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毕业之前的半年，他在信中写到贝多芬的遗嘱，他写道：
“贝多芬的遗嘱中只字未提琪夏尔蒂和她给自己带来的隐痛，但这毕竟是他自杀的原因之一。这是贝多芬精神发生严重危机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一个昏暗的收缩点。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通过这个收缩点，人，才能确信一个更高贵的存在。”他说贝多芬在情意缠绵、簌簌泪珠的失恋中居然也写出了《英雄交响曲》，但毕竟“爱情带来的痛苦超过世界上任何痛苦。”和所有的书信一样，他并未把我们两人的事在笔下置于爱情之说，他从来没有写过“我爱你”、“我想你”之类的话。有一次，我在提到争取毕业后回上海时，他回信写了句：
“在人的感受上，美好事物的向往比美好事物的获得更美一些”，他信中总是有种微妙的情愫，使人捉摸不定。但是我无法证实他不爱我。正如人有权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对上帝的信仰一样，也有权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爱情。
时光在书信来往中荡涤，转眼间三年过去了，再过五个月，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学校通知要我留校。正在忐忑不安中接到了裴阳的信，信中他告诉了我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尽管他时常沉湎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研究中，对复旦的政治圈已不再感兴趣，只是鉴于挂着校革委会委员第四把手的头衔，不得不常常去出席“冗长的令人厌倦的无数会议”，但是根据审核他历来的材料和旧党委在60年代“培养几个中央级接班人”的初衷，上级竟打算任命让他担任复旦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校长！而且进一步要往中央推荐，“既然中央里有工人，有农民，为什么不能有一位复旦的大学生呢？”这是上海市级领导的批示原文。他的喜悦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想到了李登辉校长，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在登辉堂前散过步吗？我对这位复旦的创始人一直抱有崇仰之心，虽然我不堪这桂冠的重压，就像我一直对名利看得很淡薄一样，但我心中已经跃起一股雄心：能够继承李登辉校长的事业，献身于复旦，没有比这更光荣的了！”
裴阳就要成为复旦的校长，我的裴阳！我把信紧紧地捧在胸口，全身的血液在沸腾，就像他全身的血液在沸腾一样。那天我独自走了很久，来到大连老虎滩，这里静谧无人，奇松异柏围绕着巨大的礁岩，翻过礁岩后，在你面前展现的是一片金色的沙滩和蔚蓝色的大海。我一口气越过礁岩，对着海平线上美丽的太阳和大海中千万片闪烁着的白银般的鳞波，在沙滩上用手指写下“裴阳”两个大字。
站起身来，我再也抑制不住，向着大海的另一端：上海——复旦园，向着登辉堂高声呼喊：
“裴阳——”
“裴阳——”
我多么希望我呼唤裴阳的声音，能像《简爱》中罗切斯特呼唤简的声音一样，能传到他的耳畔！
“裴阳——”
我尽情地喊着，我的心已经被爱和崇仰所溢满。“不崇拜那个人，我的爱连一天也维持不了”，这是后来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说的。亦崇拜亦爱，这便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我不知道有多晚，才离开老虎滩。站在夜幕中的礁岩上，望着皓洁的月色下，那银色沙滩上“裴阳”两个大字，我只有一个愿望：
我是你的，裴阳！我一定要回来，回到你身边！
我开始轮番找党委书记、副书记、学校校长、副校长，恳请分配回上海，惟一的理由是我已经25岁，我的男友30岁了，我们已经相识八年，正当他们一致对我表示同情，并进行研究时，有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传达室的工友匆匆地往校长室递上一份急件，是兵团来的，那是一份盖着红图章、密密麻麻的两页正式文件。当天下午校长把我叫到校长室，将文件放在我面前，说：“兵团来了文件，坚决要求将你分配回原地……看来他们很需要你……”我一所，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愣住了，只听校长说：“兵团对你的学习情况很关心，每学期都来信询问，这次学校决定让你留校，我们还专门去了函和兵团协商，现在来了一份急件，这恐怕就是答复了。”校长站起身，叹了口气，“这确实很遗憾，前天我们还专门给上海第二医学院去了函，我们打算只要兵团放，我们学校也不留你。不过事情既然如此，兵团又给你发了第一年的工资，当然有优先权……我看两地生活也可以，中国不是有成千上万对‘牛郎织女’两地生活吗？我的老伴，也是分开十年才调在一起的呢！”
校长说完哈哈一笑，末了还捅了我一下说：“和你男朋友说说，看他能不能调到哈尔滨工作？你也不用回五师医院了，我给你写个条，到兵团医院去报到，你们俩不就在一起了吗？哈尔滨是个好地方（兵团医院所在地），我从小就在那儿长大，哈尔滨的太阳岛，可比你们上海的黄浦江要美上一百倍！……”
我只觉得脑子里嗡嗡直响，再也听不清什么了。当天我跑到邮局给裴阳发了份电报：
“兵团坚决要人，如何办速回！励”
我原以为他会像上次那样立即给我打长途电话，他没打来，直到两个星期后才收到了他的一封简短的信。信中说，“人不能在同一条河流中蹚过两次，你当然应该争取不回兵团。回上海是上策，否则留校亦可考虑……”在信的末尾，他彬彬有礼地写上“祝好”两字。
他的整封简短的信，丝毫没有表露出那种把他和我的未来生活放在一起的可能性。在以后漫长的三个月时间里，竟没有他的一封信！我试图打了几次长途电话，但复旦均找不到他的人影。两个月后兵团来人，硬把我的档案材料带走，我已是属于“在押归境”，无论回上海或留在大连都没有一丝希望了。我昏昏沉沉地通过一系列毕业考试，惟一的愿望是希望收到他的信，得到他的鼓动……
他出差了？上北京了？交通事故？他……他为什么不来信？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终于，他来信了，那封信顿时使我感到天崩地裂、脚跟发软。他在信中告诉我，他要结婚了。
（后来他告诉我在收到我那封电报时，正好看到中央发的一个关于“社来社去”的文件，复旦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也有不少分配回到原单位。他想既然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一个追求他的女孩子，那么他决定和任何一个女孩子结婚都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后来因为请多少人和怎么请的繁文缛节，他掀翻了结婚酒席，扬长而去，使得婚礼不得不推迟了一个月。等我举行完毕业典礼，匆匆地回到上海，他已经成了别人的丈夫。）
那个女人是谁？是什么魅力使她夺走了我苦苦追求了八年的他？“爱情带来的痛苦超过世界上任何痛苦。”这句话是他说的，可撷取这苦果的却是我自己！我不认为因为我没有回上海而与他失之交臂，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一定深深地爱着那个女人才和她结婚。天哪，当他给我写着一封封催人落泪的书信时，他可能早已开始和另一个女人交往，他们在上海，天天都能见面，无论是复旦园，还是在外滩黄浦江畔的浓荫下……我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跑到虹口区四川北路他的家，从大连回上海度暑假时，他带我来过。我不经任何事先预告，就按响了他家门上的电铃，我要看一看那个女人！
他开的门，脸上既没有惊讶，也没有兴奋。他把我引进屋里，对坐在桌边的一个女人说：“小钱，这就是我对你说的周励。”
这是一个装饰典雅别致的新房，几只仿红木玻璃书橱中，一排排整齐地摆满了他常常在信中和我谈起的书籍。放着一套完整的《资治通鉴》的那个书橱里都是中国书籍；另一个摆着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大全》的书橱，全是世界名著，有《柏拉图对话录》、《歌德谈话录》、《罗丹论艺术》、《法的精神》、《论德国古典哲学和哲学的历史》和托尔斯泰、狄更斯、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全集……一对大红的喜字放在五斗橱的玻璃镜前，边上是一张他俩的合影，我一下子就看出是在复旦登辉堂前李登辉的塑像前拍摄的。他睁着那双明亮深邃的眼睛英武地笑着，风吹拂着他浓密的黑发，她依偎在他身边，她没有看镜头，侧着脸，睁大眼睛深情地望着他。这张照片和这个从桌边站起身招呼我的青年女子是一模一样的，她的确长得很美（不过她没有我高），她和裴阳同样有一双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的传神的眼睛，头发很黑很长。我从来都没有搞清楚她的身份，有人说她是干部，有人说她也是写文章的，不过这对我都已经不重要了。她招待我在红木方桌边坐下后，就去沏茶。当她把盛在考究的景德镇重雕杯的热茶捧到他面前时，像真正的贤妻良母那样对他微微一笑，我的心就像被锥刺着一般疼痛，我的头发快要竖起来了，但我只能像一个傻瓜似的坐着。我能说什么呢？裴阳稍稍问了我一下回兵团的准备情况（我没让校长写条去兵团医院，我宁愿回到原来的五师医院去），接着他马上表示出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又扯到了他手指间的一小块鳞状皮肤病的问题，接着又是上海和大连的天气，风季的区别……总之，这是我一生中和他最糟糕的一次谈话。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谈话，而是双方心理的交战：一个是应付，一个是挣扎。有几次我的眼泪眼看就要涌出，气氛突然变得沉重起来，这时他不看着我，只看她，而她则颦眉蹙额，一副这种谈话何时完了的神情。
窗外下起了淅沥沥的小雨，他打着伞送我去21路车站。我眼望着远处虹口公园黝黑的树丛，想起我们过去的散步和无数次书信交往，我多么希望独自和他在一起，大哭一场，向他倾诉埋藏在心中的无尽的悲伤啊！
刚走出十几步远，一个尖亮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裴阳——你的雨衣！”她穿着一件红色的雨衣跑来，手里拿着一件蓝色的雨衣，气喘吁吁地跑到裴阳面前：
“这么大的雨，一把伞怎么够两个人用？快把雨衣穿上。”她不容分说地就把两个雨衣袖子套进裴阳的胳膊，看上去十分麻利，然后她一把挽起裴阳的胳膊，带着甜蜜的笑容说：“我们一起送她吧！”
我们三人默默地走着，听着雨声淅沥沥的愈下愈大，到了21路车站，面面相视、默默无语地等了五分钟，还不见电车来，我坚持让他俩回去，直到看到他俩的身影消失在四川北路拐角后，我马上离开了车站，在大雨中步行回去……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我冒着大雨走过四川路桥，穿过西藏路，来到南京路，又穿过淮海路，走向常熟路……泪水掺和着雨水从如洗的面庞流淌下来。我不时闭上眼睛，忍声抽泣。她太精明了，连一分钟时间都没有给我！而当他看她时，那双眼睛分明在炯炯发亮，看我时却是心猿意马，黯淡无神，仿佛是面对一个过去了很久的古老故事。他冷淡的目光比她咯咯咯幸福的笑声更刺痛着我，我突然明白他们两人仿佛都是在下意识中同时提防着我。其实我根本是没有什么需要提防的，八年来我从来没有拉起过他的手，我只是在梦里吻他。那些往来的信件对他来讲已经无所谓，而对我来说则成了备受折磨的痛苦回忆……
我边走边哭泣，从四川北路到常熟路瑞华公寓，电车要开一个小时，我走了整整四个小时。在那四个小时中雨没有停过，风越刮越猛，夹着雨丝抽打着我的脸，除了泪，我还有什么呢？理想、失败、追求、幻灭、热情、劳顿、感动、鄙夷、爱情、快乐、孤独、痛苦、彷徨、惆怅，肉体的创痛和心灵的磨砺，绝望的情欲和复仇的心理，一切均化为软弱无力的泪水在一步一步中流淌、流淌……连绵不断的苦难穿透了我青春的生命，我几乎要相信，我是为苦难而生的了。
正像他给我的一封信中提到屠格涅夫《罗亭》时说：“在檞树上——檞树是一种坚强的树木——只是在新叶开始萌发的时候，旧叶才会脱落的。”
裴阳已经像一片旧叶子那样脱落。过了整整一年后，我在北大荒的小屋中遇见了于廉，我一个字也没有和他提起过裴阳，我们的恋爱也同样无可挽回地失败了（见《北大荒的小屋》）。1978年当我根据知青返城政策回到上海时，已经迈入了老姑娘的行列，眼看就要有嫁不出去的危险，在亲友的撮合下，我于1979年和第一个被介绍给我的人结了婚。
裴阳没有当上复旦校长，不但如此，而且倒霉的事像山间石崩那样一发不可收，接二连三地落到裴阳头上。1976年“四人帮”被抓起来，原上海市领导班子也如大厦倾倒般地在一夜之间瓦解。已经被市里正式批准并待申报中央的任命书还放在市第一把手的办公桌上，而那位第一把手却被逮捕，关进上海市第一监狱。裴阳没有被逮捕，虽然已经纷纷扬扬了大半年，但毕竟任命还没有正式下到复旦，他连复旦大学校长那把交椅的边都没有沾上过。可是他受到严格而冗长的审查，每天上午八点他必须到国际关系图书馆报到，然后在一个密不透风、没有窗子的小屋里写交代和检讨。不仅如此，他还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甚至丧失了一名普通教员或者普通学生的权利，除了写检讨和交代外，他每天的任务是打扫图书馆的走廊和地板。
这一切我本来并不知道，直到1979年秋天突然接到他打给我的一个电话时，瑞华公寓一间宽大的房间已布置成了我的新房。我丈夫在一家颇有名气的报社工作，他的名字时常出现在报纸的专栏中。裴阳第一次来我家时，居然卑微地躬下身子向我丈夫鞠了一个躬，我惊讶地发现他那气宇轩昂、睥睨一切的自信已全然不见，代之的是温和的微笑和时而凝滞的神情。他那浓密的黑发已变得蓬松稀软，声音变粗，只是他那双眼睛仍然没变，还是那么深邃、具有魅力，白衬衫的领子也依然很硬很挺。
在我家作了短时间的拜访后，过了一个月，他给我打了几次电话，并且约我到德大西餐馆共进晚餐。他先是到我工作的外贸大楼来找我，然后建议是否能沿着黄浦江畔走走，我默默地遵从了。不论我对他有过多少怨恨，都已经成为过去，何况他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具有非凡才华的人；不论什么时候，我不能抹杀他在我心中占有的特殊地位。
他的情绪已经完全平静，和他走在一起，不禁又使我想起十年前和他在复旦湖畔小径、登辉堂前散步的情景。那时我必须仰着头看他，现在我仍然仰着头看他，一看到他那双深不可测的惯于沉思着的眼睛，我心中便涌起一股对他的才华的敬意。
在外滩黄浦江畔，远望着日本“SONY”的霓虹灯广告洒在江面上的绚烂的倒影，望着一只只小驳轮鸣着响笛缓缓驶过江面，他用低沉的声音给我念起一首诗：
假如命运向你发动袭击，
你是倒下长久地哭泣，
还是咬住流血的嘴唇挺立？
有一天，你被一群战斗队员揪斗，
被赶出生活多年的故居。
马车上摇晃着被砸碎的箱笼，
荒凉的山林里卸下了行李。
你拿起你从未拿过的钝斧，
你拉起你从未拉过的龙锯。
伐木，也在砍伐着你的心；
伐木，也在砍伐着你的笔。
岁月伴随着落叶渐渐枯黄，
生命还能不能再伴枝条发绿？
你等待吧，你要等待，
总有一天会有繁花般的书籍。
……
他凝望着江面，江波在他的眼眸里滚动，他感情激动地继续背诵着这首顾工的诗：
你的书籍突然被判为毒草，
你的名字从此从报刊上消失。
一怒之下你和所有的文字绝交，
痛心疾首中把稿纸付诸一炬！
新一代的读者早已把你遗忘，
忠诚的朋友暗暗为你惋惜。
你想荡一叶扁舟随波逐流，
任它冲向礁石、峡谷、草地……
但风暴仍在吹乱你的蓬发，
严霜仍在冻凝你的胡须……
你等待吧，你要等待，
总有一天蜜蜂又会来你心中采蜜。
他把身躯悄悄挪近我，但是没有碰到我，从他雪白的衬衫里散发出一种多年以前我曾经熟悉的味道，他的喉音虽然已经有点粗哑，但却带有一种感人的韵味：
有一天你失散了妻子儿女，
不知他们在哪一个屋檐下淋风沐雨，
有多少又苦又涩的泪滴，
有多少锥心刺骨的回忆，
后来彼此又踏着泥泞走近，
却不幸在深谷中又跌滑下去，
星光是一盏盏点不旺的油灯，
云雾是一团团交不深的客旅，
哪个村哪家店为你开扇新门，
床榻上却仍铺满才折的荆棘……
你等待吧，你要等待，
异乡的窗口会传来亲人们的笑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