凡是他能收税的地方挨门问，你买王明的剥玉米机器了吗，多少钱？你买王明的扇车了吗，多少钱？你买王明的……人们见了他躲得远远的，可是他像跳蚤往人们身上蹦。
王明又来到我们家，脸变成黑的了，人不知道骤然瘦下多少斤，戴了多少年的帽子终于戴不住，摘下来挂在屁股上，露出发红的头顶。他嘴唇哆嗦着问，王师傅，到底该怎么办？万一出事我孩子还小。父亲安慰他，不用怕，没事，大不了出点罚款。真是活见鬼了，以前谁专门找个人讨税？王明长叹口气，说是是是，眼睛湿润了。要不你主动行行他？拿多少呢？王明问。父亲沉思半天，摇摇头说，你看着办吧，这是个大牲口。
此后，打听王明卖机器的消息渐渐听不到了。我们以为王明打点之后，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可是不久之后，白种人去了王明家。
正在捣铁皮的王明一见白种人脸马上变成土色，赶紧给他递烟，指挥老婆倒水。可是家里没水，王明老婆赶紧接水，烧水。王明着急了，冲老婆发火，家里连水也没有？
没想到老婆还没还嘴，白种人说话了。不要冲女人发脾气嘛，他说着，帮王明老婆往灶火里传了把柴，仿佛不小心，蹭了王明老婆的脸一下。王明的嘴哆嗦着，没有再吭声，接着捣铁皮。
白种人喝了两杯水，还坐着不走。王明心里越来越慌，他没有注意铁皮已经很平很展了，还在继续捣着。一不小心锤子砸在中指上。往日很能忍的他捧着血淋淋的手指，出人意料地大喊起来，我的手！他还故意在白种人眼前晃了一下，然后撞开门说，我到医院去。临出门时，他悄悄瞥了白种人一眼，希望他能说句同情安慰的话，或者跟着他出来。可是白种人地方也没挪，嘴也没动。王明最小的女儿吓得大哭起来。王明赶紧加快速度往门诊跑去。
把血糊糊的手指头包扎好之后，王明怕回去见白种人，在街上乱逛起来。他转了许多门市，什么也没买。电影院门口有人打台球，王明以前从来对这不感兴趣，现在却停下来，看了一局又一局。又在照相馆前下棋的人们跟前停下，看了半天。人们很久没有看见王明这么闲，都问他。王明夸张地举起自己的手指头说，把手弄伤了！他在街上就这样一直闲荡着，尽管指头疼得要命，也不想回家。
王明转悠到孟三收粮的地方，天已经黑了，厂子里吊着大灯，孟三正在指挥工人扇粮食。王明走了进去。他问孟三，白种人收你的税吗？怎么不收，老流氓，可狠呢！你的事完了吗？孟三回答完之后问。王明的脸色马上变了，在黄色的灯光下有些瘆人。他说，今天到我家了。这个流氓！孟三说，以前他在城里的局里，还是个小头头，因为调戏客户，听说还对十几岁的小孩子动手动脚，被许多人告状，受了处分，才贬到咱们这儿的。王明顿时心慌起来，赶紧调头往家走。
进了院子，王明听见屋子里很安静，以为白种人走了，顿时轻松许多，马上忘了手上的疼，加快步伐，还有几件活儿没做呢。迈进屋子，最小的女儿正吃力地举起大锤子，下边蹲着他的二女儿。王明惊得马上扑过去，一把夺下孩子手中的铁锤，拍了她一巴掌。孩子哇地哭出声来，蹲着的二女儿吃惊地仰起头，她不知道刚才锤子可能落在她头上。王明老婆听见哭声从里屋跑出来。王明看见她脸涨得通红，平时松开的领口扣子系紧了，胸前鼓鼓的，像憋着许多气。
老婆抱住孩子哄的时候，白种人从里屋出来了，白色的脸像纸糊的一样没血色。他手里拿着几块糖，递给哭着的孩子，孩子手乱摆，不要。他递给旁边的二女儿，顺手刮了下她的鼻子说，真漂亮！王明像被蛇咬了一口，抱起二女儿往后退了几步。白种人挠挠手说，我也爱鼓捣些东西，一直找不下好师傅，以后拜你为师吧。王明赶紧拒绝。
白种人走了，孩子还在不停地哭，有些歇斯底里，女人怎样也哄不住。孩子尖锐的哭声像愤怒的人要把哨子吹破。王明闻到空气中有种奇怪的味道，像有东西腐烂了。
王明和妻子商量，咱们把妞妞送到私立学校读书去吧？老婆感觉莫名其妙，说道，疯了？妞妞才十二岁。十二岁咋了？古代的人十二岁都结婚了。你有钱！挣下钱还不是为了孩子们。我不，妞妞要是被人欺负怎么办？白种人来了！
王明来找我，问认识不认识私立学校的老师，说想把妞妞送去读私立。那时只有家庭条件好又特别忙的人才送孩子上私立，王明的想法我觉得有些奇怪，但还是给几个在私立学校工作的同学打了电话，问明情况后告诉王明。王明说，看来私立管理严格，老师们也不错。我说，就是费钱，孩子还不在身边。王明说是是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不知道妞妞为什么没有去私立，白种人却走到哪里都说王明是他师傅，而且到处给王明揽活儿。他甚至还来到我家里，对父亲说，你家弄个锅吧，能多收几个台。父亲冷着脸嗯了几下。白种人走后，母亲担心地说，他会不会给你使绊子？父亲呸一口说，尿他！顶多以后不揽税务所的活儿，也省得给他家白干。
白种人开始每天去王明家。
然而人们去王明家买东西，发现一向好脾气的王明变得很冷淡。有次，人们看见王明和白种人吵嘴。他不让白种人再给他招揽活儿了，白种人不答应，涎着脸解释。
有天，突然听说王明把手轧断了。我和父亲去探望。王明一只手缠着纱布，挎在脖子上，另一只手在拔院子里的草。看见我们，他脸上居然现出微笑，一点儿不像个刚轧断手的人。
父亲问，老明，你的手？王明有些轻松地说，搞掉个指头。他这种样子很稀罕，好像在说别人。这时他的老婆出来补充说，把一个手指头切掉了。王明脸上露出遗憾的表情，但坚定地说，以后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了，还是咱的老本行好。不做这能行？她老婆皱起眉头问。咋不行呢？王明有些生气。他老婆好像有些理亏，没有回嘴。
白种人不在。
王明用一只手给我们沏茶，他家里居然有热水了！
王明养伤，闲了下来，认识王明这么多年，他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悠闲过。路过巷子口，经常看见他用那只好手端着大罐头瓶子装的茶水，开心地听着人们说什么。他的老婆坐在旁边，手中拿着一团毛线织来织去，好像心不在焉，总是在织一条袖子。孩子们在她身边乱跑。
入伏前几天的一个晚上，王明喝了酒，抱着架剥玉米机器来到我家，要送给父亲。父亲问，老明，你喝高了？没没没，王明回答。我有些诧异，王明以前总说是是是和对对对，而且他从来不喝酒。
父亲不要他的机器，说家里已经有两架了。王明坚持要送，说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架，以后孙子才再做这玩意儿。父亲继续推辞。王明慢吞吞地说，其实来还要求你件事。父亲回答，直接说就行了，还拿这个！王明说，我再也不做这些东西了，人还是干自己的老本行好。父亲问，你的手好了？王明举起来晃了晃，左手剩下四个半指头。父亲叹口气说，不做也好。王明问，你知道谁家需要木匠吗？父亲说我想想，半天没吭声。我们这儿一入伏，许多活儿人们就不做了，因为天气潮，做的东西干不了，容易坏。王明看见父亲沉默，咽了口唾沫说，我也知道这时节人们不愿意做了，碰碰运气，要不过了伏再说吧。父亲看了看我说，要不你帮我家做个博古架，那东西看着挺有意思。
王明走了。那天晚上，气温很高，不知道什么昆虫“唧”“唧”“唧”地一声接一声鸣叫。
第二天，王明带着他的电锯、墨斗、尺子等工具来了。我把收藏的根雕、奇石拿出来让王明看。王明嘴啧啧响着，尤其是对那些根雕，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说没想到木头疙瘩能弄这么漂亮。我打开本根雕的书，让他看。王明边翻边点头，一本书，翻了半个多小时。合上书，他眼睛里闪耀着异样的光芒。他问，这些树根从哪儿来的？我说，有山上挖的枯树根，有河床里捡的，也有买下的。王明说，咱们这边山里有麻梨、黄荆、白桦、柏树等等，崖柏就是长在悬崖上的柏树吧？我想给他解释，崖柏有两种，通常指长在悬崖上的侧柏，另一种特指重庆大巴山上的那种濒危物种，但没有说，而是点了点头。
收工后，王明告诉我他去看过鼓楼了，但没有搞到它的图纸，做了个东西，不精致，没法儿给人看。我安慰他。他说想借我的书看看。
做完博古架，入伏了，天气又潮又热，坐着不动，也汗出如浆。许多匠人们闲下来喘息，王明却进山了。
晚上，人们热得屋子里待不住，围着路灯打扑克。王明回来了，背着个大树疙瘩。有人问，老明，你带的啥？麻梨疙瘩。王明回了屋子没有出来，过一会儿，他老婆也回去了。
从那天开始，王明在自家大门洞里打磨这个木头疙瘩。
人们去他家里买东西，王明一律回答，不做了。
白种人来过一次，王明堵在门洞里不让他进去。白种人说，师傅，我给你揽下些好活儿。王明用刻刀仔细地剔木头缝里的树皮，头也不抬。白种人不走，打量着这块木头疙瘩问，师傅你要做啥？王明拉过磨石，磨起刻刀来。磨了半响，把闪着寒光的刻刀举到脸前剔起指缝里的污垢来，剔到那根断了的手指时，他冷冷地问，这也收税？白种人打着哈哈说，师傅开玩笑。王明说，我要做根雕，你跟着我学吗？白种人打了半个哈哈，拍拍屁股走了。
整个伏天，王明都在门洞里打磨这块木头，他的老婆和女儿待在屋里不知道干什么，这么热的天。
有天王明来到我家，他的根雕做好了，让我过去看看。
它隐隐约约像只虎，有头、四肢和尾巴，尤其是那黄褐色的火焰纹，像极了皮毛，还有一团一团的疤瘤，使它增添了几分威武。
我说，真不错！王明搓搓手说，第一次做。
伏天过去之后，王明开始干老本行了。他领了个徒弟，是他老婆的侄儿。他的营生很快多起来，两个人做也很忙。
王明收工之后，喜欢到河滩、野地里瞎转，偶尔也去趟山上，收集各种各样的树根。渐渐地他家的根雕多起来，它们摆在落满灰尘的家具和乱七八糟的衣服、杂物中间，给人异常醒目的感觉。有次有个收古董的去了他家里，买走两件。剩下的王明经常擦抹，而且继续做着。他家的这些东西越来越多，他老婆偶尔嘀咕几句，埋怨这东西不能换饭吃，王明抬起头盯她，她便不说了。
王明家的生活渐渐恢复到前几年的那种水平，他老婆出来买菜，不骑木兰了，说费油。他也再不提送妞妞去私立学校的事情了。我帮忙打听喜欢根雕的朋友，可实在是少。
有一天，忽然人们说白种人喝多酒，晚上掉进了村子东边的河里。我的第一反应是王明又可以做以前那些稀罕的玩意儿了。父亲说，王明可以重新开始了。他把王明送我们的那架剥玉米机器找出来，给他送回去。王明送给我们还没用过。
父亲从王明家回来，还抱着这架机器。他说，这头倔驴，根本不要，说再也不做以前那些东西了。我想起他家门口的那只麻梨疙瘩做的老虎，问父亲，他家大门洞里的那只老虎还在吗？父亲皱起眉头，想了想说，那个木头疙瘩啊，磨得真亮。
（刊于《上海文学》2016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