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慈济精神和文学精神的契合
一 我认识的慈济
1996年11月8日，我从台北来到花莲，应花莲慈济医学院之邀讲我的小说。因为飞
机晚点，我迟到了有5分钟，心情便有些紧张。匆匆讲完之后，有人提问，这时我才发现站起来提问的人竟穿着灰色的比丘尼长袍。我一下子——不能说是大惊失色，也确实愣住了。讲课结束后我问安排这次活动的台湾作家陈若曦女士，这是怎么回事？她怎么穿那样的衣服？穿了那样的衣服怎么还跑到大学里来？
陈若曦听了我的话，哈哈大笑：什么穿了那样的衣服！这所医学院就是人家穿了那样的
衣服的人办的！慈济医学院，就属于慈济佛教基金会。
我这时悄悄打开日程表，发现在这里住的地方全然跟在台北不一样了，没有宾馆也没有招待所，而是“精舍”。“精舍”两字，我是知道的，它是指出家人的住处。佛祖释迦牟尼时代有过“竹林精舍”。
这么说，我是走进了一个佛教团体？
我心里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对佛教我并不陌生。我的祖母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初一十五要吃素，上街见到乞丐要施舍。小时候跟祖母外出，一路上就见她不停地往口袋里掏。其实家里并不富裕，每过一段时间她就要变卖旧货以补贴家用。祖母自己非常节俭（节俭到有时买来的草纸都要一张张数，计划着用，决不浪费），但是她待人却宽容大方。她有胃病，吃得很少，常常把省下来的粮票，送给我的同学。在我的童年时代，祖母是我所见过的最仁慈的长辈了。可是我自从上学读书，接受了无神论的教育以后，再见祖母念佛，就觉得她是在搞封建迷信了。那时以为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这就是我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正统教育。
我在上山下乡以后走上了写作道路。为写作需要也读过跟佛教有关的一些书籍，知道了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放弃王子的高贵地位，到民间去体察百姓疾苦，苦苦寻找人生真谛的伟大精神。可我放眼望去，现今我所见到的佛教却已变成了一种世俗的功利场了。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庙宇修得漂亮了，佛像也塑得金碧辉煌。人们对着金碧辉煌的佛像烧香点烛，磕头求拜，而内心各有所求：有病的求健康，没病的求发财，发了财又健康的就求自己手中的权力和攫取到的财富永远保持下去，不要被揭发和剥夺……跪拜、烧香之后再往功德箱里扔下几张纸币，于是便心满意足离去，好像个人的名利、一生幸福都有了保障。如此“佛教”，跟佛祖释迦牟尼当初倡导的精神早已风马牛，甚至跟我童年时祖母的教诲也大相径庭。我5岁时祖母就教育我要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可现在这么多人都手心向上伸手，在向佛祖要东西——要功名利禄、要财富美色……完全为了个人的私欲。这样的“佛教”岂不成了人们满足私欲的精神麻醉剂？佛祖千辛万苦创始的教义被异化殆尽！
而就在这一天，1996年11月8 日，我走进慈济，我住进了精舍，我才明白佛教的正确思想和教义，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有一批人，正在孜孜不倦地努力将它发扬，将它广大……在慈济，我的全身心看到了、触摸到了佛教的真谛。
当然，我只是初次接触慈济，我的认识是感性肤浅的：第一次在慈济医学院用餐时，我被告知拿到盘里的食物必须要吃完；医学院大礼堂里人人面带微笑双手合十；洗脸时被告知不可以浪费水；与证严上人共进早餐时看见餐桌中一壶用来餐后刷碗喝下的白水……所有的一切细节都让我感到走进了一种高尚、高贵而又清廉洁净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令我心向往之。
那天晚上，我看到证严上人向我们走来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我从未见过一个人走路的样子那么轻柔那么美丽 ，同时又有一种直指人心的让人感动的力量。后来才知道，上人说过，“走路要轻，怕地会痛。”
就在见到上人以后，陪同我们的旻师父，跟我讲了上人出家、创办慈济佛教基金会的经历。
以我们一般的想象，大凡一个人要出家，必是生活中有了大挫折，以至万念俱灰，看破红尘了。可我们的上人在家时，偏偏是一个富家小姐，生活条件非常优越。他出家不是因为挫折，而是为了追求爱，追求真理。为了这份追求，他吃尽千辛万苦。随着旻师父的叙述，我就好像看见一个孤孤单单的女孩，在田野里捡番薯，在路边挖野菜，想喝口水也要自己去井里提……这些情节我自己也经历过，因为我下过乡插过队。但我下乡是被迫的，是出于无奈；上人却是积极主动的追求。无论怎么艰难，上人都坚持不做法场，不化缘，只以自己的辛勤劳动维持简朴的生活。上人和弟子一起打毛衣、做婴儿鞋、糊水泥袋、做蜡烛，甚至还开荒种地！如此一路走到现在，创造了今天这样有“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以及“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社区志工”的“四大志业、八大法印”。在我眼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这样的佛教事业，怎不令我心向往之？
还有一点令我感动颇深的是，证严上人对佛教人间化、生活化的精辟创见。他告诫人们：“佛前的灯不必刻意去点，只要常把心中的灯点亮。”
我来到慈济的第二天，就参观了慈济医院、慈济护士专科学校，也看到了精舍内佛教子弟赖以生活的各类加工厂。可是我没有看见庙，也没看见香烛和佛像。于是我便问旻师父：“佛在哪里？”旻师父说：“上人教导我们，佛在人们心中。”
我不明白，佛教，总是要念经拜佛的嘛，大陆上的庙宇里，佛像又高又大金碧辉煌。你佛在心中怎么拜？自己拜自己啊？
旻师父又说：“上人说，佛前的灯不必刻意去点，但心中的灯要时时点亮。”
这句话震聋发聩。我突然感到佛似乎真的进了我的心中。
之前我也接触过基督教。1994年我患急性黄疸肝炎，住进了华山医院传染病房。病房是完全隔离的，探视者必须在外面，隔着铁丝网说话。病房里是不让人进来的。可是有一天，一个30 多岁的青年走进病房，一进来来就坐到了我的床上，对我说了许多安慰的话。我并不认识他，我非常惊讶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会来看我，还会坐在我的床边上跟我说话。当时我们病人之间都很防范的。我马上告诫他站起来，别坐在床上，这样是要传染到病毒的。可他不以为然地说没关系，他每天下班以后都到传染病房里来慰问病人。还说有主保佑，他不会传染到的。原来他是个基督教徒。听他自己介绍，他是做清洁工作的。他穿着一件不太白的白衬衣，脸瘦瘦的。我望着他心里充满感动。我想一个收入不会很高的清洁工人，下班以后顾不上自己休息，却冒着被传染到疾病的危险到医院来安慰素不相识的病人，这又一种什么精神？我亲眼见他一张病床一张病床地走过去，对每个病人都送去微笑，送去问候。过了几天他又来了，送给我一些印有基督福音的材料，劝我皈依基督教。我不由得想，这位普通清洁工人的精神境界，远远超过了许多将为人民服务放在嘴上的高官厚禄者；这位普通清洁工人所做的事情，只有真正具备了宗教的大爱精神的人才能做得到。他与我看到的社会上的许多口头上将各种主义讲得天花乱坠而实际上只为权力和人民币奋斗的人完全不一样。我十分感佩，也跟他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络。但是我没有皈依基督教。因为我心里有一道坎过不去。因为我发现基督教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宗教是排斥的。
事实上许多宗教对其他宗教都会有所排斥，这样，尽管宗教的核心都是出于爱，而宗教本身却缺乏了真正为全人类众生的气度。
可证严法师创立的慈济不是这样的。慈济是个佛教团体，可慈济的会员、甚至授证的委员中，就也有基督徒，有伊斯兰教徒……可以说，慈济真正团结了众生——只要是有爱心并且愿意将这种爱心奉献给别人的人，慈济都能容纳、团结。因而慈济也是真正为苍生造福、为地球添寿！我一走进慈济，马上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了，彼此谦让、和谐、彬彬有礼，个个脸上带着微笑——人们把这种微笑称为“慈济面霜”。耳朵里听到的都是赞美、好话，不像在社会上的有些人为了一点点利益就总是想着尔虞我诈、蝼蚁争食，大鱼吃小鱼。走进慈济才知道，人类社会应该是和平、和谐和喜乐的，而不应该是大鱼吃小鱼的那种竞争、斗争、战争的状态。
再回到旻师父的“佛在心中”和“佛前的灯不必刻意去点，但心中的灯要时时点亮”这两句话——为什么我会觉得佛走进了心里？前面说过，我对为求自己的私利而去烧香拜佛很反感。而现在这个佛教团体竟然不要求信徒去烧香拜佛。佛教徒不拜佛做什么呢？证严上人说：“若只供佛、供法、供僧，容易有所执着，执着于供佛就能得到福报、受佛加持等等。这是有所求，就没有功德了。布施予比自己弱势的对象，纯粹出于救助贫苦的信念，就不会有求取的执着。”
原来上人只是要求我们去做； 上人经常说，做就对了；原来佛法就在人间；原来慈济创导的是“佛教生活化，菩萨人间化”……当我听旻师父娓娓道来这些理念时，我就想到了小时候祖母迈着颤巍巍的小脚，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钱，交给乞讨者的情景。我想我今天能够走进慈济，一定是祖母行善的福报。
我想我的祖母若在天有灵，一定希望我成为一个慈济人。成为慈济人是要去“做”的。在慈济的那些日子，我整天拿着个本子，不停地记。上人从花莲到台北，我就跑到台北我表叔的家里住下；上人从台北到汐止去讲演，我就跟到了汐止；结果我在台湾逗留的日子超过了规定的期限，很可能在那里留下了一个不良的记录。
我从台湾回到上海以后，立刻写了报告文学“净土在人间”，这篇文章在发表以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后来我又在广州的“家庭”杂志，上海的“文学报”等发表了有关慈济的文章。就在前几年，北京的一个作家著作权机构，给我打来电话，说我有一篇文章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要付给我100元稿费。我很好奇，哪篇文章啊？不要搞错哦。对方告诉我，题名是“架起爱的桥梁”，写台湾慈济骨髓捐赠的。我马上就明白了没有搞错。我非常高兴，现在我们全大陆的五年级小学生，都知道了慈济，知道了慈济人所做的骨髓捐赠事业！可见，“佛法在人间”不是一句空话，做了，众生就会知道，众生的心就能体会到、感受到。
二 文学的本质和作者的追求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就是“文学就是人学”。这句话，说得具体些，就是文学是追求人类理想的一种形式上的思想修养。
那么，人类最本质的终极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题目，说复杂就太复杂了。人类社
会几千年，不知道有多少哲人伟人提出过多少的人类理想，而且还有千千万万的人为这些理想不但付出了辛勤汗水，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说简单，它也很简单。我们中国古代有一本幼儿启蒙读本叫《三字经》，它的开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开宗明义，就把人类或者说人性的本质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就是说，人性的初始和出发点本来就是善良的，人类互相之间应该是相亲相爱的。
然而人们又“性相近，习相远”。千年的习俗利害又将人们的性灵污染得十分厉害。而我们的人类理想、或者说文学所追求的理想，就是要将人们心灵上的这些陈年污垢灰尘洗去，将人性的善与爱的初始本质发掘出来。这就是文学的使命，也是作家的责任。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是神圣的、崇高的。我们搞文学的人，应该怀着一种神圣感去工作，不能一心一意为了自己出名，为了挣稿费，把文学仅仅当作一种职业、当作一块敲门砖来对待。甚至，现在有些作品，要么是自我精神喧嚣，写变态心理，或者是写一地鸡毛的琐碎、庸俗、低级趣味。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去迎合人性中的污垢和尘土，将文学当作低俗的商品贩卖；这些都背离了文学的本质追求。文学应该是从你心灵里淌出来的一股清流，一束阳光，它应该能照亮众生的灵魂，在精神上给众生一片净土。
说起来，我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我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是在1972年，当时是遵循所谓“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在一切人物中间要突出所谓的英雄人物，人物的思想追求是主观臆造的，违背人性和生活的真实。我当时写这种东西也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一条出路，离开插队的农村，也就是说把文学当作了敲门砖。在当时，这也是很无奈的事。后来我回城了，进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我就想文学应该真实地表现生活，应该为与自己遭遇同样命运的知青朋友讲些真话，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青春的贻误和失落反映出来，将自己在生活中遭遇到的不幸和幸运反映出来——因为生活除了假丑恶，也还有真善美；我在艰难困苦的挣扎中，也遇到过不少善良正直的人们的无私帮助和鼓励。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善良人们的爱心，我几乎就跨不过人生的这道坎了。
所以我就在工作之余偷偷地用了一年多时间，写出了我的第一部（也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真实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
但是，写这部小说，我仍停留在为自己的知青朋友们说几句真话的层面上。我还没有意识到文学的本质追求。以后，又隔了近10年，当我写成自己的第二部反映云南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呜咽的澜沧江》时，我就已经在心里明确了文学创作的使命，或者说这部作品是自己所要求的真正理想目标了——这就是我在作品里的人物口中所说出的那句话：“将人类之爱写在我们的旗帜上！”
又隔了10多年以后的现在，也是在初步接触和理解了慈济的佛教精神后，我正在写一部仍旧是反映当代年轻知识分子对人类理想和大爱精神的追求的长篇小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注），大约今年底可以完成了。
可以说，当我明确了文学追求的目标、文学的使命和责任以后，我无论在写儿童文学、青春文学、及反映江南农村和农民命运的长篇小说《女巫》等时，我都紧紧地围绕着批判人性中的假丑恶、弘扬人性中的真善美和大爱精神这根主线去写作，而决不顾及作品的商品原则和取悦某些特殊需要的功利目标了。我在我的儿童文学中，有意识地用儿童们尚未被世俗社会污染的纯洁心灵去与人性中的丑陋进行观照，给儿童甚至成人以一种美好的理想境界。遵照这个原则，我的几部儿童小说也算是获得了成功——它们被收入了中国百年百部儿童文学经典书系。
三 慈济精神与文学精神的契合
前面讲过，文学的理想境界就是净化人的心灵，将附着在人性中的污垢灰尘洗去，让人的初始的善与爱的本性发出它本来应有的光芒。而慈济的佛教精神，与这种文学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有区别，则区别在于慈济人主要侧重于去用实际行动来踏踏实实、点点滴滴地将这种理念予以实践，也就是说具体地去做。
诚然，只有在自己的头脑里明确或者说确立了这种精神，才能真正克服一切困难认认真真地去做，长期不懈地去坚持；而且做的时候还不会感到是负担、累赘，相反地会感到喜乐、满足和幸福！理解了这一点，我才终于理解了慈济人每天放在嘴头说得最多的这句话——“感恩你！”
开始的时候，我见慈济的师兄师姐们出去关怀老人、做环保，总是对被关爱的人双手合十、笑眯眯地说声：“感恩你！”这种做法当时我实在有点不能理解。我觉得既然帮助了别人，那么接受被帮助者感恩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反过来却要去感恩对方，是不是有点过分客套了？曾将这层意思请教慈济的一位师姐。她告诉我，这“感恩”是真心的，因为你帮助了别人，自己心中会产生一种自然的满足感，自然的喜乐情绪；别人接受了你的帮助，同时就将这种喜乐幸福感给予了你，难道你不应该感激他吗？不信，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在帮助过别人后，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
这些话使我茅塞顿开，真的，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我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20多年前自己遇到过的一件事。记得是在春节前，我从上海市区乘车回郊区的住处，在市郊结合部换乘郊区长途汽车时，遇到了一对衣裳破烂的母女。她们伸手向我乞讨，述说自己走投无路的困境。从她们的口音中，我立刻听出这两母女是我曾经下乡插队的安徽凤阳农村人。一种亲切的冲动使我毫不犹豫地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也不过几十块，但在当时已经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我全数给了她们，要她们去吃顿饱饭，然后再买两张火车票回家乡去过年。两人千恩万谢地走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身无分文，无法再上郊区的长途车了，然而，当时我一点懊伤感也没有。我高高兴兴地沿沪宜公路步行，边走着边想象着母女俩可以坐在墨绿色的火车车厢里吃着盒饭，开开心心地回家过年时，我心里舒畅极了！我甚至还想到自己在凤阳插队时，因为买不起火车票，只好偷偷爬煤车绕道回上海，晚上风卷煤屑火辣辣地打在脸上，冻得牙齿格格作响的情景；那时我好羡慕那些能坐在墨绿色的火车车厢里的旅客，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想，现在这对母女也能享受到我当年向往的那种幸福，于是我的心头，不由得也泛起了这种幸福的感觉。
虽然我步行了近三个小时才回到家里，但是那种喜乐与幸福之感，很长时间曾溢满了我的心头。
文学理想能激励鼓舞人们向善向爱。如果我们反过来说，人性中的善与爱的力量，其实也是文学事业的促进剂和催化剂。往往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某种爱心能促使或激励作家去坚定地从事文学事业，给作家以巨大的力量和鼓舞。
对此，我也有切身体会。我再举一个自己的例子吧。
大约也是20多年前了吧。因为一个较偶然的机缘被推上了文学道路的我在单位里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我不得已落荒而逃，躲到了上海北郊的农村去寻找一个安身之处并继续写作。由于写作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巨大的困扰，我当时已经感到身心俱疲，实际上已经对这辈子能否坚持走写作道路很怀疑了。但是当时我别无选择，在市区我既无写作之处，也无其他职业可做，因此只能硬撑着。
一天，我去乡下采访，傍晚时刚赶到一个郊区车站，忽然一场雷雨，末班车没等到，
却等到了几个小流氓抢劫。迷茫的大雨中，我的挎包、采访笔记、钱包等被洗劫一空；我失魂落魄地逃离公路，很快在黑魆魆的乡间小路上迷失了方向。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发现前面有村庄和灯光。我奔到一家亮着灯的农家，靠在他们的大门口躲雨喘气，被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发现。她打开门将我接了进去。问明了情况，这位少女很快拿来了她自己的干净衣服，让我洗去一身泥水，并且与她的家人（就一对老夫妇）一同吃了一顿热腾腾的晚餐。我当时对这位少女和她的父母的感激无以名状，觉得他们不但帮我度过了眼前的一关，他们实际上是在我的人生走投无路时扶了我一大把。因为他们的善行，使我从一片黑暗的生活中看到了光明与希望。尤其是晚上，那位女孩让我与她同床睡觉；为了鼓励我面对挫折的勇气，她居然从自己的小书架上抽出了一本书让我读，还用这本书里的女主人公与命运搏斗的故事激励我。我将那本书拿在手里，激动得浑身发颤，一时间热血沸腾，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原来这本书就是我写的第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
这一晚我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睡。我体会到了文学的力量！爱的力量！从此，我决心在文学道路上坚持走下去；我要用自己笨拙的笔，去鞭挞和批判人间的假丑恶，用善和爱的力量，去感动和纯洁更多被俗世污染的心灵。
从上面讲的这些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佛教团体慈济所追求的人间大爱精神，与文学所追求的真善美的理想，实际上是完全契合一致的。其实，这也就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和理想。
说到人类理想，我想再罗嗦几句。人活在世界上，是应该有理想和信仰的。社会上一个没有理想和信仰的人，可以将人性中的负面恶性膨胀，可以无所顾忌地胡作非为，这是十分可怕的！
但是人究竟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有怎样的理想与信仰，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在困扰着人类。各式各样的理论家、哲学家、政治家都在为自己提出的理想宣传和辩护。我记得几年前英国哈佛大学有位政治学教授叫萨缪尔·亨廷顿的，他写了本书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提出了21世纪的世界将是基督教文化的世纪；当即，我国北京大学的国学泰斗季羡林先生就写了文章与他争论，主张只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合二而一的理想文化才应该和能够统治世界。我看了有些茫然。我觉得基督教文化也好，儒家文化也好，其基本内核不都是提倡善与爱吗？基督教的爱一切人，与我们儒家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以为在哲学与精神层面上是并无二致的，为什么非要去争个脸红脖子粗、争个谁统治谁呢？
现今的商业社会，的确是处处讲究竞争。这种竞争、吞并、大鱼吃小鱼的生存哲学，其实就是在无限地膨胀和放大人性中的负面的私欲，与人类的终极目标大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如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将人类从竞争推向斗争，再推向战争，这是一幅令人可怕的图景！
如今的人类，已经可以挣脱地球的引力，向星际空间探索前进了。人类社会越来越趋向一体化趋向大同。我们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用人类之爱这面旗帜将人们的精神世界团结和统一起来，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当然，这是我们的美好理想，也是慈济人和文学的共同追求目标。而实际上，我们离目标的距离还很远，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因此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为人类的大爱理想脚踏实地地去奋斗。我在《净土在人间》这本书里曾经这样说：
人除了靠物质生活维持生命外，还需要精神上的修养和追求。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理想。诚然世界上的理想曾经太多，也为人类描绘了太美的蓝图。但是正因为“太多”、“太美好”，而常常使我们无所适从，一无所有。
那么，还是让我们从头开始吧。有理想总比没理想好些；宣扬行善、爱人、宽容、积德总比争斗、压迫、贪污、腐败好。虽然面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抉择，我们许多人仍在迷茫中；然而，我们无需等待。让人性中的真善美发扬光大，将假丑恶驱逐出去，是我们人人能够而且应该做到的。让我们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创一块净土、积一些功德吧。
（注：此作后改名为《魂之歌》，2013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2009年夏，在捐赠《净土在人间》稿费的慈济茶话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