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谁在铸造民族的良心
——A和B关于萧乾译《尤利西斯》的对话
A：喂，我说老B，你怎么也东施效颦，啃起现代派来了？什么……《尤利西斯））？别酸了好不好，这玩艺你看得懂？
B：唉，不瞒你老A，我花十年心血，写成一部小说，投给当今金光闪闪的一家大刊物，还巴巴地亲自送了去。可人家看也没看就给扔回来了，说一瞅你那黄巴巴的脸，就晓得你肚里没现代派营养，咱可是领导文学新潮的百年老字号，不收购土货。气得我两眼翻白，差点没昏死过去。**娘的老字号！虽说我老B十年寒窗，十年面壁，尽学了些古典情怀，可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哇！现代派……不就是卡夫卡、普鲁斯特、福克纳……
A：别寒碜啦！你那些已经不时髦了，现在流行后现代主义。
B：什么？后……现代？我还没开始“现代”呢，就“后”现代了？敢情是时装呀，翻新得这么快！
A：别这么土佬好不好？文学嘛，也就跟女人的裙子差不多，今天短明天长，既吃了这碗饭就学机灵点，别一脸沉重的使命感。人家那个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小世界》，写得可潇洒了，一帮大学者开国际学术会，研究他们的祖宗《尤利西斯》，一面研究一面满世界追情人，今天瑞士明天巴黎，现代得没治。哪像你，窝在这破藤椅里，吃剩半个咸蛋还舍不得扔掉，一点情调都没有……
B：“文以载道”，历来是中国文人作文的准绳嘛。我还是要拣我心里想说的写，至于外国的现代派，从形式上借鉴些是可以的。所以，我想先把这个现代派的开山之作《尤利西斯》读透了，然后，按部就班地读一些现代派的作品，我看有个十年二十年也该搞掂了吧？
A：我的妈呀，老B你如今可不是十岁二十岁，十年二十年后，你背也驼了，眼也花了，再“现代”也风光不起来了。何必呢，其实要想“现代”也容易得很，新出的杂志勤翻着点，时髦的名词勤学着点，包装的花样多变着点，少点些标点，多制造些阅读障碍……现在这世界，有什么是正宗的？
B：这话我可不爱听。
A：好，好，你不爱听我还不爱说——没那么多闲工夫陪你。（看表）我还有两个饭局，一个舞局一个赌局等着我——拜拜！
B：（着急）A老弟A老弟，你可别走，今儿个好不容易约了你，就想向你请教请教——这《尤利西斯》，可真难懂，云里雾里的，你给我讲解辅导一下行嘛？
A：（理直气壮）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又没看过！
B：（吃惊）你不是已经后……现代了吗？怎么连老祖宗也没看过？
A：嘻，你老兄虽说书出了几十本，头衔有十来个，脑瓜就是不开窍！《尤利西斯》？那蝌蚪文谁去啃？还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看看人家写的内容提要，引用两句吓唬一下人就够了！告诉你，这《尤利西斯》别看世界上有十几种译本，在咱中国还是空白呢。
B：此言差矣，已经有人在填这空了。
A：这我晓得，报上登了，可是……唉！
B：咦，怪了，这么大好事，你老弟摇什么头叹什么气呀？神经搭错了？
A：不是神经搭错，而是——你晓得这空由谁来填？萧乾和他夫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儿，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猴年马月能译好？
B：兄又差矣，已经翻译了大半，而且部分章节发表出来了。你看，这不是？
A：那你就老老实实呆一边看去吧，何必来耗我宝贵的时间！
B：不是跟你说过看不懂吗？
A：（一本正经）那你就先找本解梦的书来看看，把梦中的符号象征，隐喻意义给研究透了，能像弗洛伊德那么解梦了，也许就能理解这本……天书。
B：老天！人家弗洛伊德研究了一辈子！我可只剩半辈子了，这半辈子劈给谁也不够了——罢，罢……
A：所以我劝B兄还是像你老弟这样，活得潇洒点。瞅准哪个刊物提倡什么，就稀里糊涂给它炮制点什么，或者他们在捧哪个文学“大腕”，你也跟上去嚎两嗓子，只要能发表出来，在单位里骗个职称，为家里捞点小钱，给老婆孩子闹个肚儿圆，也比穷钻什么学问强。
B：唉，说得也是。可我就纳闷，这萧老先生和他的夫人，是怎么译这本天书的呢？
A：我有一个同学，同学有个记者朋友；这记者有个同事——他去过萧老先生的家。据我这位同学的记者朋友的同事说，萧老头儿家里的工具书堆得像山一样，桌上橱子里放不下就往空中发展，走路得侧着身低着头，一不小心就会磕着碰着。因为那乔伊斯使用的语言像伊拉克的武器，各个国家的都有，所以，爱国者导弹还对付不了，得配备各种先进设备。有时为了核对一条俚语，老头老太太得埋头翻十几本辞典。所以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使出吃奶的劲，也只能译一页……你没见他老人家写的《一对老人，两个车间》？把家都变成车间了——实际上是家庭手工作坊。
B：那又何苦来着？
A：人跟人不一样嘛，人家可是名人。
B：名人能活两辈子？
A：哈，老兄也开窍了。
B：也真怪，咱们文化界上上下下，头头脑脑，有的是崇尚现代派的干将，提倡现代派的领袖——怎么就没人干这事？
A：我那同学的记者朋友的同事说了，不是人人都能填这个空。好比巫婆跳大神，别看一个个跳得欢，遇见真神就傻眼了。人家老先生可是三十年代就在剑桥研究意识流的，有真传。
B：就算是吧，话又说回来，咱这么大国家，这么大民族，总不见得觅不到一个能揽瓷器活的金刚钻！哪个大衙门下个命令，大笔一挥批一笔款子，浩浩荡荡组一个班子，配几架电脑，不就建起一个现代化车间了？怎么着也比他的家庭手工作坊强，比手工作坊气派，比手工作坊效率高。
A：赶明儿待B兄你当上文化部长下这个命令吧！
B：你以为这不可能？为民族的文化发展填补一项空白，明明是很有意义的事嘛。但凡有点儿民族责任感和民族良心的领导……
A：嘻——
B：你笑什么，我还没说完呢！
A：我笑人要是有良心，狗卵里就会生出肋排骨来了！
B：（低头沉思）唔，A老弟这话虽粗俗，倒不乏有真知灼见。我想起乔伊斯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准备第一百万次去接触经验的现实，并在我心灵的作坊里铸造出我的民族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的良心。”也许，我们也应该重铸自己民族的良心。
A：嘻——
B：你又笑什么？
A：我笑你老调重弹，还得意得好像哥伦布。
B：（不解地）我觉得我这观点新得就像……早晨初升的太阳一样。
A：（冷笑）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可谁见过今天的太阳跟一百年前的太阳有什么不同？除非有一天宇宙大爆炸，太阳撞上了另一颗恒星，它才会变得跟以往不同——不过你也看不见了。
B：你……虚无主义？
A：老弟我从来不讲什么主义，也不学无术。可就凭咱的鼠目寸光，也把这一段历史看得透明。中国的一部近现代史，满载着许多斗士的行迹。你看康梁变法时杀头都不怕，最后那康老头就变成了十足的保皇派；袁世凯革命，原来是为了当洪宪皇帝；就是那“五四”时期高喊着要重铸民族精神的，可蹦跶一阵之后，有不少就渐渐地当了绊脚石——好比跳“鞍马”，从别人背上跳过去怪轻松的，轮到别人从你背上跳，那低头弯腰的滋味可就不好受了，所以宁可绊你的脚也不许往我背上跳！这张封建文化的大网，你怎么蹦出来还得怎么蹦回去。
B：所以我等就干脆不蹦了？
A：你的腿我可管不着。反正，咱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确有根深蒂固的贾桂精神和媚俗习性。有的人举着个性解放的大旗，曾高叫着冲决一切的一切，好像他真是火中涅槃的凤凰，可到头来火真的往他身上烧时，也免不了落难凤凰不如鸡，也只得跪下来给自己打嘴巴，说奴才该死！有谁能像布鲁诺那样，烧死也愣说地球是圆的？你敢吗？
B：我……所以我说，要重新铸造民族的良心嘛。其实，我们这个民族，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比如九十多岁的冰心，就敢在民族危难的时候站出来讲真话。再比如，八十多岁的萧乾，功成名就了，闲下来写写回想录，当当挂牌的顾问、主编，让人当菩萨一样供起来多舒服，何苦揽来这份不要命的活计？我想（犹豫了一下）……咱小人之心，老头儿不会是缺钱花吧？
A：我那同学的朋友的同事说，老头儿把稿费给捐了。
B：他是大腕？
A：不见得。我那同学的朋友的同事说，老头儿家里连个空调也没有，热水器也没有，脚上穿的袜子好像是地摊上买来的一元钱一双的那种。
B：（喃喃地）这是为什么？
A：人类是健忘的动物。那么多达官贵人在商品大潮面前忘了昨天的主义和誓言，一夜之间就变得饕餮万分，捞起钱来比谁都狠。萧乾呢，恰恰是另一种遗忘，全忘了昨天吃的苦头，把整个儿的自己献上祭坛。
B：（激动）啊，我终于明白了，这种献身精神，不正是为了重新铸造我们民族的良心嘛！
A：嘻……你别那么小知识分子气了……
B：这……
A：这没关系。他起码是在铸造自己的良心。
B：（低声下气地）唉，……铸造自己的良心也是好的。多一些人铸造自己的良心，我们民族就会有新的良知和新的希望。
（写于1993年）
2塔塔先生的玫瑰梦
——读萧乾的《红毛长谈》
现在书多得读不过来，我之所以从众多的书中抽出这一本，完全是被这怪怪的书名所吸引。“红毛”——以我的年龄和阅历，是不能望文生义，一下子明了这个词的含义的。直到看了书才晓得，“红毛”便是过去年代的“老外”——这“老外”当然是有名字的，不过很怪，叫“塔塔木林”——“木林”，即“阿木林”。作为上海人都知道，这是对呆头呆脑的外埠人的蔑称；而“塔塔”，则是英国下层社会妇女再见时的用语。被如此不伦不类地整合出来的“红毛”，显然非约翰、理查德之类正宗洋人，而是我们作者的一个假托，假托洋人旅游中国，以其目光和感受来谈我们的社会、政治、传统文化和民众心理，这是我闻所未闻的一个独特视角。
假红毛塔塔木林，有着真红毛的生活习性，出得门来非孑然一身，而是偕了夫人的。塔塔夫妇抵达敝国之时，是1946年——我出生前三年。但我却能从塔塔先生的叙述中体会到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亲切熟稔之感。比如塔先生说：“贵国虽为古老文明，而仍不失少年之战斗性……此战斗精神，以电车汽车之售票员知之最稔。”如今，作为工薪族的一员，上班下班挤车时那场冲锋陷阵的战斗，谁个不曾天天经历着？为什么会这样，塔先生的说法是：“余仔细考察，深知车少人多为基本原因。然欧战时欧美也患车少人多，何独无此表现乎？是人治与法治之根本区别也。在法治社会中，一切循规蹈矩，公理所在，挤也枉然。在人治社会，你不挤则落伍，且一落伍即不可收拾矣！”
毫无疑问，当今社会已跟塔塔先生所抨击的那个人治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不信你随便打开一个电视频道，即使最蹩脚的打斗片也有一个宣传法制教育的主题。但从我们还流传着的诸如“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之类的说法来看，好像有些时候有些地方还是在“挤”，如塔先生所曰，不挤就要落伍，一落伍就不可收拾了。
然而在骨子里，塔塔先生并不真的认为一切已不可收拾。塔塔先生是快乐的、幽默的——尽管下车伊始，悠然在大街上散步之时，就被一条黑白相间的恶狗咬了一口（且咬的是小腿肉厚之处）。塔塔先生愤然责问说，你这个畜牲，我不曾犯你，你何故要咬我？黑白恶犬的回答可谓妙极：我不咬你，你必要踢我；与其让你踢我，不如我先咬你一口！
对于这样奇特的逻辑，塔塔先生真是目瞪口呆。但他并没有像中国的士大夫那样悲愤难抑得仰天长啸，一杯一杯往肚子里灌酒；也没有像饿极了的农民那般揭竿而起，抄了棍棒把遍地恶狗横扫一遍。红毛毕竟是红毛（尽管是假的），来自红毛的国度，自有其不同的风度——搂着夫人睡大觉去了。这一觉，睡出了一个梦，一个活脱脱的乌托邦理想的美梦。从《玫瑰好梦》开始，在接下去的《神游大西南》、《二十年后之南京》、《新旧上海》三篇中，善良的塔塔先生置小腿上狗咬的伤痛于不顾，在梦中携夫人神游未来20年后的中国——一个没有贪愚贫病野蛮、充满了自由幸福和繁荣昌盛的太平世界。
从这些标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塔塔夫妇游历神州大地的第一站是云南昆明。当塔塔夫妇坐着流线型的原子能火箭车抵达中国境内，透过薄暮冥冥遥望着新兴边城的一片灿烂灯火时，塔塔先生兴奋得在太太额上狠狠吻了一口。太太记起同车的还有中国朋友，脸上臊红起来。不料在旁的中国旅客不但不以为此举有悖礼教，相反还宽慰说：“莫要停止！再接再厉！敝国虽还未兴公开拥抱，但已明白公开拥抱比偷偷地抱好，而公开抱自己的太太总比偷偷抱人家的太太光明正大。”
这是何等的具有宽容、理性和文化教养的氛围啊！我相信塔塔先生此刻一定宾至如归。然而塔塔先生不会想到，我这个认真的读者，彼时在他的梦中——尽管他做梦时我还不存在——但在那个预言中的1966年，我已经是一个女中学生了。作为中学生的我十分清楚，这个假红毛阿木林，在火车上这当众一吻的代价是什么。
事实上创作这部《红毛长谈》的作者萧乾先生，他所描绘的那场20年后的“玫瑰好梦”，到时候却变成了一场黑色的恶梦。他曾借塔塔先生之口，恳劝历经了八年抗战后依然生活在“战栗中”的中国人，“毅然决然放弃此种恐怖心理”。然而先生自己却只好用战栗的手在一块小黑板土写下了“小心有电”几个字，把小黑板放在显著的地方，以防家人走近，同时吞下大把安眠药，灌进大碗的白酒，再爬过去摸电门……如果一切至此结束，那么，塔塔先生的玫瑰好梦可谓是绝对荒谬，这一系列“长谈”留给我们的，也只剩下一把辛酸泪了。
所幸生命是不死的，民族是永生的。
我不知道曾经采访过滇缅公路，并且让塔塔先生的火车沿伊洛瓦底江开入我国大西南的萧乾先生，是否听说过流传在当地的一个神话：在远古时代，天神英帕雅规定，一切人的梦境都将成真。我不知道萧乾先生是否抱着梦境成真的坚定信念来写这些梦。我希望是这样。因为分明地，塔塔先生的好梦，在我所居住的这所美丽的城市，现在已经一一应验。塔塔先生在《新旧上海》中听看到的横跨黄浦江的“三座钢桥”，有两座已经架起，第三座正在架设之中；塔塔先生梦中所望见的那一片高楼林立的景象，如今在开发浦东的紧锣密鼓中，又有谁说这还是梦？
有时，漫步在黄浦江畔，望着江面粼粼的水波，和江上大桥的雄姿，我多么希望塔塔先生再次来到这所城市，摸一摸这泛着银光的栏杆；而江上湿润的柔风吹来之际，塔塔先生还会做一个玫瑰色的好梦吗？
（写于1994年）
3 读《思痛录》，思韦君宜
一直想看韦君宜的《思痛录》，可是跑了许多书店，都未能找到，只得求助友人，直到不久前，北京的一位朋友才给我弄到了一本。捧读她老人家的这部沉重而睿智的作品，我不禁思绪纷纭。
我认识韦君宜，是在文革以后，是她老人家为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奔走呼吁；是她在我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在《光明日报》发表长文、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为我执言；是她在我居无定所、去沪郊流浪写作时，不顾自己心中的伤痛和病弱的身体特地去农村看望和鼓励我。我深深地感激她老人家对我的慈母般的关怀和鼓励。为此，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我的恩师韦君宜》，在那里面记述了这一切。
然而我对于她老人家自己的一切，却知之甚少。记得1993年春天，我去北京看望她时，她已经因为中风而瘫痪在床，可当时她的精神仍很健旺。她问了我许多关于我个人的事，却很少谈到自己的事。只是在临告别时，她突然孩子般悄悄地告诉我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啊！”我马上向她郑重保证，她才兴奋地说：“我还在写。我在写一部长篇小说；还在写回忆录。”
果然，一年多以后，我收到了她亲自题款的带着油墨香的长篇小说《露莎的路》。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位富家小姐背叛自己的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虽然是小说，我知道她将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和为之奋斗的甘苦寄托在书中的主人公露莎身上了。但是她的回忆录，却一直未见到。到了1995年，我再与萧乾先生一起去看望她时，她已躺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了。一句话也没能说，我向她深深鞠了一躬之后，就离开了。由此，我在为她老人家的健康和生命担忧之余，也为她未能完成的另一个“秘密”而遗憾。因为我想，像她这样思想敏锐又善于独立思考的老干部、老党员，又经历过如此多的曲折与坎坷，她对人生的感悟和对历史的反思，将是多么宝贵和有价值啊！
然而过了数年以后，我忽然惊喜地发现，有好几家报刊上谈到韦君宜有一部名叫《思痛录》的回忆录出版了。尤其是读到牧惠先生介绍《思痛录》的文章，我更确信这正是她老人家的最后一件“秘密”无疑了。
《思痛录》的文章风格正如韦君宜的人格——正直无私，明澈似镜，实话实说。每篇回忆文章，她都将事实毫无隐讳地摆在了读者面前：包括当时的荒唐和当时的真诚，以及当时从怀疑到服从的自我思想沿革，朴实无华又惊心动魄！令人激愤，令人深思。其实，揭露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种种残酷与荒唐，这样的文章本来已屡见不鲜，然而他们绝大多数是讲别人的荒诞，诉自己的苦难；或者将一切责任推给别人，推给客观，却极少数有像韦君宜这样将自己作为那些荒诞运动中的一员，实事求是地摆进去剖析的。她在文章中，既讲了别人的荒诞，也讲了自己按同样荒诞的理论去整别人的事实，而且表达了自己良心上的谴责。看来，提倡别人去讲真话是不难的，难的是自己讲真话。
读完韦君宜的这部回忆录，使我看到了一位一生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知识分子怎样从向往自由民主到失去自我、陷入教条和盲从，最后又彻悟的过程。
我简直不敢相信，她老人家在耄耋之年行动不便的病榻上，能写出如此思维明澈，又如此令她自己心痛、也令人心痛不已的文字。读着读着，一股崇敬与思念之情不由自主地从我心头油然升起——韦君宜老师，您现在怎样了……
（写于1999年）
4 李子的诱惑力
——读大仲马兼谈通俗文学
有人问大仲马：你是如何写出这么多作品来的？大仲马回答说：“你去问问李树是怎么结出李子来的吧。”
作为一个作家，我当然希望自己是一棵这样的李树；而作为一名读者，我想无忧无虑地品尝李子的滋味。
在北风呼啸的冬天，常常会有时光倒错的感觉。将漫天风雪关在窗外，就不知今夕是何夕了。把手伸进时间的陶罐里，摸出几枚保存完好的“李子”，夜复一夜地品尝，觉得这滋味不应该一人独享。
我说的李子就是大仲马的作品。经过了二百多年时光的压缩，这些“李子”成熟之初的饱满汁液确有那么一点点干涸——面对五光十色诱惑的现代读者可能很难忍受它们进入情节的缓慢。但越过了开头的冗长之后，阅读的快感就会随之而来。时间把“李子”做成了蜜饯，酸甜如故，内在的醇厚魅力依旧。
《基度山恩仇记》、《三剑客》……大仲马的一部部小说，以其惊险、离奇而又曲折完整的故事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扣人心弦。大仲马，可以说是世界级的通俗文学大师。他的一生写了几十部通俗小说，合起来多达五百卷，外加八十多部戏剧剧本。如果那时就有吉尼斯世界记录，如果把他的戏剧也算作通俗文学的话，那么他登上吉尼斯世界记录之最的宝座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通俗文学其实就是大众文学。它是面向广大民众，满足他们对文化艺术的需求的。尽管人类社会的政治观念和制度形态在不断地变换，历史也在不停地变革前进，但人们的这种需求永远存在。因此，这也决定了通俗文学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然而，通俗文学并不等于艺术上可以随心所欲、粗制滥造。通俗文学首先是现实主义的，即它所反映的生活是贴近现实、传达生活的真实面貌的；那些天马行空、不知所云的东西再“前卫”、再时髦、再受人追捧，也不可能得到大众的喜欢，从而也不能算是通俗文学。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固然是通俗文学的脊梁，但如果只满足于编一个故事的花架子，而没有深刻的社会思想内涵及丰满的人物形象，这种“通俗”作品也不能以“文学”来冠之，最多只能算作“故事”。它是不会有生命力的。而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三剑客》等作品之所以经历了几个世纪仍为现今的读者喜爱，就因为它们不仅仅有故事。
它们能将读者毫不留情地拖回那段历史的现实中——阴谋与爱情、高贵与邪恶、侠骨柔肠与铁肩道义……全在刀光剑影中晃成了一声声久远的召唤。有时我觉得不可思议，那些“剑客”们仅仅为了一句轻慢的话，也会毫不犹豫地举起手中的武器以命相搏，仿佛全不把宝贵的生命当作一回事，但又分明将生命的尊严视为至高。不能不令人折服的是，作者就是以这样高超的艺术手法将基度山伯爵、红衣主教、国王、王后，以及三个火枪手等一系列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命运展现出来了——是展现而不是展览，个中情味，既浓又纯，张扬了人性中的善，又鞭鞑了人性中的恶，将十七世纪的历史打磨成一面镜子，让后人看到了深刻的历史鉴训。
通俗文学是应该在文学殿堂里占有重要地位的。与所谓高雅文学（姑且这么说，其实我并不十分赞成这种分法）相比，通俗文学——特别是那些充分发挥了作者的聪明才智、写得深刻而艺术的通俗文学作品，它们更加令读者感到亲切和容易接受。倒是有一些自诩为“纯文学”或“高雅文学”的作品，它们没有情节没有章法，甚至没有明确的思想诉求和能够站起来的人物，只崇尚自我渲泄，一味的东拉西扯絮絮叨叨，却要读者承认他们是文学的“正宗”，我不禁替他们感到悲哀。其实，文学就是文学，一定要人为地将它分成高雅的和通俗的，并不科学。如今被我们奉为经典的《红楼梦》，当它曾经如一枚鲜果被孕育成熟时，也被当时的传统鄙视为俗书。因此，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常常不光看它产生的当时，还要由历史来淘洗和鉴定，因为只有历史才能洗去时代的偏颇和人为的作秀，做出公正的评判。
一棵李树从大地吸取养分，向太阳摄取光能，经过数年的生长，就会自而然地开花结果。写作也是这样。作者从生活中汲取知识经验和素材，用自己的才华进行“光合作用”，然后就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地结出了李子——作家自己的作品。只要这颗李子是通过上述的自然过程结出来的，它一定会丰润多汁、酸甜可口。如果土壤贫瘠干旱，又缺少阳光日照，甚至果实尚未成熟就人为地注入了膨大剂、催熟剂提前采摘了，那么这颗李子一定是又苦又涩难以入口的
还有，显然地，不是所有的树都能结出李子来的，也不是所有的李子都能制成穿越时空的蜜饯，让全世界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共同品尝的。因为文学又是语言的艺术。大仲马的作品，语言生动幽默而又不失高雅。通俗文学而语言不俗，这又是大仲马作品的又一特色。它也为通俗文学的创作提供了范例。
（写于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