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哟，这只小鸟真伶俐。”忽然，从我们的背后，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我扭头一看，只见河边的一棵老柳树下，坐着一个老头子。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似乎跟疤痕累累的柳树一样老了，不过他的眼睛还很黑很亮，闪烁出一种和善可亲的光芒。
施玲听见赞美她的小鸟，立刻高兴地跑过去了。这时我看见，老头子的身边还放着一副担子。那担子的一头，挂着一只鸟笼，笼中也有一只小鸟，蜡黄的羽毛，蜡黄的嘴，连小脚爪也是蜡黄的。
我马上就明白了，这老头是一个算命先生。这样的算命先生在乡下是常常可以见到的。他们算命的方法很特别，不像瞎子那样掐着手指摇头晃脑地算，而是用养在笼子里的那只黄腾鸟算——那笼子就挂在扁担头上。这叫衔牌算命。
至于黄腾鸟为什么会算命，我至今也感到奇怪。反正，只要那个算命先生打开鸟笼，呼唤一声，那鸟就扑楞着翅膀飞起来，唧唧叫着在空中绕飞一圈，便停落在一只早就放在一旁的木箱上，从木箱里衔出一张纸牌，然后又飞起来，把纸牌交到算命先生的手里。这时算命先生的手掌里总是有一粒小米，黄腾鸟丢下纸牌，便啄着那颗小米，这是它辛苦劳动后应该得到的奖赏。而那块纸牌上，却是写着一个人的命运。这是非常庄严的事情。
住在城镇里的施玲大概没有见过这些。她望着老头儿，小嘴甜甜地问：“老伯伯，你也喜欢小鸟？你是做什么的？”
老头儿笑眯眯地说：“唔，小姑娘，我是郎中——懂吗？郎中，就是专门给人看病的。”
我想，大概这老头儿看见我们是小学生，怕我们说他宣传迷信，才故意这么说的。其实，他那只放纸牌的木箱子，我已经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我憋住笑，问他：“你怎么给人看病？是让这只黄腾鸟给你开药方吗？”
想不到老头儿大模大样地点点头：“就是嘛，我这只鸟，会开世界上最好的药方。”他说话的时候，眯缝的眼睛盯在施玲手中的小黄腾鸟上。
明明是鬼话，可是施玲相信了，她高兴地嚷叫起来：“老伯伯，你会看关节炎吗？”
“关节炎？唔，关节炎……”老头儿似乎在记忆的箱子里搜索着什么。忽然，他一拍脑门：“哦，你们说的关节炎，不就是风湿吗？哈，风湿病我当然会看啦！其实，我还是专门看风湿——关节炎的。”
施玲一听这话，马上动手卷起我的裤脚管：“老伯伯，请您看看他的腿。”
我急了，一个劲地往后缩：“我不看，我不看。”哼，这个老头儿连关节炎这个名字都要想半天，哪里会真的看病。再说他一看病就要钱，说不定还要骗我们的黄腾鸟呢。
我示意施玲快走，可是施玲显示出从来没有过的笨。她不但一点也不理解我的意思，反而连声催促那老头儿给我看。
老头儿上前摸了摸我的腿，摇摇头：“小小年纪得了这个病，唔，大意不得啊！”
施玲问：“老伯伯，你有药吗？”
“药？唔，有，有，我这药保好，保好。”老头儿拍着胸脯打包票，但是并不动手。
我顾不得别的，只好咬着施玲的耳朵说：“不要睬他。他想跟我们要钱，要好多好多钱呢。”
一句话提醒了施玲。她翻遍了自己所有的口袋，只掏出一颗圆圆的水果糖。而这颗糖老头儿是不会要的，这对他的牙齿没有好处。
“老伯伯，我们没有钱。”施玲沮丧地垂下了脑袋。
“好说好说。”老头儿依然笑眯眯的。我们谁也不明白这笑是什么意思。
“我们只有一只小鸟……”施玲接着说。
“多么可爱的一只小鸟，真叫人看着心里喜欢啊！”老头儿不绝口地赞赏。
施玲忽然眼睛一亮：“老伯伯，这只鸟送给你要吗？”
“不，施玲，你疯啦！”我忍不住叫出声来。
施玲不睬我。它咬了下嘴唇，坚定地说：“老伯伯，我把这只小鸟送给你，是真的，请你治一下他的腿，给他一点药。”
老头儿先是一愣，但紧接着脸上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菊花。
“不过这只小鸟这么小，现在什么也不会。我得花很大的力气教它。你们看看，我这只老黄腾……”
他说到这儿，嘬起嘴巴叫了一声。那只停在扁担上的鸟就飞起来了，从小木箱里衔出一张纸牌来。老头儿按纸片上的名字，从他身边的一只筐里取出一束草药。老头儿把草药捣碎了，和上泥，敷在我的膝盖上。伺弄完这一切，老头儿还罗罗嗦嗦地嘱咐我一个月内不要着凉、不要着水，还不要吃鱼……
几天以后，草药在膝盖上结成了一层硬盔，揭也揭不掉。施玲用沾着温水的毛巾捂在那上面，硬盔才渐渐溶化掉。这时我发现，红肿奇迹般地消退了。
我的关节炎就是这样治好了。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却一直在心里放不下，那就是“小眼镜”的那副被我打碎了一块镜片的眼镜。没有了眼镜 ，“小眼镜”上课可苦了。他常常在老师背过身子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跑上前去看，看完了又跑回来，那样子真是滑稽极了。不过，我没有嘲笑他。这并不是因为我打碎了他的眼镜，而是最近以来我自己也常常这样跑上去看——黑板上的字有时变得很模糊。当然，我这样看不清楚，本来可以在换位子时向潘老师提出的，但是我没有响。
当我正为眼镜的事发愁时，施玲安慰我说，她有一个玩具箱，箱子里有许多宝贝，都是小时侯玩过的东西。在这些东西中间，有一块眼镜片，她决定回去把它找出来：“你赔给‘小眼镜’好了。”
施玲真的把眼镜片拿来了，不过她没交给我，由我去“赔”，而是自己直接拿给了“小眼镜”。可是“小眼镜 ”只是拿去看了一下就又还给了施玲。
“这种破镜片有啥用！”“小眼镜”傲慢地说。
“什么？你说什么？”施玲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盯着他。
“小眼镜”软了，嗫嗫嚅嚅地解释：“我是说……这度数不对。”
施玲根本不把“小眼镜”的解释放在心上，她鼻子里“哼”了一声问：“这镜片你到底要不要？”
“小眼镜”摇摇头：“算了算了，我已经叫我爸爸重新去配一副了。”
施玲举起镜片晃了几晃，生气地说：“不要拉倒——反正，我们已经赔过了。”
当施玲说“我们”时，我对她看了一眼，虽然我觉得“我们”两字不妥，但我心中还是感激她的。另外，我也不相信“小眼镜”的话——随便他说什么，我都很讨厌。不过既然他说过不要赔了，那么也就没有再计较的必要了。我从施玲手里拿过那块镜片，好玩地在眼睛前照了一下。
这一照，奇迹发生了。好像世界突然放出了光彩，地上的每一粒尘屑，树上的每一片树叶，在我的眼里忽然都变得那样清晰。再看黑板，原先模糊的字迹，也变得清楚极了。
我把这个发现悄悄地告诉施玲。她笑眯眯地说：“那么，这镜片就送给你吧！”
上课了。阳光穿透明亮的玻璃窗，照得我很温暖，很愉快。潘老师走上讲坛，她的目光是慈祥而柔和的，她的嘴角挂着平静的微笑。我用镜片悄悄照了一下，她在黑板上的板书清晰、整齐、漂亮，讲课声似潺潺的流水注人我的心田。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那么令人愉快。
然而就在这时，不幸的事发生了。当我在无意中晃动了一下镜片时，恰巧对准了窗外照进来的一道阳光——而这道阳光，却在镜片上调皮地聚成了一个小光点，恶作剧地跳到黑板上去了。我急急地想把镜片收起来，可是手一移动，那该死的小光点又像河沟里一条逃窜的小泥鳅，那么狡猾地一闪，居然闪到了潘老师的脸上。潘老师停止了她的讲课，目光严肃地四下里搜索：“谁在做小动作？谁？”
我一下子捂住了镜片，心里怦怦直跳。
“报告老师，”“小眼镜 ”举起手来，“是赵春华在做小动作，我看见的。”
“赵春华，请站起来。”潘老师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站了起来。但是我的头垂得很低很低。我的脸和脖子都在发烧。这是我读书以来第一次在课堂上被老师点名站起来批评。
“为什么不专心听讲？”潘老师的声音不高，可是在微微发抖；她那满头银丝一样的白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无法回答老师的问题。我的心里难过极了。
“把玩的东西交出来。”潘老师又说。
我不交，无论如何不能交——这是我心中唯一的念头。我用力咬住嘴唇，冷汗一阵一阵地从手心里冒出来，把镜片都捂湿了。
“交出来！”潘老师又冷冷地重复了一遍。
这时我看见，施玲的手肘一动，似乎要举手报告的样子。我急了，连忙用另一只手掌压住了她的手——我想不到会有勇气压她的手。我感觉到她的手在我的手下面挣扎。我相信我一定把她的手压痛了。但是我不松手。我死也不松。我不要她为我辩护。谁的辩护都不需要！
“坐下吧！”大概因为我是班长，潘老师不便过分为难我。她叹了口气说：“希望你记住，当你坐在这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的时候，你的父母亲正在田里辛勤地劳动，要对得起他们……”
潘老师没有提她自己，但是我想，我会对得起一切爱我的人，包括妈妈，包括潘老师，甚至也包括……我的同桌施玲——所以我不能交出镜片。我宁愿蒙受冤屈。
潘老师继续上课，吩咐我在放学时到她的办公室里去一趟。
我不能不去，当然我打定主意决不出卖施玲。可是当我刚走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我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声音叽叽呱呱的，很响、很快，是施玲，而且好像就是在诉说镜片的事。
我犹豫了一下，忽然听见潘老师问：“既然你知道他眼睛不好，看不清楚，那么，在开学后重新排位子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是一再强调过，视力差的同学可以坐到前面去吗？”
“这……”一向叽叽呱呱的施玲突然低下了头。她略略停顿了一下，才轻轻地回答：“你不是说要叫他帮助我学习吗？我想一直和他坐在一起……”
我的脸红了。如果潘老师这样问我的话，我该怎么回答呢？也许我的回答跟施玲一模一样，因为在我的心底里也有一个秘密——我也舍不得离开施玲。但是，这个秘密我不愿意告诉任何人，哪怕是潘老师，哪怕是我亲爱的妈妈。
我慢慢地走进去，怯怯地叫了一声：“潘老师！”
潘老师抬起头来，伸手一把把我拉到了她的怀里，动情地说：“赵春华，我的好孩子，老师错怪你了！”说着，用她那多年因拿粉笔而显得多皱的柔软的手，轻轻地抚摩着我的头发和面孔。一股暖流从潘老师的手上传向我的全身。我不禁想起了妈妈布满硬茧的粗糙的手。“如果允许我在世界上再认一个母亲的话，我一定要好好地叫她三声‘妈妈’！”我在心中默默地说。
“从明天起，你坐到前排去吧，和王大华对调。”潘老师柔声说。
“不，不。”我不知为什么急了起来，而且从口袋里掏出了施玲给我的那块镜片，递到潘老师面前，“您看，我可以看得见，我有眼镜……片！”
施玲也有些急了，连忙说：“妈妈，我也看不见，我和他一起调到前面去。”
潘老师对女儿看了一眼，用颤巍巍的手接过我手中的镜片，轻轻地叹了口气：“唉，生活呀……等下个月开了工资，我给你去配副眼镜吧。”
我不懂潘老师关于生活的感叹是什么意思，但潘老师自己的生活也不富裕，要供自己的女儿读书，还要接济家乡遭灾的亲戚，她有时向工会借款，这点我是知道的。因此，我连忙摇头，说：“不要、不要，潘老师……”
可是我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本来想说：“潘老师，在你那慈祥宽厚的爱的海洋里，你给我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可是，实际上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任热泪顺着脸颊滚滚落下。
只有施玲很高兴，她从妈妈手里抢过那块镜片，说：“妈妈，给他配了眼镜，这块镜片我还要藏起来；等他不小心打碎了，我这块还好用呢。”说着，她冲我弯起嘴角一笑，抚弄着手中的镜片。
一道阳光从窗外的树隙中射进来，在屋内搅起翻腾的光柱。光柱照到施玲手中的镜片上，立刻凝成了亮晶晶的光点，投射在屋内的天花板上、潘老师的脸上和办公桌上，同时，这闪亮的光点也刻在了我记忆的屏幕上，永远也不会消失了……
然而，在完小毕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潘老师和施玲。只是后来听说，五七年潘老师犯了错误，被划成了右派，带着施玲回老家农村去了。
现在，镇上的小学已经迁走，旧址上盖起了新的工厂，但是那两棵银杏树却以它顽强的生命力依然挺立在那里。每当我在人生道路上奔忙的闲暇中，重新见到这两棵银杏树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又想起了她们——潘老师那布满皱纹的慈祥的脸，柔和的目光，那银丝一样雪白的头发；还有施玲那黑漆漆的大眼睛、豇豆一样的小辫子，以及她那天真、活泼、热情、真诚的性格……往事因此而像一块沉重的创伤，疼痛在我的心中悸动，使我久久不能安宁。
银杏树的圆叶长了又落、落了又长，像母亲一样慈爱、善良的潘老师，您还在人世吗？还有你，曾经温暖过我的一颗纯朴无暇的童心的施玲，你在哪里？
（《作家》1984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