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回信的日子长得绵绵无尽，发出信之后的每一天，我那颗被爱情充满的心像一只披着粉红色羽毛的小鸟，在诗一般的辉煌晴空中翱翔。一个星期之后的每一天，只要没有我的信我就揪心地失望，有时我会感到万分羞愧：我凭什么去爱他？我只是趴在地里的无数小虫子中的一个小虫子。他凭什么爱我？他身处高等学府，日理万机，他能给我写回信，寄学习材料，就已经不错了。他会不会认为我对他发出的爱情呼喊，是失去常态的自作多情？在上海，什么样的女孩子没有？在复旦校园，他不是令无数女大学生们痴迷和崇拜的偶像吗？
然而，你一旦爱上一个人，你就有幻想。你无法摆脱这种幻想，你无法摆脱罩在你头上的那个光环。两个星期后，正是麦收的季节，我和排长邵燕琴正领着十几个人在麦地里喂康拜因，为了赶在大雨来临之前把麦子全部割下脱粒入仓，我们已经突击了三天三夜，身上的汗水和谷粒扬场机喷出的麦壳灰尘粘腻在一起，我们都成了泥人。饿了咬一口馒头，渴了喝一口水，几十个小时不息地守在轰轰作响的康拜因前，把一捆捆的麦子往里丢。第三天黄昏时分才终于“喂饱”了康拜因，已经累得半死的我们爬上高高的谷堆麦垛，横七竖八地躺下。连里那时怕知青谈恋爱败坏连风，规定男女排分开作业，我们这个作业组全是女的，连康拜因手也是个四十多岁的山东女职工，因此，我们十几个女孩子就肆无忌惮地索性解开衣扣，扒开粘满麦粒灰尘的上衣，露出一只只雪白的、粉红色的、浅绿色的乳罩，让我们的肌肤沐浴在北大荒黄昏的微风里。我们就这样人人裸露了上半身躺在麦垛上，像睡死了过去一样。突然，迷蒙中远处传来一个声音：“信！……周励！你的挂号信！……复旦大学来的！”我们十几个女孩子惊吓得一骨碌爬起来，匆匆地扣上上衣纽扣，通讯员的自行车已经骑近了。那是我印象中最美好的一个黄昏，绯红的晚霞照着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飘忽的云霓在远处地平线上呈现出一片海市蜃楼的奇观。当我们叽叽喳喳在慌忙中扣上纽扣时，我发现每一个女孩子的胸脯都是那么雪白，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娇嫩的姑娘啊，命运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得承受什么。
我跳下麦垛，心脏颤抖地接过那封挂号信，匆匆地拆开，邮包内是一本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书中夹着三页信纸。
他在信中写道：
对你所表明的善意，我十分感激。我对爱情有很高的要求：第一，忠诚；第二，精神世界的美；第三，才华。正像我对人生的态度一样，爱情是两个相似的天性，在无限感觉中的和谐的交融。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那是没有什么错的。问题在于，你还太年轻，正像我刚和你见面时说的那样，你对于你所追求的东西，还不甚了解……
收到这封信，我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他没有说爱我，也没有说不爱我。但是他明明写到了“爱情”，写到了“熊熊烈火”、“两个相似的天性”这些激动人心的字样！多么高贵的循循善诱。我发誓，尽管我的翅膀还很嫩很弱，但我要竭尽全力地拍打着翅膀向上飞，竭尽全力地接近他天性中那种“无限感觉中的和谐”。
面对着北大荒秋季辽阔壮丽的大地，生活赋予了我新的意义：为了我心目中的阿波罗神，我要加倍勤勉奋发，我要无愧于他！无愧于我决心为之献身的崇高感情！
麦收之后，进入了冬季农田水利大会战。五十四团团党委发出了命令，各营各连组织人马从克山县步行拉练到位于甘南县的查哈阳五十五团，开展一场战天斗地的查哈阳农田水利大会战。出发前按团党委要求，每个人都交了决心书。
我们冒着大风雪，背着行囊，开始了数百里路的拉练，一路上不是唱语录歌就是高声背诵语录。邵燕琴拿着喊话筒，只要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就清脆响亮地应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要她一拉开嗓子：“世界是……一——二！”我们就引吭高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来到查哈阳，我们用炸药和大镐在冻土块上挖干渠，我学会了装炸药、点火、一气几十锤砸在钢钎上，用娇嫩的肩膀挑起一百斤重的盛满冻土的柳条筐，光是扁担就压断了三根。晚上，回到冷如冰窖的临时搭架的地铺，扒开衬衫，只见肩膀上血迹、汗水和磨破的皮肤上渗出的分泌物已黏糊成一片。我匆匆地擦一擦，又跑来跑去组织连里晚上的宣传队演出。那真是精神亢奋的时期：人山人海，遍地都是十七八九、二十挂零的青年兵团战士，挥锤、点爆、挑着土筐疾步如飞……此起彼伏的歌声、语录声、豪言壮语的口号和幽默机智、不甘示弱的挑战声，和这大雪、冻土、汗水、黄棉袄混成一首至今难忘的查哈阳交响诗。两个月的水利会战下来，共有三个知青被炸药燃爆时炸死，二十几人被炸起的冻土块砸伤。第二年春天，当人人怀念查哈阳，想知道查哈阳在春天是什么样子，水是否在干渠和支渠中流淌时，我们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兵团总部在选择农田水利大会战的地块上出了问题，由于地势偏高，连一滴水也没有蓄进。用冻土垒成的干渠和支渠在春天里开始溶化，成了一堆堆软塌无力的烂泥，在阳光底下渗淌着泥浆。方圆几十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软土沟渠，既没有水，也看不到一个人。我们的血白流了……
那年冬天，从查哈阳大会战回到连队后，立即开展了全团性评比活动。我被连里评上兵团五好战士，并准备申报兵团总部参加全兵团五好战士代表大会。有一天，邵燕琴高兴地告诉我：营部宣传股看上了我，讲我不仅肯吃苦，而且能说能写，能唱能跳，要调我到宣传股当宣传干事。听了这消息，我真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只是很舍不得离开并肩战斗了这么久的班里的战士，舍不得离开女一排，更舍不得离开女排长邵燕琴。
可是不久，一个令人心寒的消息传来了：申报我参加兵团代表大会的报告被退了下来，原因是我的档案中装满了一袋子中学里的批判《一封信》的材料！我成了有历史问题的人！消息在连里传开，我感到蒙受了极大的侮辱，学校为什么要将我置于死地？为什么言而无信？我去兵团前，一个姓张、主管分配的造反派，拖着他那小儿麻痹后遗症的跛腿拍拍肩膀对我说：“什么都没有！你的档案是很干净的，我们根据上面的指示，对中学生一律不设什么档案，不塞任何材料。”他还露出那口黄牙，对我“嘿嘿”一笑。
……我只觉得面临着一个黑暗的洞穴，在愤慨和羞辱之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一切全都完了。我深夜独自一人跑出“威虎厅”，站在一片茫茫白雪的旷野中伤心恸哭。
“回学校去！找学校算账！让他们来公函抽调回那批材料！”邵燕琴一边为我难过，一边替我出主意，“周励！你只有18岁！不像我表叔都50岁了，他的历史问题还碍着我。你要为自己的前途想想，既然上面政策有规定，学校也没有给你戴任何政治帽子，凭什么塞档案？历史问题？你的历史还没写出一撇呢！”她伸出臂膀，抱住我的肩头，给痛苦中的我带来无限安慰。
是的，我不能束手待毙！我要回上海去！我决定立即动身！我向连长请假，当时连里还没有一个人回城探亲休假，我们来到兵团一年都没有满。连长不给假，我只好编造理由说我母亲得了急病，又让上海家中拍来电报，连长看了电报说，好吧！给你21天假，早去早回，准时归队！
我没有什么钱，每月32元除了吃、零用，还给家里寄去。几十元一张从黑龙江到上海的火车票，在我眼里看来像天文数字一样贵。我决定不买车票，像“大串联”时期那样扒车回上海。我到食堂买了三天吃的馒头，装了满满一书包，也没有带什么行李，把裴阳给我的信全部小心地包扎起来放进书包，又带了一本路上看的书，就步行几十里来到克山县火车站，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挤上了南行的列车。
从克山开出的火车十分拥挤，混合着东北大烟呛味、尿酸味和其他稀奇古怪的味道。我挤在动弹不得的乘客中想，比起一年前刚迈上开向北大荒的列车时，我已经成熟多了。我不再是一个娇滴滴、温文尔雅的上海姑娘，我的手掌上长满了老茧，手臂和胳膊上有镰刀划破的刀痕，我挑过一百多斤重的担子，现在我也可以像一个野蛮女人一样地逃票、躲开查票员……
我父母亲那时已经到黑龙江呼玛县河南屯插队落户，上海家中只有奶奶和两个十三四岁的小妹妹。我身上的钱根本不够我买从黑龙江到上海的来回车票，我心里想：回上海找那些狗娘养的算账，也没有理由叫我因为买车票破产。我四处警惕着，一看到穿列车制服的人过来，就拼命挤着往另一节车厢跑。
总算太太平平地到了沈阳，半夜里列车飞驰过黑山大虎山站时，突然听见有人叫开始查票了，不知为什么列车上专门爱深更半夜搞查票。不过这倒正好符合我的心意，我可以躲到车厢厕所里去，那里半夜的利用率远远不如白天，也不引人注意。我立即警觉地猫着腰，钻到车厢尽头，一扭身溜进了厕所，反扣上门，心里紧张得扑通扑通跳着。这个不到一平方米的小天地臭气熏天，到处湿腻黏滑。我用力打开长满铁锈的窗子，才算透过一口气来。列车轰隆隆地奔驰着，猛烈碰撞着的金属声撞击着我的心灵。我想起在复旦校园和裴阳并肩散步时背诵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人生三境时的情景，不由得自嘲地苦笑：躲在车厢厕所里逃票，也算是人生一境吧！
我把头伸出厕所的窗外，望着远处剪影式的黑黝黝的连绵大山，列车在黑夜中穿过几个大山洞，不一会儿开到了锦州。锦州是个大站，绝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我放下窗子，忍着满肚翻滚的阵阵恶心，侧着身子缩在厕所的角落里，紧紧地贴着厕所墙壁，心里不住地念叨：快开吧！快开车吧！过了几分钟，车身又轻轻一摇，缓缓开动了，我急忙打开厕所车窗，把头使劲伸向窗外大口大口贪婪地吞吐着新鲜空气。到锦西时，天已经蒙蒙发亮，重叠的大山峰峦中现出一丝鱼肚白。我睡眼蒙眍龙地算计着，再过两个小时就到天津了，到了天津，离上海就不远了，可以在天津溜下车，再换上一列快车……正在这时，“砰！砰！砰！”一阵厕所的敲门声把我吓得心惊胆战，“开门！开门！”听上去是哪个乘客急着上厕所，大概他已经在门外等了很久，终于不耐烦了。我吓得大气不敢喘，竭力屏住呼吸，惊慌地听着自己的心跳声。挺身出去？换一个厕所？天已大亮，再遇到查票的怎么办？这样屏了足足有三分钟，我决定出去。正要打开门，突然听到一个尖锐的女人嗓门：“开门！谁在里面哪？”接着是一串摸钥匙的叮当声响，我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好，那位憋不住的乘客把列车员找来了！我昨晚一夜都不在车厢里，她一开门就会看到我的脸上写着“逃票的”三个字！前面就是绥中车站，我的小姑夫就在绥中当营长，我可以去投奔他！不容再有片刻迟疑，就在列车缓缓减速，钥匙已经在锁眼里转动的那一刹那，我一脚踏上马桶沿，蹬上厕所窗口，然后使出全力向外纵身一跳……
事后我常常想那一跳就像在中学体育课上的跳远一样，我的跳远总是得5分，我没有摔伤，只是前额和手掌让铁路的基石擦破了一层皮，衣服被窗钩划破，一书包的馒头摔得满地都是。远远地望着前方已经停靠进站的火车，我距车尾还有几十米远，谁也不会到这里来捉我，我终于舒了一口气，爬起来去拣起最后一只馒头，迷迷糊糊刚咬了一口，突然间被一阵风驰电掣的巨响震懵，原来是又一部列车从我身边擦过呼啸而去！由速度带来的内向力差点儿把我整个儿卷进车轮底下去！我用十指拼命抠住路基的铁轨，头发在列车飓风中飘散，我紧紧地屏着呼吸想：如果我被火车轧死了，我最后的几个字是：“爸爸、妈妈、裴阳……”
我从路轨上爬了起来，这是一个晴朗天空的早晨，小鸟在枝头鸣叫，我没有一张火车票却已经到了绥中。我掏出一本小笔记本，找到两年前我记下的小姑夫的地址，由于不敢从车站出去，沿着铁轨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我小姑夫的军营，他把我教训了一顿，掏出一百块钱硬塞进我手里，然后用吉普车把我送进绥中车站，堂堂正正地买了票把我送上火车……
我一走出上海火车站，没有乘坐开往常熟路瑞华公寓的15路电车，却乘上55路公共汽车直接来到复旦。一切仍然依旧，连初春的柳枝也和一年前同他散步时一模一样。我跑进国际关系系的红砖楼，一口气登上四楼，推开他的办公室门，就这样带着额头上还在渗血的伤疤和刮得褴褛的衣衫，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他大吃一惊，从办公桌后面站起身子，呆呆地望着我，并没有兴奋的表情。这就是我日夜思念的裴阳！我回来了！你怎么啦？！
“我回来了，来不及写信告诉你……”于是我站在那里告诉他学校把材料塞进了我档案的事，还有兵团五好战士也被拉下来了。我还告诉他我要去找学校算账，我要用全力去澄清我自己和我的档案袋。
他像以前听我讲话时一样，一边沉思，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沉默了许久，他用缓缓的、但是极其沉重的口气说：“你以母亲生病的名义擅自回来，并且是不买车票扒车跳车回来，这是流氓无产者的行为。”接着，他解释说流氓无产者是一种未开化的、处于半野蛮状态的为所欲为的人。我心里想流氓无产者又没有档案袋，学校暗地整我，我当然要回来算账。
“你为什么不能先写封信给学校呢？”他慎重地说，“也许写一封信比你回来更有用……大家都在兵团，你一人回来了，别人会怎么看你？”
“不管别人怎么想我，我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我在那里干得好好的，营里还要提我当宣传干事，一夜之间我成了全连惟一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我哽咽了，话堵在嗓子里说不下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就不回去了！”
“怎么？！你不回去留在上海干什么？……到里弄加工组踏缝纫机？拆纱头？……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你让我很失望。”
他在办公桌后面那张可以旋转的皮椅里坐下，脸色苍白，有点发青。这种冷峻的神情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的视线落到他办公桌上几大摞的材料上，很多文件上勾了红圈。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他可能也是每天把一大摞一大摞的材料，塞进H小集团那十几个大学生的档案中去的吧？
“我走了。”我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阵阵发疼，犹如几十只尖锥在那里猛扎。我思念了一年，渴望了一年，我差一点被火车轧死。幻想中的他应当是惊喜地扑向我，听我娓娓讲述，和我一起气愤，一起为一年来我在兵团所经历的一切或喜或泣。我仍然需仰着头望着他，我所见到的应当是充满着感情的、圣洁般的脸庞，就如最初他给予我的令人无限感动的同情一样。可现在他像一座冰冷的雕像，还说什么我像流氓无产者！
第二天，我急忙找到学校去，连老奶奶为我准备好的早餐都没有吃。裴阳的话很快得到了验证：我回来比我写一封信更没有用。老三届的学生已全部去农村工矿，工宣队和军宣队在一年内也全换了人，整个校园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我好不容易打听到那个姓张的跛足矮人——负责分配的造反派老师的地址，他脸色很窘迫，一面结结巴巴地大声说话，一面向空中喷射唾沫星子：“我不知道！……档案里塞了材料？不是我干的。你可以去找区委问问，……学生的全部档案都送到区里审查过。”但是从他那张涨红的脸和面部肌肉歪扭的表情，我一看就知道是他干的！
“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干的！我的档案一直在你手里！”我愤愤地说，“你听着！你带着这条跛腿见上帝的时候，会为你曾经残害了一个人并且毁坏了自己的灵魂而发抖！”
把这样一句话给他，我觉得就够了。
我又找到中学负责人，他摊开两手说：“你让我怎么办？那只牛皮纸袋在黑龙江，又不在我手里，我从来没见过。我到学校只有五个月，你怎么可以要求我去讨回你档案袋里的东西呢？”
没有一个人对那只牛皮纸袋感兴趣，区里的人也是一样，所有管人事的干部脸上都挂着一具同样的面罩。你一跟他申诉，他就重复着同样的话：“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嘛！”我恨不得把他们碾为齑粉！只有一个叫张兴东的，他管过我们北桥干部子弟学习班，对我说了一句认真的话：“你又糊涂了！档案里的东西，不经上级党委批准，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往外拿呢？”
我绝望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泪流满面，我才18岁，我的一切都已经葬送。随便我走到哪里，别人一看到我的档案，我就立即变成一只魔鬼。我就是魔鬼，因为档案袋里躺着一只魔鬼。而我的全部关于未来的想法，都是由天使般的幻想和憧憬构成的。我不想活了。怎么死法？去买安眠药？一瓶药量够不够？用不用写一张遗书？泪水迷蒙中我想象当别人看到我已经成了一具尸体时的情景。最难过的是爸爸妈妈，还有姐姐妹妹，还有黑龙江的邵燕琴和排里的战士。但那只档案袋还在连长手上，魔鬼仍然在里面发笑，我的死并不能够驱逐那只魔鬼，只能证明我的软弱和无能。
惟有一个办法：当兵去！
